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理论拓展与经验研究

思想战线

2012年第4期第38卷ɴ. 4，2012Vol. 38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理论拓展与经验研究

臧得顺

摘

，这一理论对中国经要：李培林研究员早在1992年就提出了“社会结构转型理论”

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成长的过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较好的学术脉络传承性和较高的理论体系开放度，是一套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之上、具有独特魅力并影响世界的“中国学派”的理论。这一理论对于把社会结构当做社会学学科研究的主题和重点、推动一种新发展观的确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社会结构；社会关系；非正式制度

笔者曾在《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上撰

①总结分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培文，

制度变迁、乡镇企业中的不规范的产权制度和组织形态、海外华人的侨汇、善举与投资等诸多问题，始终围绕“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这一中心问题。

其后，张继焦在从事企业人类学和都市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中，发表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大都是沿着“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这条理论线

②他还把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缘网索来进行的。

，这一理林研究员提出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

论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成长的过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对于促进把社会结构当做社会学学科研究的主题和重点、推动一种新发展观的确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发表后，有些读者通过邮件要求笔者把这些后续的理论拓展和经验研究总结梳理出来，以供学术讨论之用。笔者不揣浅陋，拟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加以概括总结，尝试在本文中完成这一任务。

络、亲缘交往规则、家族关系、社会资本等以及由此生发的海外华侨的寻根投资行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运作进行了微观的经验分析和宏观的理论探讨；③从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上看，张继焦对少数民族迁移者、家族企业、海外华侨、土地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关注，特别是对这些研究对象所涉及的非正式制度、关系网络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关于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研究，张继焦博士侧重于探讨“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这也是受到李培林的影响，进而参与了这个理论框架的构建，他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海南省琼海市（学名“琼市”，作者的故乡）

进行了长期的实

、“主位研究地调查，采用了“个人生活史”

”、“个案分析法”等方法，获得了丰富的经法

验材料。在此基础上，他对“非正式制度”的概念及其边界进行了界定，探讨了家庭伦理、亲缘网络在家庭商业中的作用；分析了家庭工业中的亲缘交往规则；考察了民间借贷与民间信用、农村非正式组织与农村经济、地方性规则与土地

二、国有企业的社会学分析

对国有企业诸问题（包括国有企业家族化、国有企业社会成本问题、下岗工人再就业中的社会资本运用等）

的研究是这一理论关注的核心

，“企业组织领域，因为李培林作为博士生导师

是我的老本行。我现在招收的博士研究生，还是‘企业组织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的。我曾对国有企业组织、乡镇企业组织、私营企业组织以及

*作者简介：臧得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上海，200020）。

——对一个师承性学派研究成果的谱系考察》，《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①臧得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与实证—》，《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②张继焦：《民间借贷、民间信用与金融制度变迁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张继焦：《市场化过程中家庭和③张继焦：《亲缘交往规则与家庭工业

——以海南琼海市汉族的家庭商业为例》，《思想战线》1998年第5期；张继焦：《非正式制度、资源配亲缘网络的资源配置功能—

》，《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张继焦：《迁移创业型家族企业：对存在的和生成的社会资本的利用》，《思想置与制度变迁

》，《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张继焦战线》2005年第1期；张继焦：《关系网络：少数民族迁移者城市就职中的社会资本

：《海外华侨对侨乡的侨汇、善举与投资行为：从人类学角度看侨商的寻根经济》，收于陈志明等编《跨国网络与华南侨乡：文化、

》，68，2006，认同与社会变迁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丛书第号年第185 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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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系列的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非农村落’

①。研究”

⑤前一项研究中对于针对这个问题的学术探讨。

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分析，是基于1997年劳动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

合作进行的、在

促进城市就业项目中设立的城镇就业抽样调查子项目的问卷调查数据，该调查在沈阳、青岛、长沙、成都四城市共获取有效样本9319份；对于农民工群体的职业获得与社会流动的分析，是根据1995年对山东济南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而进行的。该研究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个人的教育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是影响求职实现和职业获得的最重要最显著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补充解释，得出结论：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在日常生活的某些领域出现了正式制度的缺位或供给不足，于是人们更多地转向求助于非正式制度，从而使由人际关系所构成

