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韩军参谋长的中国人――尹呈辅

　　一

　　

　　在国民党的众多高级将领中，尹呈辅是担任过外国军队参谋长的第一人，而且可能也是惟一的一人。在抗日战争中，尹呈辅曾受命担任韩国光复军总部参谋长，参与在华的韩国流亡政府编练抗日游击部队及后勤支援队，加入中国的抗战，并主持策划军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尹呈辅，字振之，湖北武昌人，生于1892年，祖籍湖北兴国州(今湖北阳新)。世代耕读传家，曾祖父时迁居武昌，行医济世救人，对于穷苦人常不收诊费并施赠中草药汤､丸等，故在武昌城内口碑甚好。尹呈辅的祖父尹会东为前清贡生，捐过福建的候补知县，但一直未能补缺赴任。他诗文俱佳､且能作画，靠家传产业为生。父亲尹荣德为清末光绪年间举人，饱读诗书，注重新学，怀才不遇，与宦途无缘;母亲章氏，生呈辅兄弟3人。

　　尹呈辅居长，他幼承庭训，继受良师教导，打下扎实的文化功底，养成坦荡磊落的襟怀。他少年时，正值清末朝政腐败昏聩，甲午中日战争之败令神州蒙辱，人民义愤;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借口镇压义和团，悍然侵华，血洗京津之役更令尹呈辅痛心疾首。他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考入武昌的湖北陆军小学就读，得以认识了孙武､蒋翊武､张振武､方维､居正等反清志士。他们在军校内外秘密串联，传阅鼓吹排满反清革命的地下刊物《醒狮》､《警世钟》等，矢志革命救国。

　　1910年夏，尹呈辅经由孙武介绍，加入共进会。在肄业湖北陆军小学期间，适逢辛亥武昌新军起义，尹呈辅得缘参加此盛举。他和战友们全副武装参加了进攻楚望台､总督衙门等战斗。两个月后，尹呈辅升任排长，转战阳夏，后又奉武昌军政府之调充任湖北学生军的排长。

　　因学生军骁勇善战，立下一次次战功，军政府(又称都督府)下令改制陆小为湖北陆军中学;后又合并入武昌南湖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尹呈辅于该校毕业后曾先后担任排､连､营长等职务。他素不喜酒色，自律较严，于军旅途次喜好研读军事书籍，对德､英､法等国的一些军事名著如《拿破仑战纪》､《克里米亚攻防大战实录》等读了又读，并写下许多心得与体会。对欧洲正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相当关心，稍有闲暇便专心读报。勤勉好学使他具备了比许多北洋中级军官深厚得多的军事素养。

　　1926年夏，尹呈辅远赴北平陆军大学第四期深造。在陆军大学受训期间，适值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分兵三路大举北伐。北伐军进至衡阳与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部队血战多日。尹呈辅原在湖北陆军第一师任职，平日就与革命军中“陆大”及保定军校同学邹洪､卢冠华等有秘密联络。他乃弃职潜回武汉，串联军中志同道合的战友们策应北伐，反复促劝师长刘佐龙起义响应。刘佐龙审时度势､权衡再三，终于同意倒戈，这对吴佩孚是又一次沉重打击。武昌城被北伐军第四军､第八军等部队收复后，因响应北伐有功，湖北陆军第一师得以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尹呈辅晋升为十五军第三师上校参谋长(不久改任上校团长)，先后参加蕲春､沙市､宜昌､太湖､巢县等地进攻北洋军残部的战斗。1927年3月，尹呈辅以军功升任第三师少将师长，奉武汉国民政府的电令，继续领军北伐。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裁减整编过于庞大的部队，尹呈辅被免去师长职务，奉命随陆军大学第八期上课，他对此并无怨言，兴趣仍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他关于积极防守战略的见解得到著名军事家､“陆大”副校长蒋百里的赏识。1930年冬，他结业后出任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一处少将处长，参与高层军事策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尹呈辅负责实地勘察华北和东南沿海各地的地形､地势，制定防线建设计划。从1933年初到1937年初这4年里，国民党政府拨款1亿多元，投入近百万人力和大量物力，建成潍河､漳新､宁波､海州､淞沪､苏常福等7道防线。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由于韩复榘等将领不战而逃，鲁中潍河防线等几条防线形同虚设，但海州(今苏北连云港)起到了作用。因为把守海州的是孙立人､曾锡�两位将军指挥的税警总团部队，装备精良､粮草充足，官兵们同仇敌忾，勇于作战，善于利用防线的地道､堑壕和碉堡，不是消极防守而是常主动出击，坚持80多天，击毙､击伤日寇千余人。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绵延沪郊百余里，设计合理的淞沪防线对中国军队坚持战斗3个多月也起到不小的作用。至于最后建成的苏常福防线(从苏州经常熟到长江边的福山)则因淞沪战场上的中国主力部队后撤时混乱不堪而没有利用起来。

