商代的亲称"兄.弟"及其相关的旁系亲属问题

作者：赵林

中国史研究 2009年04期

　　一 前言

　　兄与弟是一组具有交互相对性的汉语亲属称谓，即“称我兄者，我称其弟；称我弟者，我称其兄”；兄之概念因有弟方能存在，而弟之概念亦因有兄方能存在。兄弟这一对亲称自商代以来，迄今依然沿用不辍。

　　关于兄弟的定义，《尔雅·释亲》曰：“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且将兄弟二词归为“宗族”类的亲称。事实上，在同一宗族中，有垂直及水平二序：垂直关系即世代之高下，由祖、父、子、孙排序；水平关系，即排行之先后，则由兄弟二词。因此，《尔雅·释亲》对“兄”所下的定义，当可视为一个用来称呼同一宗族内、同一行辈中，先出生的男性的称谓词；而“弟”则系用来称呼同一宗族内、同一行辈中，后出生的男性。

　　《尔雅》除对兄弟作出上述的定义之外，更在“宗族”范畴内，列出与己同辈之“从父晜弟”、“族晜弟”等同宗兄弟或宗兄弟，即己之各级旁系之兄弟，以有别于己之亲或同胞兄弟。《尔雅·释亲》曰：“晜，兄也”，“晜弟”在《仪礼·丧服》作“昆弟”，晜、昆并为周文。商甲金文未见作兄之晜、昆二字，只有兄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尔雅》一书大约成书于汉武帝时代前后，并指出“尔雅”一名已见于“大戴礼孔子三朝记称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①。《尔雅·释亲》因此有可能反映了从两周到西汉之亲制及亲称，而《尔雅》对兄弟的定义亦可以作为一个上看殷商，下看汉唐的平台。

　　《尔雅》所列的宗兄弟，即各级旁系兄弟的类别，在名称用字上或与现代稍有不同，但在系统内涵上已十分近似；现代的各级旁系兄弟之亲称是承继了《尔雅》宗兄弟的系统。然而，商甲金文中的兄弟亲称与《尔雅》的系统是不同的，商代的兄弟不作“从父晜弟”、“族晜弟”区分；但证据亦显示《尔雅》的兄弟系统是从商兄弟系统演化出来的。作者在下文中将先讨论《尔雅》的系统，以便与商制作出对比。作者且将从语言文字学的观点，考察“兄”这一个字或词在先秦时代的异变。关于“弟”这一部分，作者前已有专文探讨，除必要的引述之外，文中不再重复论证②。

　　二 《尔雅》之兄弟亲称系统及其性质

　　《尔雅·释亲·宗族》除了说：“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又说：“父之从祖晜弟为族父；族父之子相谓为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谓为亲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谓为从父晜弟”。现在将“兄弟”、“族父（父之从祖晜弟）”、“族晜弟”、“亲同姓”、“从父晜弟”以及相关的系谱世代及亲称图解如下。作者在图旁并附商汤之前六代先公之传承简表，以方便商周两制之比较。图1中加括号的文字，系作者为方便说明而置入，不在《尔雅·释亲》之文本中。又《尔雅》仅述及高祖辈，未及皇高祖、太皇高祖，故置二者于括号中。为精确表达亲属间的血脉关系，作者用F/father表（生）父，用S/son表（亲）子，用B/brother表（亲／同胞）兄弟；又，在两个英文符号中须加一个领格“之”。准此，FF表“（生）父之（生）父”，FFF表“（生）父之（生）父之（生）父”，FB表“（生）父之（亲／同胞）兄弟”，余可类推。

　　图1名称中之“宗族晜弟”指同宗兄弟，含兄弟、从父晜弟、从祖晜弟、族晜弟等，乃同宗之亲属，有别于图中之“亲同姓”。亲同姓非为亲称专名，乃泛指同姓（但不同宗）之亲属，图1中列有二个亲同姓：第一个无括号，为《尔雅》文本所记，较己晚一辈；第二个加括号，（系作者拟置），与己同辈，但较前者旁系之级数加一；因此这二个亲同姓的位置与己在系谱上等距，皆为己之亲同姓。

　　按，亲兄弟或同胞兄弟可以“从己兄弟”称之，且可订为己之第一级旁系兄弟③。而从父晜（兄）弟自唐代以降又称为“堂兄弟”，如《旧唐书·中宗本纪》曰：“己未，封堂兄左金吾将军”，《旧唐书·张献诚传》曰：“仍荐堂弟试太常卿兼右羽林将军。”现代人多用堂兄弟，甚少用到从父兄弟一词。从父（堂）兄弟为己之第二级旁系兄弟。

　　《尔雅》对己之第三级旁系兄弟，即图中的FFBSS未予明叙，但因为《尔雅》已有“父之从祖晜弟为族父”之称述，所以FFBSS可以己之“从祖晜弟”名之；现代汉语则称之为“再从兄弟”④。族晜弟一词则沿用至今，唯今舍“晜”用“兄”。族晜（兄）弟为己之第四级旁系兄弟，亦可以“从曾祖兄弟”称之。

　　

