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要素与经济增长

作者：陈宪韩太祥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9年01期

　　[中图分类号]F0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6X(2008)09-0012-07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作为主要增长源泉的“索洛剩余”包括庞杂的内容，文化要素一定位居其中。由于文化要素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对其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一直缺少探讨，更没有明确的结论。但随着服务业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不断提高，以及知识或智力密集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不断提高，包括文化因素在内的非物质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所以，在服务经济背景下，探讨文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既能深化对经济增长过程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能启发服务业结构变迁条件下的增长政策思考。

　　一、相关概念和理论述评

　　费孝通把文化归纳为三个层次[1]：第一个层次是生产、生活的工具，这是器物层次；第二个层次是组织层次，即这个社会怎样把个人组织起来，包括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第三个层次是价值观念，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他认为，三个层次不可分割，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们构成“文化”的完整含义。但本文把“文化”概念限定在费孝通定义的第三层次上，并且具体地界定为“惯例”和“信仰”，前者是世代相传下来的、规则的、可以预测的公众行为方式，后者是一套价值观念和相应伦理规范。在一个相当狭义的范围内给文化下定义，便于人们辨析文化与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同时，文化有多方面功能，我们侧重讨论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不否认文化在其他方面的作用。

　　根据文献梳理，对于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大致有两条思路：一是文化—储蓄率—资本形成—经济增长的逻辑线索；二是文化—经济主体行为—经济增长的逻辑线索。

　　韦伯[2]从宗教角度，探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而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可看做对文化要素影响经济增长的早期分析。森岛通夫[3]遵循韦伯的思路，但不同意韦伯认为儒教阻碍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他探讨了儒教对日本经济成功增长的作用，认为日本工业化的成功得益于西方国家的技术和日本化的儒家伦理，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节俭观，由此提供了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积累。德朗(Delong)[4]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1870-1970年，相对于天主教为宗教主流的国家，新教为宗教主流的国家，其人均收入高三分之一，他把新教定义为哑变量，放进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回归方程中，显示出这个哑变量与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这意味着在经验上证实了韦伯和森岛通夫的观点。邹恒甫[5][6]则明确把宗教代表的文化要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数理模型中，得出一国储蓄率与该国资本主义精神体现的文化成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即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能提高一国储蓄率，而高储蓄率又转化为高投资率和高产量增长率。

　　上述研究主要是基于资本的作用，从某种文化特质对储蓄率和资本形成影响的角度，探讨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储蓄率提高只有水平效应，而不会影响长期均衡增长率，所以，文化要素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一定有其他机制。

　　刘易斯[7]指出，在最一般意义上，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的行为，理论研究需要根据不同层次探讨人的行为。他从文化对经济主体行为影响的角度，分析了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文化决定经济主体对财富的态度，进而决定对获取财富的努力的态度，这两类态度决定了经济增长能否启动。诺斯[8]则将制度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探讨了制度与个人选择之间的联系，他特别强调以“文化”形式沉淀下来的非正规制度对人的行为的重要作用，建立了文化—正式制度—经济绩效之间的逻辑联系。鲍尔斯[9]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偏好不变的假设，分析了文化、制度与偏好的相互影响和共生演化。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个体偏好和制度共生演化，个人和集体相互作用，这种思路对分析文化—主体行为—经济增长极具启发性。

　　可见，与文化—储蓄率—资本形成—经济增长的逻辑线索不同，上述分析侧重于文化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这更能触及问题的本质，因为各种要素只有通过经济主体的行为，才能导致经济增长，并且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也决定于经济主体的节俭、冒险、创新等行为，更重要的是，文化因素主要是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所以，按文化—经济主体行为—经济增长的逻辑线索，可能更适合理解文化的作用。

