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身体成为标签

　　近年来，女性文学越来越受到批评界和读者的关注。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经典难现的文学时代，女性创作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势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在作家作品的数量上愈见其繁多。当前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品，很大一部分为女性创作。这里有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名声初具的王安忆、铁凝、残雪、方方、池莉、林白、陈染；更有海男、徐坤、虹影、卫慧、棉棉、皮皮、魏微、尹丽川、朱文颖、戴来等近年声名四起的女性作家；还有所谓的网络写手安妮宝贝等人。这一现状是引人深思的：是否当前的市场经济背景给了女性写作某种契机，抑或是相比而言男性作家的创作灵感创作才能渐趋衰竭?是否也预示着男性话语霸权将被彻底地颠覆?女性作家如此火爆，使得当下的女性文学似乎已经贴上了时尚的标签。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并非始于新时期。早在“五四”时期，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等一批声名卓著的女作家，就深刻地道出了纠结在现代女性心中挥之不去的生命的无奈，精神的虚空和生活的郁闷。稍后的丁玲、萧红、苏雪林等也写出了女性作家对社会人生独有的感悟。张爱玲的小说更是揭开了女性心灵深处伤痕斑驳的一面。 　　而新时期，女作家们身处这样一个思想相对解放，环境相对宽松的时代，女性写作少了许多政治的负担，没有为政治立言的责任。从创作的追求看，显然更具有个体的独立性，更趋多元化。八十年代的女作家或多或少受到来自政治的压力，有一种先在的文学观念在困扰着她们。而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在写作上则显得更自由，可以大胆地表现自己。她们显示的是一种更具个人化色彩的作品。她们从女性视角进行的女性写作显示的是另一种与原有女性写作不尽相同的欲望表达。这种欲望是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更深层面的。这有别于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文学写作。这种作品初初出道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王安忆、铁凝、池莉、方方和徐坤等一批女作家都以自己不俗的创作实绩表明女性作家有着与男性作家一样卓尔不群的才华，并且在书写对社会人生体认的优美细腻方面令许多男性作家也稍逊一筹。 　　随着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文学自然地走向边缘化。这种主导话语权旁落、意识形态功能弱化的时代背景，无疑为女性写作发现自我、重塑自我和建立一套崭新的女性话语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一种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用直率大胆的女性话语方式来探索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的个人化女性写作便应运而生。 　　如果说王安忆、铁凝她们是在某种社会政治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女性叙事的话，那么在林白、陈染的文本中，呈现的则大多是远离社会政治，作为纯粹个体的女性经验和女性故事。陈染、林白通过“私语式”的叙述，表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女性对自身性别的观照方式，折射出女性自我发现、自我确认的特殊历程。在她们的作品里，表现女性隐秘的心理世界成为中心内容，对女性性意识、性感受、性心理袒露无忌。她们的小说是以女性个体的感官体验为介质来揭示女人与世俗现实之间这种既虚幻又真实的关系。借助女性特有的生理感官，在一种微熏的晕眩和快感中，找到了通往另一个隐秘世界的路径。