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诗潮中的云南诗歌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诗潮中的云南诗歌呈现出独特的发展态势：现代主义诗歌是缺席的，诗人直接从“民族与边地”的浪漫书写进入后现代写作。这反映了特定时代中位于边疆的云南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被隔离程度以及“外省”诗人获得诗歌资源的滞后与艰难；而云南诗人延后吸收中外艺术营养后，终于挣脱多年的惯性写作，在“写什么”和“怎么写”方面，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

　　关键词：云南诗歌 民族边地书写 后现代写作

　　1976年“文革”结束后的几年里，中国的文艺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解除禁锢，大部分作家、诗人的写作观念、题材取向、语言选择和创作方法仍是“文革”文学的沿袭。直到1979年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确立了“文艺发扬民主”“创作方法多样化”的政策，文艺方向转变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部分作家才逐渐脱离“文革模式”，在创作上取得新的突破。

　　随着现代主义新诗潮的崛起，中国文学开始走向对个体命运及人性的关注。而且，与20世纪50―70年代相比，80年代的诗歌环境有了许多改善，尤其体现在“诗歌资源”的丰富性方面：一是“五四”以来的新诗特别是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诗派被发掘出来，重新受到重视；二是随着外国诗歌与诗论的大量译介，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垮掉派、黑色幽默等西方“现代派”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与尺度。因此，“在80年代的诗歌发展过程中，外国诗歌和大陆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被革新者置于首要位置，作为激活诗创造的主要推动力”{1}。

　　一、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在云南的缺席

　　伴随着文学的全面复苏，“潜在”的白洋淀诗人陆续返城，于1978年底在北京创办了民间诗刊《今天》，这是现代主义新诗潮诗人的半公开亮相；1979年初《诗刊》发表北岛《回答》一诗，意味着这一诗潮由地下走上诗坛；80年代初，现代主义新诗潮较为完整地浮出水面，给读者带来新鲜、异样的诗风，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此新诗潮，即一些文学史家和诗歌批评家所言的“朦胧诗”，以北岛、舒婷、顾城等年轻诗人的崛起为标志，他们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艺影响，探索回归中国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传统。“朦胧”二字原是批判其晦涩，这一命名透露了当时审美风尚之粗鄙和“文革”后读者理解力之普遍匮乏，其实它们并不“朦胧”，若与李金发、穆旦等现代诗人的作品相比较，“朦胧诗”的浅露、直白是显见的。故本文取保守态度，称之为“80年代初现代主义新诗潮”。

　　在新的理想主义被实践着的80年代，文学的繁荣吸引了无数青年。云南这块高原热土上，一批批诗人、作家用青春的激情站立潮头，他们在“80年代”氛围滋养下成长起来，之后名扬云南乃至全国，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阅读这一时期的云南汉语诗歌，笔者得到的印象是，在“80年代初现代主义新诗潮”形成强烈的艺术冲击波时，云南诗歌依旧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笔法书写着自己的“民族风情”和“边地特色”。即使有些诗歌如费嘉之诗具有“新诗潮”的部分特征，但并非主要特征――“对‘个体’精神价值的强调”，具有“‘启蒙主义’激情”和“历史承担的崇高”，还有“突破‘当代’诗歌语言、想象模式的变革……”{2}

　　可以说，在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中，云南是缺席的。这段时期，“一大批生活积累丰厚、文学功底扎实而又泥土味十足的文学新人在滇池畔的沃土上默默笔耕，逐渐崭露头角”，他们“感到自己终究是红土高原的儿女，多姿多彩的边疆、历史积存丰厚的二十六个民族，就像安泰的大地母亲那样，是自己血脉所系、灵感之源。表现二十六个民族的心灵和文化心理，展示他们的新生活、新追求、新意向，是自己的职责；继承并发扬光大滇文化，是自己的使命”。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米思及、费嘉、于坚等诗人尽管风格各异，但都“辉耀着直面人生、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色彩，而且，滇味逐渐浓重，红土高原格调逐渐分明”{3}。

　　此时，具有探索精神的诗人和群体被置于国家控制的文学组织与刊物之外，更多采用自办诗刊、自印诗集的方式存在。1979年初，石安达、任庆等人创办昆明地下刊物《地火》，但很快停办。1980年，费嘉、于坚、吴文光、李勃、陈坚等人创办学生地下刊物《犁》，只办了一期也便被停刊。《犁》销往各大学文学社，将作者们的自由精神在刚刚从“噩梦”中醒来的人们中传递。如费嘉的“面对世界/生命要慷慨大度/既然是男人/除了女厕所/什么地方都要去走一走”，道出了同时代很多年轻人的心声，这样的诗，就正统而言简直是反叛。还有于坚（署名大卫）的《滇池月夜》：“现在是绝对的黑暗/我划着孤独的小船/世界在我心中/滇池在我桨上”等。

　　整体来看，这段时期云南诗人的写作，更多是一种基于青春激情和故土热爱的浪漫抒情。这也反映出，特定时代中，位于边疆的云南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被隔离程度以及“外省”诗人获得诗歌资源的滞后、艰难。

　　二、从“民族边地”浪漫书写直接进入后现代写作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主义新诗潮”逐渐式微。“第三代”诗人集结登上诗坛，进行各种先锋实验。对文学本体与形式问题的关注，对日常生活的世俗关怀，开始进入诗人的视野，“纯文学”“纯诗”的想象，成为中国诗歌这一时期的新转向。{4}云南诗坛开始出现多样化的创作趋势，除了以“民族风情与边地特色” 书写见长的晓雪（《晓雪诗选》《苍山洱海》）、饶阶巴桑、周良沛（《红豆集》《铁窗集》）、米思及（《隐藏的土地》）外，于坚、费嘉、王坤红、彭国梁、刘扬、沈骏康、海男、李森、雷平阳等，他们开始创作于80年代文学观念大讨论时代，当时中国文坛流行的各种创作方法被他们不同程度地吸收。广阔而神秘的天地在召唤着诗歌的新生力量，他们从理论阐释、创作实践等方面推动了中国新诗这一转向的实现。这是进入当代以来，云南诗人语言自觉意识最强的时期。诗人思考的范围及对诗歌的理解有了更大拓展，在表现领域和语言艺术上勇敢探索。他们接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具有良好的文学感受力，以开放的心态迎接中西文化的撞击，其创作从一开始就和晓雪、饶阶巴桑、米思及等在观念上大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