　　笔者进一步认为，对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解，需要从以下三方面深化。(1)文化对企业家或企业行为的影响。与增长相关的经济主体包括个人或家庭、企业、政府、学校和研究机构等，不论是私人性的、竞争性的，还是公共性的、合作性的，都是在一定文化作用下逐渐演化和成长的，并不同程度地决定或影响经济增长的复杂过程。工业化开始以来的经济增长中，企业逐步从家庭单位独立出来，由家庭作坊发展成以机器为基础的工厂制企业，再由传统单工厂企业主导，发展为多工厂现代大公司主导，所以，用企业代表现代经济增长的行为主体是恰当的[10]，通过探讨文化要素对企业行为、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认识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新视角。(2)文化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分析所依据的总量生产函数中，从简单的劳动和物质资本要素，不断扩充包括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增长因素认识的深化，把文化作为一种知识资产，同样反映了这种认识深化的趋势。(3)把文化作为增长过程的内生变量，分析它与经济增长的共生演进过程。文化虽然是相对稳定的因素，但如果简单地作为外生变量，无法解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经济起飞和增长绩效。

　　二、几个重要假说

　　(一)文化要素的增长效应

　　经济增长的传统分析是探讨不同要素的贡献，以及增长均衡路径的存在性，最近的研究侧重于技术内生化和不同国家增长率趋同或趋异性问题。[11]但较少涉及经济增长中的经济主体(企业家或企业)及其作用，即使考虑相关主体，也是假定其偏好、动机和行为给定，其作用也仅仅是一种象征，并不起实际作用。这种缺少企业行为及其作用的增长分析，就像没有主角的戏剧文本。

　　经济学研究通常把企业作为“黑箱”，较少考虑其内部的关系，科斯[12]之后，情况有所改变，但仍未对经济增长研究产生影响，因为没有在企业生产率决定与总生产率水平决定之间建立逻辑联系，从而增长源泉与企业行为无关。已有研究显示，理解企业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可能是把握总体生产率的基础；理解企业水平的技术创新和扩散，可能是把握宏观水平技术进步的关键。[13][14][15]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的命题：企业层次的技术创新和扩散以及生产率水平，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总生产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企业或企业家的行为是否、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影响。首先，只能从企业层次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推断出经济体系总体的一般技术水平和生产率，而不能相反。其次，企业层次的生产率无疑取决于自然资源状况、市场需求状况、基本的经营支持条件等，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企业内部的核心能力，正是这种核心能力使得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和压力等条件得以保证。最后，这种核心能力是什么，至今仍是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是专有性技术，有人认为是管理，也有人把它概括为企业资源或企业知识。笔者认为，上述各种对企业核心能力的界定，在不同层次都是有道理的，但企业家能力和企业行为是最关键的，正是在这里，文化要素显示出它的作用。

　　第一，文化要素决定了企业家的选择机制。假定一个人在就业时面临两种选择：做雇员和做(创业的)企业家，作为经济人的考虑，当然是综合的成本—收益权衡。当其他因素相同时，如果人们的习惯或信念偏向于个人成功和承担风险，他会选择企业家职业，这种文化特征的经济体会有较高的生产率；反之他则会选择做雇员，这种文化特征的经济体将只有较低的生产率。林毅夫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处于“高水平均衡陷阱”，而没有发生技术革命，与中国文化形成的激励结构有关，“前现代中国，由于从各种意义上讲，在政府任职都是最为荣耀、最有利的职业，因而，传统中国社会把进入统治阶层看作是人们在社会中不断向上爬的最终目标，最有才华的人自然被吸引到这一工作中来。为积累参加这些考试所需的特殊人力资本，人们有将他们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用于这方面的足够激励。”[16]这样，必然限制从事科学研究、实业经营方面的资源。哈里森(Harrison)[17]的研究也显示，由于拉丁美洲文化中有一种反企业家精神和反节俭的因素，这种文化压抑了企业家本能，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率。