⑥的“社会资本”在求职中发挥重要作用。

张翼博士通过对贵州一座生产机械产品的三——黔厂的深入地实地调查，发现了其中线企业—

正式组织和以家族成员为中轴组成的非正式组织之间的互动状况，寻找和探索到工人在以家族成员为核心的非正式组织中的活动和收益，以“企业科层制”之中的家族关系、非正式组织和社会潜网，以及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修正问题”作为分析和论述的重点，探讨了国有企业中的亲缘化的非正式组织、家族化对企业配置资源和权力配置的影响，指出在国企改革的现实中应该注重非正式制度对于资源配置的重要作

②用。

在李培林、张翼合著的《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一书中，他们提出了一个解释国有企业行动的理论假说，即国有企业的人员过密化假说：国有企业在综合福利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双重目标的驱动下，企业逐步丧失了退出的机制，人员不断地膨胀，产出的剩余更倾向于“内卷”（involution ）分配，而不是“外卷”（evolution ）的发展，尽管产出还在不断增加，但人均可供分

③作者指出：正是由于追配的剩余却愈来愈少。

三、企业组织中的社会关系

张缨在其博士论文（2001）⑦及随后出版的专著（2004）

中，从“信任关系”的角度来阐

述“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组织和经济运行的，这种社会重要性。信任也是一种“社会资本”

资本不是针对个体资本而言的社会资本，而是针

⑧对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而言的社会关系资本。

求综合福利最大化这一逻辑前提，国有企业的行动逻辑朝着功能内卷化和人员过密化的方向展开。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作者认为，国有企业要走出自身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人员过密化逻辑，完善的竞争性市场、政企分开和产权明晰化都是必要的条件，但也必须通过提供“另外的替代资源”（新兴产业、就业机会、社会保障）

来实

现，这样才能使原有的利益格局具有变动的弹性，使转型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得到化解，因为必须把关于企业的实际行动选择放在不

④同理性行动者之间的协作可能性中来考察。

作者采用深度访谈的案例研究法（调查了L 集团公司、G 集团公司、台商独资M 集团等），在“嵌入性”（Embeddedness ）

视角下，从行为表

现层面探讨了我国现阶段企业间信任关系，选择从企业行动者的微观个体信任关系入手，通过相关理论和研究，比较微观现实生活中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信任运作逻辑及契约实施，对企业交易行为深入剖析，构建了转型期中国企业间信任关系研究的一个分析框架。借助这一框架、进行实证研究，探讨了转型期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的核心特征及信任关系的重构，提出和验证了三个理论构想：一是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的实质是以工具性关系构建为核心的信任关系。它不同于港台及海外华人企业的信任关系，它是人情连带和理性计算的组合。不同于典型市场经济国家，是契约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及其再就业问题成为中国重要的现实问题，李培林、张翼、赵延东合著的《就业与制度变迁：两个特殊群体的求职过程》一书和赵延东的博，即是士论文《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与再就业》

，北京：学习出版社，2009年，自序之第3页。①李培林：《李培林自选集》

——非正式组织对资源配置的影响（黔厂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1998②张翼：《国有企业的家族化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年；张翼：《国有企业的家族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1页。③李培林张翼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1页。④李培林，张翼：《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赵延东：《下岗职工的社会⑤李培林，张翼等：《就业与制度变迁：两个特殊群体的求职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资本与再就业》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后记。⑥李培林，张翼等：《就业与制度变迁：两个特殊群体的求职过程》

——转型期中国企业间信任关系及结构重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1⑦张缨：《信任、契约及其规制—

年。

——转型期中国企业间信任关系及结构重组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李培林序。⑧张缨：《信任、契约及其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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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的信任关系，而不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缘约下的信任关系。二是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的构建是一种多元构建，主要有四种信任关系模式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即特殊主义工具性信任关系（C ），关系性市场型信任关系（C +D ），共存庇护型信任关系（C +B ）

