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凯恩斯学派中的两个剑桥之争1
后凯恩斯学派中的中的两个剑桥之争
【摘要】：“剑桥资本争论”来自著名的“两个剑桥之争”，即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的剑桥）教授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及意大利学者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一般认为，前者是将凯恩斯经济学与1870年“边际革命”以来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相联系的新古典综合派，它秉承的是新古典技术关系上的供求分析传统，强调“技术关系”在经济变量决定中的最终作用；后者则是把凯恩斯经济学与斯密 1776年以来的古典经济理论相联系的新剑桥学派，它秉承的是古典剩余经济的社会关系分析传统，强调“社会经济关系”（如所有权与经济制度）在经济变量决定中的最终作用。因此，“两个剑桥之争”实际上也就是两种经济传统争论的当代表现，而争论的焦点就是资本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
【关键词】：新剑桥学派 新古典综合派 凯恩斯主义 资本论争
一．“两个剑桥之争”概述
（一）两派主要人物
这场论战的挑战者是英国的新剑桥学派，主要代表是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皮罗·斯拉法、卢伊季·帕西内蒂，但以卷入这场论战而站在这一学派立场的经济学家来看，还有英国的伊特韦尔、克莱格尔、纳提、斯蒂德曼，美国的内尔、戴维逊、哈里斯、温特劳布、明斯基，意大利的盖莱格南尼、斯巴芬塔，澳大利亚的哈考特、阿西玛科卜洛斯，印度的巴杜里、巴拉杜阿吉，加拿大的莱姆斯等人。
论战的应战者一方则是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派，同样，除了其主将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罗、詹姆斯·托宾、弗兰科·莫迪格里安尼之外，站在该派立场并且卷入论战的还有美国的勒纳、斯旺、里弗哈利、费格森，英国的米德、哈恩、布劳格等人。
（二）争论的理论内容和范围
“两个剑桥之争”所囊括的理论内容和范围，是从资本理论开始，进而扩展到价值理论、配置理论、分配理论、增长理论、发展理论、积累理论、效用理论、行为理论、均衡理论、数理方法论、国家干预论、制度理论、预期理论、建模理论等
等。“两个剑桥之争”涉及的经济思想体系，则是从古典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新古典主义到凯恩斯主义。“两个剑桥之争”的实质是如何进行经济理论研究或如何发展现代经济学的问题，但是在形式上却表现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两个支派怎样做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问题。
二、“两个剑桥之争”的产生原因
（一）两个剑桥学派不同的经济背景
两个剑桥学派虽然同属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经济学阵营，并且都以凯恩斯主义作为自己的大旗，但是经过深入一步剖析我们便会发现，这两个学派在其产生的经济背景、学术传统、理论发展方向以及中心人物的个性特征上都具有着显著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蕴酿成这场大论争。在这些差异中，经济背景的不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定的经济思想流派或经济思潮的形成总是与一定时期有关国家的经济实践状况密切相关的，因此，作为两个剑桥所在地的英美两国在本世纪２０至６０年代的经济发展，给两个剑桥学派在思想特征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英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最为典型的特征是长期慢性萧条的所谓“英国病”现象。与上一个世纪英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增长率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持续繁荣现象形成鲜明对照。更为严重的是，当时指导英国经济政策实践的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在长达四十年中处于西方经济学主流和正宗的地位，所提出的对策却是“财政货币自我约束、经济活动自由放任”的错误主张，致使英国政府面对萧条和失业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持续性财政和货币双紧缩政策：放弃金融调控的金本位制恢复政策；在失业和外贸恶化问题上无所作为的自由放任政策。这一系列错误的政府政策，无疑进一步恶化了当时处于衰退中的英国经济，也使经济中的慢性萧条得以延长。
因此，经历长达十几年的经济衰退折磨，并且由此而痛感到了不注重实际经济生活的正统理论的危害性，这一点正是从剑桥学派的新古典主义传统中挣脱出来的英国新剑桥学派所特有的。由于英国这段时期的独特的历史教训，加上在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冲击下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中的“凯恩斯革命”同样是发源于英国，尤其是它产生于恪守传统经济原则的英国公共财政政策上，同时还由于在此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虽然持续贯彻执行了凯恩斯主义政策，然而英国的食利者不仅
