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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党的十四大

曹普 教授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

前言

1992年1月18月到2月21日，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亲临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重要的讲话。邓小平南方谈话是新时期我国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那么南方谈话之前首先要回顾一下南方谈话的背景。

一、南方谈话背景

那么寻找背景的问题的答案必须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分析90年代初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入手。前面我们已经讲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中国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国际国内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为苏东剧变发生了重大挫折，陷入了低潮。这种大的挫折、低潮的出现引起了国内外人们深刻的思考。特别是在中共内部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人们纷纷反思苏东剧变发生的原因，也在认真思考中国如何不重蹈苏东的覆辙，不受到西方和平演变的影响。

（一）苏东剧变原因的分歧

那么在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人们在一系列问题上也发生了分歧，比如说关于苏东剧变原因的分歧。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经济建设没有搞好，还是西方和平演变获得了成功？客观来说苏东剧变最根本的原因应该说是苏联党自身的建设出了问题，出现了腐败，出现了脱离群众，脱离人民这种腐败的现象。再一个是长期经济没有搞好，人民生活长期没有得到改善。这应该是深层次的原因。但是也有人认为苏东之所以发生剧变有这样的几点原因。

第一个,出了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叛徒，把苏东剧变的原因归结在一个的身上。 第二个，是西方敌对势力的颠覆，和平演变获得了成功。这样就把苏东剧变

的原因归结为外部原因。

第三个，是由于苏联国内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得力，这个归结为政治思想等等。应该说把苏联发生的问题原因归结为个人的身上，归结为外部的原因，或者是归结其他方面的原因只看到了表面的现象，而没有抓到问题的实质。这是一个分歧。

（二）全党全国人民的工作中心的分歧

那么第二个分歧是关于苏东剧变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国自己内部，中国自己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是什么？苏东剧变以后中国怎么办？是否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很多人认为应该继续坚持。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为了避免重犯苏联的错误，为了不被和平演变，那么中国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和平演变列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这就出现了两个中心，经济建设为中心，反和平演变或者是阶级斗争是中心。有的人甚至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在中心工作问题上也出现了问题。

（三）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分歧

还有一个分歧，比如说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中国从1978年正式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改革的方向一直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市场取向的改革也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苏东剧变发生以后，很多反对市场取向改革的人借着苏东剧变新的口实，借助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号，对市场取向的改革，对市场经济进行猛烈批判。比如说有的人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根子就在经济领域；有的人一口气列举了经济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12个表现，那么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市场经济的主张。因此在这个时候，在90年代初期，90年、91年一段时间对市场经济开展了新一轮批判，提出要重新回去搞计划经济。比如说有的人是这样批判市场经济，肯定计划经济的。有的人说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实质是搞资本主义。有的人认为在我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出现了全盘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代之以市场经济的错误主张，那么这种主张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的人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两个方面，所有制方面公有制要改变私有制，经济运行方面让我们改革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1990年7月，中央在中南海召开经济学家座谈会。

就对于中国改革是继续坚持市场趋向的改革，还是重新回去搞计划经济，座谈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是第三个方面的分歧。

（四）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分歧

第四个方面的分歧关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在80年代以后，从80年开始就不断的讲这个问题。他认为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吃了大亏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没有搞清楚或者是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问题。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认识是不清醒的，或者是不完全清醒的。正是因为这种不清醒或者不完全清醒，所以在过去我们吃了很多苦头，也做了很多蠢事。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对唯生产理论的批判，穷过度等等做得都是蠢事，吃的苦头。

那么小平同志认为，在经过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之后他认为，他不断的说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发展生产力，要把生产力，要把改善人民的生活作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制度。没有这些东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从表现。所以小平在80年代反复的说，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讲实在的东西，否则就落空。但是有人对小平的话对不以为然，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早在马克思的时候就解决了，最根本的就是三条：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公有制。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也发生了分歧。

（五）在利用外资、私营个体经济、乡镇企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上的分歧

此外在利用外资的问题上，在私营个体经济问题上，在乡镇企业问题上，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上认识也不一致。有的人认为引进外资就是引狼入室，多一份外资就是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有的人私营个体经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温床，私营经济的发展将动摇我国社会主义的根基，有人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等等。