　　图1 《尔雅·释亲》之兄弟及宗族晜弟

　　《尔雅》之所以不再用晜弟，而以“亲同姓”来称“族晜弟之子”，当与周代的宗法丧服制有关。《礼记·大传》曰：“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仪礼·丧服》记：父子服斩衰三年、同胞兄弟服齐衰不杖期一年、从父兄弟服大功长殇九月或中殇七月、从祖兄弟服小功五月、族兄弟服缌麻三月⑤。“亲同姓”乃族兄弟之子，处于五世袒、免（袒臂、以麻布絻髻），杀同姓，即区隔同姓亲属之丧服位置，亦即处于一个从同宗亲属关系过渡到同姓亲属关系的位置。要到第六世，同宗的亲属关系才完全竭尽。然而，“亲同姓”已非同宗亲属，《礼记·大传》何不言“五世亲属竭矣”？

　　按，《礼记·丧服小记》曰：“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句中的五世是指五世之神主，即含1族兄弟、2族父、3族祖父、4族曾祖父、5高祖的神主。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当族兄弟在世之时，不论其子（亲同姓）年龄之大小，族兄弟这一支旁系的祖庙，（若不计高祖），只设有上三世祖先的神主；要到族兄弟本人死亡，才设有其神主，（再加上高祖的神主），方能符合“五世而迁”的规则（参见图1）。

　　对“亲同姓”而言，他们虽然是“族兄弟”之子，只要“族兄弟”尚在世，“亲同姓”还是附属于“族兄弟”这一枝旁系，而且“亲同姓”本身若在世，其神主自然未入庙，所以“祖迁于上”之情事尚未发生，要到“亲同姓”本人死亡，神主人庙时，才有“祖迁于上，宗易于下”之举（因为此时祖庙中有1亲同姓、2族兄弟，3族父、4族祖父、5族曾祖父的五世神主；6高祖之神主必须迁出）。高祖的神主一旦迁出了亲同姓及其子嗣的祖庙，就表示亲同姓及其子嗣与己之间已无共同的祖宗；亦即切断了亲同姓这一旁系与己的同宗关系。由此观之，“亲同姓”本人在世时，乃处于一个从同宗过渡到同姓亲属关系的位置⑥，要到他死后，才不折不扣地成为己之同姓亲属，一个名符其实的“亲同姓”。

　　事实上，这也就是《礼记·丧服小记》所说的“继祢者为小宗”成立的经过；而此“继祢者”便是“亲同姓”的子辈，亦是《礼记·大传》“六世亲属竭矣”所说的第六世。这六世包括：6亲同姓之子、5亲同姓、4族晜弟、3族父、2族祖父、1族曾祖父。第六世亲同姓之子与己是无同宗亲属关系的，这是“五世而迁之宗”的制度使然。那么为什么不是六世、七世或三世、四世？作者以为周人宗法中的五世原则乃有商代的根源，在第四节中将对此一问题深入探讨。

　　在此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尔雅》的兄弟亲称系统中，己之第一、二、三、四级旁系兄弟称谓皆不同，即第一级旁系用“兄弟”，第二、三、四级旁系皆用“兄弟”作词根并在其前加“从父”、“从祖”、“族”以作出区隔。像这种以一个亲称，即“从父晜弟”、“从祖晜弟”、“族晜弟”表示系谱上一个特定位置，不再兼表第二、三或更多个其他位置的亲称，当代人类学家以描述性（descriptive）、个别化（individualizing），或零对等（zero-equation）亲属称谓名之，以有别于一个亲称可兼表系谱上多个位置的、类型性（classificatory／或译作类分性）亲属称谓⑦。按，零对等中的“对等”概念，可比之汉语亲属称谓学中的“敌体”概念，并可以等号“＝”表之。

　　“敌体”一词系冯汉骥对《尔雅》郭注“体敌”一词之改写⑧；《尔雅·释亲·妻党》曰：“姑之子为甥，舅之子为甥，妻之晜弟为甥，姊妹之夫为甥”，郭注曰：“四人体敌，故更相为甥”；体敌就是“对等”；敌体就是“对等体”。虽然《尔雅》的甥有敌体，但《尔雅》的兄弟则无敌体，乃为描述性、个别化、零对等的亲属称谓。商代的兄弟亲称却为类型性的，有敌体的，而且不仅具有血亲方面的内涵／敌体，同时还具有姻亲方面的内涵／敌体，与周代相当不同。

　　三 商代兄弟亲称内涵之一：在旁系血亲方面

　　剖析商代之兄、弟作为旁系血亲亲称的内涵，须先从商人父、子二代的亲称的性质入手。商人父子的称谓不分直旁，是类型性的。最确凿的证据见于商王武丁皆以“父”来称呼他的父亲小乙，及其三位王兄阳甲、盘庚、小辛为：父乙、父甲、父庚、父辛⑨。因此商人的父与父之兄弟（世／伯、叔父）为敌体，即F＝FB。既然他们（父与父之兄弟）都以“父”称，他们的儿子便都以“子”称。换言之，当己为“子／S”之时，己、己之同胞兄弟，与己父兄弟之子都被称为“子”，即为敌体，亦即S＝SB＝FBS；众子之间先生者曰兄，后生者曰弟，无直旁之分。

