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讴歌
案头放着二本昌耀诗集,我时不时总要去翻阅一下。昌耀的诗好似一瓶陈年老酒,其味幽远、绵长,总有品之不尽的滋味。下面就是我从个人的理解出发,对昌耀诗的内容、抒情方式及其他方面谈谈感受,以求透视出一些昌耀诗歌中呈现出的美的特征。
一、以独特的抒情方式。表现对生活、生命的执着的爱
昌耀诗歌创作始于50年代初。当时他是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中的一名文艺兵,1953年在前线负伤。1955年他志愿来青海“拓荒”。不久,于1957年因一首小诗,被划为“右派”,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苦役生活。他称自己是“行者”,曾在他自制的质朴得惊人的“名片”中称:百姓、诗人、行者。可以说昌耀是在苦难中“咀嚼苦难的人”,他带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在祁连山下吟歌,所以他对生活,以至生命比常人有着更深刻的体悟。西部的荒莽、雄浑铸就了他冷峻不屈的灵魂,但诗人依然心存一片柔情,以激扬的笔调写出了爱情的旋律,用生命之笔写出了一曲曲古朴、纯真而有活力的爱之歌。如《筏子客》中与激流拼命周旋的筏子客,跋涉于归途的时候,忘却了水的凌厉,只因为这个肩负着黄河流泪使命的勇士,在夜色下,托举着皮筏,就像托举着一个伟大的爱的火炬,沉烈而坚定地走向属于他的天地――山巅,有等待、迎接他的辉煌的灯光和辉煌的山崖。昌耀诗中的爱不仅是爱情,还有普遍意义上的对人的爱,对大地的爱,对山河的爱,而且爱得执着,爱得热烈,爱得深沉。这些爱构成了他生命的旋律,在诗中焕发着奇异的光彩。还应注意的一点是:昌耀写高原、写高原上的人、风景、生活习俗,始终保持了一种距离感,他没有直接地去反映现实的生活,没有直接地去铺叙现实生活,没有直接地去抒情。但是他对高原土地,我们的民族那种难以替代的热烈情感漾溢在他那一系列表面看来也许是凝重、冷冽的诗行之中。如写《莽原》:这处,蜃气飘摇的地表/崛起了渴望啸吟的笋尖/――是羚羊沉默的弯角。他是在荒凉中寻求生命,寻求火一般热的人生。在《风景:湖》中,起初给人“秋的沉浮”般的清冷、压抑的感觉,而结尾写到“不会成熟”的一片油菜呈“金黄的色块”,“依旧夏天般明亮”。读到此处我们心头顿时不觉温热。昌耀是个冷峻的诗人,因为客观生活一度没有给他太多的热情,他的命运太不幸了。但相反,如果细读他的诗,会发现他的热情,不同一般的热情。在西宁建造一座有24部灯的铁塔时,人们是否习以为常,视而不见?而昌耀却十分关注,‘他从这座24部灯的铁塔上看到整个古城开始在改革的春潮中跃动的现代文明的色彩,他一如既往,以冷峻的笔触写出抒情诗《占城:24部,灯》。他把24部灯描写成为古城带来生机活力的24个时辰,24朵金花,24只金杯,比喻为“古边关”旷古未闻的一幢钢铁树冠下的24个“栖鸟”。他把自己的热情完全融入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的建设事业中,融入可歌可泣的伟大时代中。在这首诗里我们无不看到昌耀的奔放的热情了。《划呀,划呀,父亲们》一诗写出了对时代的讴歌,对改革的由衷赞美。在《青藏高原的形体》一诗中写出了对现代文明的极为亲切的敏锐反应,冷峻中寓着强烈的热。这正是昌耀永远不可改变和性格。
二、独特的感受生活的方式促使形成了强烈的个性色彩
昌耀的一生命运多舛。年轻的诗人对在朝鲜负伤可能并不在意,可是他的诗才刚刚显露,就被打成“右派”,被关押、劳改,他长期孤独地生活在青海高原,孤独得成天找不到一个人,他只能对着天边的荒漠高歌长吟。正如鲁迅早年欲“毁坏铁屋子”,一次次“呐喊”,而麻木的民众无以回应,他真正感到了“孤独”与“寂寞”。昌耀20多年孤独的人生旅程,使他在性格上、人生态度上与众不同。而作为反映社会、反映人生的他的诗必然带着他自己强烈的个性色彩。他习惯于默默耕耘,而不太关心别人会对他怎样评价,他的诗有时甚至“怪”得一般读者无法解读。他的“个性”永远是孤傲的,“人格”永远是不容侵犯的。这个“大山的囚徒”,在祁连山下服苦役,但是大山只能“囚”住他的“形体”,而他的精神永远是自由的。黎明的高崖,最早/有一驭夫/朝向东方顶礼。在这里“黎明”时分西部清冷的高崖下一个伟岸的雕塑一般美的“驭夫”不正是诗人吗?他默默地负着重荷,“向东方顶礼”,他执着地在山的那一边吟哦,尽管曲高和寡,但他依然“杜鹃啼血”般吟唱,“用自己的精血煎作酒浆让人啜饮”。