总之由于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一时间国内思想界思想非常混乱，在思想混乱当中一股势力越来越强大的“左”的思潮趁机而起。那么这个“左”的思潮把我国社会生活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归结在改革开放的头上。提出改革开放要问姓社姓资？无论干什么事，对什么问题都应该首先问姓社姓

资？问不清楚，讲不明白的就什么不能干，什么也不允许干。那么在这种思潮的干扰之下，报刊、舆论对改革开放这样的字眼噤若寒蝉，尽量不用或者是少用。很多人不再敢于理直气壮的提出改革开放，谁要是坚持改革开放谁就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疑。那么这种情况造成了国内思想理论界实际工作当中沉闷局面的出现。很多实际的改革开放的步子迈不出去，或者是放慢了步伐，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停滞。

面对新的思想僵直和改革开放停滞不前的形势，那么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应该说是非常着急的，他也绝不允许有人否定改革开放走回头路。那么早在1989年5月31日，小平在与李鹏、姚依林谈话的时候就明确的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针对有的人人要否定十三大报告，小平同志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他说这个问题他征求了李先念、陈云的意见，他们都赞成。

1990年3月，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的谈话中，小平同志明确表示对经济发展速度滑坡表示担心。他说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年底的时候他又说，又讲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要，都是手段。不搞计划和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这是非常落后的，那么这个话说的也是相当重要。

1991年初，小平同志又到上海过春节，同负责上海的有关同志进行了谈话。那么在上海的时候，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那么讲改革开放光我一个讲还不够，我们党要出来说话。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小平同志在上海谈话的时候又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他说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关于90年代上海的发展与改革，小平同志说上海改革开放要迈开步子，要迈大的步子，要有一系列新的思路，思想要更解放，胆子要更大，要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那么在上海的这个讲话应该对上海方面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但是这个话，听这个话的人只是局限于一部分人，只是局限于一个小的部分，当时没

有公开的报道。

但是上海方面觉得这个话非常重要，因此上海《解放日报》在2—4月，从2月15号到4月22号发了四篇评论文章，进一步发挥并且把南方谈话的主要精神透露出来。这四篇评论的题目，第一篇题目叫做《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第二个题目叫《改革该有新思路》；第三篇文章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第四篇是《改革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那么这些文章依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直截了当的批判了由姓资姓社争论而造成的新的思想僵滞；号召人们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推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

比如说2月15号的文章说，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提出到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的问题。3月2号的文章提出，这是对计划和市场一些错误的认识。3月2号的文章提出，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的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他说随着改革进一步的深入，越来越多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个话实际上表达了小平同志的意见。文章提出在改革开放深入大好的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所谓新的思想僵滞，就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这样一种思想行为。

3月22号的文章又提出，说如果我们仍然又以姓“社”姓“资”的劫难，又有这样的争论，只能错失良机。那么这样一些文章发表以后，在国内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冲击波。因为这些言论和当时左的言论很不协调，因此文章发表之后也受到了批判。批判的文章，我们可以看一看一些杂志发表文章的标题上可以看出来。

那么从90年、91年以后，特别是91年，有的杂志发表的文章题目是《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姓资?》。有的文章的题目是《重提姓社还是姓资》，有的文章的题目是《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那么这些文章一看标题就知道了，文章的观点就是改革开放要问姓社姓资。有的人进一步提出，姓社姓资是在改革问题上两种主张、两个方向、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等等。那么我们说邓小平1991年在上海的谈话，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

它的本意是想在当时左的沉重的厚壁上打开一个缺口，引导人民进行思想解放，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但是左的厚壁、缺口非但没有打开，反而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这种情况说明当时国内左的思潮已经严重到了何种程度？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在这样一个形势的要求下，88岁的高龄的小平同志到南方走了几个地方，形成几千公里，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南方谈话一个主要目的是针对当时一些左的思潮，阐明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应该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这个方向不能动摇。

二、南方谈话的十个要点

（一）提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

南方谈话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有强烈的针对性，这种针对性可以归结为十个方面的要点。