　　商人父、子两代的亲称虽然是类型性的，但这不表示商人无嫡庶的观念。商人在父、子之前加有“介”，可产生分辨直旁的作用。介有界或边旁之义，如《楚辞·九章》“悲江介之遗风”之介。饶宗颐曾指出《礼记·曾子问》称庶子为介子，裘锡圭亦曾考证在子之前加“帝”，表示嫡子⑩。“帝子”（《合》30390）一词在甲骨文中仅一见。然而“介父”、“介子”（《合》2345，1623）仍是类型性的称谓，不同于“世／叔父”、“族父”、“从父晜弟”、“从祖晜弟”、“族晜弟”等，一词只占系谱上一个特定的位置，是零对等的；“介父”、“介子”可含其他同辈二级或多级旁系的男性血亲，是有敌体的。帝、介作为亲称的前缀词，乃为古汉语亲称从类型性演化为描述性的法门之一，在第五节中，作者会再回到这个问题。

　　

　　图2 商人祖父子暨兄弟称谓表

　　商人父子类型性亲属关系，同样存在于商人祖、父二代（祖父二代亦为类型性父子关系）。此时，在商人祖的这一代，祖与祖之兄弟为敌体，即FF＝FFB，且二者皆以祖称；而在父这一代，除了父F与伯叔父FB敌体之外，又增加了堂世／叔父FFBS为敌体，即F＝FB＝FFBS，且三者皆以父称；而在子或己的世代，则产生S＝SB＝FBS＝FFBSS敌体，且四者皆以子称；诸子敌体中先出生者曰兄，后出生者曰弟，如图2。这种类型性的亲称制，可继续上推至FFF、FFFF、FFFFF……世代。

　　现在来看季清易州出土的商代《大祖日己戈》铭：“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合》11401）铭中显示作器者有六祖和一个大祖，由于这六祖都以祖称，是故无从辨别他们与作器者的直旁血亲关系。同一地点出土的商《祖日乙戈》铭曰：“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合》11403）铭中出现二个大父，一个中父，三个父；由于三父都以父称，亦无从辨别他们与作器者的直旁血亲关系。

　　不过，大祖当是作器者，即己之祖的长兄；大父、中父当是己之父的长、仲兄(11)。至于同时出现的二个大父，则有可能是不同（旁）系的大父，因为同一系级的平辈只有一个长幼排序，即使是孪生亦有先出后出之分；而由于都以“大父”称，可见作器者对二位也不作直旁或远近之分。又，子在商代也分大、中、小，但这也是长幼之分，非为直旁之分(12)。大、中、小亦兼有叙尊卑的功能，是一套位阶用词，可以因应兄弟仅叙平辈先出后出，在功能涵盖面上的不足。

　　总之，商人用“父”一词统称己尊一辈直旁系的男性血亲，用“祖”一词统称尊二辈的直旁系男性血亲；商人祖、父、子、兄、弟等词皆为不分直旁的、类型性的亲称。那么商人旁系血亲的范围，是否可以无限制的扩大？

　　事实上，商人将旁系亲属关系计算到上六代祖先（太皇高祖）之后裔时，便开始作了切割（注意：太皇高祖之兄弟，及其后裔皆被排除不认计）。在商王室的周祭大典中，位居开国君王商汤之前的，只有四报、二示被排进祀谱。这表示在商汤开国之时，商王室只计算这六代先祖（含商汤共七个世代，参阅图1），亦即商王室只认计这六代先祖的后裔与王室之血亲关系。但是，前面提及周人算到上第四代祖先“高祖”（含己共五个世代），便开始作了切割。两相比较，周人“六世亲属竭矣”，商人则“八世亲属竭矣”。商周之计祖认亲何以有此二代之差别？此一问题乃涉及商周两代的婚制、宗族制及因此而产生的姻亲关系。

　　四 商代兄弟亲称内涵之二：在旁系姻亲方面

　　姻亲乃因婚姻而产生的亲属关系。姻亲亦有直旁系之分。旁系的姻亲约可分为：（1）配偶的旁系血亲，（2）配偶旁系血亲的配偶，（3）己旁系血亲的配偶等三大类。旁系姻亲且有同行辈，不同行辈之分。

　　商代的弟除了用为己之旁系血亲之称谓词之外，又可作旁系姻亲的称谓词。作者前曾考证：文献中的娣、姨二字皆是从商代的弟字中分化出来的；而据《尔雅·释亲》“妻之姊妹同出为姨”，及《说文》“妻之女弟同出为姨”，姨为妻之姊妹或女弟，乃（1）类旁系姻亲的称谓词。作者的主要论据如下(13)：

　　A.文字的：在文献中弟、夷二字可互换。如，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指出：“涣”卦的“匪夷所思”，荀本作“匪弟所思”；“明夷”卦之“夷于左股”之夷，子夏本作“睇”，京本作“眱”。再者，《说文》的鴺字或从弟作鹈，《说文》的字，段注曰：“锴本作荑，铉本作。”换言之，弟／娣二形可作夷／姨。