一位文学评论家曾说:“一个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精力都奉献给诗的人,他的诗留存下来,也就是他的生命留存下来……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应当把每一首诗的写作都作为自己‘呕心沥血’的真实记录。”的确昌耀的诗与众不同,就在于他把自己的生命和诗融为一体。昌耀在中国诗坛上是独特的,他内心所具有的独特的感受生活的方式,在他早年的诗中已显露出来。1956年写的《鹰・雪・牧》:鹰,鼓着铅色的风/从冰山的峰顶起飞,/寒冷,自翼翅上抖落。这里,“铅色的风”、“寒冷”如何从“翼翅上抖落”,依常理,诚然不好找到感受的切入点。而这正是20年来诗人以独特的艺术触角“搜尽奇峰打草稿”,浸润在荒凉广漠的氛围中,写出的不受世俗污染的东西,用诗歌记录下了诗人对大自然的不自觉的感应、心灵的震颤。《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在我之前不远/有一匹跛行的瘦马/听它一步步落下的蹄足/沉重有如恋人的咯血。蹄足音的沉重有如恋人之咯血的伤痛,令人们久久思索,回味而永记。
对于诗人来说,命运把他投入苦难,他却把苦难视为净化和超度灵魂的“慈航”,这也许是他把握和理解生命意义的一种方式。他的具有“自传性”的代表作《慈航》、《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再好不过地体现了他的个性风格。《慈航》这首近400行的长诗,其本意并不是要叙述一个无辜知识分子被投入炼狱,最终得以净化和超度的故事,它所要表现的只是对于生活本身的感受和体验。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它之所以从根本上区别于某些仅仅狭隘地写个人命运沉浮的作品,是由于它从诗的总体精神出发,把个人命运的沉浮置于一种博大宏阔的人类历史背景中加以观照的。难怪有人评论说:《慈航》表现的是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的《神曲》。再如《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是诗人对普通百姓生活的赞颂,诗中土伯特女人面对生活中的“平凡与艰难”如“梦一般的美”。“阳光就是香气”。“火的颜色就是温暖”。“垫在牛栏的草木灰同样温暖”。“老牛哞哞的叫声同样温暖”。“腐熟的粪草同样温暖”。等等。这种对于生活的真切感受,对于平凡生活的诗的体验,可以说是诗人的那种非常的感受和气质的体现。
从平凡的生活中看出生活的伟大,这
是昌耀的独到的地方。大海,你决不会感动/而我们的绿叶也决不会喑哑/我们的婆母还是要腌制过冬的成莱/我们的姑娘还是要烫一个流行的发式/我们的孩儿还是要从血光里临盆。平凡的卑微的生活行为蕴藏着坚韧不拔的生活意念,这就是真实的崇高,渺小的伟大。他唱:我们不至于酩酊/我们负荷着孩子的哭声赶路/在大海的尽头/会有我们的/笑。“不至于酩酊”,说明诗人之清醒,敢于正视现实,不麻醉自己。“负荷”着“哭声赶路”,是一种负着生活的重担,忍受着生活的苦难,正视人生的现实主义态度。大海尽头的“笑”,正是生活最终的报偿。
三、昌耀的诗是用生命去体验生活。用想象去抒写生命的体验
昌耀不是那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浮嚣的“假嗓子”,他的诗歌是在苦难生活中“咯血般”的吟唱,唱出乐观,唱出坚定的意志,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很少在诗中直露地表达主题和思想,他更多地是用想象写诗,用感觉写诗。从他的诗里可以明显地感到“想象”是他飞翔在青藏高原峰巅,以至使他的诗达到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的重要手法,读他的诗,想象力的丰富令人惊叹,这种想象力给他的诗带来特殊的魅力。他的想象奇特。但并不离奇。不少作家都写过“日出”,但昌耀写的《日出》却迥然不同:
听见日出的声息蝉鸣般沙沙作响……
沙沙作响,沙沙作响,沙沙作响……
这微妙的声音沙沙作响。
静谧的是河流,山林和泉边的水瓮。
是水瓮里浮着的瓢。
我只听得沙沙的声息。
只听得雄鸡振荡的肉冠。
只听得岩上头羊初醒的锥角。
垭豁口
有骑驴的农艺师结伴早行。
但我只听得沙沙的潮红
从东方的渊底沙沙地迫近。
