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师明丨从小岗到塘约:中国农业改革的"两个飞跃" --[塘约道路]系列评论之二

原创 2017-04-14 武师明 察网 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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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论是小岗还是塘约，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典型代表，是对中国农村发展不同阶段上新情况、新问题的反映。理解这些事物，不能只是就事论事，还需要一个宽广的战略视野。在这方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的“两个飞跃”论断，以战略家的高度，对中国农村改革的整体路线图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勾勒，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积极的指导意义。

塘约道路火了!在谈论塘约的时候，很容易被拿来进行对比的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这个地处淮河平原深处的小村庄，在当代中国历史的书写中，是一个绕不开的里程碑。30多年前，18位农民在一间破草屋的煤油灯下按下红指印，将土地从集体承包到个人手中耕种。这种当地人称为“大包干”、官方后来冠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名的变革，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唱响了春天的故事。不论是外界的分析讨论，还是塘约村的干部群众，以及《塘约道路》一书的作者王宏甲，都有意识地对小岗道路与塘约道路进行了对比。

网络时代隔空喊话太方便，消息很快就从西南山区传到江淮平原，小岗村所在的安徽人也来塘约了!3月31日，《贵州日报》头版头条以《给乡亲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为题报道塘约，其中有一段话引人注目——“安徽省委组织部到塘约考察后,专门订购了2万册《塘约道路》,分发给该省各级党政干部学习；全省不少市县乡村干部前来考察学习,推广塘约经验。”同处淮水之滨的涡阳县西阳镇还专门召开镇村党组织书记及相关人员“塘约基层建设经验座谈会暨《塘约道路》研讨会”。

一

不论是小岗还是塘约，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典型代表，是对中国农村发展不同阶段上新情况、新问题的反映。理解这些事物，不能只是就事论事，还需要一个宽广的战略视野。在这方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的“两个飞跃”论断，以战略家的高度，对中国农村改革的整体路线图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勾勒，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积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生前曾经多次就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走向问题做出富有洞见的指示，例如，1980年5月31日，针对有人担心实行包产到户会影响集体经济，邓小平在和有关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两个飞跃”。1992年7月，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邓小平重申了“两个飞跃”的思想，他指出，“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

重温邓小平的上述论断，不难发现，他是在以下层面思考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问题的：

第一，基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农村改革的“初心”是集体经济条件下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论是在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的核心都是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说：“‘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剥削，没有违背集体所有的原则，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体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

第二，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既充分肯定了分田到户的历史合理性，又预见了家庭经营模式在更高阶段上走向集体经济的历史必然性。在改革开放之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其具体的历史基础和条件。这只有在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国民工业体系基本建成、集体化时代农业基本建设的巨大投入积累完成开始发挥作用时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同时，部分地区由于各种原因农村集体经济建设落后，需要对经营政策进行灵活调整。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正是这种政策调整的体现。小岗村的大包干，既不是对农业集体化及其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也不是一种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

第三，小岗村的大包干道路，并不是对其他在改革开放年代仍然坚持集体经济道路的农村的否定。小岗村的大包干固然是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现实选择，但是并不排斥，其他地区在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条件和有效的组织领导下，提前实现邓小平“两个飞跃”中的第二步，发展集体经济，用集体经济形式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邓小平曾指出：“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因此，在改革开放年代中发展致富的集体经济村庄例如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等集体经济村庄，也是对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的光辉实践。

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雕像

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严俊昌认为，大包干只是当年迫不得已的做法，并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义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把大家搞得没有饭吃，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搞起了“承包”。但想要大发展，还是应该走集体化之路。用他的话说就是：“原来分那一亩三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的地留下的老弱病残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人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腿脚，迈不开步子啊！”，他还向媒体表示过，现在的小岗村，穷的穷，富的富，“要早知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见《严俊昌:大包干带头人的清醒与困惑》，中共河南省委主管 《党的生活:河南》 2009年第6期)

二

小岗和塘约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轨迹印证了邓小平的构想。小岗和塘约在改革开放后的岁月里走过的路，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小岗和塘约曾经是同路人，共同实现了邓小平所说的“第一个飞跃”。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小岗村所代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短短时间内就在全国绝大部分村庄推广实施，塘约正是其中之一。