以及特殊主义协力式信

任关系（C +A ）。这四种模式运行逻辑并不一致，常常会带来企业行动者想要的信任关系难以真正构建起来。这可能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生活中低信任度、违约现象难以遏制的一个深层原因。三是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是由显性和隐性第三方来保障的信任关系。每一种保障机制既有它的作用也有它的缺陷。真正有效的第三方保障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梁栋在其博士论文中，主要探讨了信息化背景下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企业组织形式日渐由等级向网络转型，从中抽离出组织网络化的内在动力。并通过对网络组织发展由来、理论背景的说明，厘清了一个合理网络组织的特性和作用机制，又分别对组织内和组织间网络的作用、特征、机制以及两者间的关系结构做了具体的阐

①释，从而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网络组织构架。

②尉建文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及专著中指出，

感，把职工群众对不公正感的行为反应视为干群冲突的表现形式，并把这种表现形式视为职工群体针对领导干部的不公正做法的抗争行为，他用

⑤在“不平则鸣”四个字来概括这个理论思路。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有企业内部干群冲突的逻辑和机制。他对国有企业的组织形态和其中的非正式制度特别是劳动关系的关注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该理论的核心研究理路。

王晓晖关注的是中小型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问题，对李培林研究的“老本行”工业社会学和游正林对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理论有明显承继关系。在其博士论文中，王晓晖对贵州的三个水泥厂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从劳动过程视角出发考，旨在回答劳察中小型私营企业的“生产政治”

动双方在日常生产和在工作场所的相互作用中塑造了什么样的关系。研究的主要发现有三个：1. 为把劳动力转化为实际劳动，管理层采取了以威胁工人的经济收入和就业安全为主要机制的强制性劳动控制系统。2. 在对工资、福利等劳动条件不满并进行抗争的同时，工人仍然在生产线上努力提高产量和质量，不满和抗争与努力劳动遵循不同的行动逻辑。这说明，劳动关系不是简单的如巴纳德、亚当斯、西蒙等人所谓的贡献与投入间的交换关系，工作场所本身作为一个场域，会塑造出不同于交换关系的行动逻辑。3. 基于工人与管理者有无亲戚和老乡关系，管理者对工，造成同一工厂内的工人人实施了“差异管理”

属于不同的工厂体制，作者称之为“分层工厂。体制”

“恩惠制”和“市场独断制”是“分层工厂。“市场独断制”体制”内的两种主要的次类型

揭示了中小型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的根本特点：企业主和管理者掌握着劳动过程和工人利益的控制权，工人无权、无制度化渠道参与涉及自身利益

⑥王晓晖的研究虽然与“社会结构的日常管理。

私营企业主通过政府、市场和亲缘关系网络三条途径获取各种社会资源。私营企业主动用和建构关系网络是理性的行为，是对社会关系工具性的应用，互惠是关系网络运作和建构的最基本特征。私营企业主动用亲缘关系网络看重的是其提供的社会支持和节约组织成本、监督成本和交易

③成本的功能。

四、劳动关系的社会建构

游正林博士和王晓晖博士主要关注的是转型期中国企业的劳动关系问题。游正林重点研究国有企业中的干群关系，在他的博士论文和专著

④他将国有企业内部干群之间的冲突关系定中，

转型理论”中关注“关系性社会结构”有某种承继关系，但更为明显地伸向了另外一个具有深——工人阶级生成及劳动厚理论脉络的研究领域—

过程理论中，也由此可见把“社会结构”作为——因为客观上社会学探讨的核心问题的价值—

讲，对于许多生活中“社会事实”的深入探讨

为研究的主题，从组织公正的理论角度提出了一个分析企业组织或工作场所中的干群冲突的理论框架，即认为干群之间的冲突源于应该由领导干部负责的职工群众的不公正感，或者说，是因为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导致职工群众产生了不公正

——信息化与企业组织网络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①梁栋：《网络组织的兴起—

——私营企业主关系网络建构与运作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②尉建文：《关系网络与资源获取—

2006年；尉建文：《中国私营企业主关系网络调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7页。③尉建文：《中国私营企业主关系网络调查》