陈染的《嘴唇里的阳光》、《无处告别》、《私人生活》，林白的《说吧，房间》、《守望空心岁月》、《瓶中之水》、《致命的飞翔》、《一个人的战争》，写出的都是幽秘的女性故事。她们也写情爱故事，但它仅仅是个依托。情爱故事的讲述是为了更好地展示女性内心的隐秘世界。谈情说爱不再是传统想象中的花前月下，具体的社会环境不再重要，时间地点变得模糊。精神层面的内容显得无足轻重，主要的是赤裸裸的情欲和感官的体验。情爱最终必然走向性爱。因而男人在这些作品中只是一种点缀，是假想的男性。女性的感受才是主体。这些作品似乎有些怪异，有些惊世骇俗的意味，对女性独有的心理和生理感受的大胆描绘是前所未见的。 　　新时期有关性爱的女性创作绝非自陈染、林白始，王安忆、铁凝等女作家就曾以男女性爱为视点，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写出了女性在传统伦理道德压抑下性意识的觉醒和反抗。王安忆的“三恋”和《岗上的世纪》就很具有代表性。然而，陈染、林白的作品与之不同，附着在性爱上的社会、历史、文化层面上的意义被完全剥离。社会政治已经不在她们的视线之内，性爱变得纯粹，性爱回到性爱本身。这里有的是感官的下坠与飞翔，是心灵的歌哭，是极致生命体验的狂欢，以女性独特的感官体验营造异乎寻常的艺术场景。“那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男人在场或拒绝男人在场的地方，幽闭，孤寂，馨美凄艳，理念纷杂。”①这里明显渗透着一种自恋和唯美的倾向，宏大叙事和理性主义完全消解。在她们的作品里充斥的是个人的欲望和隐私，而非与此无关的叙事对象。对于她们的写作可称之为“欲望化写作”：从主题、情节、结构方式到叙事语言无不饱含女性个体的欲望。她们是站在欲望的地点进行写作，展开叙事的，不同于一般女性写作个体欲望的缺位或欲说还休的遮掩，自然感官的体验变得更为真切、赤裸、直观和更具质感，将女性心理及生理隐秘毫无遮拦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父权制强加给妇女的空白和被动的品质在这样的女性书写中完全被颠覆消解。 　　如果说陈染、林白对女性隐秘世界的书写向我们展示了“女人姓女”私秘本真的一面，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原有女性书写的空白，那么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所谓“另类写作”则完全是个人隐私的展览，使个人隐私从闺房走向公共场所。后者的作品所呈现的色彩是迥异于前者的。她们以另类的姿态出现，光从小说的题目便足以显现它的另类品质：《像卫慧一样疯狂》、《水中的处女》、《欲望手枪》、《盐酸情人》。在她们的作品里描绘的是都市另类的处境，酒吧和性常常构成她们作品的主体。爵士乐、朋克、同性恋、性高潮是常见的名词。迷乱的、放纵的、堕落的、变态的东西充斥其中。理想主义被放逐，作品呈现的是一种萎靡的、颓废的、昏暗的色调。她们对人类本能的欲望顶礼膜拜，将个人隐私和性的书写推向了极端。欲望和性在她们的作品里泛滥。在肉体狂欢之后陷入的是更深的绝望和虚无。女性写作以其欲望本体的形式呈现空前的张扬。性欲和身体成了写作的源泉。似乎没了欲望和性，她们就不会写作了。这种令人难受的文学趣味又恰恰投合了现今时尚的中坚分子――小资、中产阶层或白领阶层的口味。这类作品的确为我们展示了都市生活的另一面，但却不可避免地有了向时尚献媚的嫌疑。 　　于是略带自传色彩的写作便成了叙述私人化生活体验的最佳途径。她们依靠暴露自己来满足自身的需求。女性写作成了身体写作，将身体展示在自己的作品里，以展示身体来博取创作上的快感，以“出卖”身体来引起读者的注意，以个体对身体的迷恋来摧毁旧有的言说方式，凭身体来向男权社会叫板，试图用身体来彻底颠覆男权社会的话语秩序。她们通过对个人隐私的披露，性别意识的张扬，来和男权社会、传统道德话语形成激烈的对抗。这样一来，这类女作家们的自传性写作，在叙述表达她们自身的同时，又成了窥视