　　尽管如此，尹呈辅的才干已得到大本营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参谋次长萧毅肃等人的称赞。1938年2月，尹呈辅调到第三战区顾祝同手下任参谋处长，协助皖南､浙西､赣东等地的作战部队重新部署。他一向力主抗战到底，对于顾祝同热心反共､打新四军､消极抗日的行径甚为不满，不愿为其效力。

　　大本营参谋本部改组为作战部后，他调任作战部作战组副组长。国民党军委会迁离武汉到重庆办公后，作战部改为军令部，尹呈辅调任军令部第一厅三处(后勤处)处长。1940年，尹呈辅改任军委会少将高参。

　　

　　二

　　

　　1942年，抗日战争进行中，韩国在华爱国志士倡议奔走光复独立运动。那时，朝鲜已沦亡多年，千千万万人民惨遭日寇铁蹄的蹂躏。流亡志士们为抗日计，在重庆､成都､西安等地成立义勇队，参加中国的抗战。蒋介石认为这是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的好机会，便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讲话，说“鉴于中韩两国在东北亚一水相连，同文同种，休戚相关，患难与共，暴日侵凌，同遭空前之灾劫，当毅然援助韩国志士，决予财务､人力各方面之全力支持”。他指示行政院拨出专款，并下令在重庆城内上清寺附近拨出2幢楼房､30多间平房。于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很快在重庆正式组织成立，由金九担任主席，设立光复军总司令部，委派李青天为总司令。

　　奉蒋介石委派，经金九同意，尹呈辅担任光复军总部参谋长。尹呈辅到任后即与李青天和副参谋长李范爽(1947年任韩国政府国务总理)着手制定了各项方案，分交各处､科拟定整编义勇队为光复军的实施计划，分别付诸实行。尹呈辅鉴于各战区对日作战态势，将分散在大后方各地的近3000名韩国青年爱国志士和千余青年侨民征集到重庆郊外浮屠关陆大营地集训，挑选其中200多人进入“陆大”和工程兵学校､步兵指挥学校等军事院校学习，以培养一批军官。再成立光复军纵队，下分5个支队，每队有600多人，经过分批突击训练，拟将他们派往第六､九､十战区等6个战区，接受各战区司令官的辖制和指挥。

　　尹呈辅安排军事教官们为光复军官兵们授课，自己还走上讲台授课，教授战术､防空袭知识，介绍各战区中国军队情况和面对的日寇的态势，日寇各部队的火力配备､野战特点等甚为详尽，令韩国志士们获益匪浅。他们奔赴前线后抱着杀敌复仇的决心，吃苦耐劳､作战勇敢。他们通常是执行协助中国前哨小股部队破坏道路､破坏敌军通讯联络､张贴抗战标语､袭击小股日军等任务，在战斗中得到磨炼。

　　

　　三

　　

　　1943年初，尹呈辅还曾出面协助韩国流亡政府侦破了一度轰动西南大后方的“安恭根失踪案”，给了韩国人民一个交待，又揭露出英国驻重庆军事情报部门个别官员的丑恶嘴脸。

　　安恭根失踪案发生在1939年5月底。5月30日，从香港回到重庆的安恭根向中统局副局长朱家骅汇报了他和他的情报小组在香港收集到的日本军事政治情报，因为那时他兼任着中统的特别情报员。次日晚，他就在外出治牙疾时神秘地失踪了，而且再也没有出现过。国民党当局出于种种考虑，严令各新闻媒体不得报道这一消息，故而知道的人并不多。但在重庆等地的韩国流亡者和侨民中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议论颇多。

　　安恭根之所以特别有名气，是因为他有个名扬世界的兄长，他就是堪称全朝鲜敬仰的民族英雄――安重根。1909年10月，安重根在中国哈尔滨击毙了策划出兵朝鲜的狂热军国主义分子――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后被捕壮烈牺牲。那年，安恭根才12岁，被哥哥的战友们护送到上海。