这第一个飞跃无疑为小岗和塘约带来了巨大的改观，人们充分享受着生产自由裁量权的好处，小岗村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丰收增产温饱有余，塘约村的左文学也做生意、搞养殖，实现了个人的富裕。当然在这一阶段上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比如集体经济溃败、村庄空心、贫富分化拉大、集体工程年久失修、农村基层政权被腐败村官宗族势力乃至黑社会控制，等等。这个阶段的终点，对小岗村是2004年，这个曾经的改革明星村因为发展缓慢、与“明星村”帽子严重不符不得不让上级从省财政厅下派副处级干部沈浩来担任第一书记进行帮扶。小岗村18位大包干带头人之一、曾任小溪河镇农委副主任的严俊昌也意识到“小岗村应该把钱花在刀刃上，不能搞形象工程。不能光指望着地里那点谷子、小麦，那是发不了财的。应该考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工业、副业”。对塘约村则是2014年那场冲垮一切的大洪水。在第一阶段的终点，小岗和塘约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2014年左文学的那句“一夜跨过温饱线，三十年未进富裕门”，早在10年前小岗的沈浩就说过。上任之初的沈浩带着村干部等13人参观了4个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大寨、耿庄、红旗渠、南街村，学习他们集体经济的经验，反思小岗的发展之路。这些问题表明，邓小平所说的调整经营模式、走向集体经营的“第二次飞跃”的战略窗口期已经到来。

第二个阶段是，在相同的困境面前，在实现“第二个飞跃”的具体手段上，小岗和塘约却选择了不同的走向。

小岗村“第二次飞跃”的特点是借助“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形象争取政治资源，通过招商引资土地流转本地发展工业，实现由外来资本主导的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实事求是地说，这对小岗村的村容村貌、村民生活水平带来了一定的改善，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副作用。各级政府从外部注入了大量资源，使其形成对外依赖，弱化了内部的造血功能和奋斗意识。比如2008年，为了迎接领导视察塑造流转土地科技兴农的形象而建起来的大学生创业蘑菇大棚，号称有数百棚但实际上只有几棚有蘑菇，并在领导视察之后就荒废。特别是，近些年来，许多主流媒体所力推、小岗村亲自实践的所谓土地流转模式，在实际中并没有给小岗村村民带来太多的利益，相反却有太多的困扰。笔者近些年曾多次去小岗村调研走访，发现许多不被公开报道的问题。比如，小岗村引进的高科技企业，很少有在在小岗实际开工的，借机享受政府帮扶优惠并进行变相圈地，并不会在小岗村增加就业机会。小岗村以进行村容整治为名新建的集中化村民住宅，虽然价格优惠外观优美，却存在着严重的偷工减料行为，村民搬进去一年就出现墙体开裂等现象。等等。曾经作为大包干带头人被许多领导接见的严宏昌，前几年却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小岗村种种管理财务混乱、违法征地等黑幕，并自曝自己在领导来小岗时被监视在家不允许外出反映情况。

塘约村则通过基于本地村民的自觉自愿组织、强化党的基层领导，比较好的克服了小岗村发展道路上出现的上述问题。塘约村所实行的“七权同确”的做法，全都指向巩固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巩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发展规模经营的合作社农业团队，把包括留守妇女在内的村庄劳动力有效吸收进去，让本地村民真正作为主人分享规模化经营的福利。

塘约村

三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邓小平“两个飞跃”的重要思想，在实践中被人有意无意的忽视，对其重要性重视不足，或者在宣传中出现偏差。这表现在：第一，目的与手段的倒置，忽视了“共同富裕”这个根本目标，片面强调作为手段的家庭承包特点。第二，误以为邓小平只强调分田到户而不重视集体经济，对集体经济的发展案例重视、呵护、帮助不足，甚至采取诋毁、敌视的态度。第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丧失发展集体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不知道“第二次飞跃”，在“第一次飞跃”完成，出现向集体化经营转变的条件和迹象的时候，不积极引导，而是反应迟钝手足无措，甚至主动放弃领导权，把本应该由集体经济主导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领导权交给外来资本，为资本下乡攻城略地提供便利。

对中国农村如何实现“第二次飞跃”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了重要的指示。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七次深改小组会议上提出了“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一农村深化改革的原则。2016年4月，习近平在小岗村考察时指出“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指示“坚持农民集体所有，不能把集体经济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并规定集体资产股份的有偿退出和农户承包土地的流转应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以保障集体所有性质。

