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泉:"文化焦虑"弥漫当前社会---爱思想: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杨福泉：“文化焦虑”弥漫当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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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福泉 （进入专栏）
一种浓郁的“文化焦虑”，弥漫在当代中国社会。随着国门的打开，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外来文化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涌向中国。以节日为例，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狂欢节等各种洋节在我国日益热闹，而国内的很多传统节日则被冷落。尽管我国各地正不断加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但我国的物质和非物质传统文化遗产还是在以惊人的速度衰落，城市和乡村里的很多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大地的人文景观随着“旧城改造”和农村模仿城市的时尚建设不断消失。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呼吁保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焦虑中有深沉的反思和忧患意识。因为，任何一种知识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有延续性的，现代知识和文化的传承不可能斩断历史来进行。
“文化焦虑”引发的误区
当下，“文化焦虑”和“文化忧患”促使一批专家学者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教育，但他们过分片面地把中华民族文化等同于汉文化甚至一些儒家古典文化，特别是片面地把所谓的“国学”指称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部。一说到中国文化，言必称“国学”，视野局限在孔孟儒家之学和“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上，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等同于进行一些儒家古代典籍的教育，不遗余力地在大中小学里进行所谓的“国学教育”。各种“国学研究会”、“国学研究院”和“孔子学院”纷纷问世。有的学者鼓吹：应该让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传统经典，尽早回到中国中小学课堂。希望政府尽早启动这项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改革工程，尽早颁布法律，肯定传统文化经典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他们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教育，简单地等同于重新把“四书五经”搬到课堂和对“国学”的弘扬光大。
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并不完全等同于对传统的汉文化的认同。鲁迅、胡适等一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早已经看到了以“四书五经”等为载体的中国汉学典籍中的大量糟粕，所以才振臂呼唤引进“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博采众长，吸收了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才创新而形成了绵延至今的中国新文化。如果依旧拘泥于儒家典籍的故纸堆中，不知今天的中国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格局。今天，享受着新文化运动丰硕果实的我们，不应忘记鲁迅先生等一代哲人那些深沉理性的警示和呼喊。
当今的中华民族文化，应该是整合了56个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整体，当代中华文化应该有一个广采博纳的大气魄，我国各民族应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互补共生，取彼之长，去己之短。这样，就能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建构起气势恢宏、活水长流、有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的当代中华民族文化。而如果仅仅聚焦在一些汉学典籍和孔孟之学上，将它视为中华文化的全部，漠视其他民族的文化和汉族民间文化，那只会陷于抱残守缺的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误区，不可能建构起中国56个民族都认同的文化意识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不可能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格局和气度。
在焦虑中“文化自觉”
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应该有一种宽广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应该有世界眼光、全球眼光，谦虚好学。要有理性的“文化自觉”，即既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有民族的自信和自豪，但也应冷静地看到，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专制封建社会中沿袭下来的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少糟粕，要勇于扬弃这些糟粕，并勇于学习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精粹。当年鲁迅、胡适这一代中国精英大力引进西方文化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等，催生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全面改革了中国的教育内容和体制机制，裨益了当今无数的中国人，培养了很多能与世界对话和竞技的现代中国知识精英。如今，我们在为国忧心、为族忧患的“文化焦虑”中，不能把眼光仅仅盯在自己已有的文化传统上，老想着要不分良莠地一股脑继承过去的文化传统。用一句过去时髦的老话说，我们今天应该“胸怀中国，放眼世界”，不要只顾爱不释手地捧着“国学”的一些典籍沾沾自喜，而忽略了与时俱进地学习、汲取和创新;忽略了向世界学习，取他山之石，为我所用。
中国古话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既要自重又要有自觉意识。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如活水长流，才会有生命力，如果只是固步自封自恋，不思向别人学习和创新，那就会日益成为一潭死水。“文化焦虑”促使我们忧患和反思，但我们的这种焦虑，应促使我们有准确理性的“文化自觉”，催生不失根本又汇聚百川、广采博纳的当代中华民族文化。
原载《人民论坛》杂志，总第316期，2011-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