　　第二，文化要素决定了企业内部管理者的选择机制，进而影响经济总体生产率。与人有生命一样，企业组织也有相应的生命周期，很少有一家企业能够长期存在。当然，正常技术变化、产业调整导致的老企业退出和新企业进入，恰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但在正常情况下，企业经营的持续和业务规模的扩展，一定是基于企业层次生产率的提高，这对总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自然具有积极作用。而要保证这一点，最关键的就是企业成长过程中的管理人员选择机制和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文化因素在这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如果一种文化倾向于把最有经营能力的人挑选出来，并安排在适当的企业管理岗位上，企业的生产率一定较高，从而也有较高的总体经济增长率。卢卡姆和里内尼(Bloom and Reenen)[18]根据对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共732家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者选择机制不同，对企业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首先，管理经验和水平与反映企业绩效的多项指标具有很强的正向关系，绩效指标包括生产率、利润率、托宾q、销售规模和企业存活率。其次，管理经验显示了明显的跨国差异，美国企业的平均管理水平高于欧洲国家。他们还发现，产品市场竞争越弱、家族拥有并且是长子继承的企业，管理水平通常较低。最后，他们的研究也发现，欧洲企业面对较弱的产品竞争市场，企业生产率水平低于美国，同时，英国和法国企业由于受诺曼法规和家庭财产继承传统的影响，从而较多是长子继承，它们的企业生产率也低于德国。

　　第三，文化要素也会影响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以及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从而影响企业生产率。这方面有大量关于日美企业和日欧企业的比较研究，尽管结论不同，甚至互相矛盾，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不同文化背景下，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的关系显示不同的特征，相应地对企业生产率差异具有部分的解释能力。

　　假说1：文化通过对企业家职业选择、管理者选择和企业内及企业间关系的影响，决定了企业生产率，进而影响总体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

　　(二)文化作为知识资产

　　按照经济学的定义，资产是一笔存量，其使用可以提供相应的服务流。厂房和设备等物质资本、自然资源、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存量，均可以视为不同形态的资产，它们均能提供相应的服务流，对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做出贡献。不同形态资产的增加是实现产品和服务增加的前提条件，古典经济学把劳动力使用的分工和专业化，作为总产量增长的源泉，并把自然资源(土地)作为经济增长的最终约束，新古典增长理论对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增加导致的产量增加，给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新增长理论进一步揭示了技术进步导致经济增长的机制，来自R&D投资、学校教育和培训、干中学等途径的知识增加，是技术进步的来源，至此，经济学家终于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克服了假设外生技术进步讨论经济增长的不足。

　　与物质资本、劳动力存量这些传统资产不同，知识资产不具有独立的形态，而是通过三种方式渗透在实体因素中：直接融入实物资源中，即嵌入在实物产品或工艺中；把实物资源组织起来，即知识本身作为信息，嵌入生产经营过程的设计和操作文件中；增强行为主体的理解力，即知识本身嵌入个人大脑或组织中。因此，知识资产无法被直接观察到，通常只能通过实物资源的性质间接显示出来。劳动力总是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活动主体，物质资本也同样包含不同时期的知识，可用自然资源也是随时间过程不断增加的知识的函数。特别是通常的生产函数完全不考虑要素的组织，从而抹杀了生产的组织性知识，实际上，管理知识增长对总产量增加的作用，绝不逊色于设备、工艺等方面的技术进步。

　　按照费孝通的文化定义，上述嵌入在生产要素中的知识和组织性知识，属于其定义的前两个层次，加上第三层次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我们可称为“广义的文化知识”，可以重组为技术性知识、组织性知识和制度性知识，而把制度性知识称为“狭义的文化知识”。前两个层次无疑是知识资产，关键是第三个层次是否也可归入知识资产。

　　人们往往把价值观念层次的制度性知识不看做是需要重视和利用的一种资产，实际上这是片面的。技术性和管理性知识资产的潜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使用，以及它们被用于何种环境，正是制度性知识框定了技术、管理性知识的使用方式和使用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性知识是企业、行业、区域和国家的公共知识资产。