邓小平农村改革的核心思路，就是积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从而更好促进经济发展，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提供基础。正如小岗村严俊昌所说的，当年面对小岗村所在地区的官僚主义和浮夸风对集体经济的消极影响，实行大包干的制度，是现实主义的实事求是。部分地区因为官僚主义和浮夸风造成的集体经济发展滞后，决不能视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原罪”，而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巩固的结果。某些经济学家一方面教唆国有企业、集体经济和党员干部进行搞官僚主义和腐败，又借党员干部的腐败推行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制度，对于这种阴谋必须高度警惕。总之，小岗村的大包干道路，并不是对大包干之前已经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村庄周家庄乡、大寨的否定，也不应该成为对改革开放年代继续或重新走上集体经济道路的华西村、南街村的束缚。恰恰是，南街村和华西村等集体经济村庄，率先实现了邓小平所期望的“第二次飞跃”，是先进典型，也是小岗村所代表的广大普通农村在发展过程中应该积极学习奋力追赶的目标。

需要重视的是，在现有的舆论环境下，有一部分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媒体，刻意忽略邓小平“两个飞跃”的完整内涵，恶意曲解消费小岗村“第一次飞跃”的意义，将其固定化。这不仅不符合小岗人进行大包干的本意，损害小岗人的当下利益，也违背邓小平“两个飞跃”的论断。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小岗道路被刻意的拔高、固化、曲解，并不是偶然，新自由主义精英为资本逻辑辩护的模型——用小私有制的好处为大资本兴起打掩护，把个体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描绘成应许之地，丝毫不顾国际资本主义与国内资本市场双重作用的条件下，这样的小生产者注定只会破败。这种做法与当年欧洲资产阶级学者在产业资本主义兴起之际大讲特讲鲁滨逊荒岛求生勤劳节俭发家致富的故事，是一个道理。正像《圣经》中的以扫，为了一勺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继承权。让农民从集体经济有机体中的一员变成了原子式并行排列的一堆土豆、一盘散沙。这样的原子式个体，在强势的资本面前，只能处于畏葸无力的地位，不论是进城打工被拖欠克扣工资、超强度劳动的“农民工”，还是留在乡下被资本眷顾圈地毫无谈判议价能力的农民，都是如此。

四

塘约道路，是在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适应形势变化，积极调整生产经营模式，努力实现邓小平所预见的“第二次飞跃”的典型。在塘约道路中，有变革，也有传承和坚守。变革的是具体的生产组织形式，变革的是利用新技术新条件发展经济，不变的是共产党对于中国基层组织的领导权与治理能力，不变的是共产党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塘约村让“老书记精神”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挥作用、感召教育像左文学这样的年轻干部，正是这种传承的体现。

实现邓小平“第二个飞跃”的历史重任势在必行，但也面临诸多挑战。集体经济解散之后，农村“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成为普遍现象，像左文学这样有集体主义情怀且领导能力过硬的基层干部终究是少数，像周建琨这样全力支持农村重建集体经济的官员见诸报端的也并不多见，宣传舆论界中方方主席这样的文艺工作者似乎更受宠而王宏甲似乎略显另类，等等。像塘约村这样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发动村民自主组织起来发展的村庄终究是少数，更多的村庄要么还像走上合作化道路之前的塘约被疏离、被荒芜、被空心化，或者在外来资本和村庄先富起来的能人大户的主导下被围猎蚕食、两极分化。

王宏甲在“后记”中有一句话对改革开放前的农村集体经济道路的概括是点睛之笔：“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形成的大背景下，选择把中国的劳苦大众组织起来，去与资本主义势力做决不妥协的斗争，才有自己的出路。”今天的形势更复杂，国际资本主义剧透虎视眈眈之外，在市场化改革中新兴的私人资本力量羽翼渐丰、蠢蠢欲动。内外资本联动之下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权力渗透，盘根错节，并不容易驾驭。因此，塘约道路的星星之火，要想造成燎原之势，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还有许多困难等待克服。感情上的亲近和理论上的光明预期感并不能直接超越现实中的各种难题，对塘约模式的推广所面临的困难，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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