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作用及挑战

中国经济

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及挑战

海

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关于对外开放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发展经济学里有很多成熟的理论，包括资金、市场、技术、就业等方面的内容，在此不再赘述。我主要想谈一下过去三十年对外开放对我们这样一个转型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开放给我们的发展带来的特殊挑战。我要特别强调中国的特殊情况，探讨发展经济学现有理论还不太涉及的地方。我们的特点是什么？第一，我们是转型中的国家，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国家，这在发展经济学里还没有很成熟的理论对此进行解释；第二，我们是一个大国。在国际经济学中，大国与小国的地位是很不一样的。在开放中，许多小国能做的事大国不能做，也有许多的事大国能做而小国做不了。因此，在讨论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时，我们必须要强调中国除了“发展中国家”以外的两个特点：第一是转型，第二是大国。

资冲击了原有的国有体制和计划经济，从而也逐渐培养了我们自己的民营经济。当然，这个过程是渐进式的、逐步深入和扩展的。

２．对培育企业家的作用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仅仅是一个体制问题，还需要有能在市场发挥才能组织资源的企业家，这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经济学基本理论告诉我们：一个经济的发展除了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基本生产要素之外，企业家的精神与才能非常重要，这在开放的现代市场经济中尤为重要。俄罗斯的资本、劳动力素质、自然资源都很充裕，但他们的转型遇到了很大困难，在很长时间里经济得不到很好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企业家。中国比俄罗斯要好得多，因为我们的公有化程度比他们低，至多搞了人民公社，还没有都变成国营农场，工业中还有集体企业，很多民族资本都还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比他们转型起来容易一点。即使这样，我们与真正的现代的市场经济差别仍然很大。

怎样改革企业？怎样培育企业家？不可能把所有人都送去培训，只能通过开放来学习，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途径来培育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大批企业家。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以前我们的经营方式和现在的经营方式有何区别，它们是如何实现转变的？其中非常关键的就是通过外商投资的“技术外溢”方式。这里的技术并不仅仅是指生产技术，主要是经营管理技术。我们最初就引进了很多香港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运作方式本身是一种示范效应，这种效应一般首先在行业内“外溢”，然后慢慢扩展到行业外和地区间。随着我们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有实力的企业进入中国，技术的外溢效应也越加显著，我们的企业家和企业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锤炼和成长，而这显然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３．稳定大国经济的作用

对外开放对转型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有助于稳定大国经济。计划经济造成了很大的资源配置扭曲，许多市场长期处于低价但商品短缺。市场化的改革在短期内会引起价格暴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则不但可以增加供给平抑价格还可创造就业提高收入。这一点又是我们比俄罗斯做得好的地方。对于开放市场引进外资的作法，人们经常会担心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很多人又开始担心外资“垄断”问题，比如说外资已经占了某个行业的７０％，就认为外资垄断了这个行业。其实作为一个大国来讲，我认为这些担心都是不必要的。什么叫垄断？经济学定义上是一家控制。我们要看到，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即使有７０％的外资，但并不意味着外资已经对我们的经济产生了威胁，因为这些外

一、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对于一个“转型”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对培育企业家的作用以及对稳定经济的作用。

１．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

在总结体制转型经验教训的时候，人们通常将中国与东欧或前苏联作比较，认为我们比他们做得成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俄罗斯和东欧的经济则出现很多问题。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搞的是渐进式的改革，而他们是休克疗法，其实我并不认为中国和前苏联在转型中成败分明的关键在于改革的速度问题。因为前苏联和东欧集团也搞过曾被我们称之为“修正主义”的渐进式改革，我们改革开放之初学的正是匈牙利、南斯拉夫的改革，可是他们的渐进式最终也没有成但经济功。从理论上说，９０年代俄罗斯和东欧的改革比我们彻底，发展不如我们成功，为什么？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是在开放中改革，而他们虽然进行了改革，但并没有开放。因为对体制的冲击并不是把一个旧的东西打破了就可以了事的，打破一个旧的体制比较容易，但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建立一个新的更有效率的机制。这种机制不是一个法令就能解决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做得比较成功：最主要就是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而逐渐建立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专门去考察过俄罗斯经济，所见的种种现实９０年代初，表明它根本就没有开放。虽然俄罗斯在法律上强调私有化，可是它并没有用私有经济的力量来创造一个新的竞争的市场机制。我们虽然从理论上没有提倡私有化，而实际中正是通过引进外商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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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不是一家企业，而是很多企业，它们不能形成垄断。这正是大国相对于小国的不同，小国的担心很正常，因为一个跨国公司可以控制一个小国的经济。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世界上没有一家跨国公司能够控制得了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利用多家外资企业的竞争使得我们这个行业得到更大的发展，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所以从这点上来讲，这又是大国的优势，而我们恰恰也是利用了这个优势。

