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作者：贺雪峰

《社会科学辑刊》 2000年12期

　　若将村庄（因当前行政村一级的功能远远超过自然村，故本文中的“村庄”皆指行政村或村委会一级）性质划回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即可以理解为当前农村人际关系的性质。就总体上讲，当前农村社会中人际关系理性化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但因为人际关系本身还是过于抽象，我认为可从村庄精英和社区记忆两个维度来考察村庄的性质。所谓村庄精英，即在农村社会中影响比较大的人物。由于他们对社区影响比较大，研究他们的产生原因、行为方式、社会基础和他们个人的思想作为就相当重要。所谓社区记忆，即村庄过去的传统对当前农村社会的影响程度和影响途径。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大不同可能就是日渐失去历史，失去过去。但在不同的地区，失去过去的程度并不相同。以村庄精英和社区记忆为线索，可以建构起一个较人际关系更易于理解村庄性质的框架。同时，若作个案调查如试图理解村委会选举的观察结果，可以通过考察村庄中社区精英的作为与社区记忆的重要性，来较为方便地理解村委会选举这一大事件所发生村庄性质的背景。换句话说，村庄精英和社区记忆的二维框架，可以简化选举观察者对选举的观察。

　　一、社区记忆：村庄历史的性质

　　社区记忆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社区记忆的对立面即是社区不记忆，也即社区本身有无历史的问题。构成对村庄性质影响的是村庄的活的历史而非死历史，是村庄过去的生活为村庄今天的生活留下的影响力。在传统乡村社会，村庄历史构成了村庄特性本身，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只不过是过去发生过的类似事情的重现与循环，社区生活中缺少新生的东西，也很少为新生事物留有生存空间。“老祖宗传下来的”、“过去就是如此”式的思维成为习惯法的依据，也成为生活秩序中的合法性源泉。与这种“老祖宗传下来的”合法性相关，年纪越大经历的事情便越多，所具有的老祖宗传下来的经验便越多，因此，也就越有权威，因此有所谓“长老政治”。但自中国近代化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初以来，迅速的社会变迁使“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越来越不灵验，而来自外界的强大力量则具有较祖宗成法高得多的威力。“长老政治”开始动摇。建国后，传统的宗族组织和宗族法规受到强有力的政治运动的冲击，普及教育和科学下乡则证明了过去所信仰的天上地下世界不过是一种迷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渗入和与之相伴的现代传媒的迅速普及，使农村社会也日渐与外面的世界勾连起来，日益脱离了传统的桎梏。在大部分发生着迅速变迁的现代中国农村，年轻人早已较长老们更具权威（注：梁治平认为，与1980年以来家族组织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的恢复相伴随的，是乡村社区中老年人地位的提高，以及（更重要的）与家族制度密切相关但更加宽泛也更加强固的那套意识形态的强化。但是，依我们近年在湖北、江西数十个村委会的调查，以上老年人地位提高及传统意识形态强化的说法得不到验证。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除我们的调查在1990年代末与梁先生所利用资料大都为1980年代初这一差异外，更重要的在于立论角度本身对材料选取上的差异。事实上，梁先生在同篇文章有关老人赡养的正式法律与家族伦理契合性的说明材料中，亦讲“老年人难免要看子女脸色”的情况在“其他许多地方亦非鲜见”。梁治平.乡士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A].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623,461-462.），历史的记忆业已封存。

　　因此，要理解村庄的性质，首先还不是要理解村庄的历史，而是要理解村庄现在还有无历史，有无自己的叙说者与阅听人及这些人的基本情况。

　　经历历史事件的程度、与外界沟通的程度、经济发展的水平、社会分化的程度、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的不同，造成了当前村庄历史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遗存与影响力。在有些地方的农村中，你一走进村子，立即就可以感受到强大的传统阴森森地扑面而来。在这里，有高大的祠堂和依然保存完整的牌坊，有新修的族谱和新建的村庙，有讲究的仪式和严格的尊卑位置。在另一些地方的农村中，你在村中则完全找不到一点村庄过去的影子。房子是新建的，农民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待人接物与城里人全无二致，更多地方的农村，则介于二者之间。表面上传统道德还是重要的，酒席上的礼仪也很严格，但从酒席上下来后，谁也不大会将酒席上的事情当回事。同龄人中，晚辈也可能会叫长辈为“叔叔”，但谁都知道这声“叔叔”与直呼其名并无太大的差别，因为“叔叔”里已缺少了传统中的尊重与期待。在大部分的中国农村，传统与现代之间呈断裂状，历史记忆不再鲜活。

