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回小说对宋明理学的超越

作者：宋克夫

明清小说研究 2008年07期

　　一、章回小说与宋明理学的分野

　　宋明理学是南宋至清代居于正宗地位的儒学。南宋以后，宋明理学相继出现了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和清代气学三个重要的学术流派。作为明清时期具有主导作用的哲学社会思潮，宋明理学无疑会对章回小说的创作产生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拙著《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进行了专门论述。但是，文学作为意识形态中一个独立的领域，不是哲学的附庸而具有自身的特征。正是由于章回小说具有自身的特征，在对人的认识、设计和表现上才形成区别于宋明理学的分野。而这种分野为章回小说实现对宋明理学的超越与批判提供了可能。

　　章回小说与宋明理学的分野首先取决于这二者对人的认识、设计和表现上的不同方式。在对人的认识、设计和表现上，哲学采取的是科学的方式，而文学遵循的则是艺术的方式。“诗性语句是凭情欲和恩爱的感触来造成的，至于哲学的语句却不同，是凭思索和推理造成的，哲学语句愈升共相，就愈接近真理；而诗性语句却愈掌握殊相，就愈确凿可凭。”①尽管文学和哲学都把对人的认知和设计作为目的和归宿，但在这一过程中，哲学重视的是理性，文学强调的是情感；哲学采取的是推理，文学发挥的则是想象；哲学强调的是共性，文学看重的则是个性；哲学以抽象的概念表达对人的思考，而文学则以生动的形象实现对人的观照。较之于哲学，文学按照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反映社会人生。文学的自身特征决定了章回小说作家无意于像宋明理学那样以理论的方式，津津乐道地去解释人性善恶的本质，而更重视以形象的方式向人们展示善恶纷呈的世界，去展示构基于相应人性基础上的人的思想、情欲、行为以及生存状态。文学比哲学更长于深入到人的心灵和生活深处。别林斯基曾经说过：“每个民族都有两种哲理：一类是学究式的，书本的，郑重其事的，节庆才有的；另一类是日常的，家庭的，习见的。这两种哲理在某种程度上彼此接近，只要谁想描写一个社会，它必须认识这两种哲理，尤其是必须研究后一种。”②章回小说的创作也是如此，一方面，它吸收了学究式的宋明理学的哲理，同时，也参照了日常生活的哲理，这两种哲理的彼此接近和相互区别构成了章回小说和宋明理学的联系与分野的基础。《金瓶梅》在观念上接受理学家“存理去欲”的训诫的同时，又在实际创作中表现出对人欲的正视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在观念上，尽管兰陵笑笑生一再强调：“酒色多能误邦国，由来美色丧忠良”，“贪财不顾纲常坏，好色全忘义理亏”，表现出对“存理去欲”观念的认同；但在实际创作中，却以日常生活的形象描写，生动展示了一个追金逐银和男欢女狂的人欲世界，以对人欲的大胆正视，表现出对“存理去欲”观念的背离。

　　章回小说与宋明理学的分野还取决于章回小说对人的认识、设计和表现上的创造特性。章回小说的创作是对宋明理学的参照和现实生活的表现，但却不是对宋明理学演绎式的因袭和现实生活机械式的模拟，而是在特定的文化社会环境中的创造。这种情形，正如当代英国文化学家理查德·霍加特在《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中所言：“文学是一种文化中的意义载体，它有助于再现这个文化想要信仰的那些事物，并假定这种经验带有所需求的那类价值。它戏剧化地表现了人们是如何感受到延续的那些价值的脉搏，尤其是如何感受到源于这一延续的是什么压力和张力。它有助于确定那些所信仰的‘东西’。只要具有一种展望生活的形式和力量的更好的观念，就有助于确定这种展望。由于艺术自身中创造了秩序，它便有助于揭示一种文化中现存的价值秩序，这种揭示要么是通过反映，要么是通过拒绝现存价值秩序或提出新的秩序。”③一方面，章回小说“通过反映”，揭示宋明理学中“现存的价值秩序”。同时，章回小说的创作也是一种创造，完全可以“拒绝现存价值秩序或提出新的秩序”，以实现对宋明理学的超越与批判。《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自由意识和“意淫”意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水泥骨肉”观，不仅意味着对程朱理学道学人生观的拒绝和反叛，而且标志着新的价值人生和价值秩序的诞生。曹雪芹正是通过对新的人生价值的创造和人的生存方式的探索，实现了对宋明理学的超越与批判。

