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演讲六

【法国】戴高乐（1890—1970）

戴高乐，法国政治家，军事家。1945 年至1946 年任法国临时总统，1959年至1969 年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1940 年6 月18 日，他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发表本篇演说。演说的成功，使他从此被法国人称为“六·一八英雄”。另一篇是在1945 年5 月8 日发表的广播讲话。

谁说败局已定

担任了多年军队领导职务的将领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借口军队打了败仗，便同敌人接触，谋取停战。

我们确实打了败仗，我们已经被敌人陆、空军的机械化部队所困。我们之所以失败，不仅因德军的人数众多，而是败于他们的坦克、飞机和作战战略。正是敌人的坦克飞机和战略使我们的将领们惊惶失措，以至出此下策。

但是难道败局已定，胜利已经无望？不，不能这样说！

请相信我的话，因为我对自己所说的话完全有把握。我要告诉你们，法兰西并未失败。总有一天我们会用目前战胜我们的同样手段使自己转败为胜的。

因为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她并不孤立！绝不孤立！她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作后盾，她可以同控制着海域并在继续作战的不列颠帝国结成联盟。她和英国一样，可以得到美国雄厚的工业力量源源不断的支援。

这次战祸所及，并不限于我们不幸的祖国。战争的胜败亦不取决于法国战场的局势。这是一场世界大战。我们的一切过失、延误以及所受的苦难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世界上拥有一切手段，能够最终粉碎敌人。我们今天虽然败于机械化部队，将来却会依靠更高级的机械化部队夺取胜利。世界命运正系于这种部队。

我，戴高乐将军，现在在伦敦发出广播讲话。我吁请目前或将来来到英国国土上的法国官兵，不论是否还持有武器，都和我联系；我叮请具有制造武器技术的技师与技术工人，不论是目前或将来来到英国国土的，都和我联系。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容许法兰西抗战的烽火被扑灭，法兰西抗战烽火也永不会被扑灭。

明天我还要和今天一样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

在胜利日对法国人民的广播讲话

战争结束了，胜利已经到来。这是同盟国的胜利，也是法国的胜利。德国已经在东、西线向同盟国军队投降。法国最高统帅部以其中一方代表身份出席了受降仪式。

在德国当局和统帅部处于瓦解的情况下，可能还有敌军的某些零星部队在各地区擅自进行毫无意义的顽抗。但是德国已经被击败而且签字认输。

在这国旗高扬、日月重光的时刻，国家首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烈士，并向那些曾为祖国作艰苦斗争的人深深致敬。没有哪一次祖国儿女们所作的自我牺牲勇敢行动，没有哪一具被俘男女同胞所受的苦楚，没有哪一次丧亡，没有哪一滴眼泪是白费的。

在这举国欢腾、扬眉吐气的时刻，法国人民向英勇的同盟国致以兄弟般的敬礼。他们和我们一样，为了相同的事业，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历尽艰难困苦。法国人民还向盟军的英勇战士和指挥官致敬，向全世界一切为争取自由和正义最后胜利而战斗、受难和工作的兄弟姊妹致敬。

永恒的荣耀归于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将领。荣耀归于我们的国家。即使在最严酷的考验下，她也从未动摇，从未屈服。荣耀归于各同盟国。他们曾和我们同洒热血，同甘共苦，今天又和我们共享胜利的欢乐。

法兰西万岁！

【美国】福克纳（1897—1962）

福克纳，美国小说家，1949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以描写美国社会生活的黑暗面见长。

接受诺尔尔奖时的演说

我感到这份奖赏不是授予我个人而是授予我的工作的，——授予我一生从事关于人类精神的呕心沥血的工作。我从事这项工作，不是为名，更不是为利，而是为了从人的精神原料中创造出一些从前不曾有过的东西。因此，这份奖金只不过是托我保管而已。做出符合这份奖赏的原意与目的，与其奖金部分有相等价值的献词并不难，但我还愿意利用这个时刻，利用这个举世瞩目的讲坛，向那些可能听到我说笑话已献身于同一艰苦劳动的男、女青年致敬。他们中肯定有人有一天也会站到我现在站着的地方来的。

我们今天的悲剧是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生理上的恐惧，这种恐惧存在已久，以致我们已经习惯了。现在不存在精神上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我什么时候会被炸得粉身碎骨？正因如此，今天从事写作的男、女青年已经忘记了人类内心的冲突。然而，只有接触到这种内心冲突才能产生出好作品，因为这是唯一值得写、值得呕心沥血地去写的题材。