　　当前村庄的历史可以依时间或事件来划分，以时间划分，可以分作三类：一为古旧的历史，以辛亥革命前为限；中间的历史，以辛亥革命至建国前为限；新近的历史，以建国为始点。当前村庄古旧历史的亲历者极少，中间历史的亲历者也正在迅速消失，惟有新近历史的亲历者众多，每段历史都可以找出当事者来予以复述。以事件划分，新近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土改、合作化、大跃进、四清、人民公社、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历史的记忆大都是通过依然生存下来的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构成对现代生活的影响。由于现代社会迅速变迁的性质，历史对村庄的影响便愈来愈依靠活人及活人之间的关系，所谓“世仇”大都不可再寻。

　　衡量当前村庄历史性质的指标，大致可以从三类历史对现实的影响程度来划分。若古旧的历史依然对村庄的现实生活发挥着影响力，则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个村庄仍然处于传统之中。此方面有比如族谱记载而产生的族房划分，祖上山权引起的山林纠纷乃至发生大规模宗族械斗，近百年来形成的不可解的世仇，等等。在今天的中国农村，这类村庄显然不会太多。但在区域性或个案村的考察中，应特别注意作此方面的询问。

　　一般来说，新近的历史都会对当前村民的生活产生影响。一方面，当事人都在。种种活动、事件不仅可能构成当事人之间的爱与恨，而且由于他们之间的这种或好或坏的联系，直接影响子女后代之间的交往；另一方面，相当部分村庄到现在仍然是相对封闭的，这种封闭的村庄生活造成了村庄内部矛盾的长期化。村庄内部矛盾一般会以传统的爱恨线索来划线，而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关系，正好构成了这种线索。

　　依笔者的估计，当前中国农村中，受古旧历史影响的村庄已为数甚少，而甚至已不受新近历史影响的村庄，也不会为数太多。大部分村庄处于新近历史影响力的范围之内。中间历史的影响力，即使还有，也正在迅速消失。

　　已不大受到新近历史影响的村庄，在当前的农村虽然是少数，但这个少数似乎正在迅速地变为多数。现在的村庄社会似乎患有健忘症。但患有历史健忘症的村庄往往并不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和江浙地区，而更多集中在经济中等发达的中西部农村。或许，这与传统无法获得资源报偿有关系。在这类甚至不再受到新近历史影响的村庄里，社区记忆是断裂的。

　　构成以上村庄记忆断裂的传统的失落，与市场经济和革命时间有着密切联系。所谓革命时间，大致与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激烈的社会变迁有关，这种社会变迁不是农村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革命运动来进行的。虽然在革命运动的过程本身，传统因为记忆的鲜活而掺杂到革命运动中来了，但是，在传统力量相互借用革命进行较量的时候，传统毕竟已经退居革命的边缘，没有了自己存在的合法性。随着革命运动的演进和革命时间的持续，传统记忆不再鲜活，历史记忆开始退处边缘。而在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渗入后，在相当多的地区，传统甚至还来不及表现自己，便一下子就消失掉了（注：秦晖认为，传统农民社会心理的“非理性”特征源于宗法共同体对个体的压抑，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交换主体的农民摆脱了对共同体的依附之后，他们的理性就能够健全起来。诚然！正是革命时间和市场经济破坏了宗法共同体，而这反过来又为农民行为理性化提供了空间。如此一来，关于村庄历史记忆当然也就不再有存续的空间了。秦晖.历史与现实中农业市场的价值——供给反应[A].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在有些地方，人们还可以观察到诸多传统的因素，甚至在80年代中国农村普遍出现了传统的复活，但透过传统复活的背后，往往可以看到传统被人利用的因素，或者传统正沿着新的利益分界进行组合即成为当下的利益用以表达自己要求的手段。诸如凭借传统来寻求人际联系和经济合作手段的所谓对传统的资源性利用。现在，已经极少有为单纯恢复纯正的传统而进行的复活传统的努力。传统即使存在，也越来越陷于手段的位置。或者可以归结为，传统的记忆成为表达现时经济利益的工具。