　　中学毕业后，他便继承哥哥的遗志，加入反日斗争。多年残酷斗争的磨炼使他成为智勇双全的革命者，他多次参与过组织暗杀中国境内的日本浪人和军政头目的活动。1932年5月，他和战友们得到王亚樵“斧头帮”的帮助，在上海虹口公园用暖水瓶装的炸弹炸死了日酋白川大将，另一个日本要人重光葵被炸成重伤，而他在中国百姓冒死掩护下安然逃脱日军追捕……此后他成了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他失踪前是韩国国民党的常务理事，负责对日情报工作。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为得到经费，他还负责协助中统在大陆沦陷区和香港收集日军的情报。

　　安失踪一案，令在重庆和中国各地的韩国流亡者和侨民们反应强烈。于是引出种种猜测，有人说，他死于潜伏在陪都的日军间谍的谋杀;有人说他被戴笠的军统所暗杀，因为军统与中统勾心斗角､争权夺势由来已久，戴笠曾打算出重金收买安恭根和他的助手们离开中统为军统效劳，但碰过壁;还有的说是他所在的韩国国民党(党领袖为李承晚，战后任韩国首任总统)与金九领导的韩国统一党素有矛盾，都以正统自居，争夺抗日复国力量的领导权，金九为了削弱对方的实力遂派人谋杀了安恭根，抛尸嘉陵江中……

　　这个神秘的失踪案发生后，安恭根的女儿安静生曾致函宋美龄，请求当局予以重视，责成有关部门查清真相，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务求抓住凶手，以正视听，并请求抚恤家属。

　　宋美龄把此事告诉了蒋介石，蒋指示重庆市长杨森和警备司令刘峙给予重视，并令戴笠尽快破案。但两三年下来，仍无法破案，引致军统和中统互相怀疑。更伤脑筋的是在韩国流亡者之间和侨民之间､两个政党之间都产生出矛盾，无形中削弱了他们的抗日力量。属于韩国国民党的李青天就与金九多次争吵过。

　　尹呈辅走马上任当上光复军参谋长后，开始对此悬案发生兴趣。遂设法通过自己在国民党军政界上层的关系多方了解情况，以求查清案情，经他多方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一位在英国驻重庆军事使团担任过联络官的武汉同乡私下透露：据他所知，英国陆军军事情报六处派驻重庆的特派员查尔金森上校与此案子有关，他亲眼看见过查尔金森约见安恭根，还见过两人争吵。

　　这一情况极为重要，尹呈辅迅即通过自己旧日的北平“陆大”同学刘启瑞(军统少将设计委员)转告戴笠，请他据此作深入调查。戴笠早就与英国情报机构不和，于是派出干员暗中访查，搜集案情线索，终于查出安恭根系被查尔金森手下的几个英籍华裔特工所谋杀。

　　原来，安恭根在香港活动时，无意中发现查尔金森竟与日本一军事谍报人员在弥敦道上一咖啡馆中秘密接头。查尔金森上校是个老牌国际双重间谍，为了得到重金酬劳而向日方出卖中国方面重要的军事情报……安恭根激于义愤，潜回重庆后即向中统副局长朱家骅汇报此事。不料朱家骅的秘书早就与查尔金森有联系，立即密报查尔金森，促使查尔金森动了杀心。

　　案子查清了，真相已大白。危害中国抗战的查尔金森并未受到英国方面的严惩，反而将他调往印度工作，让他安然离开了重庆……

　　韩国两个政党之间､爱国志士之间及侨民之间都消除了猜疑与误解，恢复了团结。金九､李青天､李承晚等人都对尹的热心相助很感激，曾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名义致函蒋介石，建议对尹呈辅作出的贡献予以表彰。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韩国流亡政府迁回汉城，尹呈辅调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办公厅中将主任，1947年升任武汉行营中将副参谋长。1948年，尹呈辅当选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年后去台湾，担任过国民党陆军后勤总部副部长､军法执行总监､副总监等职，有职无权。其间韩国军方先后3次邀尹呈辅去韩访问，并为他授勋，以表彰其功绩。1960年，尹呈辅退役，改任台北辛亥革命纪念会副会长(不领工资)，负责该会日常工作。1976年1月病逝于台北，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