者眼中敞开的私人空间。对身体和欲望的充分表达，更多的可能是引起男性读者对女性隐秘世界的窥探和部分女性读者无端的自慰。“过分地强调女性的主体地位，而忽略了两性同构的人类文化学意义，彻底地反掉男女平等、平权的‘现代性’内涵，正是它走向没落的标志。从‘女奴书写’到‘女性书写’，这是走向符合人性发展的‘现代性’描写；而从‘女奴书写’到‘身体书写’，却是‘后现代性’急待克服的违背人性发展的文学描写因素。”②好在这并不是所有女性的文化表达和需求，只是一部分。 　　因而，就当下的这类女性写作所呈现的具体文本中，我们能感觉到女性写作的种种危机：其一是将肉体等同于心灵，将性欲等同于精神。性爱成了作品书写的基点，离开它似乎一切都失去依托，显得虚幻而不可信。“蔑视身体固然是对身体的遗忘，但把身体简化成肉体，同样是对身体的践踏。当性和欲望在身体的名义下泛滥，一种我称之为身体暴力的写作美学悄悄地在新一代笔下建立了起来，它说出的其实是写作在想象力上的贫乏――他牢牢地被身体中的欲望细节所控制，最终把广阔的文学身体学缩减成了文学欲望学和肉体乌托邦。”③肉体的时刻在场，迫使精神退位，精神的缺位，又使肉体失去依附。最终获得的只能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缺失，文学独有的对灵魂拷问的功能也随之消逝。隐私、欲望、肉体和性成了文学创作中的关键词，那是非常可怕的。其二是在自己个人狭窄的空间用身体不厌其烦地反复撞击个体的悲欢与疼痛时，性和隐私变得愈加廉价。生命的价值意义也在这撞击中流失了，缺乏一种我们称之为深度的东西。正如林白对女性和自己的写作的判定那样：“女性对世界的把握不是条理的，不是变成完整的句子的那种人。她是感性的，她通过皮肤接受这个世界，她通过眼睛看这个世界的光芒，通过鼻子闻到这个世界的气味，她就这么感觉，那么我写出来的东西，也是我皮肤上的感觉。”④将身体作为语言资源来进行写作是相当不可靠的，当欲望渐趋消退身体渐见老去直至最后的坍塌，就意味着创作资源的彻底衰竭。由此，当书写隐私和性成为习惯而难以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翻新时，即使如新近的个别作品一样煞费苦心地取些带有明显色情暗示和肉感的题目，诸如“再舒服一些”、“有了快感你就喊”之类，也是无济于事的。强烈而短暂的视觉冲击力，只能给读者带来更多的失落感，因为读者对此已逐渐厌倦。其三是那种试图通过书写隐私和性来颠覆男性话语霸权的叙事方式，女性意识的表现缺乏一种距离感。它非但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容易成为男性满足窥私欲望的空间。这种结果显然是这类女性作家事先没有料到，也不愿看到的。“对男性主义价值的否定在形式上必须与女性日常生活内容保持‘恰如其分’的距离”⑤，这样才不至于在试图颠覆他者时却否定了自身。 　　然而最具危险性的还在于：女性大胆的自传性写作被日趋成熟的商业运作所包装、改写。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以一幅春宫图作为封面；卫慧的《上海宝贝》的封面是经过光和影美化的卫慧淑女照；棉棉的《盐酸情人》以一模糊了的女人胴体为封面；有的作品里还有一些精美而煽情的美女图片或者配上令人浮想联翩的图解。这恰巧又适应了市场经济社会中越来越多的读者填补心灵虚空的需要。女作家的性别身份成为卖点，贴上美女的标签便可能带来畅销。适时的炒作又确保了商业利润的获取。女性写作与市场运作之间似乎有了某种暖昧的关系。女性写作越来越像是一种商业图谋。当这类作品成为畅销书后，商业价值得到有效的实现，而其文学价值则越来越受到怀疑。商业运作的介入很容易使文学创作沦为商业写作。 　　女性写作本身存在的一些误区以及部分读者的迎合加上书商的炒作，使得女性写作显现种种危机。女性写作如果仅仅依靠身体，一味沉迷于身体世界，就会使作品显得虚弱苍白。在这个提倡文学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时代，我们期待女性文学多一些社会内涵和人道主义情怀，期待女性文学中有更多更坚实的东西出现。 　　注释： 　　①徐坤：《重重帘幕密遮灯――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写作》，《作家》1997年第8期。 　　②丁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中的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③谢有顺：《话语的德性》第186页，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 　　④林白、叶立文：《虚构的记忆》，《小说评论》2002年第5期。 　　⑤[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第122页，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系暨南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责任编辑：树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