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词坛沉寂的政治原因探析

　　摘 要：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六十二年间，词人和作品数量非常稀少。词坛寥寥沉寂的政治原因有三：一是宋初军政形势未提供词得以发展的良性土壤；二是宋初君主为社稷自重，尚且俭约而戒备女色享乐；三是宋初台谏的监督相对限制了君主权力、自由，限制了皇帝和士大夫们对词的消费，阻碍了词的创作和发展。

　　关键词：北宋初期 词坛沉寂 政治原因

　　王灼《碧鸡漫志》卷一云：“国初平一宇内，法度礼乐，浸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李清照《词论》：“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馀年，始有柳屯田永变旧声作新声。”实际情形非“百馀年”，而是在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六十二年间，词人和作品数量非常稀少，只有十三位词人的三十九首词作流传下来，相对于五代十国词坛和仁宗朝开始的宋词之盛，的确寥寥沉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的发展演进与社会经济、政治等状况密切相关，文人心态必然会受到这些因素影响并表现于作品。本文即从政治和史学角度探析宋初词坛沉寂原因。

　　一、军政形势未提供词得以发展的土壤

　　西蜀、南唐词坛发展为小高潮的原因，正是由于当时两地地理位置原因独特，经济相对富足，为词的繁衍和大量需求提供了社会生态环境。蜀地四面峻岭环绕，向来恃险而富，蜀地政权更替几乎没有战火纷飞，社会稳定繁荣，盛行游赏宴饮。“唐乱，人士多依西川以避难……故（前蜀）所用皆唐名臣世族。”{1}随着唐僖宗入蜀，原寄身于长安的乐人歌妓和文人才子如韦庄、张道古、卢延让、牛峤、毛文锡、杜光庭、王仁裕、牛希济等相继入蜀，他们把词乐、词调以及按谱填词的技巧传播到西蜀，为蜀词初兴做出贡献。南唐也以和平方式取代吴，免于战乱。李在位时期息兵睦邻、发展经济，繁荣一隅，李和李煜也多以纳表求和面对周师南征威胁，避免了南唐民生剧烈动荡。偏安一隅的局面为西蜀南唐君臣征歌赏舞、游宴享乐提供了环境，促进了词的消费和创作。但在西蜀、南唐词人们浅斟低唱小词之时，北方却正在经历武夫暴力劫夺，政权忽生忽灭。由于君主崇尚武力，征伐方殷，武人得志，社会鄙夷读书渐成风气，五代时期的北方仅有三十四首作品流传也是明证。太祖赵匡胤是在后周征伐的环境中起家，北方民力本已凋敝。宋太祖立国后，在恢复生产的同时发动了一系列军事征讨以统一疆域并巩固政权，如征讨北汉，攻占扬州、西蜀，伐取南汉、江南。这些因素自然不利于政权巩固和社会安定，更不利于词文学消费需要的增加，填词唱曲也不会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娱乐方式。

　　太宗当朝，政治危机伴随着军事征讨的步伐。太宗亲征北汉，宋军大败，“全军尽覆于高粱河”{2}，太宗“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3}，甚至出现了“德昭从征契丹，败军无主，暂曾推戴”{4}的情况。此后，宋军数次与辽作战，如歧沟关、朔州、君子关三战皆败，河朔震恐，“赵魏之间，几非国家所有”{5}。同时，西北地区的军事威胁加剧，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五月李继迁开始反宋，后屡次打败宋军。在朝廷内部，太宗继位时“烛影斧声”的说法使其统治地位始终存在着危机，甚至一度君臣失和，人心浮动。太宗曾经对侍臣云：“朕……即位之始，览前王令典，睹五代弊政，以其习俗既久，乃革故鼎新，别作朝廷法度。于是远近腾口，咸以为非，至于二三大臣，皆旧德耆年，亦不能无异。”{6}中书宰臣不满，一般士大夫也很有意见，希望太宗“一一与宰相谋议，事事与宰相商量，悔自前独断之明，行今后公共之理”{7}。另考《宋史》卷五《太宗二》，水患蝗灾等自然灾害年年为继，社会矛盾尖锐，百姓心怀怨望，甚至出现军校作乱。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到至道元年爆发王小波、李顺起义。在真宗朝前期，辽军南下的次数与规模都比太宗末年时有所增加与扩大，在瀛洲、遂城、长城口、泰州、望都等地大败宋军。西北李继迁则攻陷定州、怀远、永州、灵州、西凉、麟州等地。景德元年（1004年）八月，契丹大规模入侵宋朝，宰相寇准于十一月促成真宗亲临澶州御敌，并主持军事签定澶渊之盟，宋辽间这才出现了长达百年的和平局面。

　　据《宋史・本纪》和《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从960年到1004年澶渊之盟，北宋政权在四十四年间面临的较大规模战争、自然灾害和内乱无年不有，特别是战争对于宋朝国力元气和士庶社会心理造成了极大摧残。外有强敌进攻边患不断，内部皇权岌岌可危，的确对士大夫等上层贵族官僚狎昵于小词起到了阻滞作用，而当时民间的贫病也同样不利于词这种“富贵化”文学样式的迅速成长和广泛传播。直到真宗后期以及仁宗前期的进一步休养生息，才为仁宗朝歌词创作从低谷走向渐兴的重大转折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宋初君主戒备女色享乐

　　文学兴废，与时消长。古代文学发展史证明，君王的好尚对文学和文体的发展演进有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西蜀南唐都是在充分实现君主权力的基础上来进行治理，并且君主对于歌词声色明白无掩地宣扬和身体力行，成为歌词繁荣的最有利条件。北宋初年词坛的寥寥沉寂与北宋前三朝皇帝吸取西蜀、南唐灭亡的教训有很大关系。北宋前三朝皇帝与西蜀南唐国主的奢侈和沉湎于女色都有所不同。《闻见近录》记载：

　　太祖一日幸后苑，观牡丹。召宫嫔，将置酒。得幸者以疾辞，再召，复不至……上顾之曰：“我艰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妇人败之耶。”即引佩刀截其腕而去。一日宴射后苑，上酌巨觥以劝太宗，太宗固辞，上复劝之。太宗顾庭下，曰：“金城夫人亲折此花来，乃饮。”上遂命之，太宗引射而杀之。即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为社稷自重。”而上饮射如故。{8}

　　可见，宋初的统治者对于女色祸国的警觉和戒备时刻在心，不欲以妇人败之和“方得天下，宜为社稷自重”是重要原因。又如《宋史》记载宋太祖“二年。闰三月己巳，幸玉津园。谓侍臣曰：沉湎非令仪，朕宴偶醉，恒悔之”。又《太祖本纪》载：

　　宫中苇帘，缘用青布；常服之衣，浣濯至再。魏国长公主襦饰翠羽，戒勿复用，又教之曰：“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见孟昶宝装溺器，而碎之，曰：“汝以七宝饰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