第一个，提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100年，这是南方谈话的中心思想。那么这个观点主要是两个中心双重任务而提出的。 小平同志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是不完全的，应该把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两个方面都讲到。他讲到，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而不能提什么两个中心。小平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基本路线作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要管100年，不能出现双重任务，两个中心。他说只有坚持这样一条路线，人民才能相信拥护你；谁要是改变这样一条路线，老百姓不会答应，谁就会打倒。这是第一个针对性。

（二）提出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途径

第二个提出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途径。提出三个有利于，这是针对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姓“资”姓“社”的这个争论。那么有的人拿姓资姓社反对、阻碍改革开放的进程。小平对于改革开放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他针对过去一段时间的错误认识，提出要拿出“三个有利于”衡量。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

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社姓资的问题。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要拿这个衡量，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这三个。符合这三点，适应这三点的发展，改革开放是对，就可以考虑的。他对那些起劲地鼓吹问一问姓资姓社的人进行了批判，他说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他说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他说我国的三资企业还要受到我国法律、政策的限制，外商总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要拿税收，工人拿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所有这些都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有利的，归根到底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是第二。

（三）针对一些人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些错误认识，小平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第三，小平同志说针对一些人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些错误认识，有的人把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批为庸俗生产力观。针对一些错误的认识，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出了这个最终本质论。这是针对我们刚才说，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系列错误的认识。本质论的第一句话和第二句话都是讲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而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认识上，恰恰是把生产力丢在一边。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管理体制，叫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它和生产力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一种管理的体制。按劳分配是一种分配的制度，和生产力水平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公有制是一种所有制的形式，这个和生产力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过去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的三点，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恰恰把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东西，生产力的发展忽略了。认为生产力发展，甚至过去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富则休，就是不能富。所以这是对社会主义问题上错误的认识，小平的本质论把生产力放在第一条。

（四）针对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在计划和市场上的错误认识，邓小平提出了“两个不等于”

第四是针对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在计划和市场

上的错误认识，邓小平提出了两个不等于。就是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这是南方谈话里面强调的一个重要的观点。

（五）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第五，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是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针对什么呢？是针对当时“左”的思潮、“左”的错误愈演愈烈，对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危害，也结合历史的教训阐述这几个观点。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是根深蒂固的东西是“左”。有一些政治家、理论家拿着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他说“左”可以造成社会主义，“左”也可以造成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是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话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六）针对政治风波以后，经济发展速度出现严重的滑坡，针对这个情况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经济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第六，针对政治风波以后，经济发展速度出现严重的滑坡，针对这个情况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经济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从89年政治风波以后，国民经济发展出现滑坡。滑坡是和前面几年的经济发展相比较而言。比如说198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大概15%左右，85年13%左右，86年8%多。87、88年是11%，但是89年因为出现政治风波，因为西方的所谓的制裁，我们的经济速度降到4.3%左右。90年，经济进一步滑到3.8%。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三四应该说滑坡是相当严重。那么正是针对这个滑坡，小平非常着急。他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他在南方谈话中说这个。低速度等于停步，甚至是等于后退。他说我们的发展总要在一个时间，某一个阶段，抓住有利时机加速搞几年，使经济上一个大的台阶，发现问题再进行治理，然后继续前进。如果说经济发展速度下来了，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的快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就发展的更快一点。

（七）重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烈的呼吁要发展中国的高科技

第七，提出重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烈的呼吁要发展中国的高科技。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视，显示了邓小平的战略眼光。对于高科技在南方谈话中再次

重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个针对性是针对90年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加速发展。而中国相比较而言，还是比较落后的，针对一个现实提出来的。

（八）强调要两手抓，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八，强调要两手抓，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针对一段时间里放松思想政治工作，一手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提出来的。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手都要硬。不仅经济建设搞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好。广东20年追上四小龙，不仅是经济，要两个文明建设都上去，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平同志还说了，在整个改革开放都要反对腐败。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九）提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第九，提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那么这个是针对中国的教训，政治风波的教训，针对着苏东垮台的教训提出来的。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国家能否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是人。所以他提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班子。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他说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管100年，要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要选好人，选好接班人，他说这是真正关系大局的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能否坚持住，要靠这个，要靠教育年轻的后辈，教育年轻人，教育后代。