他一定要重新认识这些问题。他必须使自己明白世间最可鄙的事情莫过于恐惧。他必须使自己永远忘却恐惧，在他的工作室里除了心底古老的真理之外，不允许任何别的东西有容身之地。没有这古老的普遍真理，任何小说都只能是昙花一现，不会成功；这些真理就是爱情、荣誉、怜悯、自尊、同情与牺牲等感情。若是他做不到这样，他的气力终归白费。他不是写爱情而是写情欲，他写的失败是没有人失去可贵的东西的失败，他写的胜利是没有希望、更精的是没能怜悯或同情的胜利。他不是为遍地白骨而悲伤，所以留不下深刻的痕迹。他不是在写心灵而是在写器官。

在他重新懂得这些之前，他写作时，就犹如站在处于世界末日的人类中去观察末日的来临。我不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因人能传种接代而说人是不朽的，这很容易。说即使最后一次钟声已经消失，消失在再也没有潮水冲刷的映在落日余晖里的海上最后一块无用礁石之旁时，还会有一个声音，人类微弱的、不断的说话声。这也很容易。但是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我相信人类不仅能传种接代，而且能战胜一切而永存。人之不朽不是因为在动物中唯独他永远能发言，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和忍耐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写出来。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英国】艾德礼（1883～1967）

艾德礼，1945 年l951 年任英国首相。本篇是他1941 年10 月19 日代表英政府出席国际劳工组织会议时发表的演说。

大西洋宪章

除得胜之外，我们看不到这次战争有其他结局。我们不但决心赢得战争，并且决心赢得和平。我们必须预先做好计划。如果希望战争结束时，我们不至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目前就须采取行动。但是有关和平的问题不能由一个国家单独解决。英国的行动必须配合战后世界的计划，因为这次战争不仅是国与国之间作战，而且是为未来的文明而战。这次战争的结果不仅仅影响到参加这场斗争的人，而是影响全世界人类的生活。

当然，只有从人民的肩上卸下全世界的军备重担，人民才可能享受到最大限度的社会福利。我们不可能在持续存在的侵略威胁下，建设心中理想的城市。我们必须同时争取免于恐惧和免于贫困的自由。

大西洋宪章表达了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共同目的，其中不仅包括了有关战争的目标，更勾画出长远的目标。

大西洋宪章约束我们，使我们努力根据现有的义务协助一切大、小国家，不论其为战胜国或战败国，均能更好地平等进行贸易或取得原料，令该国得到经济繁荣。此外，大西洋宪章还载明了我们愿意令一切国家在经济上得到最充分的分作，目的是使一切国家的劳动水准、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全得到保证。但是，仅仅表示赞成这些目标是不够的，还要努力争取达到这些目标。为了避免犯错误，我们需要有最密切的国际合作，联合王国乐于尽力达成此种国际合作。

我们决心使经济问题、生活水平与营养水平得到普遍改善的问题不被忽略。而这些问题在上次世界大战后困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问题上而被忽视了。事实上战争只会使世界贫穷而不会使之富裕，如果我们要弥补战争的破坏，要保证达到大西洋宪章所要求达到的最高劳动水准、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全，我们就需要果断的政治家的胆略。

【美国】杜鲁门（1884～1972）

杜鲁门，民主党人，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1945～1953）。这是他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发表的广播演说。

在日本投降时发表的广播演说

全国同胞们：

全美国的心思和希望——事实上整个文明世界的心思和希望——今天晚上都集中在密苏里号军舰上。在这停泊于东京港口的一小块美国领土上，日本人刚刚正式放下武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

四年前，整个文明世界的心思与恐惧集中在美国另一块土地上——珍珠港。那里曾发生的对文明的巨大威胁，现在已经解除了。从那里通到东京的是一条漫长的、洒满鲜血的道路。

我们不会忘记珍珠港。

日本军国主义者也不会忘记美同军舰密苏里号。

日本军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弥补，也无法忘却的。但是他们的破坏和屠杀力量已经被剥夺了。现在他们的陆军以及剩下的海军已经毫不足惧了。

当然，我们首先怀着深深感激之情想到的，是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牺牲或受到伤残的亲人们。在陆地、海洋和天空，无数美国男、女公民奉献出他们的生命，换来今日的最后胜利，使世界文明得以保存。但是，无论多么巨大的胜利都无法弥补他们的损失。

