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三维特性和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整体性

作者：陈锡喜徐国民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1年06期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11）03-0038-07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之间关系，学者大都把“三化”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但是具体概括又表现出差异性，如有“核心—关键—基础”说、“关键—支撑—基础”说、“主题—关键—途径”说、“本体—总体—主体”说、“核心—动力—归宿”说、“核心—基础—落脚点”说、“基础—核心—根本”说、“前提—灵魂—目的”说，等等。这些表述简洁明了，有助于宣传马克思主义“三化”。然而，由于汉语词汇的丰富而不易精确定义，使对上述部分关键词的理解极易产生歧义，从而会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三化”精神实质的把握。例如，为什么成为“核心”的就不能是“关键”呢？“关键”的东西，既非“基础”、又不“支撑”，何以“关键”？非“主体”的“本体”是什么，既非“主体”、又非“本体”的“总体”又是什么呢？“中国化”和“时代化”，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核心呢？作为比喻词的“灵魂”，怎能与“前提”和“目的”在逻辑上并列呢？为什么不能将“前提”或“目的”当作“灵魂”呢？可见，我们不必为刻意寻求精炼的概括而损害学理的严谨，讨论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相互关系，更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特性及其所决定的“三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阐述。本文试图在借鉴上述概括所包含的成果的基础上，在这方面做些许探索。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维特性及其内在要求

　　马克思说：“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思想”，“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1](P146)毛泽东也说过：“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2](P658)任何一个科学理论，它总是产生并存在于特定时间、空间并有着特定立场的“具体的”理论，即它总是要受到特定的时间、地点和立场所制约，并为了回答特定时代的具体问题而提出来的，具有时间、空间和立场上的特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例外。

　　19世纪上半叶，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在进入鼎盛时期时，其内在矛盾也充分暴露了出来：一方面，经济危机周期性地频繁爆发；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因为遭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而迫使其联合起来为争取生存权而斗争。于是，两大历史性课题便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其一，被视为“人类理性体现”的资本主义，为何会爆发如此不理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该向何处去？其二，工人运动高举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为何不断遭之失败？工人运动该向何处去？尽力鞭挞封建专制主义而体现人类文明进步的资产阶级理论，面对新的历史课题，均陷入“无知”之中，它们既不能提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理论解释，也不能提供无产阶级得以解放的思想武器。

　　而马克思恩格斯在亲自参加工人运动实践基础上，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变革要求”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阶级两极分化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根据、埋葬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和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回答了两大历史性课题。而对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回答，所体现的时间特性，是19世纪上半叶；所体现的空间特性，是西欧资本主义；所体现的立场特性，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间、空间和立场特性，说明了它的具体性。

　　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自己理论产生的“具体性”。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3](P284)他们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其应用要随时随地以当时历史的和空间的条件为转移。“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4](P739)恩格斯强调的“现存状况”、“现有的前提”、“历史地产生”、“历史的经济的过程”、“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等等，都指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具体性”。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反复强调其理论产生的时间、空间和立场特性，是由他们确立的理论立场所决定的。其要旨是：其理论视角、内容展开，以及价值归宿，都是人的物质性的活动，即“实践”。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P54)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根本缺陷，即都不讲实践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特点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得以将客观性和主观性、唯物论与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强调人类社会是由感性活动的人的实践而构成的。这一理论的价值归宿，是通过“改变世界”来实现人类解放；在这一理论视角和价值归宿所形成的思维框架下，马克思发现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以此为内容展开，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产业工人即无产阶级的力量，把由于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人类前途同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这一理论自觉地表达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其时间、空间和立场这三维具体特性。这三个特性之所以具有不可分割性，是由于它们都是基于实践性这一根本特征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性，可以理解为以实践为基础，表现为时间、空间和立场三维特性的有机整体。

　　基于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维特性，内在地要求人们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变”与“不变”之间的辩证关系。