　　B.训诂的：如《公羊传》庄公十九年：“娣者何，弟也。”《释名·释亲》：“娣，弟也。”又，娣字在传世版本之《周易·归妹》爻辞中出现三次：初九之娣，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周易》中作弟，字形在篆隶之间；六三及六五之娣，在汉帛书中从艹从弟作。汉帛书三字二形皆无女旁。又，《孟子·万章》曰：“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显然在古代，兄弟二字可用于男性亦可用于女性，与经典中的“子”字词性相同（参阅第五节对女兄、须、嬃之讨论）。

　　C.声韵的：《广韵》记弟、娣同音，中古并有二切读：徒礼、特计；弟（娣）上古声在定母，韵在脂部。《广韵》记夷中古音为：以脂，声在喻四，韵在脂部。依据曾运乾“喻四古归定”之说，夷上古声在定母，与弟（娣）上古音同。再，《广韵》记鴺字有二读：杜奚（声在定母）、以脂（声在喻四）。两读上古音并在脂部，而“喻四古归定”，鴺字中古二读在上古乃同音。此乃弟（娣）、姨上古同音的第二重证明。

　　总之，从以上的论据可知娣、姨二字同源于弟，当无疑义。由于商甲骨文中未见娣、姨二字，可知此二字在商代之后才从弟字孳乳或分化出去。特别要在此强调的是：虽然孳生字经已从本字中分离出来，但本字仍可表孳生字，而孳生字却不能表本字；古文字学家称之为“文字形体衍化的不可逆性”(14)，换言之，在商代以后的载籍或文物中，弟仍可作娣、姨，但娣或姨皆不可作弟（注意：姨之义涵在东汉之后另有所扩大，不可与先秦时代混为一谈）(15)。

　　商代的弟兼称平辈旁系血、姻亲，须从当时的婚制及相关的旁系血亲制度去寻找答案。事实上，从弟之血姻亲敌体娣、姨可合用弟一词之现象，便可推知商人行“平辈旁系亲属通婚制”，即行一种以类型性的男女兄弟为通婚对象的婚制，因此夫妻及两者同辈的旁系血亲，自然是要以那个不分血姻、直旁、性别的亲称“兄弟”来称呼彼此。两周时代的“交表婚”及后代的“中表婚”便是从商代的“平辈旁系亲属通婚制”发展出来的(16)。商制与后代的主要分别乃在同姓男女兄弟之通婚与否。

　　周代同姓不婚，诚如《礼记·大传》曰：“虽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但是同姓通婚在商代却是存在的(17)。商人的同姓通婚并非近亲通婚；商人之“平辈旁系亲属通婚制”系己或己之四级内旁系兄弟与己之第六级（或六级至十级）旁系的男女兄弟通婚（参阅图3）。从《礼记·大传》“六世亲属竭矣”之标准来看，商人此一婚制中的夫妻，二人之间亲属关系已竭；不过，这是对“同宗”亲属关系而言，非为同姓关系。商人之“平辈旁系亲属通婚制”乃系同姓、不同宗的男女兄弟的相互为婚制。

　　按，图3之符号说明同图一，但图1中己／汤之第六级旁系及其分支架构，在图3中经已移至己／汤之左旁。事实上，己／商汤之同辈第六级旁系（某乙一支），在商汤之世代，其同宗亲属组织分支架构之高宽度，与己（商汤）的同宗亲属组织分支架构之高宽度相等，形成商人子姓下两个对称的兄弟宗族，如图3。

　　在商汤的时代，须要认、且也上认了六代的先祖（四报二示），商人子姓的宗族组织才能产生这一对各有五个旁系，各有五代祖先，并以上第六代祖先（报甲）为共祖的，大小对称的兄弟宗族组织。欧西人类学家以“moieties”来命名这种二分或二合型的组织，而moieties的双方彼此通婚，是其内建的要件(18)。同样的，商人乃为建立族人的婚姻制度，乃将族人的亲属体系一分为二，规画成moieties，即二分或二合形态，使双方同辈的男女有了一定的通婚对象。

　　

　　图3 商汤时代的子姓两大兄弟宗族

　　商人这对兄弟宗族（汤的和某乙的），虽然出自同一祖先（报甲），但在商汤及某乙时代，双方的平辈男女兄弟至少已相隔了六个世代（在图1、3中以“己或汤的第六旁系”标示）。如以《礼记·大传》所言为准，则六世亲属竭矣。

　　不过，纯就生物科学的观点来看，一己的血脉（或基因）关系可上溯十、百、千、万世，甚至到达物种的源头，亦未必能够完全穷尽；因此，以六世、八世或任何一世来切割血脉或亲属关系是人为的考虑，是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主观的措施；商人在商汤的时代上认六世祖先一事也不例外。

　　现在若将存在于商汤时代，各有五个旁系的这对兄弟宗族，及双方的平辈男女相互为婚的现象视为“果”，那么作者以为“因”就在商文化中，五世血亲不得通婚的忌禁。此一忌禁乃商先民社会文化自决性的产物，也是商汤列祖列宗传下来的伦理规范。此一“五世”原则且传至周（商周同源也未必不可能），唯周人用之于宗法丧服制度，对婚姻则采同姓百世不得通婚的规定。

