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主体视角下涉黑犯罪的特点.成因与对策

内容摘要：关键词: 黑社会（性质）组织；涉黑犯罪；特征；原因；对策

内容提要: 重庆系列涉黑案表明，涉黑类犯罪的参与主体大多是农民、无业人员、社会其他闲散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从犯罪原因来看，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当前 经济 体制的转轨、犯罪亚文化的影响、社会对某些方面的控制弱化、社会部分成员思想、价值追求和心理的变化以及反黑配套 法律 的缺陷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从根本上惩治和预防此类人员实施涉黑违法犯罪，达到长效治理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依靠刑事法律就能解决的。要彻底扫除这种犯罪，必须针对其犯罪特征，找出犯罪原因以对症下药。就参与犯罪的主体来看，要真正根除这种些人犯罪的可能性，迫切需要大力传播优良文化，引导此类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等。

关键词: 黑社会（性质）组织；涉黑犯罪；特征；原因；对策

一、引言：程强等人涉黑案件引出的问题

2009年8月21日，由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审判的程强等人涉黑案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从案件主体来看，文化程度低，没有正式的工作，有的是刑满释放人员，大部分人是来自同一个地区，或者有一定亲缘关系，聚集在一起从事一定的谋生职业，最后不择手段， 发展 成有组织性的犯罪。例如，程强，男，高中文化，农民；程黎，男，初中文化，农民；程吉英，女，初中文化，农民；梁龙黔，男，1971年8月出生于重庆市长寿区，初中文化，无业；张志明，男，高中文化，个体经营户；何建国，男，初中文化，无业；李文武，男，高中文化，农民；胡忠凯，男，初中文化，农民；郭勇（别名：郭永钢），男，出生于河南省临颍县，高中文化，无业，因犯非法拘禁罪，于2006年2月20日被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于2006年5月26日刑满释放；冯建新，男，高中文化，无业，因犯抢劫罪于1985年9月24日被四川省宣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叶彤，男，初中文化，无业；谢军，汉族，大专文化，重庆市渝中区国税局干部；王玉忠，男，小学文化，农民。这些人经过检察院公诉和人民法院审判，都得到了相应的惩罚。判决后，均未上诉。 这些现象反映的问题亟待解决，并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忧患。《领导决策信息报》发表的文章深刻地评论到：“现存关于 中国 黑社会为数不多的报道中，几乎所有的披露都将这一‘见光死’的地下社会权力组织与腐败挂钩—这种貌似深刻的新闻报道在勇敢地直面社会疥癣的同时，却回避或者说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黑社会问题之所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浮出水面，与我们这个社会目前正在轰轰烈烈上演的城市化进程有关，它本质上应该是一个因市场化过程中衍生的社会问题的预警事件。”文章还评论到：“我们不能否认应该由法制机构执行的刚性措施的必要，但我们的社会福利组织和城市社会保障供应者是不是也应该就此拿出些柔性举措来呢？因为常识告诉我们，黑社会的‘马仔’队伍多由社会保障体制之外的人员组成。市场化的赢家和市场化的输家之间的重要区别可能取决于一些基本的方面，比如更多的就业机会的供应、得到人道的栖身之处和健康保健、还有必不可少的 教育 。”{2}这种情况确应令人深思：中国此类涉黑犯罪团伙是如何产生的？怎样预防类似的人员犯罪并达到成效治理的目的？

二、类似程强的犯罪主体涉黑犯罪的特征解析

农民、无业人员、社会闲散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走到一起要想获得经济利益，而自己又没有特别的生活技能和文化水平，再加上思想素质在外界引诱下的变化，就非常有可能通过非法手段谋取利益。从程强涉黑案等类似案件来看，其获得利益的行为特征主要有：