这里诗人运用了通感的手法,把视觉用听觉写出,一气用了多处“听得”,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那种红日蓬勃而出。“沙沙沙”的声响也许是昌耀用心灵才能体验到的。作者写得太美妙而又太准确了,以致于使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大自然本身是有生命的,又是不能说话的。昌耀的笔下红日“沙沙”有声,正是太阳的生命之美。而且,这是想象的美超过了真实的美,读者通过想象的文字描述到比现实更美,更神奇的意象,令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再如,他写再平常不过的车轮:晨曦里,车轮/是刚自太阳分裂的细胞/旋转着健美的圆弧。由车轮到太阳的“细胞”,诗人立刻捕捉到了圆融的美丽。“他作为一位想象力奇特的诗人,可算是当今中国诗坛上一颗相当耀眼的星”。
四、浓郁的悲剧精神
有人认为昌耀是最大的现实主义者,也是最大的悲观主义者,我们姑且不论他是否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从他的诗歌里可以处处体验到悲剧色彩。
昌耀曾在1987年他的《诗的礼赞》一文中说:“最恒久的审美愉悦又总是显示为一种悲壮的美感,即使是在以开朗的乐观精神参与创造的作品,也往往是抹尽其乐观的亮色之后,透出对宿命的黯然神伤。其实, ‘乐观’就是以承认了‘不乐观’为前提的,只是以‘乐观’处之罢了。生命本身原已定义为一种悲剧精神的奋争。”
由此看出:昌耀诗歌中体现出来的悲剧精神就是人类为实现理想境界的“永恒追求和搏击”;悲剧精神的内核是人类对“宿命的黯然神伤”;“悲壮的美感”是诸多艺术的悲剧精神所体现的主要美感特征。昌耀的诗以1986年作为界限,他的前期作品基本保留着传统现实主义,表现在诗歌中的悲剧精神以忧患意识为主要内容。后期作品由明喻性抒情转向隐喻性抒情,从周边生活转向对宇宙人生意义的探索,语言也显得抽象和陌生。诗人由对自身悲剧命运的理性反思转入对整个人类生存困境的感悟,体现了对人类生存宿命的深深思索。这可以说是一种建立在人类命运及生命意识上的新的悲剧意识,而正是由于诗人遭难荒原,才有前期的悲壮诗篇以及后期更深层的悲剧乐章,后期的悲剧还转向超现实的怪诞。尤其是发表在《诗刊》上的《内陆》(共6首),其中组诗《燔祭》中对中国当代历史予以深刻反省,而《噩的结构》则更是超越了对一般历史经验的反思,直接与人类与生俱来的“厄运感”相沟通。昌耀以自身悲剧经验,接通了人类的这种悲剧性的生存体验。这就使他的诗歌的悲剧精神深入到人本层次,成为一种超越善恶的审美创造。细读《噩的结构》。诗淡化了具体时空环境,造成一种超越时空的恒久性,开头即以生之欢乐反衬死之悲哀。灯光释放黑夜/天空穿透湖水/情人的贴面舞骤然冷风丝丝。整首诗写的十分恐怖,怪异,让人感知到生命的神秘。
昌耀诗歌悲剧精神的悲壮美,集中体现在生命受到社会外力摧残或对宿命的清醒感悟及抗争所造成的人格升华,即崇高人格的养成。如《内陆高�》典型地体现了昌耀诗歌悲剧精神的悲壮之美。全诗的基调是:“谁与我同享暮色的金黄然后一起退人月亮宝石?”“暮色金黄”是一种悲怆境界,这种“血色昏黄”、“暮色金黄”都象征着生命陨落前的灿然一搏,其瞬间悲壮,将引起对人生价值的永恒思索,日暮中的“独行”荒原,主要写了高洁节操的孤独,而像昌耀一般的诗人虽身处荒漠,内心孤独,养成了孤傲、坚韧的性格。正因此,他才能够向宿命搏击,坚韧不拔地去挑战,从人类理性的高度,以精神超越的形式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去面对命运的挑战。宿于命却不安于命,只有诗人才能处在这样的一个高度,透视人生万物。
五、险拔峻峭,质朴无华
中国诗坛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相继出现了诸多诗歌热:先是“主题热”,继而是“思潮热”:社会反思主题,“归来者”主题,寻根思潮,文化史诗思潮以至西部诗群……但是各路大军都由锐利的崛起走向辉煌的西沉,仅十多年便从诗坛消失了,而唯有从五十年代步入诗坛,七十年代末复出的诗人昌耀一直倔强地矗立着,并逐渐地走向艺术的大气象,昌耀的诗来自于高原大漠的底气十足的原生生命底力,而他奉献于中国诗坛的也正是生命的苦难感、命运感中显现的诗篇。
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昌耀的诗显得险拔峻峭,质朴无华,甚至险僻怪异。有人在评价昌耀的诗时说:“自己不喜欢的,偏是公众喜欢的,自己所喜欢的,却偏偏又是公众所不喜欢的!迎合了公众,必然就委屈了自己;顺从了自己,就必然要违逆了公众!”他所追求的是像高原群山那般的块垒峥嵘;像草原、蓝天那般的辽阔永恒。因此,他的诗里没有整齐的格律、华美的词藻。他的诗也许节奏跌宕短促,语言生涩古奥,但旋律永远是自然的,清新的,朴实的。智慧达到高处就会物质化,就会留下实实在在的东西――形质而无华。昌耀的诗是智慧的,是纯熟后复归于自我的天真、质朴,也可以说达到了心物交融,天人合一的整体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