　　正是因为章回小说实现了对宋明理学的超越与批判并形成了明显的分野，章回小说和宋明理学才分别得到不同人们的不同对待。统治者和道学家对程朱理学百般推崇，而对《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则屡加禁毁，就是这种分野的产物。明毅宗朱由检在崇祯十五年曾诏令：“先儒朱子称先贤，位汉唐诸儒上”④，对朱熹推崇备至。而也是这个明毅宗，也在崇祯十五年，则下诏“严禁《水浒》”：“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⑤康熙五十三年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推崇“杏坛、紫阳之心传”的同时，下令严禁“小说淫词”：“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俗，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蛊心焉。所关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⑥正是因为章回小说和程朱理学将会产生相反的社会效果，所以，清代统治者屡次严令：“一切淫词小说，……立毁旧板，永绝根株；即儒门著作，嗣后惟仰我皇上圣学，实能阐发孔孟程朱之正理者.方许刊刻。”⑦明清统治者对章回小说的禁毁和对程朱理学的提倡，从一个侧面说明章回小说与程朱理学的区别和分野。

　　二、章回小说对宋明理学的历时性超越

　　章回小说对宋明理学的历时性超越，主要表现为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对阳明心学的救正。

　　章回小说对程朱理学的批判突出体现为对主体意识的弘扬。程朱理学的本质就是通过对“天理”本体地位和主宰作用的强调，体现出对人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和人的主体意识的贱视。明清时代，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弘扬人的主体意识，肯定人的价值成为一股进步的时代思潮。“心即理”、“心外无理”、“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构成了阳明心学思想的核心。程朱理学中作为客观精神的“天理”，在王阳明那里则成了主观精神的“良知”。由于王阳明以“良知”取代了“天理”最高的本体地位，从而打破了“天理”主宰一切的格局，高度肯定了人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作为这股时代思潮在章回小说创作中的体现，对人的独立存在价值的肯定和人的主体意识的重视，是《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的共同特点。《西游记》通过对孙悟空的主体意识和人格自我完善中的能动作用的肯定，表达了个体人格与群体人格、主体意识与伦理意识统一的人格理想。《金瓶梅》则通过西门庆之类的人们对金钱财货的极力追求和人情物欲的尽情宣泄，表现了对主体意识的正视，同时又对主体意识片面发展所造成的价值倾斜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儒林外史》则以人们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作为价值判断的基点，对在“功名富贵”面前保持独立人格的真儒奇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同时又对由于热衷追求“功名富贵”而导致的种种扭曲的人生予以严肃的批判，从而表现了对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的弘扬。《红楼梦》的主体意识在“重情不重礼”，“一味的随心所欲”的贾宝玉身上得到突出的体现。构基于自然人性基础上的自由意识和“意淫”意识构成了贾宝玉主体意识的内容。《红楼梦》通过贾宝玉的自由人生和贾政为代表的道学人生的冲突，表现了对主体意识的礼赞和对程朱理学的批判。

　　章回小说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还突出地体现为对人情物欲的正视。在哲学上，程朱理学对主体意识的漠视，体现在伦理学上则表现为对人的合理情欲的遏制。“存天理，灭人欲”这类道德箴言就集中地反映了程朱理学禁欲主义的本质。阳明心学的出现，意味着对程朱理学的反拨。王阳明认为：“日用间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则义理自熟。”⑧提出“天理”体现于“日用”之中。尽管王阳明在“天理”与“人欲”的关系上，仍然主张“存理去欲”，但这一观点却为王学左派提供了哲学依据而得到世俗的发挥。“百姓日用即道”，“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⑨。把“百姓日用”抬高到与“天理”平起平坐的地位，从而打破了“天理”对世俗生活的禁锢，人的正常欲望得到合理的肯定。体现在章回小说的价值取向上，必然形成对人情物欲的认可和正视。于是，章回小说的创作由感性欲求的简单否定转而注重人情物欲的合理正视，由偏重道德人生的理性观照转而注重世俗人生的感性显现。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的人情物欲受到前所未有的正视。正是从这种价值判断出发，《西游记》以不乏调侃意味的笔调描写了猪八戒好色贪财、爱吃好睡的世俗性格的同时，最终还是让如来佛封这位“色情未泯”，“口壮身慷，食肠宽大”的八戒适得其所地做了个“受用”的“净坛使者”，表现出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人欲”的认可和宽容。而在《金瓶梅》的第一回，作者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情色二字，乃一体一用。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表现出的是作者对人情物欲的勇敢正视和程朱理学的大胆反叛。