　　“科学理论”发展和变化的直接动力源于“人的实践”的需要，而“人的实践”本身又是在特定时间、空间和立场中的实践。从纵向维度来看，时间是特定“人的实践”活动的持续历程，期间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不同历史时期，“人的实践”活动往往会出现较大的差异。从横向维度来看，空间是特定“人的实践”活动的展开场，期间也有着不同的“场域”，在不同空间“场域中”，“人的实践”活动也会表现不同的特征。从目标维度来看，立场是特定“人的实践”活动的指向和归属，不同的“人的实践”有着不同的立场，因而即使时间和空间相同的“人的实践”活动，其活动方式和活动内容也有着较大的不同。可见，作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的“人的实践”活动，它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即存在于特定的时间、空间和立场中。在人类社会中，不存在超越特定时间、空间和立场的“人的实践”活动，也不存在没有“人的实践”活动的时间、空间和立场。

　　由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人的实践”活动，因而，从不同人们的立场出发，必然会有不同的“人的需要”和不同的问题，人们在实践和解决那些从不同立场出发的具体问题过程中，形成了对客观世界的感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之上，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逐渐完成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形成了“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一旦产生又必须回到人们的实践活动中，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并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检验、修正、发展和完善自己。这样一来，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空间的广延性以及不同人们立场的差异性，直接决定了“人的实践”活动的差异性、运动性及其不可重复性，因而也就决定了“科学理论”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总而言之，建立在具体的、历史的“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总有其特定的时间、空间和立场特性，并随着时间、空间和立场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

　　诚然，在看到“科学理论”产生的时间、空间和立场发展变化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时间、空间和立场的相对静止性以及“科学理论”适用度问题。如前所述，“人的实践”活动总是随着时间、空间和立场的变化而变化，这是永恒的、绝对的。然而，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空间范围内和有着特定立场的“人的实践”活动，在其中心主题和核心问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具有相对静止性。这样一来，围绕着这种特定“人的实践”活动的中心主题和核心问题而展开的“科学理论”，尽管个别词句、个别结论需要不断地修改、完善和发展，但是其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仍然完全可以适用，因而又是不变的。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P742-743)列宁也曾指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改变了的条件和各国当地的特点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5](P259)在这里，恩格斯所说的“出发点”、“方法”，以及列宁所说的“基本原理”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变”的部分，它们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19世纪上半叶、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具体历史与现实情况、无产阶级运动的现实需要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它围绕的中心主题和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要实现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感性活动”的人，即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根本方法是将客观性与主观性、唯物论与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观察、认识世界，它内在地包含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无产阶级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是先进生产力代表，以及诉诸“武器的批判”来实现全人类解放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彻底地实现了社会基础论、社会结构论和社会发展论的有机统一，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类主体的能动性的有机统一，人类社会实践进程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可见，这些“出发点”、“方法”和“基本原理”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变”的部分。

　　综上所述，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立场背景下产生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人的实践”活动条件的限制和制约，并需要随着其发展而发展。但是这一理论所关注的“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这一中心主题和核心问题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矛盾仍然没有克服，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也表明，实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依然还需要艰苦的努力探索。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核心观点和根本方法，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两层含义的“中国化”及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整体性

　　要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先得简要回顾这一命题的概念演化过程。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P658-659)这就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以后，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在《毛泽东选集》正式出版时，将之文字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6](P534)党在其正式文件也回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又逐渐重新使用了毛泽东当年的命题。党的十五大在评价邓小平所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时，称其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七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其第一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在评价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时，称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十七大报告还指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里，在阐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提出了“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即“三化”的要求。笔者认为，这是将党一直在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进一步作了深化和具体化，而不是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外又提出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命题。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中的“中国化”称之为“广义的中国化”，将“三化”中的“中国化”称之为“狭义的中国化”，这样来认识两个命题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

　　毛泽东当年提出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恢复使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中的“中国化”，应该是“广义”的，因为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空间、时间和立场”的三维特性，因而包含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内在要求。

　　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认识、理解和解决中国具体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其经验、教训，并将其上升为理论，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实践性特征，使其在中国化过程中，也需要体现基于实践基础的空间、时间和立场的“三维”特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特性，赋予其民族特色。正如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6](P534)