（一）欺压残害群众、勒索他人钱财

（二）为非作恶、寻衅滋事

在程强等人的案件中，被告人张志明于2006年8月，因打牌与被害人陶某某发生纠纷。被告人程强、程黎得知后，遂以此为由邀约梁龙黔、郭勇等人，将陶某某在西三街市场门市内的鱼缸砸烂；被告人程强于2007年8月，为了非法控制重庆市三亚湾水产市场，在合作方武成房地产公司转让股份给浦辉房地产公司的过程中，采取滋扰手段，指使郭勇等人将三亚湾办公室用铁链反锁，并实施24小时看守，不准任何人进入办公。程强为了控制大禾公司，提升自己的强势地位，于2007年12月21日上午，借口被告人程黎与大禾公司经理廖某某发生纠纷，程强与程黎共谋后，于当日17时30分邀约被告人叶彤等几十人分别赶到重庆渝北区三亚湾水产品市场，由程强暗中指挥，由程黎带领被告人冯建新等人持砍刀、铁棍等工具将廖某某的女婿沈某某头部、背部、手臂等多处砍伤，沈某某经法医鉴定为轻伤；同时，故意将市场公路停放的二辆轿车砸坏，经鉴定损失金额达6000余元。

（三）垄断经营、强迫交易

在程强等人涉黑案件中，为垄断重庆渝中区西三街水产市场牛蛙营销市场，被告人程黎伙同何建国、胡忠凯于2006年12月，采取语言威胁等手段，强迫该市场内的牛蛙经营户停止自行进货，统一由何建国进货，并由其提取每斤2-5角不等的费用，非法获利人民币40余万元。被告人程黎于2007年10月，为垄断重庆市渝中区西三街水产市场螃蟹营销市场，采取语言威胁的方式，雇请社会闲杂人员李文武、祈小颖、文健等人逐户登记，强迫该市场内的16家螃蟹经营户，将进回的货统一发到李文武名下，并由其每斤提取1.5元的费用，共非法获利人民币60余万元。被告人程强伙同谢军等人于2007年9月，为垄断重庆市渝中区西三街水产市场虾子营销市场，采取语言威胁，雇请社会闲散人员逐户发放带有威胁字句的传单等方法，强迫该市场内十余家虾子经营户停止自行进货，统一到其所谓的公司拿货，并由其每斤提取人民币1.5元的费用。后因其它原因，致使虾子垄断停止。

（四）强索债务、非法拘禁

在程强等人涉黑案件中，被告人梁龙黔于2006年3月，以帮王某某向水产经营户被害人廖某某索债为名，向被告人程强反映和商议后，将被害人廖某某骗至重庆市渝中区西三街天都茶楼，以限制其人身自由和暴力威胁等方式强索债务9. 1万元。被害人廖某某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数小时，由其妻子送来人民币2万元，并写出尾款的欠条后才被放回。数日后，被告人梁龙黔与被告人何建国，为获取利益将王某某骗至重庆市渝中区西三街一茶楼，以强势地位将7. 1万元的尾款欠条收走。随后，凭此欠条向廖某某收取人民币5万元。

（五）以各种形式拉拢社会各色闲杂人士

三、类似程强的涉黑犯罪主体犯罪原因分析

农民、无业人员、刑满释放人员以及其他闲杂人员，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力军，是最重要的成员。这些人员变成黑恶势力，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和一定的社会背景、社会机制以及这些成员本身的思想蜕变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经济体制转型和改革中出现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和流动人口，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准备了充足的人员

如前所述，此类涉黑犯罪的人员多是农民、无业人员、刑满释放人员或者其他社会闲杂人员，也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黑社会组织的主体正是由失业、半失业人群组成的游民阶层。” {3}就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和改革开放以及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 农村 剩余劳动力由农村涌向大中城市、由内地涌向沿海、由贫困地区涌向发达地区有很大关系。外来人员进城，基本上是靠民间的信息传递，靠老乡介绍工作。同乡、同族、携妻带子进城的日渐增多；为经营方便，增加安全感，他们多居住在同一地区，形成一个个“村落”，而这些人中的不良分子结帮犯罪的情况非常突出，如程强涉黑案件中的大多数

被告人是来自长寿区的农民。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轨中涌现的失业人口，其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有限、智力开发不够、文化低、个人社会化不完全和愚昧落后。所以社会化过程中断，未能承担正常的社会角色和获取社会承认，思想迷惘，心理失衡，成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拉拢的对象。同时，失业人口由于物质生活资料供应不充分，其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难以满足。在流动人口中不断寻找工作，而工作又无着落的那部分人里，不少露宿街头、车站、码头、公园等公共场所，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限制，形成心理压力，诱发了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进而对社会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因此，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向无业阶层靠近时，无业阶层出于生存的本能，迅速成为黑社会文化的信奉者和传播者，进而陷入犯罪泥坑，加入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失业人口不仅个人生活没有来源，给家庭造成经济和精神负担，而且个人未能取得社会承认，心理失衡，人际关系紧张。又长期游散于社会，他们没有正常的工作，时间极为充沛，但对他们的思想引导又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及时有效的进行，由于失去组织的约束，极易偏离社会规范，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