不象凯恩斯所预料的那样逐渐减少，反而是越来越多，因此，与美国剑桥派不同，英国剑桥派更为注重现实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和经济理论的局限性，注重导致经济理论失效的经济内在原因，注意试图建立自我封闭的完善理论体系的危险性，强调市场经济的缺陷和政府调控和计划政策的重要制衡作用，强调经济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和由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负面效应。
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情况则大不相同，不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加速发展经济，使美国经济增长迅速赶上和超过英国而雄居西方和世界霸主地位，而且在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袭来时因在西方各国中率先实行政府从财政、金融、物价各方面大力干预宏观经济活动的所谓罗斯福“新政”，以后的几届美国政府又继承了这种政府宏观调节经济的传统，由此也使得美国经济在大危机后一直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直至６０年代末仍然处于西方各国前列地位。这样，除了由联邦政府出面干预而最终平息的那次三十年代的危机以外，美国经济基本上是处于顺利发展过程之中。
（二）两个国家不同的学术传统
从经济思想史上看，新剑桥学派所在的英国和新古典综合派所在的美国是具有明显不同的学术研究风气和习惯的，而这些学术研究传统上的差异也是导致“两个剑桥之争”产生的原因。
（１）英国经济思想史上存在浓厚的改良主义传统，而美国则没有这种传统。英国的这种改良主义传统一方面反映在从约翰·穆勒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英国传统经济学上，它既有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当作永恒不变的“假定前提”的倾向，又有同情英国的贫困阶层而主张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分配不均状况的倾向；另一方面，英国社会中除了有旗帜鲜明地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为己任的工党作为英国第二大政党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引导着社会舆论外，英国的“上层阶级”中还存在着基督教社会主义、费边社、韦伯夫妇、拉斯基等团体和组织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揭露现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情和主张改良性的“社会主义”措施，呼吁社会和政府更多地关心人而不是利润。英国的这种改良主义传统十分明显地反映在英国剑桥派的理论研究倾向上，而作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著名活动分子的琼·罗宾逊的祖父对于他的这个孙女的*影响无疑也是改良主义传统作用于新剑桥学派的一个重要媒介。
（２）美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实行一种“企业化”管理，而英国则崇尚传统的“文化修养”之风。与英国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温文儒雅的经济学研究传统不同，美国的经济学与其经济兴起一样显得年轻而野心勃勃。在美国经济学成长的这几十年时间里，正是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经济中的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现代工业管理方法和高效率的车间作业方式以及高度的竞争淘汰机制纷纷被引入新兴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中。就当时剑桥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而言，其任何高级职称的任用必须经过统一考试从竞争中产生，教授每年通过合同得到的薪金只有九个月，其余３个月的薪金必须通过学术研究基金竞争的成功才能获得，而一旦获得教授职位，年平均收入可达１０万美元。与此相反，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的薪金只有６万美元左右，但英国剑桥推崇不追求财富而生活水平居中的“学者之风”，他们对于美国以金钱推动学术的这种“俗气”做法嗤之以鼻。因此英国剑桥派的主要成员倾向于专心思考自己感兴趣且带有“钻牛角尖”性质的专门问题，而美国剑桥派则是在高度的竞争和就业压力下努力早日创建自己的“体系”，为此就更多地注意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维护自己体系的正确性。
三、两个剑桥的“资本论争”
（一）两个剑桥面对凯恩斯的一致与分歧
“两个剑桥之争”开始于“资本论争”。这个“资本”是指生产函数中所表示的存在于实际生产过程的实物资本，而不是指货币资本或人力资本。早在１９５３年，琼·罗宾逊就发表了“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一文，对新古典主义的生产函数及其资本概念提出了质疑。但是直至１９５６年，罗伯特·索洛才在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一文中，站在维护新古典主义的立场上对罗宾逊的质疑作了回答。同年，罗宾逊也出版了《资本积累论》一书，提出了新剑桥学派的分配论、积累论和增长论，并且进一步批评了新古典主义的增长论。此后，两个剑桥派的主要成员及其支持者逐步卷入了这场论争。
由于争论最早是围绕着增长理论和分配理论来进行的，“资本”和“生产函数”只是其中的最基本概念；而增长和分配问题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两个剑桥派试图将凯恩斯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的出发点，因此，两个剑桥派的分歧首先表现为在理解凯恩斯关于分配问题的观点上的分歧。