　　对“存理去欲”的批判是清代气学的重要内容。宋明以来，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阳明心学，都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而主张严守“理欲之辨”。清代气学则强调“天理”与“人欲”的统一，认为“理存于欲”。王夫之提出：“私欲之中，天理所寓。”颜元认为：“男女者，人之大欲，亦人之真情至性也。”⑩通过对禁欲主义的批判，充分肯定了人欲的合理。这一思想体现在章回小说的创作中，形成了对人的正常情欲的审美观照和热情礼赞。如果说，《西游记》对人情物欲的描写，是以善意的嘲弄表现出对人欲的合理宽容，《金瓶梅》对人欲横流的再现，是以无可奈何的态度体现了对人欲的勇敢正视；那么，《儒林外史》、《红楼梦》对人的真情至性的观照，展示的则是对审美人生的热情礼赞和执着追求。这里，用不着对人情物欲善意嘲弄，也没有对人欲横流无可奈何，体现出的是人性美、人情美、情爱美，以及对这些美的赞美。在《儒林外史》中，尽管作者反对功名富贵，强调淡泊人生，但却通过牵着老婆游清凉山的杜少卿，肯定了对感性人生的尽情享受。而《红楼梦》则通过“一味的随心所欲”的贾宝玉以及宝黛爱情，体现了对美好人生和美好爱情的热烈寻求。

　　章回小说对阳明心学的超越主要体现为对经世实学的提倡。明清之际，阳明心学空谈心性的流弊引起了一些进步思想家的不满。重视经世实学，反对空谈心性成为清代气学，尤其是颜李学派的重要思想。在《习斋记余》卷六《阅张氏王学质疑评》中，颜元指出：“王学诚有近禅”，“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并通过对经世实学的倡导，以纠正阳明心学空谈心性的流弊。李塨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转述颜元学术思想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与吴敬梓过从密切的程廷祚是颜元的再传弟子。戴望《颜氏学记》卷九《征君程先生廷祚》介绍其学术思想说：“先生之学以习斋为主，而参以梨洲、亭林，故其读书极博，而归于实用。”受颜李学派学术思想的影响，吴敬梓在《尚书私学序》中指出：“俗学于经生制举业之外，未尝寓目，独好虚谈性命之言，以自便其固陋。”对空谈心性的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进行了批判。体现在《儒林外史》创作上，尽管吴敬梓在批判程朱理学，张扬个性精神等方面受到包括左派王学在内的阳明心学的影响；同时又以对经世实学的重视和以对礼、乐、兵、农的提倡，表现出对阳明心学空谈心性流弊的救正。作品中的王冕对“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通”，虞华轩也精通“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凡此种种，都体现了吴敬梓对经世实学的重视。而无论是众儒士祭祀泰伯祠，还是萧云仙治理青枫城，都体现了《儒林外史》对经世实学的重视和对阳明心学的超越。

　　三、章回小说对宋明理学的共时性超越

　　伴随着不同时代宋明理学思潮的不断发展，章回小说实现了对前一阶段理学思潮的批判，尤其是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表现出对宋明理学的历时性超越。同时，由于文学自身对人的认识、设计和表现上的艺术特性及其创造特性，章回小说在创作上尽管受到同一时代理学思潮的影响，但却能克服同一时代理学思潮中某些传统观念和保守因素，形成与同一时代理学思潮的分野，以实现对宋明理学的共时性超越。《三国演义》、《水浒传》以群体人格和伦理人格悲剧，表现出对传统道德的困惑，导致了对程朱理学的反思。《西游记》、《金瓶梅》则以对人情物欲的正视，克服了阳明心学在伦理上的保守。《儒林外史》、《红楼梦》则以对平等意识的强调和“男尊女卑”观念的突破，显示出较之清代气学更为充分的人文精神。《三国演义》、《水浒传》之于程朱理学，《西游记》、《金瓶梅》之于阳明心学，《儒林外史》、《红楼梦》之于清代气学，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超越。这里，我们且以吴敬梓与程廷祚在思想和性格上的区别为个案，对这种超越作出具体说明。