　　然而，一谈到“具体的革命实践”和“具体的环境”，就不是纯粹的“空间”问题了，它必然要体现时间特性和立场特性。

　　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具体的环境”时，正是将这一“具体性”放在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的。他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由此决定的中国革命的性质时，指出：“只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发展，就知道这个历史特点，并不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有了的，而是在后来，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6](P666-667)这一考察带来这样的结论，即中国的革命，应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它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的“具体的革命实践”时，首先考察了中国革命的主体和对象这一“立场”问题。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7](P3)在教条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但在毛泽东那里，却把能否分清“敌、我、友”，作为“革命的首要问题”而非“伪问题”。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立场和方法，根据“时间、空间”两大新的条件，形成了“人民大众”的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说：“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7](P3)其分析的结果是，在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农民等“半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朋友”，中等资产阶级是“动摇不定”可能分化的力量，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这样的分析，使得“人民大众”这一概念成为一个较“无产阶级”更为广泛的具体的政治范畴。这一范畴的使用，使毛泽东一直强调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思想路线，同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形成了高度的一致，并提出来。

　　可见，毛泽东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包含了“空间”、“时间”、“立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维特性结合在一起的，这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展开，具体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发展的内容。

　　同样，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也是把“国情”（“空间”）、“时情”（“时间”）和“民情”（“立场”）统一在一起的，而不仅仅只考虑“空间”意义上的“民族形式”。

　　在时情方面，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要考察中国现实的基本国情时，十分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他认为，当代世界作为开放的世界，最迫切需要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关系人类命运的两大问题是和平与发展问题，并且强调对这两大问题的把握，是我们党制定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后来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客观依据。据此，党中央把和平与发展确定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并称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民情方面，在邓小平推动全党思想解放的进程中，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标准纳入实践标准之中，强调要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判断一切是非得失的标准。

　　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在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时情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对党的这一“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内在地包括“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8](P11)正如胡锦涛所阐述的那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历史方位”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它是“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的“典范”。[9](P7)在民情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改革开放而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和多样化的现实，提出“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要求，强调对“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的“正确反映和兼顾”，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以“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赋予“为人民服务”以新的内涵。

　　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是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而提出来的，但同时，在时情方面，它又是“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并且是“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而这一“新的发展要求”，包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方面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遇见和难以遇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的外部环境。在民情方面，科学发展观根据近年来“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等现状，突出了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0](P5)

　　总之，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旨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而“中国具体实际问题”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立场之中。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维特性。这样，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仅是体现“民族特色”的问题，而且必定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紧密相连，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提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任务时，所阐述的是：“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在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任务时，所期待的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三化”并提，笔者认为，它是对原来我们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深化和具体化，即是将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中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维特性，作了具体明确的表达，而“三化”并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成了“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侧重于从“空间”维度强调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侧重于从“时间”维度强调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时代特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侧重于从“主体立场”维度强调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大众特色”。

　　当然，我们在以三个维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三化”的不同侧面，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时，不能机械地将这“三化”割裂开来。

　　因为我们在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时代特色时，目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时代特征、认识时代问题对自己的挑战，以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11](P143)提出符合实际的战略任务。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也必须与某一具体的空间和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

　　因为我们在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大众特色时，目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揭示、认识和解释“大众”的实际需要，指导大众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并不断地总结大众的实践经验将其上升为理论。而生活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大众”的实际需要和实际问题，本身是随时空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必须与特定的“时代”和“空间”结合起来，才能实现。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马克思主义“三化”时，对此的阐述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改革发展实际，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增强理论说服力和感召力，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这一阐述把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和“基本国情”，总结“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统一于“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之中，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维”特性。

　　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的实质，应该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本质，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来揭示、分析和理解时代发展要求、中国具体国情以及“大众”实际需要，在解决中国具体问题和满足“大众”实际需要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大众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从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三化”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马克思主义三维特性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

　　当然，对马克思主义“三化”是否还应该包含更深刻的新的内涵，特别是时代化、大众化与中国化并列的内涵，譬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要求，是否意味着超越了“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或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而以整个世界的表现出来的矛盾和问题为中心，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是否意味着超越了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满足大众需要又不断总结大众实践经验的层面，而在内容上拓展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功能上由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拓展为大众日常生活的指导等，应该而且可以作更深入的研究，笔者也尚在思考之中。

作者介绍：陈锡喜，华东师范大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徐国民，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上海 200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