　　其次的一个“因”，要从“乙丁”现象这个“果”来探察。张光直指出商王的庙号显示“乙、丁”隔代出现的规律；他并言此乃“殷王世系中的昭穆制”(19)。张光直的观察是可以成立的：从汤至纣共十七代的商王，其庙号除了在第七、八（祖乙、羌甲）这两个世代有脱序现象之外，乙（含甲）、丁大致上是以隔代之序出现。其次，周代的“昭穆”制，据文献，在世代方面是“父昭子穆”，在庙位上是“左昭右穆”（中为高祖）；李宗侗以为昭穆便是“原始部落之两部”间，兄弟姊妹互相通婚之“婚级”；李衡眉亦指出昭穆乃“两合氏族”间，行“交表婚姻联盟”所产生的“婚姻类别”。按，部落之两部，两合氏族皆指moieties而言(20)。

　　乙丁确是昭穆的前身，且是商人兄弟二合宗族间平辈旁系男女通婚制度之一项“果”。若从果来探察因，则见商人兄弟二合宗族间“平辈旁系亲属通婚制”的要件之一便是同辈关系，再反过来看，不是同辈就不能通婚，亦即己辈和长辈或晚辈间是不可通婚的。而父昭子穆，乙丁隔代就是遵循此一规则下所产生的，分明世代的表象。“乙丁”这个“果”的“因”，便是针对长辈及晚辈间或直系亲属二代间，可能发生的乱伦行为，予以禁止(21)。

　　五 类型性兄弟亲称的个别化

　　在上文中作者已经说明商人的兄弟乃系不分直旁、血姻、性别的，类型性的亲称。《尔雅·释亲》的兄弟、从父晜弟、从祖晜弟、族晜弟等乃系描述性或个别化的亲称，不过《尔雅·释亲》所列出的亲称中也不缺类型性的称谓，如第二节所引“甥”之敌体。事实上，商人的兄弟称谓中也有部分有描述性或个别化的倾向。

　　林美容指出现代汉语亲属称谓为描述性的，其完整的结构式为“第二类型加词＋第一类型加词＋词根＋性别加词”，并可递减其结构式至“词根”一项(22)。林美容所谓的一、二类型加词可以“前缀（prefix）”视之，在词根后的性别加词可以“后缀（suffix）”视之。汉语亲称，从古代的类型性演化至现代的描述性，其法门（之一）就在这些词根的前、后缀；词根加上了这些前、后缀就可以个别化，零对等或零敌体化了。因此考察商代兄弟亲称个别化现象的方法，首先是找出兄或弟二词的前、后缀。

　　宋镇豪已经辑出了在商甲金文中与兄弟相关的词项，计有：大兄（《商勾刀》）、四兄（《合》23526）、三兄（《合》27636）、小兄（《粹》756）、兄（《屯南》2412）、公兄（《屯南》95）、多兄（《合》2923）、多介兄（《合》2926）；弟（《乙》4810，《庫》1557），多母弟（《英藏》2272）。(23) 这些兄弟词项后或缀有日干，但与亲称无关，其前所缀之四、三，多乃表数量亦与亲称无关，可无庸赘言。

　　大兄、小兄的大、小（与中）确是一套亲称的前缀词。在第三节，作者已指出大、中、小作为亲称之前缀并无分辨直旁血姻的功能，因此以大、小为兄的前缀是不能拆解兄弟之亲称敌体结构。大、小只能排列兄弟敌体内部全体成员的大（长、尊）、小（幼、卑）顺位。

　　作者前曾指出商甲骨文中的“公兄壬”（《屯南》95）、“公父壬”（《屯南》153）的公为一种尊称，如公父（《屯南》75）、三公父（《合》27494）的公；这些公亦可以多公（《合》33692）统称之(24)。作者乃从王献唐考证公在周初为对长老的尊称，后发展为对权贵的尊称，再到对国君的尊称，并上推至商代中晚期(25)。黄铭崇近亦以为甲金文中的“文考○公”、“日＋（日干）＋公”、“区别字＋日干＋公”等式中的公，为尊称(26)。从“三”可加在公父之前，可知公在亲称前，对亲称的类型性不能有所改变。

　　但是在兄前加“介”，效果就不同了。作者在第三节中指出“介”字有“旁”一义，并指出“介父”、“介子”二词乃指称一己各级旁系的父、子辈，有别于直系的父、子。同理，以介为兄之前缀，亦可将商人兄弟间的直、旁系关系作出切割。然而“介兄（弟）”乃指己之各级旁系男女血姻亲兄弟，敌体仍在。换言之，商人只为兄弟亲称的个别化起了一个头，就未再向前推进。

　　不过，商人虽然没有对各级旁系兄弟加以个别化，但是商人此一切割直、旁的举措，却可作为切割各级旁系的范式，因为第二、三级旁系在父的世代为直旁关系，第三、四级旁系在祖的时代为直旁关系，第四、五级旁系在曾祖时代亦为直旁关系。切割直旁与切割各级旁系的道理是一样的，是可以逐代升级的。