——西厂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游④游正林：《转轨中的国有企业干群关系研究（1979 2005）—

——国有企业干群关系研究（1979 200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正林：《西厂劳工———国有企业干群关系研究（1979 200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1 45页。⑤游正林：《西厂劳工—

：《———》，⑥王晓晖生产政治中小型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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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绕不开“社会结构”与多层面适应性功能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当中的资源价值及其功能意义鲜明地体现于彻底城市化的动态过程中。她的研究展示出：都市村社共同体是已经走进城市生活的特殊“村民”群体及其所在社区谋求生存发展、实现城市融合的重要倚赖，而其中尤其关注与强调的又是，在大政府与弱势“农民”群体之悬殊博弈力量的比照下，凝聚着这一特定社会群体行动逻辑的独特共同体、“农组织是“末代农民”逐渐“脱胎”为市民村社区”逐渐转变为城市社区最便捷的中介与桥梁，是农民城市化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新型。相比较而言，李培林的研究“偏重社会空间”

，而蓝宇蕴的研究更注于经济运行的社会规则”

重村落的社会层面和本土资源；③蓝宇蕴的研究调查更加深入，资料更加细致和丰富，而李培林，借“羊城村的故的研究则是“功夫在诗外”

④事”提炼出更多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五、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与地权研究视角

2004年前后，李培林和他的博士生蓝宇蕴通过对广东省广州市22个城中村包括三元里村、石牌村、猎德村等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查和深度访谈，积累了丰富的一手材料，两人各自写就一本可以当做“参照读物”的学术专著。在《村——羊城村的故事》一书中，李培林落的终结—

将22个村落冠以“羊城村”的学名，运用一种介于“文本概括法”和“文学概括法”之间的方法对调查材料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新意的“质性”研究，探讨了城市化背景下村落终结的过程，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一是村落的终结和农民的终结不是完全统一的过程，不是非农化、工业化和户籍改革就能解决的，村落的终结更加艰难，更加漫长，一蹴而就的结果往往是造成社会的断裂；二是村落的终结必然伴随产权的变动和社会网络的重组，其间必然伴随着激烈的利益和价值冲突，需要建立一种超越“零和博弈”的新的合作和整合机制；三是村落组织的传统本土资源，并不完全是现代性的对立面，它也可以融入或被用来构建现代化的新传统，在所有被视为对立两极的中间，都存在连续谱的过渡和多样性；四是“城中村”在城市化过程中具有双重的功能，它既是城市异质的边缘，也是替代贫民窟而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并转变成新市民的摇篮和跳板；五是城中村的研究，为最终揭示从村落

①非农化到村落终结的变迁逻辑提供了可能。

臧得顺博士通过对鲁、鄂四个村落（臧村、金村、朴村和桥村）

的实地调查，将农地产权

制度问题置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之中进行经济社会学考察，始终围绕“市场进程中社会结构性要素如何界定农地产权”这一核心问题进行探讨，借鉴了周雪光“关系产权”的视角，透、视了地权中的社会关系，提出了“关系地权”“谋地型乡村精英”等概念，以此作为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农地产权变革的分析框架。作者指出，正在生成的“谋地型乡村精英”群体作为新时期乡村社会结构的实体要素之一，对当代中国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体、以“均等原则”为特征的地权分配方式起着严重的扭曲和变形作，乡村中的社会用。作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力量在现实的地权配置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就农地产权的制度设计而言，政府要善于培育积极的社会力量，抑制其消极性，逐步实行“削弱行政村农地权力”的政策，朝着“培育社会

⑤臧得顺的研究在经济社型政府”的方向转型。

蓝宇蕴在其博士论文及后来修改出版的专著

②对相同的研究对象———都市里的村庄进行中，

了与其导师有所不同的社会学研究。不同于导师进行的对22个村落的研究，蓝宇蕴主要选择了个案村“珠江村”进行深入的实地研究。她主要借鉴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主体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新村社共同体”的核心概念，重点关注珠江村这个“后工业化”的“新村社共。她的研究阐明：同体”即“都市村社共同体”