我们想到那些在战争中忍受亲人死亡的悲痛的人们，死亡夺去了他们挚爱的丈夫、儿子、兄弟和姐妹。无论多么巨大的胜利也不能使他们和亲人重聚了。

只有当他们知道亲人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会被明智地运用时，他们才会稍感安慰。我们活着的人们，有责任保证使这次胜利成为一座纪念碑，以纪念那些为此牺牲的烈士。

这次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这是自由对暴政的胜利。

我们的兵工厂源源生产出坦克、飞机，直捣敌人的心脏；我们的船坞源源制造出战舰、沟通世界各大洋，供应武器与装备；我们的农场生产出食物、纤维，供应我们的海、陆军以及世界各地的盟国；我们的矿山与工厂生产出各种原料与成品，装备我们，战胜敌人。

然而，这一切的后盾是一个自由民族的意志、精神与决心。这个民族知道自由意味着什么，他们知道为了保持自由，值得付出任何代价。

正是这种自由精神给予我们以武装力量，使士兵在战场上战无不胜。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自由的精神、个人的自由以及人类的个人尊严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坚韧、最持久的力量。

胜利是值得欢庆的，同时有其负担和责任。

但是，我们以极大的信心与希望面对未来及其一切艰险。美国能够为自己造就一个得到充分就业与安全的未来。同联合国一起，美国能够建立一个以正义、公平交往与忍让为基础的和平世界。

我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宣布1945年9月2日星期日——日本正式投降的日子——为太平洋战场胜利纪念日。这一天还不是正式停战和停止敌对行为的日子，但是我们美国人将永远记住，这是报仇雪耻的一天，正如我们将永远记住另一天是国耻日一样。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将走向一个国内安全的新时期，我们将和其他国家一同走向一个国与国之间和平、友善和合作的更美好的新世界。

上帝帮助我们取得了今天的胜利。在未来的年月，我们仍将在上帝的帮助下得到我们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美国】海明威（1899—1901）

海明威，美国作家。著有《太阳照样升起》、《老人与海》等。1954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以描写战争题材著称。他简洁、凝练的文风对后辈作家影响甚大。本文是他在第二次美国作家大会上的发言。

作家和战斗

作家的任务是不会改变的。作家本身可以发生变化，但他的任务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写得真实，并在理解真理何在的前提下把真理表现出来，并且使之做为他自身经验的一部分深入读者的意识。

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情了，正因如此，所以无论早晚，作家总会得到极大的奖赏。如果奖赏来得太快，这常常会毁掉一个作家。如果奖赏迟迟不至，这也常常会使作家愤懑。有时奖赏直到作家去世后才来，这时对作家来说，一切都已无所谓了。止因为创作真实、永恒的作品是这么困难，所以一个真正的优秀作家迟早都会得到承认。只有浪漫主义者才会认为世界上有所谓”无名大师”。

一个真正的作家在他可以忍受的任何一种现有统治形式下，几乎都能得到承队。只有一种政治制度不会产生优秀作家，这种制度就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强盗们所说出的谎言。一个不愿意撒谎的作家是不可能在这种制度下生活和工作的。

法西斯主义是谎言，因此它在文学上必然是不育的。就是到它灭亡时，除了血腥屠杀史，也不会有历史。而这部血腥屠杀史现在就已尽人皆知，并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最近几个月所亲眼目睹。

一个作家如果知道发生战争的原因，以及战争是如何进行的，他对战争就会习惯。这是一个重要发现。一想到自己对战争已经习惯了，你简直会感到吃惊。当你每天都在前线，并且看到阵地战、运动战、冲锋和反攻，如果你知道人们为何而战，知道他们战得有理，无论我们有多少人为此牺牲和负伤，这一切就都有意义。当人们为把祖国从外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战，当这些人是你的朋友，新朋友，老朋友而你知道他们如何受到进攻，如何一开始几乎是手无寸铁地起来斗争的，那么，当你看到他们的生活、斗争和死亡时，你就会开始懂得，有比战争更坏的东西。胆怯就更坏，背叛就更坏，自私自利就更坏。

在马德里，上个月我们这些战地记者一连19 天目睹了大屠杀。那是德国炮兵干的，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

我说过，对战争是会习惯的。如果对战争科学真正感兴趣（而这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对人们在危急时刻如何表现的问题真正感兴趣，那么，这会使人专心致志，以至于考虑一下个人的命运就会像是一种卑鄙的自爱。