　　商人“多母弟”之称呼，在卜辞中仅一见，即“庚子卜：多母弟暨酉？”（《英藏》2274）句中“”字不识，但为动词。“多母弟”一词可读为“多母＋弟”或“多＋母弟”。多母乃多父的配偶，因此“多母＋弟”乃指己之多父配偶之弟，用现代话来说就是舅们。但舅为长辈且为外亲，要他们从各自的本家前来，且集中在一起来做“”，在商代似有悖常理，不大可能。因此，甲骨文“多母弟”以读“多＋母弟”为妥。《公羊传》隐公七年曰：“齐侯使其弟来聘，其称弟何？母弟称弟，母兄称兄”，何注曰：“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多＋母弟”即多个与己同母的弟弟。因此，“母弟”乃就己之兄弟作出“同母同父兄弟”，“异母同父兄弟”之区隔（当然还有“同母异父兄弟”，但这已非同一父系）。“母弟”不同于“介兄”之对直旁关系作出切割，唯其自有宗法上的意义，亦可视为将兄弟类型性称谓个别化的一种案例。

　　此外，《说文》的“姊，女兄也”、“娣，同夫之女弟也”在兄弟前加女字，将兄弟不分性别之敌体拆散；而《尔雅·释亲》之“夫之兄为兄公”的“兄公”，在兄后加公将兄的姻亲敌体拆解；这些以加帝、母、女、公、从父／祖、族等词缀的方式，将兄弟类型性称谓个别化之例，现且以“加缀式”名之。

　　拆解类型性亲称敌体的第二法门可以“孳字式”名之。前述从弟孳乳出娣、姨即是其例。虽然兄未像弟加女旁可成为娣，孳乳出“”字，但是从兄（女性）一词的古方音形态——“嬃”，可以看到兄的“孳字式”。

　　甲骨文“兄”：《诂林》36540 甲骨文“须”：，，《诂林》36540

　　沈建华指出：“由甲文字形不难看出须字，从兄音，属形声字。”(27) 从上列兄的字形上看，甲骨文须字确系从兄。《易·归妹·六三》爻辞：“归妹以须，反归以娣”，高亨《今注》：“须借为嬃，姊也。”(28)《说文》：“贾侍中说楚人谓姊为嬃，从女须声。”嬃即姊即女兄。兄在商代不分性别，因此“嬃”虽为楚语，其音义当源出自兄。作兄的须孳乳了嬃，如同弟孳乳了娣，两者并为兄弟亲称个别化之第二法门“孳字式”。

　　第三法门“易词式”可以“妹”为例说明。上引《易·归妹》爻辞之“妹”乃涵须及娣，归妹即嫁女儿，与商甲骨文中的“妹”词义相同。宋镇豪指出卜辞“贞：妹其至？在二月”（《合》23673）乃商人婚俗中之卜“请期”，而“贞：肇我妹？”（《合》19139）乃商人婚俗中之卜夫方前来迎亲(29)。虽然商代的妹不作姊妹之妹，但是到了《尔雅·释亲》，妹成为“谓女子先生为姊，后生为妹”的妹，占有了一个亲称的位置。由于妹与姨非为敌体，姨因此也占有一个亲称的位置，而这两个亲称位置在商代乃为弟所占有。妹作亲称的意义便是将弟不分性别及作姻亲的敌体予以拆散；妹、姨为“易词式”的个别化。

　　“姊”亦系以“易词式”将兄弟亲称个别化之例。姊在《尔雅·释亲》中出现，便拆散了不分性别的兄敌体，且占有了女性之兄的亲称位置。再者，姊的音读与“兹／滋”近；《说文》段注于兄字下再三引《毛传》曰：“兄，兹也……兄，滋也”，姊是否有可能与兄音近通假，进而占有了女兄的位置，值得探讨。

　　总之，商兄弟不分直旁、血姻、性别之“兄弟＝从父兄弟＝从祖兄弟＝族兄弟＝从高祖兄弟＝从皇高祖兄弟＝妻之兄弟＝夫之兄弟”之敌体，要到《尔雅》时代才全然的依性别、血姻及旁系级数顺序析离，并以“加缀”、“孳字”、“易词”三式，逐一命名，走完了兄弟亲称个别化的进程（再参结语中有关“”之讨论）。

　　六 结语

　　从商汤开国建国传到帝辛时代亡国，共有17世。从第13世商王廪辛之弟康丁时代起，商王位才开始只传子，不再传弟或旁系子弟。在这13个世代里，旁系亲属关系的重要性远超越了直系亲属关系。现依据《殷本纪》，并参照甲骨文周祭祀谱中所见商王的位置(30)，梳理出商王1至13世传位之例，以方便说明（“＞”号表传位去向；加“*”号表在附注中另有补充说明）。

　　1.传亲子之王：汤＞（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孙太甲被放逐，再传汤子）外丙，太甲（复位后）＞（子沃丁，唯其名未见于甲骨文，传子）太庚，太庚＞小甲，*祖乙＞祖辛，小乙＞武丁，武丁＞（子祖己未立而死，传子）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共8王。

　　2.传弟之王：*小甲＞大戊，*大戊＞雍己，*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据《汉书·古今人表》修订祖乙为仲丁之子，河亶甲之弟），祖辛＞沃甲，阳甲＞盘庚，盘庚＞小辛，小辛＞小乙，祖庚＞祖甲，廪辛＞康丁。共10王。