　　因此，在理解村庄历史的性质时，我们应该注重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村庄有无历史，有无历史的叙说者和阅听人及这些人是如何利用历史来为当下现实服务的；第二，对于村庄历史深深影响现时村庄政治的个案，应进一步追问是现时政治对村庄历史的借用还是村庄历史本身的复活及其恣意妄为。换言之，弄清在某些人试图恢复村庄历史记忆的时候，他们是出于高尚的文化动机还是出于卑俗的利益动机，是十分重要的。

　　二、村庄精英：农村社会分层的性质

　　村庄精英已成为一个“陈旧”的学术话题了。村庄精英的概念属于社会分层的范畴。在传统社会，社会分层是以土地、权力、声望三维因素进行的，因此，地主、宗族领袖、儒生以及将三者集于一身的乡绅广泛存在（注：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构造了阶级身份的概念和阶级分层的假象，并形成了以阶级身份为基础的社会分层，主要是以政治身份和政治资源为基础的分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党员、干部、贫下中农、“五类分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个体户、专业户的出现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农村能人，事实上即经济精英。农村社会分层中引入了经济的因素。

　　与社会分层有联系的一个范畴是社会分群。所谓社会分群，可以理解为农村社会的一种横切分割。一般来讲，在传统社会，构成社会分群主要前提的是一些先赋性条件，如血缘与地缘因素。在现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现代化的进展，后天性因素逐步成为社会分群的主要前提，诸如同业引起的同事关系群体，同学朋友群体乃至于同龄同趣群体如经常在一些打麻将、聊天所形成的群体。传统的先赋性条件在社会分群中的作用，在某些地方依然重要，在另一些地方则不可避免地衰落了。相对来讲，地缘因素较血缘因素的重要性增加。社会分层与社会分群是形成农村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方面，它们可以有两类不同的结合方式，一是相对独立社会群落的内部分层，如宗族内部分为族长与一般成员等等；一是相对独立的社会群落之间构成分层，即一个群落较另一个群落更为显耀，如贫下中农较“五类分子”。

　　从以上社会分群与社会分层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村庄精英，大都可以发现精英本身的分裂特征，构成精英分裂特征的正是分群与分层的分裂，村庄精英的这种分裂特征，为农村权力结构的模化现象作了准备（注：有关村庄权力结构模化的讨论，见贺雪峰.论村级权力结构的模化（打印稿）.）。

　　就全国一般情况看，当前农村社会分层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建国前以土地、权力、声望三维因素进行的分层已被革命时间所消灭，所谓族长头人、绅士儒生大都已不再存在；第二，改革开放前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政治分层不再存在；第三，人民公社时期的经济平等虽然已经打破，但农村社会的经济差别一般都还不是太大，少有经济上的特别大户。此种情况下，农村社会中的一些具有强烈自我意识且具有某方面特长或善于交际或经济收入较高的村民，便顺利地成为村庄精英，并逐步发挥起影响村庄政治格局的作用。而构成明确自我意识的因素，大致与接受过接多教育、有在外工作与生活的经历有关。

　　因为建国以后特殊的政治运动的性质，使那些曾经有过边缘地位的人可能更加明确地反思自己的存在，并因此而更愿意发挥自己在新的村治过程中的作用。特别是在那些传统记忆已不太明确的村庄，那些外来的或广泛地讲曾经处于边缘地位的村民，反而较一般村民更有成为村庄精英的机会。由过去的边缘处境所构建起来的精英意识及处于这种意识支配下较一般村民更为积极的活动，构成了当前农村社会性质中的一个特殊方面。

　　但是，随着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分化，经济精英迟早会替代由边缘地位所构建起明确自我意识从而较一般村民更积极参政者的精英地位。在农村调查中，我们经常听人讲：“当村干部，必须家里有钱，有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凭当村干部的那点收入还不够开销。”诸如此类的话敏感地点出了经济收入与村庄政治精英的关系。而在村庄传统记忆大都已经忘却的背景下，构成村庄政治精英的人物在争夺支持者时，他们必须有较一般村民更多的经济收入或外界交际。因此，凭借拥有资源的多少而不仅仅是自我意识来影响村庄政治格局，应是农村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大势所趋。