但是，对屠杀是无法习惯的。而我们在马德里整整目睹了19 天的大屠杀。

法西斯国家是相信总体战的。每当他们在战场上遭到一次打击，他们就将自己的失败发泄在和平居民身上。在这场战争中，从1937 年11 月中旬起，他们在西部公园受到打击，在帕尔多受到打击，在卡拉班切尔受到打击，在哈拉玛受到打击，在布里韦加城下和科尔瓦城下受到打击。每一次在战场遭到失败之后，他们都以屠杀和平居民来挽回不知由何说起的自己的荣誉。

我开始描述这一切，很可能只会引起你们的厌恶。我也许会唤起他们的仇恨。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个。我们需要的是充分理解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和如何同它进行斗争。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屠杀，只是一个强盗、一个危险的强盗——法西斯主义所作的一些姿态。要征服这个强盗，只能用一个方法，就是给它以迎头痛击。现在在西班牙，正给这个法西斯强盗以痛击，像130 年以前在这个半岛上痛击拿破仑一样。法西斯国家知道这一点，并且决心蛮干到底。意大利知道，它的士兵们不愿意到国外去作战，他们尽管有精良的装备，却不能同西班牙人民军相比，更不能同国际纵队的战士们相比。

德国认识到，它不能指望意大利在任何一场进攻战中不能依赖这个盟国。不久前我读到，冯·布龙贝尔克参加了巴多略元帅为他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演习。但是，在远离任何敌人的威尼斯平原演习是一回事，在布里韦加和特里乌埃戈依之间的高原上，同第十一和十二国际纵队以及里斯特、康佩希诺和麦尔的西班牙精锐部队作战中遭到反攻并损失三个师，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轰炸阿尔美利亚和占领被出卖的不设防的马拉加是一回事，在科尔多瓦城下死7000 人和在马德里的失败的进攻中死伤3 万人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开始时说过要写得好而真实是多么困难，说过能够达到这种技巧的人都一定会得到奖赏。但是，在战时（而我们现在正不由自主地处于战争时期），奖赏是要推迟到将来的。描写战争的真实是有很大危险的，而探索到真实也是有很大危险的。我不确切知道美国作家中有谁到西班牙寻求真实去了。我认识林肯营的很多战士。但是，他们不是作家。他们只会写信。很多英国作家、德国作家到西班牙去了，还有很多法国作家和荷兰作家。当一个人到前线来寻求真实时，他是可能不幸找到死亡的。如果去的是12 个人，回来的只是两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带回来的真实，却将是实实在在的真实，而不是被我们当作历史的走了样的传闻，为了找到这个真实，是否值得冒这么大的危险，这要由作家自己决定。当然，坐在学术讨论会上探讨理论问题要安全得多。各种新的异端，各种新的教派，各种令人惊叹的域外学说，各种浪漫而高深的教师，对那些人来说，总是可以找到的，——他们也似乎信仰某种事业，但却不想为这个事业的利益而奋斗，他们只想争论和坚持自己的阵地，这种阵地是巧妙地选择的，是可以平平安安占据的。这是由打字机支撑并由自来水笔加固的阵地。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希望研究战争的作家来说，现在正有，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都会有可去的地方。看来，我们还会经历很多不宣而战的年代。作家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参加这些战争。以后也许会有奖赏。但是，作家们不必为此而感到不好意思。因为奖赏很久都不会来的。对此也不必特别寄予希望，因为，也可能像拉尔夫·福克斯和其他一些作家那样，当领取奖赏的时间到来时，他们已经不在人间了。

【印尼】苏加诺（1901—1970）

苏加诺，印尼第一任总统，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的领袖。1955 年对召开万隆会议、促进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这是1955 年4 月18 日，他在亚非会议开幕会上作的演说。

让新的亚洲和新的非洲诞生吧

阁下们：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姐妹、各位兄弟：

我能够在这个历史性的日子代表处在主人地位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欢迎诸位来到印度尼西亚，感到非常荣幸。假使我国有些条件不符合诸位的期望，我请求诸位谅解和原谅。我向诸位保证，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使诸位在我们中间的逗留对于宾主双方都是难忘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热烈欢迎将补偿可能会有的任何物质缺点。

在我环顾这个大厅和在此聚会的贵宾的时候，我内心十分感动。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我对我国能够款待诸位，感到自豪；我对诸位能够接受五个发起国家的邀请，感到高兴。然而，当我回想起我们许多国家的人民最近经历的苦难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到悲伤，这些苦难使我们在生命、物质和精神方面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认识到：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是我们的祖先，我们自己一代和年纪更轻的人牺牲的结果。在我看来，这个大厅不仅容纳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领袖们，而且容纳了先我们而去的人们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不朽精神。他们的斗争和牺牲为世界上最大两洲的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级代表的这个集会开辟了道路。