但是，两个剑桥派在如何对待凯恩斯的分配观点问题上却是针锋相对的。那么，什么是凯恩斯的分配观点？凯恩斯的大致观点是，当前分配不均是严重的，新古典分配理论对此无法作出解释，但是，通过中央控制实现充分就业后，新古典分配论就可恢复其在微观领域中的作用了。不过，由于它属于静态理论，无法解释包含时间因素在内的资本的报酬率，因而只能适用于劳动报酬的说明。
对凯恩斯上述观点，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的做法是，撇开“静态”问题，抓住凯恩斯的在充分就业政策成功之后传统理论就“没有什么可反驳的了”的观点，设法将传统的微观分配论推演成动态和总量的分配论。
英国新剑桥学派则相反，他们强调时间因素的重要性，认为“割断了今天和明天之间理论上的联系”的整个新古典静态理论都是不可取的，而其中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更是一种有害的理论；同时认为，凯恩斯所指出的当前收入分配的太大和不均才是发展凯恩斯理论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但凯恩斯把因果关系说颠倒了－－不是失业是引起分配不均，而是分配不均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导致失业。
（二）资本计量与资本寓义
“资本”这一概念在新古典综合派的分配和增长理论中指的是实物资本，因为他们象新剑桥学派一样接受了凯恩斯关于货币资本与利息相关而只有实物资本（投资）才与利润相关的观点，但是，新古典综合派却没有考虑在生产函数或总量生产函数中所使用的“资本”的计量问题。
新剑桥学派指出，由于实际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和人们预期的不一致性，这三种方法得出的结果是很不相同的，并且每一种结果都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它是唯一正确的，因此，这些方法虽然在实际工作中运用着，但并没有解决资本计量中的理论问题，因而在生产函数理论以及分配和增长理论中是不能使用的。琼·罗宾逊对此指出说：“每一种计量„„都是模糊和复杂的，并且每一种都给出一个不同的结果。对于私人和社会的会计师来说这无疑是一件令人厌烦的事情，但是我们并不能装说事情不是这样而使情况变好。”
新剑桥学派认为，在理论上唯一行得通的资本计量方法，是与新剑桥学派的劳动工资成本加上利润加价决定价格的这种价值论相一致的方法，即在把资本看作为过去积累起来的劳动的同时，以斯拉法提出的“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量”为单位计算资本量。
面对新剑桥学派的抨击，新古典综合派没有给予正面回答，而是从侧面维护自己的观点，首先，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在谈论资本问题时，对于何谓“资本”不必过于抠字眼，只要大家心里照白即可。其次，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加总”作为宏观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抽象，是不现实的，如果说“总资本”是错误的，那么“总劳动”也是错误的，还有“总投资”和“总储蓄”，等等，因此，在理论上专门讨论资本计量的困难是没有必要的。第三，新古典综合派还认为，总量资本没有定义并不意味着在理论上不能使用这个概念，因为自然科学在不知道原子结构的时候，使用物体的总量概念照样取的了重大成果，因此，在把握不了丰富多彩的“资本”的内容时，不必要追求完全的资本理论，而应集中注意力于投资的报酬率问题。“简而言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利息（利润）率理论，而不是资本理论。”
新剑桥学派指出，如果资本的寓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那么它就应当包括反映现代资本主义典型的社会关系的两大阶级－－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家作为资本的所的者，获得按投资资本价值计算的统一利润率，而工人不拥有资本，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得到工资。在不同的西方国家中，这两大阶级的形成和现状决定于有关国家的经济制度“景况”及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资本分析的注意力还应当放在反映生产和分配、积累和增长之中的基本社会关系上面，那就是，资本家占有着从事生产活动的必要条件－－物质资本，而工人只能出卖劳动给资本家；换言之，资本可以雇用劳动而劳动却不能雇佣资本。因此，资本家的收入即利润的获得是因为拥有对于资本的所有权，而不是由于技术性的物质资本在生产过程创造了物质产品。新剑桥学派认为，这就是“资本”的资本主义性质，是资本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但是，新古典综合派则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一种概念或理论的正确性是在于它能够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经济现象，而不是仅仅与某一种社会关系形式相联系，比如，在总量生产函数和分配理论中的均衡分析，对于任何国家的经济生活都会具有密切联系，只要人们作出关于技术状况不变的假定。再比如，“资本”的概念虽然在逻辑上还不完备，但是实际上还没有任何其他概念可以取代它在实际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尽管社会关系形式和社会制度不同，但“不论对苏联、美国、印度或中国而论，简单化的K（资本）的说法都有助于人们了解较为符合现实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