　　若对当前村庄精英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传统型精英和现代型精英。所谓传统型精英，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大致可以指那些以名望、地位、特定文化中的位置乃至明确的自我意识为前提而形成的村中精英。举例来说，过去当过村干部的和现在仍在当村组干部的公众人士，有教养而能服众的人士，有名望有知识的明事理人士，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在宗族中有地位的人士，等等。构成此类精英人物的条件往往来自于某种既定的身份和品质以及他们个人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比如党员身份、在外当过兵见过世面、曾参与村务决策以及由于曾处于边缘地位而产生明确的自我意识从而关注公众事务的村民等等。所谓现代型精英，大致是指在市场经济中脱颖而出的经济能人，这些经济能人诸如种养大户、私营企业主、建筑包工头、运输专业户等等，因为经济上的成功，而在农村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虽然在转型时期，对人的生存价值的寻求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残酷的市场经济似乎并不允许人们有温情脉脉的思古思祖之幽情。理解村庄历史、村庄记忆的利益性质，对于理解当下的村庄政治特别是村委会选举是十分重要的，虽然有时候村庄政治也以传统记忆所留下的痕迹划线并可能深刻影响现时政治的运转本身。革命时间之后，市场经济越彻底，村庄历史的性质就越单纯地利益化了。而一旦村庄历史单纯地利益化之后，村民之间的联系便进一步被割断，他们越来越成为原子化的个人，不愿参与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事情。同时，自己的个体利益与其他人无关时，其他人也不会来评说。甚至村民们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时，已经很难用传统记忆所构成的联系来形成一致行动，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地方普通村民会对村委会选举无动于衷。

　　在缺乏历史背景的情况下，村庄精英特别是经济精英有着更多发挥个人才干的空间。村庄精英们会发现，他们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有着更多影响村庄本身命运的机会和可能。理解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特殊村庄中的精英的构成与特征，亦有助于理解诸如村委会选举这样的国家制度安排的命运。

　　三、流动的村庄性质

　　以上关于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的讨论适用于个案研究。事实上，当前中国农村村庄的性质具有强烈的区域特征。村庄精英一般都具有村庄特色，甚至可以讲，决定村庄性质的精英人物的构成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某个魅力型人物的出现，可能成为改变村庄性质的转折点。将村庄精英划分为传统型与现代型两类本身并不能涵括农村精英的全部。在当前中国农村的大部分地区，传统型精英与现代型精英都是合一的，即那些农村社会中过去的村庄精英同时也成为经济能人，而一个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的能人，往往也会在传统位置上变得重要起来，从而拥有声望。在某种意义上讲，依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来区分村庄精英，是一件相当困难且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衡量村庄精英属于现代型还是传统型本身具有相当难度，且很难建立区域性分析的指标。为了分析的方便，可以将现代型精英代之以经济型精英，因为当前的农村，经济收入的多少，往往成为或者迟早会成为衡量他们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

　　经济型的精英本身也与区域性分析有些距离。但一般来讲，越是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分层越成为主要的社会分层依据，村庄的经济精英也越多且越占主导地位；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社会分层越发与经济分层不同，村庄的经济精英也越少且越不成为决定村庄性质的主导线索。如此一来，我们便有一个依经济发展水平为基准的衡量村庄精英性质的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大致可以分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和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前者如东南沿海地区、山东部分农村、城郊型农村和江浙农村，后者如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村。

　　依有些人的想象，社区记忆也可以化约为经济发展状况。这些想象以为，经济越发达的农村社会社区记忆越弱，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社区记忆越强。这种想象有些合理性且会越来越具有合理性，但就当前的农村现象看，这种想象是成问题的。秦晖以宗族为例说，恰恰东南沿海较内地农村的宗族更有活动空间和活动能量，并因此而与历史有更多牵扯。显然，起码在目前，社区记忆状况是一个不可化约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村庄性质的线索。