　　作为清代颜李学派在南方的代表人物，程廷祚对吴敬梓的思想曾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这在批判程朱理学，提倡礼乐兵农，抨击科举制度等方面都有较为突出的体现。但是，两人在性格和思想上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性格风度上，吴敬梓具有诗人气质，而程廷祚则更富学者风范。吴敬梓的思想来源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深受清代气学思想的影响，同时又承继了魏晋风度。程晋芳在《勉行堂文集》卷五《寄严东有》一诗中描述吴敬梓的性情说：“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金兆燕在《寄吴文木先生》一诗中形容吴敬梓狂放不羁的风格说：“有时倒著白接，秦淮酒家杯独持。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吴敬梓在《减字木兰花》词中说自己是“乡里传为弟子戒”的人物。这种任性率真的性格和放浪形骸的作风无疑是对魏晋风度的发展。较之吴敬梓诗人式的狂放，程廷祚的性格则更具有学人式的庄重。据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绵庄先生墓志铭》所载，程廷祚幼年时，其父“日闭户课两儿，俾习洒扫应对之节”。这种严格的教育使他“髫龄时，不妄语言，好正襟危坐论古今忠孝大节”。终其一生，“其状貌温粹，志清行醇，动止必蹈规矩，与人居不为崖岸而自不可犯”，“德望行业，卓卓为乡人师表”。其号“绵庄”就是其性格的象征。

　　在思想观念上，吴敬梓趋于激进，而程廷祚则倾向于稳重。尽管程廷祚以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显示出其哲学思想的进步，但在伦理观念上仍然较为保守。而较之于程廷祚学人式的保守，吴敬梓在伦理观念上则表现出诗人式的激进。这种情形，在两人对松江女子张宛玉的不同态度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四所载：“有松江女张氏二人，寓居尼庵，自号‘文敏公族也’。姊名宛玉，嫁于淮北程家，与夫不协，私行脱逃。山阳令行文关提。”对于这个拒绝“嫁俗商”的才女张宛玉，吴敬梓给予了同情与支持。而程廷祚则在《与吴敏轩书》中认为：张宛玉“乃昧三从之古训与中馈之正理，而孤行一意”。怀疑张氏“居可疑之地，为无名之举，衣冠巾帼，淆然杂处，窃资以逃，追者在户，以此言之，非义之所取也”。希望吴敬梓“抱义怀仁，被服名教，何不引女士以当道，令其翻然改悔，归而谋诸父母之党，择盛德之士而事之”。尽管此信的主旨是为吴敬梓着想，担心朋友招惹是非，但在对张宛玉的评价上仍然流露出正统的伦理观念和保守的妇女思想。而吴敬梓则并没有接受朋友善意劝告，对张宛玉采取了与程廷祚不同的态度。据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沈琼枝即《随园诗话》卷四所称松江张宛玉。”在《儒林外史》中，对于沈琼枝敢于反抗盐商，追求独立人格，予以热情赞扬，并通过杜少卿之口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对张宛玉表现出的是理解和敬重。

　　由此看来，由于清代气学思想的影响，才使吴敬梓的思想和《儒林外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实现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达到对宋明理学的历时性超越。而正是因为对魏晋风度的继承，并在章回小说创作中发挥文学自身创造特性和作者的创作个性，吴敬梓和《儒林外史》才有可能克服清代气学思想中某些保守因素的影响，以实现对清代气学的共时性超越。

　　注释：

　　①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②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86页。

　　③理查德·霍加特《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④《朱子世家》，《婺源县志》卷十八。

　　⑤东北图书馆编《明清内阁大库史料》上册第429页，转引自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8页。

　　⑥孙丹书编《定例成案合钞续增礼部仪制》，同⑤，第27页。

　　⑦《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卷八，同⑤，第24-25页。

　　⑧王守仁《答徐成之》，《王阳明全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

　　⑨王艮《心斋语录》，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11-718页。

　　⑩颜元《存人编》卷一。

作者介绍：宋克夫 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