在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中，在产业和职业都已经转型的社会条件下，在村社区的地理坐落也已经走进城市的情形下，建立在非农社会经济基础上的、既有历史延续性、同时又具有现实变异性的都市村社共同体是一个内涵丰富社会资本等资源

会学的理论体系中，也坚持了该理论研究“社、非正式制度的核心理路，在一定会结构转型”

程度上拓展了其研究对象、丰富了其研究内容。

六、总结与评论

如上文概括分析的一样，李培林提出并在其

——羊城村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15页。①李培林：《村落的终结———关于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蓝宇蕴②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

：《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李培林序。③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羊城村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后记。④李培林：《村落的终结—

——基于鲁、鄂四个村落的实地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⑤臧得顺：《农地产权制度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年臧得顺谋地型乡村精英的生成巨变中的农地产权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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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博士的论著中得以延伸和拓展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扎根于中国现实国情的深厚土壤，从西学中汲取丰厚的社会学理论营养，到今天已是体系初备，雏形渐成。总体看来，大致有下面几个特点。

1. 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的现实解释力。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是扎根于中国现实土壤的真正的中国理论，是一种建立在“中国经验”上的理论，与20世纪80 9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不谋而合，一方面来自于现实变革解释的需要，反过来又恰逢其时地为经济社会转型的研究和讨论提供了话语框架和思路。正如李培林明确指出的：“在我的研究理路中，我一直期。这望自己保持对‘真实世界’的‘问题意识’，一是现实层面的，就是努力解种‘问题意识’

读和回答那些重大的实践问题；二是学术层面的，就是注重那些具有知识积累意义的前沿问

①从这一理论的提出和后续拓展来看，这”题。

行类比，把社会看作具有结构特征的社会事实，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特点；19世纪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也曾强调过研究社会结构的意义：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他继承并发展了斯宾塞的社会结构——结构的自的概念，强调社会整体的优先位置—主存在问题。

聚焦于中国研究的学术脉络来看，学者们把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糅合起来，或者说，社会关系格局就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费孝通先生曾屡次强调“差序格局”式的社会关系结构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③而“差序格局”这一本土社会学概念的理论价值正在于它对社会结构

④在金耀基的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同时把握。

那里，关系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社会文

⑤魏昂德更明确指出，社会结构不是群化概念。

体的集合，而是“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的模式，

⑥因此，社会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网络”

一理论在如下几大现实问题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譬如国有企业的家族化特点、社会成本问题、国企干群关系；私营企业的运作模式、劳资关系；城中村治理、乡村发展等等。在解释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时，该理论始终关注的是经济运行的社会规则，或者说是社会结构因素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核心命题。因为，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的理论概括。认清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结构，也就从本质上把握了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社

②会变动的状况和趋向。

结构既是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结构的，“社会关系格局（结重要表现，甚至不妨说

⑦。构）就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

因此，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不仅在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现实问题上颇具解释力，而且承接经典的社会学理论，也具有很强的国际学术对话能力。

3. 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的体系开放度。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不是一套封闭僵化的理论，因为它产生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实践，必将随着现实问题的丰富而不断自我更新和日趋完善。这在上文对其理论拓展和经验研究的分析中也可见端倪，譬如社会结构转型理论强调非正式制度、社会结构因素、社会关系等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而又在劳动关系领域、产权制度等方面得到新的生发，与工厂体制中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产权的社会建构等新近发展起来的理论相承接，体现出其强大的包容性和理论吸纳力，需要在实践的反思和学术的讨论中得到进一步升华。

2. 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的学术传承性。在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畴，有着极为清晰悠久的学术发展脉络。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学学科重建而理论匮乏的现实境况下，李培林援引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中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加入对中国现实国情的考量进而提出社会结构转型理论，对于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无疑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若追根溯源，从英国社会学家H. 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开始，他就把社会与生物有机体进

（责任编辑何斯强）

，前言《我的研究理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①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9页。②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 32页。③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④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

——一个社会学的诠释》，《金耀基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⑤金耀基：《关系和网络的建构—

⑥Walder ，A. G. ，Communist Neo －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p. 244．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2页。⑦林聚任：《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重建：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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