　　这样，依社区记忆的强弱和村庄精英的类型，就可以区分出两种理想类型的村庄性质：

　　传统型村庄精英现代型村庄精英

　　强社区记忆 A D

　　弱社区记忆 B C

　　A类村庄中，往事仍然严重构成对村庄现实的影响，且由于经济分化不明显，影响村庄社会的精英仍以传统精英为主。这类村庄大致可以在江西、湖南等宗族势力相对强盛但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找到。具体如钱杭、谢维扬等人在江西泰和的调查即提供了一些生动的例子（注：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的宗族形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B类村庄中，往事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观念及强大的传媒力量的冲击下，已构不成对现实中生活的人们的影响，人们正在变得理性化且世俗起来，传统严重失落。但与此同时，因为经济发展的水平不高，经济分化也不明显，构成对村庄社会产生影响的村庄精英仍以传统精英为主。这种类型的村庄当前遍布我国中西部各地，是我国当前农村社会的主导类型。笔者所分析的村庄性质大都来自此类村庄。笔者所在的湖北省荆门市即是此类村庄的典型。

　　C类村庄主要集中在山东、江浙及一些城郊型发达农村。一方面，传统已不再对现实构成多大影响，另一方面，经济相对发达，经济分层较为严重，经济型精英已成为影响村庄社会的主要力量。即使在苏南这样集体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经济分层依然严重，不同之处是处于经济上层地位（即经济精英地位）的企业经理、工厂厂长大多与村组干部职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D类村庄是当前学术界最感兴趣的村庄。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农村精英往往由经济能人来充任，另一方面，传统的东西却在复兴，历史记忆不仅未消褪，反而严重影响到村庄的现在。此类村庄特别以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东南沿海为多，如福建和广东。据说浙江温州地区的宗族力量和传统信仰也复兴得相当厉害，若属实，则温州也可以列入D类村庄。在D类村庄中，往往是因为历史上即宗族强大或者广泛的海外联系。海外联系成为推动传统复兴的一大力量，因为复兴过去意味着建立起村庄与海外社会的联系，从而可以引资建厂或外销产品，或直接让海外关系为村庄举办公益事业。

　　D类村庄的性质是最为有趣且令人回味的，有很多人完全被D类村庄迷住了。之所以有趣，即D类村庄不仅经济迅速发展了，而且富有地方文化的韵味。套用“越是民族性的，就越是世界性的”一语，D类村庄是越具有地方文化的韵味，就越具有中国的韵味。不少人就是以D类村庄的性质来套中国农村的现实。但事实上，如前所述，真正占中国农村大多数的，还是B类村庄。B类村庄无故事，经济上不发达，文化上也已经退化，就没有了引起国内外读者兴奋的情节。

　　相对B类村庄，A类和C类村庄也比较有趣。C类村庄有农村社会成功发展的经验，因此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经济学家喜欢以C类村庄的发展来总结农村社会的发展经验。比如对山东农村、江浙农村和城郊农村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A类村庄有农村社会丰富的文化意味，有时这种文化记忆也造成残酷的大型械斗，因此引起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重视。族谱与词堂有研究的价值。宗族在调解矛盾、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方面有社会价值。为争山权水权而进行的械斗现象，不止有研究价值和社会价值，而且必须解决它，因为它构成了农村社会不稳定的源泉。

　　显然，以上四类村庄的性质是相当不同的，在对农村社会作个案研究前，一定要分清楚村庄性质在以上列表中的位置。应特别注意的是，村庄性质的分类不仅具有区域性的特征，而且可能是相对独立于区域而具有特殊个性的。例如，笔者在江西泰和这个典型的C类地区调查的一个村庄，却大致与B类村庄的性质无异。分清楚村庄性质的类型，可以带来两方面的好处。第一，可以在个案调查中明确个案村的位置，从而不至于将个案村调查的经验一下子扩展到它所无法容纳的范围之外；第二，可以使个案调查本身具有针对性。比如，在东南沿海作研究，要理解村庄现在的性质，大致应对村庄的过去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但在B类村庄调查，这多的历史调查若不是为了历史学的目的，便大都没有进行的必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上述四类村庄都还存在，它们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相互流动的。这种流动主要如前所述，是村庄记忆总的来讲日趋断裂，即便是A、D两类村庄也是如此。因为毕竟政治运动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冲击力量还是太强大了。而从村庄精英的类型来看，则一方面因为中国农村社会过于庞大，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仍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缓慢发展并不影响农村社会的经济分化。如此一来，村庄的性质便会发生新的流转。也就是说，代表将来农村村庄流变方向的，可能是A、D类向B、C类流转。其中特别重要的是B类村庄的性质及这些村庄将来的发展方向。

作者介绍：贺雪峰 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邮政编码：44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