（二）体制转轨过程中，社会制约机制对某些方面的控制相对弱化，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滋生蔓延提供了社会契机

当社会涌现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时，也即出现无业、失业、刑满释放人员、农民时，社会还能对其进行安置和控制，那么社会的有序状态就不会被打破。只有当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完善地控制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色人群，那么松懈的机制就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衍生提供契机。有学者认为：“黑社会建立权力王国要在社会的结构性缺陷中寻找生存空间。”{4}黑社会性质组织将选择什么地域、什么行业来建立权力控制？当然是有巨大利润空间而政府控制权又相对薄弱的领域。

中国社会数十年的适应计划经济的社会结构，在走向市场经济时代的改革中，面临着巨大的不适应性。社会的 政治 结构、经济结构、公共资源的管理结构、社会利益的分配结构，都需要在改革中调整转型。这种调整与转型都与中国的治安与犯罪状况、黑社会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改革开放和 现代 化建设，给过剩的农业人口提供了一个外流的契机，中国出现了为期20多年的民工潮。农村剩余人口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坎。早在清末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江苏等地就已经出现中国最早的城市化运动，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边缘人口和游民阶层。这种社会关系的巨大调整，不可避免地会一度出现社会控制的乏力，甚至无所适从的现象。其中，以流动人口管理、边防口岸管理、文化娱乐场所管理、私营 企业 管理等领域出现的漏洞最为突出。由此给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以可乘之机，使他们大搞非法经济、偷税漏税、 金融 欺诈、保险骗赔、欺行霸市、敲诈勒索、绑票讨债、获取非法高额利润或牟取暴利，逐渐形成称霸一方、为非作歹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三）市场经济对人们心理、思想、道德观念的负面影响，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滋生蔓延提供了主观要素

当然，仅仅有人员和社会机制提供的契机，如果没有个人主观的变化，也是不会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而社会变化的负面作用会引起人们主观世界的变化，正如有学者所说：“善总是比较软弱的，因为它很单纯，只能为其自身而讨人喜欢，恶则以最诱人的许诺吸引着每个人。”{5}当一种新的东西吸引人的时候，就会引起人的心理变化。前面所提到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相较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在社会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不良影响，就促使其内心的价值观、思想等发生了强大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大陆的逐步确立，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又给人们的思想道德带来了消极的负面影响。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价值取向都发生了裂变，越来越朝着功利化、物欲化的方向发展，导致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和变异，金钱万能、贪图

享乐、个人主义等不健康的思想观念充斥着人们的灵魂。这样的社会氛围，无疑在客观上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内在营养和精神动力。”{6}也有学者论证到：“就有组织犯罪形成的社会心理而言，财与势的双重效益，使得一些不安分的个体内心更倾向于组织起来的犯罪，以达到双重的满足。然而，许多有组织的犯罪并不是一开始就以犯罪为直接目的而组织起来。一些犯罪组织的形成，往往具有一定的心理过程，而接近和相互依赖，就是这一过程的社会心理基础。当然，接近与相互依赖并不都导致有组织犯罪的形成，有组织犯罪的形成，还必须与一定的社会风气、社会环境相关。这种接近与相互依赖的心理，使有着相似犯罪经历的人更容易形成相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相同的不满态度和报复心理。”{7}由于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就使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成为可能。

前面所提到的那些主要参与人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犯罪团伙，还在于他们有共同的心理和思想。“黑社会初始的凝聚过程，在于有着相似经历的潜在犯罪人以个人生活空间为基础，选择同地、同业、同趣、血缘、亲缘关系的人为交往对象，在彼此的接触交往过程中，一方将带有反社会意图的信息传递给对方，对方在接受信息后，内心产生波动，当其波动与发出信息者思想行动相一致时，产生共振，心理距离拉近，对社会持有不满、报复心态，从而在价值观念上达成共识，形成一致的畸形需要，这就完成了二者的心理互动。”{8}就黑社会的一般发迹史而言，往往是以核心人物为中心，以他所交涉的社会关系（血缘、亲缘、趣缘、地缘、业缘关系）为纽带而辐射开来，规模不断壮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