　　知识是通过对数据和信息进行编码、抽象化而形成的，编码和抽象化的水平确定了知识被嵌入实物、文件、组织以及主体头脑之中的范围，实物、文件会腐朽，组织和人会衰老、消亡，但有些知识会被同时代人及子孙后代所掌握，变成他们自我的一部分得以传承，并对人们的行为形成规范，这些就是制度性知识。所以，有人把文化称为一种“集体的记忆”，这种集体记忆的不同层次分别构成企业文化、区域文化和民族(国家)文化等，不同文化的差异会对知识资产积累形成不同的影响。博伊索特[19]根据经济交易的信息特点，在他设计的使用编码程度、抽象程度和扩散程度表示的三维信息空间中，区分了四种类型的文化：市场文化、官僚制文化、宗族文化和采邑文化，它们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制度性知识，它们影响着主体的学习方式和创造知识资产的途径。

　　综上所述，狭义的文化知识通过框定了技术、管理性知识的使用方式和使用环境，影响主体的学习方式和创造知识资产途径，对一般性的知识资产产生影响，从而可以有充分理由把文化看作知识资产。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管理学研究中，已经把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战略性资产。[20][21]

　　文化作为知识资产，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可以通过生产函数进行讨论。在下面的讨论中，不加区分地使用知识资产、知识资本和文化。由于知识资产不能作为一种独立要素出现，而是包含在物质资本、劳动、资源等要素之中，按照增长核算的思路，分解出知识增长对总产量增长的贡献份额并不恰当。

　　应用于生产过程的知识，既表现为嵌入各种要素结构之中的知识，也表现为整合这些要素的组织知识，还包括影响“嵌入”和“整合”的制度性知识。知识成分越多，在生产要素使用上的节约就越显著，所以，总产量水平既是各种要素的函数，也是各类知识的函数。传统生产函数不考虑知识的作用，假定技术水平给定时，把特定水平的总产量(用等产量曲线表示)看成是劳动和资本投入不同组合的结果，沿着任一条等产量曲线的移动，反映了要素之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

　　如果对生产函数稍加改造，就可以讨论知识资产的作用。如图1所示，把要素的物质属性与知识属性分别抽象出来，分别表示为两个维度，从而可以把特定水平的总产量(用等产量曲线表示)看成要素物质属性与知识属性不同组合的结果。沿着任一条等产量曲线的移动，反映了要素物质属性与知识属性之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这意味着，在一定总产量水平下，知识资产投入与物质资源投入之间存在权衡替换关系，通过沿着等产量曲线的移动，一个经济可以通过增加知识资产投入来节省物质资源的投入，反之亦然。

　　

　　图1 改造的等产量曲线

　　不过，从人类长期的发展经历看，基本趋势是沿着等产量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反映了知识资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逐步提高。比这种权衡替换更重要的是，随着知识资产作用的提高，知识资产积累中的学习效应和知识资产使用中的外溢效应，导致对物质要素和知识的同时节约，形成图中曲线A向曲线B的不连续变化(注意：曲线A、曲线B表示相同产量水平)。由于知识资产的积累也要耗费资源，对知识资产的节约具有同样的经济意义。

　　综上所述，文化作为知识资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有二：一是通过对物质要素的替代，一是通过对物质要素和知识资产的节约。

　　假说2：文化作为知识资产，以其特有的方式进入总生产函数，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和增长路径。

　　(三)文化与经济共生演进：未来经济增长的典型化趋势

　　经济增长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思路：一种是动态一般均衡方法，以索洛—斯旺—拉姆赛模型和新增长理论为代表[22]，另一种是演化论方法，以纳尔逊—温特模型[23]为代表。