　　3.传兄子（侄）之王：外丙＞（仲壬，唯其名未见于甲骨文，传）太甲，*雍己＞仲丁，*外壬＞河亶甲（据《汉书·古今人表》修订河亶甲为仲丁之子，祖乙之兄），沃甲＞祖丁。共4王。

　　4.传父亲兄弟之子（堂兄弟）之王：祖丁＞南庚。共1王。

　　5.传父亲兄弟之孙（堂侄）之王：南庚＞阳甲。共1王。

　　按，王位传亲子为直系关系，仅8例；王位传弟、侄、堂兄弟、堂侄皆为旁系关系，共16例，较直系关系多了一倍。从这些统计数字还可以看出：虽然商人平辈亲属不分直旁，不分血姻皆在同一个排序中依出生之先后称兄道弟，并依大、小或中来分长少尊卑，但是王权的分享似乎只限于三级旁系血亲范围之内，且三级间有等差，（弟为一级，侄、堂兄弟为二级，堂侄为三级）。

　　商王位虽然自第13世廪辛之弟康丁时代起只传子，但是二代间只传子不传兄弟之子的传统却始自第10世君王小乙，并延续至商亡。因此，重视父子之直系关系，将直、旁系关系作出分辨就有必要了，而这似乎是“介”这个亲称前缀词出现的原因和时机。同时，以父子关系为条件的大示配奭进入周祭，从中商曾经出现过一代有二位配奭入祀，到晚商时代成为一代仅容一位配奭入祀，呼应了商王位传位法渐变的进程(31)。

　　商人兄弟关系的特殊地位早在开国之初便已根深蒂固。在第四节中，作者论证了存在于商汤时代的，子姓兄弟二合或二分宗族（moieties）之亲属组织架构，并指出双方平辈男女相互为婚。事实上，这是亲上加亲的婚姻，几代施行下来，平辈旁系血亲和姻亲的身份就发生重叠，难以区隔。人类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基本的联婚形态，且在初民社会中经常可见(32)。事实上，商人类型性的亲属称谓形态就是先前长期施行此项婚姻制的表象。不过，当商人国力强盛，向外扩张，婚嫁的对象不局限于商人内部，当姓族外婚也成为一种平常的婚姻形式后，自然也会在亲称制度上发生作用。例如在晚商时代出现的亲称“姑”（《集成》5388，2138）作夫之母，及“”（《集成》9301）（或）作兄之妻(33)，都会对“母”、“兄”类型性亲称在姻亲方面的敌体有拆解作用。此外甲骨文中“生”这个亲称（孳乳了文献中的“甥”），也反映了某些形态的交表婚。

　　但是商人的“平辈旁系亲属通婚制”遵循直系血亲相距五世，即五级旁系内的血亲不得相互为婚的忌禁。这是先商老祖宗传下来的伦理规范。若是商人婚姻没有这两项忌禁，那么商人父子兄弟及近亲间，将为了婚姻的对象发生争执，而且父不父、母不母、子不子，每一个商人的人伦角色都会发生错乱、质变，更不可能建立起一个以伦理为基础的宗族性的组织，以生存发展强大，开国建国。

　　商人这两项婚姻忌禁，在周文化中以“昭穆”及“五世而迁之宗”或“五世袒免，杀同姓也”之表象出现。而这也反映了周人血姻亲族组织亦具moieties结构；其与商人不同之处在于周人的婚姻对象来自他（姜）姓，周人姜人乃二合“姓族”通婚非为一姓内之二合“宗族”通婚；所以《尔雅·释亲》的旁系血亲宗兄弟亲称，乃无平辈旁系姻亲敌体。不过，《国语·晋语四》记：“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如果《晋语》的传说属实，那么，姬姜通婚不也就是同一血亲集团内之兄弟二合亲族相互为婚吗？

　　收稿日期：2008年9月25日

　　注释：

　　① 引自［清］阮元《重刊宋本尔雅注疏附校勘记》，台北，艺文印书馆，1981年，第1页。

　　② 见赵林《论商代的弟及其相关的亲属称谓：娣、姨、姪、弔、叔》，《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第12期，2006年。

　　③ 作者对旁系之次第，即其级数之计算方法，乃从石磊之制式，即以己之亲兄弟为第一级旁系，见石磊《从尔雅释亲看我国古代亲属体系的演变》，《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71期，1991年。但林美容之制式与石磊不同；她将堂兄弟订为第一级旁系，见林美容《汉语亲属称谓的结构分析》，台北，稻香出版社，1990年，第86页。二式并无对错问题，作者之论述因须计算亲兄弟，故以石磊之制式较为合用；唯亲兄弟同出一父，皆为子辈，而父子为直系亲属，故其旁系次第亦可不计。

　　④ 参见林美容《汉语亲属称谓的结构分析》，第97页。

　　⑤ 作者对周人宗兄弟丧服制之认定，采石磊对《仪礼·丧服》篇之整理结果，见石磊《仪礼丧服篇所见的亲属结构》，《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53期，1982年。