亚非两洲各国人民的领袖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聚集一堂讨论和商议共同有关的事项，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新的起点。不过在几十年前，我们各国人民的代表往往不得不到其他国家甚至别的洲去，才能聚会。

在这方面，我回想起大约将近30 年前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同盟”的会议。在那个会议上，许多今天在场的杰出的代表曾聚在一起，在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找到了新的力量。

但是，那是一个在数千英里之外、在异邦人中间、在异邦的国土上、在别的洲上的会议地点。在那个地方集会，并不是由于选择，而是由于必要。

今天，对比很鲜明。我们各个民族和国家不再是殖民地了。现在，我们已经取得自由、主权和独立。我们重新当家做主。我们不需要到别的洲去开会了。

在亚洲土地上，已经举行了几次亚洲国家的重要会议。

如果我们寻找我们这次伟大的集会的先驱者，那么我们必须望着科伦坡——独立的锡兰的首都和1954 年在那里举行的五国总理会议。而1954 年12月的茂物会议表明，走向亚非团结的道路已经扫清了，今天我荣幸地欢迎各位来参加的会议就是这种团结的实现。

我国是你们的东道主，我感到很骄傲。

但是我想到的并不全是印度尼西亚今天享受的荣誉。不。我的一部分心情由于其他的考虑而暗淡下来。

你们并不是在一个和平、团结和合作的世界中齐集一堂的，在国与国之间，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我们的不幸的世界支离破碎，受着折磨，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怀着恐惧的心情，担心尽管他们没有过错而战争的恶犬仍会再一次被放出笼来。

如果尽管各国人民作了一切努力，竟仍然发生这种情形，那时将会怎样呢！我们的新近恢复的独立将会怎样呢？我们的子女和父母将会怎样呢？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责任是不轻的，因为我知道，这些关系人类本身生死存亡的问题一定会放在你们的心上，正像它们放在我的心上一样，而亚洲和非洲国家是无法逃避它们对于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所负的责任的，即使它们想逃避也做不到。因为这是独立本身的责任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为我们的独立而愉快地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

许多代以来，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一直是世界上无声无息的人民。我们一直不被人注意，一直由那些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别的国家代为作出决定，一直生活在贫困和耻辱中。于是我们各个民族要求独立，并且为独立而战，最后终于获得了独立。随着独立的获得，就担负了责任。我们对我们自己，对世界和对那些还未出生的后代负有沉重的责任。但我们并不因负有这些责任而懊悔。

在1945 年，我们民族革命的第一年，我们印度尼西亚人碰到了在我们最后获得独立时——我们从不怀疑我们将获得独立——我们对独立怎样办的问题。我们知道如何反对和破坏。然后我们突然碰到了必须给予我们的独立以内容和意义的问题。不仅是物质的内容和意义，而且还有伦理的和道德的内容，因为没有伦理内容和道德内容的独立，将是我们所寻求的东西的一种可怜的膺品。独立的职责和负担，独立的权利、义务和特权，必须看作是独立的伦理内容和道德内容的一部分。的确，我们欢迎使我们负起新的负担的变化，我们都决心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和勇气来承担这些负担。

兄弟姊妹们，我们的时代是多么有生气呀。我记得，几年以前我曾有机会公开分析过殖民主义，我当时曾促请大家注意我所说的“帝国主义的生命线”。这条线从直布罗陀海峡起，穿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南中国海和日本海。在这个遥远的距离的大部分，这条生命线两边的土地都是殖民地，那里的人民是不自由的，他们的前途抵押给了一种外国的制度。沿着这条生命线，这条帝国主义大动脉，吮吸着殖民主义赖以生存的鲜血。

今天在这个会议厅里聚集的，就是那些国家的人民的领袖。他们已经不再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别人的工具和他们不能影响的势力的玩物了，今天，你们是自由的人民、在世界上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的人民的代表。

是的，“亚洲有风暴”，非洲也是如此。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民族和国家从许多世纪的沉睡状态中苏醒过来了。被动的人民已经过去了，表面的平静已让位给斗争和活动。不可抗拒的力量横扫了两个大陆。整个世界的心理的、精神的和政治的面貌已经改变了，这种改变的进程还没有完结。世界上到处产生新的情况、新的概念、新的问题、新的理想。民族觉醒和复苏的狂风横扫了大地，震撼它，改变它，把它改变得更好。