　　动态一般均衡分析侧重于经济增长均衡路径的存在性，以及技术因素内生—外生性处理，但存在以下不足：这种分析的结论并不符合长期经济增长过程的典型化事实，特别是发达国家早期从马尔萨斯陷阱向持续增长的转换，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巨大差异[24]；这种分析忽视了经济增长的复杂过程及其微观基础，无法揭示技术进步的具体机制。

　　实际上，经济增长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它由不同企业竞争行为导致的经济结构变迁所推动，是一种非均衡的过程，而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恰恰抽象掉这种过程。演化论方法虽然不很成熟，但对经济增长非均衡过程的方向和速度给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25]，补充了增长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特别适合分析增长的共生演进过程及其后果。

　　长期经济增长过程清楚地显示出由农业部门主导，向工业部门主导，再向服务部门主导的结构变迁，相应地，起主导作用的要素大致经历了土地、资本、技术、智力资本的转换。创新(innovation)从工业部门主导阶段开始，其重要性逐渐增强。熊彼特[13]归纳的创新内容包括产品、工艺、市场、资源和组织等方面，均与工业部门主导阶段相适应，而服务部门主导阶段创新的主要内容是创意(idea)，如设想、构思、蓝图、设计、程序等，特别是现代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创新，其物质形态的成分越来越少，更多地表现为思想或意识形态的东西，所以，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逐渐与服务业、智力资本、创意相联系，而这些方面均与文化因素具有天然的共生关系。

　　生物学和生态学中的“共生”，是描述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物种间关系及其与环境关系的概念，共生过程是不同单元的一种自组织过程和共同进化过程，合作协同、相互适应、相互依赖、共同发展、共同进化是共生现象的本质特征。由于服务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它与文化的密切联系，我们把经济和文化的共生演进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典型化事实，正如工业革命后，基于科学的技术与经济共生一样，在当今服务业结构不断高度化的时代，文化与经济共生是一种必然。

　　在服务经济条件下，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增长的创新动力是创意。一方面，文化资本的规模和创意的数量，更多地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即人们的价值观、信仰、惯例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在增强；另一方面，基于文化资本创意的经济增长也推动文化的变革，从而产生两者的共生演进。

　　相对于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增长，经济与文化共生演进导致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主要依赖物质资源投入转变为主要依赖智力和文化资源投入，因为文化资本的积累更多地依赖于文化因素和文化产业，而文化资本积累本身的内容就是文化；文化产业的发达有利于智力资本积累，从而促进创意的规模扩大，同时，更多创意的产生带来了文化产业门类的扩大。可见，这种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共生演进会产生正反馈效应，对两者均产生规模报酬递增。

　　在服务经济条件下，经济与文化共生演进也导致企业组织形态出现新特点，即由传统的层级制为主转变为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的情况，联盟式、网络式的企业组织形式逐渐增加，层级制形式本身也会逐渐减少纵向层次，向扁平式、集团式等转变。企业组织形式的转变，又会导致企业竞争方式的变化，由侧重于彼多此少的竞争，转变为侧重于合作式竞争，更多地关注共赢。在智力资本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条件下，企业管理理念也越来越关注人力资源的激励，相应地，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战略和绩效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假说3：随着服务经济的发展和结构升级，经济与文化的共生演化成为趋势，由此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竞争方式。

　　三、结论

　　虽然文化因素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增加了理论分析的难度，但对文化作出较狭义的界定后，笔者基于企业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文化作为知识资产的作用和经济增长的演化分析法，试图对文化要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理论解释，并提出三个理论性假说：第一，文化要素通过影响企业家职业选择、企业管理者选择机制，影响企业层次生产率，进而影响总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第二，文化作为知识资产，以其特有的方式进入总生产函数，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和增长路径；第三，经济和文化的共生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竞争方式。这些假说，只是初步的分析，有待进一步的建模和经验实证。希望有更多的研究，尤其是经验实证的研究，使我们对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有更透彻的理解。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作了相应的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作者介绍：陈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52）；韩太祥，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