　　⑥ 《左传》定公四年曰“怀姓九宗”，可见姓乃大于宗之血亲组织。关于二者之关系，参见赵林《论商代家族的亲属结构关系》，《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⑦ 20世纪上半叶，欧西人类学家对类型性（classificatory）、描述性（descriptive）亲称所下的定义多具个人色彩。作者乃采20世纪末学界使用的不具个人色彩且符合词典所给之定义，参见Robert Parkin:Kinship An Introduction to Basic Concepts,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7,pp.61—64。

　　⑧ 见冯汉骥《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初刊《齐鲁学报》1941年第1期），收入《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⑨ 参见［日］岛邦男作、小言译《卜辞上父母兄子之称谓》，《古文字研究》第8辑，1983年。

　　⑩ 见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香港大学，1959年，第382页；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第17辑，1982年。

　　(11) ［汉］刘熙《释名·释亲》曰：“父之兄曰世父……父之弟曰仲父……仲父之弟曰叔父”，作者以为从商《祖日乙戈》大父、中父、父之排序来看，在商代当以“世父之弟曰仲父”为妥。刘熙之言或为汉制。又《祖日乙戈》将祖排在大父、中父、父之前，可见祖与大父不同辈；此乃商制，不同于《礼记·深衣》之“大父母”及《韩非子·五蠹》之“大父未死”中之为祖辈的大父。准此，《大祖日己戈》中之大祖亦不可理解为祖之父，大、中、小当为平辈长幼尊卑之序。

　　(12) 关于商人用大、中、小作子辈的排行词，参见刘昭瑞《关于甲骨文中子称和族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李学勤《长子、中子和别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6期。

　　(13) 赵林：《论商代的弟及其相关的亲属称谓：娣、姨、姪、弔、叔》。

　　(14) 说见姚孝遂《再论古汉字的性质》，《古文字研究》第17辑，1989年。

　　(15) 芮逸夫考证，始自东汉末，由于“子从亲称”，即因子女随着父亲以姨称呼母亲的姊妹，姨便开始有了“母之姊妹”之义涵，因而从一个平辈旁系描述性的姻亲称谓词，转成跨行辈的、类型性的姻亲称谓词；姨在此前仅指妻之姊妹。见芮逸夫《伯叔姨舅姑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4本，1949年。

　　(16) 交表婚指姑舅兄弟姐妹相互为婚，中表婚除姑舅兄弟姐妹通婚之外，尚包括两姨兄弟姊妹相互为婚。参见冯汉骥《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左宏阁《中表婚探源》，《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7) 商王武丁娶妇好即为一例，妇好又作“妇子”（《合》2833），商人为子姓，妇好即为子姓女子。

　　(18) 此一定义乃意译自人类学家Robin Fox之“If the tribe as a whole is divided into two such groups which exchange women in the manner shown,then these division are termed moieties.”见Robin Fox:Kinship and Marriage,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7,p.182。在字典中moieties指一分为二的两半，moiety指1／2即一半。人类学家的定义较字典多了“相互为婚”一项。

　　(19) 张光直：《殷礼中的二分现象》（初刊《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清华学报社，1967年）收入氏著《中国青铜时代》，第229页。

　　(20) 见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台北，华岗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第55—56页；李衡眉《昭穆制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104—106页。Moieties一词可不拘于一特定组织之两半。

　　(21) 李衡眉认为昭穆制有“杜绝近亲婚姻关系”之目的，见《昭穆制度研究》，第248页。

　　(22) 林美容：《汉语亲属称谓的结构分析》，第100页。

　　(23)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68页。

　　(24) 赵林：《论商代的姑及其相关的亲属称谓：舅、姥、公》，《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第14期，2007年。本文初稿在2006年8月“中国安阳庆祝殷墟申遗成功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宣读。

　　(25) 见王献唐《黄县器》，收入《山东古国考》，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120页。

　　(26) 见黄铭崇《商人祭祀用的亲属称谓体系及其意义》，《古文字与古代史》1，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7年，第170—171页。

　　(27) 沈建华：《释甲骨文中所见西周几个重要地名》“释须”，《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

　　(28)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第442页。

　　(29)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上，第242—243页。

　　(30) 《殷本纪》记太庚＞子小甲＞弟雍己＞弟太戊，但据甲骨文大戊祀序在雍己前，故修正为小甲＞弟大戊＞弟雍己＞侄中丁；又《殷本纪》记外壬＞弟河亶甲＞子祖乙＞弟太戊，据《汉书》暨祀序改为外壬＞侄河亶甲＞弟祖乙，或可改为外壬＞弟河亶甲＞侄祖乙。两式皆传弟一、传侄一，故旁系传位之总数不变。参见董作宾《五十年来考订殷代世系的检讨》，《学术季刊》1：3，1953年，第40页；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4—138页。

　　(31)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384页；许进雄《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的研究》，台北，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68年，第30页。

　　(32) 参见Claude Lévi-Strauss,tran.from French by James Harle Bell,John Richard von Sturmer:The Eleme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Boston:Beacon Press,1969,Revised Edition,pp.69-75.

　　(33) 赵林：《论商代的姑及其相关的亲属称谓：舅、姥、公》。黄铭崇：《商人祭祀用的亲属称谓体系及其意义》，黄铭崇指出“”或可作嫂；作者以为有待未来更多的例征出现，方可确定。

作者介绍：赵林，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