我坦白地承认，对于这些目的，我不是漠不关心的，也不是为纯粹和个人无关的动机所驱使的。

怎么可能对殖民主义漠不关心呢？对于我们来说，殖民主义并不是什么很遥远的东西。我们知道它的全部残酷性。我们曾看到它对人类造成的巨大破坏，它所造成的贫困，以及它终于无可奈何地在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前进下被赶出时所留下的遗迹。我国人民和亚非两洲许多国家的人民都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曾亲历其境。

的确，我们还不能说，我们这些国家的全部地区都已经自由了。有些地区仍然在皮鞭下受苦，没有派代表到这里来的亚非两洲某些地区也仍然在这种情况下受难。

是的，我们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现在还不是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还不能认为现在已经达到目的地的原因。只要祖国的一部分还不是自由的，任何民族都不能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像和平一样，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半自由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正如半生半死的事情不存在一样。

我们时常听说，“殖民主义已经死亡了”。我们不要为这种话所欺骗或甚至为这种话所麻痹。我告诉你们，殖民主义并没有死亡。只要亚非两洲的广大地区还不自由，我们怎么说它已经死亡了呢？

我请你们不要仅仅想到我们印度尼西亚人和我们在亚非两洲各个地区的弟兄们所知道的那种古典的殖民主义。殖民主义也有它的现代化的外衣，它可以表现为由一个国家之内的一个小小的然而是外国的集团进行经济控制、思想控制、实际的物质上的控制。它是一个狡猾的、坚决的敌人，它以各种各样的伪装出现，它不轻易放弃客观存在的赃物。不管殖民主义在何地、诃时、如何出现，它总归是一个邪恶的东西，一个必须从世界上铲除的东西。

这个斗争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我想大家都承认，邀请诸位到这里来的发起国的总理们的活动在结束印度支那战事方面，发挥了不是不重要的作用。

请看，亚洲人民发出了声音，全世界都倾听着。这不易一个很小的胜利，也不是一个可忽视的先例。这五位总理没有进行威胁。他们没有发出最后通牒。他们没有动员军队。相反地，他们共同磋商，讨论问题，集合他们的意见，并汇集他们各自的政治才能，提出了健全而合理的建议，这些建议形成了解决印度支那长期斗争的基础。

我从那时起就经常自问道，为什么这五位总理获得成功，而其他具有长期外交经验的人却不成功，并且事实上曾让恶劣的局势更加恶化下去，以致冲突有扩大的危险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亚洲人呢？也许这是一部分答案，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他们门口了，战火的任何进一步扩大将会造成对他们自己住房的直接威胁。但是我认为，答案实际上在于这一事实：这五位总理对问题采取了一种新的看法。他们并不是谋求自己国家的好处，他们没有实行强权政治的企图，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如何结束那里的战事并且进而增加保持和平和稳定的可能性。

我的兄弟姊妹们，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自由亚洲的某些国家发言，世界各国倾听。它们所谈论的是同亚洲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它们这样做就表明，亚洲的事务是亚洲人民自己的事。亚洲的前途可以由遥远的其他的民族来决定的日子现在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我们不能够、也不敢把我们的关心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大陆的事务。今天，世界各国是互相依赖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自身孤立起来。光荣的孤立也许一度是可能的。但是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全世界的事务也就是我们的事务，我们的将来有赖丁一切国际问题——不论这些问题看来可能与我们多么无关——的获得解决。

当我环视这个大厅的时候，我的思想回到了亚洲各国人民所举行的另一次会议。1949 年初——从历史上说，还是在不久以前——我国在宣告独立后第二次从事于生死存亡的斗争。我们的国家被包围、围攻，我们广大的领土被占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领袖被监禁或放逐，我们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

问题不是在会场里决定而是在战场上决定。当时我们的使节就是步枪、大炮、炸弹、手榴弹和竹枪。我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封锁。

就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这个悲惨然而光辉的时刻，我们的好邻邦印度在新德里召开了一次亚洲和非洲国家会议，来抗议对印度尼西亚的非正义行为并支援我们的斗争。精神上的封锁被打破了，我们的代表飞抵新德里，亲身体会了对我们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的巨大支持。亚洲和非洲国家人民为援救一个处境危殆的亚洲兄弟国家而表现的这种团结一致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的亚洲和非洲邻邦的外交家、政治家、报纸和普通人全部支持我们。这样我们有了新的勇气来继续进行斗争，直到最后胜利。我们再次充分体会到德斯穆林的话的真理：“不要怀疑自由人民的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