（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提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之后，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

第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提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之后，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号召全党要抓住有利时机埋头苦干，到建国100年的时候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这是针对一部分人共产主义理想淡漠，苏东剧变了，社会主义垮台了，很多人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了，这是针对这个情况提出社会主义最终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所以这个也是有针对性的。

总之南方谈话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在科学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基本实践、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令人警醒、振聋发聩的新的科学理论观点；澄清了先进道路上的迷雾，狠批了左；把长期困扰人们思想头脑的一些重大的问题，高屋建瓴的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头脑的一些问题，澄清了迷雾。从而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又一次思想解放，那么这一次思想解放是继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以后第二次思想解放。所以说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对小平的南方谈话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他是在国际国内风波以后，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那么南方谈话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南方谈话后一个星期，2月28号中央就以“二号文件”的名义向全党传达了南方谈话的精神。3月9日，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完全赞成南方谈话。此后，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又召开会议，拟定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具体方案和措施。

南方谈话9年以后，2001年江泽民在国防大学宣讲“十一讲话”的时候又特别提到，说小平同志晚年提出了很多十分重要的思想。特别是1992年南方谈话，澄清了当时很多困扰人们思想的十分重大问题，为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三、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那么南方谈话以后，当时我们面临思想理论界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或者是叫焦点问题就是我国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制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目标模式？究竟要确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模式的问题？因为党的十四大马上要开了，总要在这个问题上最后做一个决断，这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当时代表性的观点有三个，一个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二个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个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到底采用哪一种提法呢？中央要做出决断，因为十四大马上在下半年要开了。1992年3月，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会议期间江泽民在思考这个问题。他给当时的体改委主任陈锦华打电话谈到这个问题。陈锦华后来有一个回忆，他说4月1号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开的时候，他说4月1号晚上11点钟，江泽民总书记给他打电话。对他说改革开放现在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下一步该怎

么办？他说全党大家都在等待，有也有点着急。江泽民要求体改委员好好研究一下，向中央提出建议。

那么人大会议以后，陈锦华邀请广东、山东、江苏、辽宁、四川五个省的体改委员到北京开会，就研究到底确定什么样的改革目标的模式？研究之后给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报告里面大家一致的向中央提出十四大报告应该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在十四大明确的提出。其他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在这个时候也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发展市场经济，确立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的建议。那么在充分听取各个方面意见，并且自己也做了深入思考的基础上，1992年6月9号，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谈话。他表示虽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存在一些不同的提法，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是十四大报告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关于经济体制比较科学的提法，江泽民表示他个人的倾向是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他说这个提法不但是他个人的观点，也和中央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的，大家都赞成这个观点。

6月12号，江泽民向邓小平报告了新提法，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得到了小平的赞成。小平说，实际上深圳一直是搞市场经济，他表示江泽民在党校的谈话可以发内部文件，让大家回去讨论一下。后来讨论的结果，全国各省市都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四、十四大的召开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十四大顺应历史的发展和人民的要求，做出了三大决策。

第一，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包括强调，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的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的问题，用新的思想和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十四大报告在前面已经有的几次概括的基础上，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从9个方面做了系统的概括。包括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等等9个方面做了概括。这是第一个重大决策，确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写进了《党章》。

第二个重大决策，就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制度。包括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完全能够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转的更好。那么确立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就把自78年以来一直争论、讨论的14年的关于我国改革目标模式的问题在十四大上得到了最后的决定。那么十四大还明确的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的调整。

第三个重大决策，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大会提出，说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也比较有利，我国的经济建设完全有可能发展的更快一些，更好一些。面对机遇和挑战，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所以说报告把我国9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从原来定的平均每年增长6%调整为每年增长为8—9%。到20世纪末期，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综合国力要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国民生产总值要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这是十四大做出的三大决策。

党的十四大是在我国政治风波以后，是在国际上经历了苏东剧变以后，在国际国内面临的严峻考验面前，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影响深远的大会。那么以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目标，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新的阶段。这是我们讲的第五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