经济发展有外向型和开放型之分，出口多并不一定意味着开放。现实中的例子很多，例如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东南亚金融危机前这些国家都不是很开放，还是属于外向型经济的状况。他们吸引外资主要是吸引金融资本，借钱融资自己干而不允许外商来设厂生产。而我们从邓小平开始时就允许外资直接进来，这个区别到关键时刻对稳定经济是很不同的。比如１９９７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造成危机加深和扩大的部分原因是外资撤逃，当金融资本发现一国经济前景不好的时候很容易撤出去，使本来已面临困难的经济雪上加霜。当然，我们也经历过考验，１９８９年的时候在美国听到一片声音都说中国改革开放彻底完了，外资全跑了。１９９０年初我专程回国去天津考察外资企业，发现根本就没跑几家，主要原因是它跑不掉，进入的方式是ＦＤＩ，像摩托罗拉这样的企业，它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是被绑在一起的。当时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声称要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但它不可能进行贸易制裁，因为由于开放，我们的经济和他们的经济，和国际经济已经紧密地连在一起。谁要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不仅会伤害到中国，也必然给自己带来巨大损失。所以大国的经济开放实际上有时候是不用太担心所谓安全问题的，某种意义上来讲反而还可以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

所有的部门同时做这个事的时候，多管齐下，对我们外贸的打击就会非常厉害。所以我们的政府现在必须要学会在开放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而不是仅仅从国内的目标出发。

２．国际竞争中的国有企业改革

要坚持开放下的国有企业改革。我们通常会在经济不太好的时候想起市场机制，想起基本原理，所以搞改革，但是当我们做得很好时就容易忽视改革。现在我们处在一个经济发展很好的时期，我们的国有企业业绩不错，改革是不是需要继续？２００８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有人说要反思，反思什么？不是反思我们的开放，也不是反思我们的改革，而是说要去看我们做得不够的地方。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出现了贫富差距问题，环境破坏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发展当中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解决，但并不是说我们改革得太多了，改革错了。加入世贸组织前，当时的克林顿总统派了经济学家跟我们谈，他们担心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国有企业不再改革了，我跟他们讲中国的改革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身的长远发展。但现在我倒有点担心，我们的国有企业经营不错，就不谈改革了，只谈国际竞争力。可是要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仍然很严峻。我们是什么情况下的竞争力？是在具有垄断地位时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而一旦在国际市场按照国际规则行事，这种竞争力就不再国有企业本身是受到限制的。改革有效。而且，在ＷＴＯ的规则下，不能在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才想到，必须在我们很成功的时候，经济发展很好，企业运营很出色，很盈利的时候也要想到。当然，这是比较难的。有句话说，一个人比较容易对付困难，但比较难对付成功。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就是在我们似乎成功的时候能不能坚持改革，为长远的国际竞争解决机制和体制上的问题。

３．改革开放步伐和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但同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成本。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对国内民营企业开放，而且要加快步伐。目前为止，仍有很多行业不允许国内民营企业进入，或进入门槛很高，如金融、通讯、石油等。在这种情况下的开放，市场只能被国外的跨国公司占领。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当中，最具有活力的还是民营企业，它们在过去三十年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我们的就业问题，出口问题，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民营企业。从长远看，中国经济的主体应该是民营企业。所以，我们应该放开国内市场，让民营企业更充分地发挥其作用，在对国外的更大开放以前使得我们国内的民营企业更快地成长起来。

从封闭到开放，国内原有的产业结构必然会根据比较优势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势必会对不同的行业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些行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而提高收益，另一些行业则会因开放而受损。开放不仅有收益，也是有成本的。因此，我们既不能因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反对而不开放，也不可只顾开放而造成国内某些行业的急遽萎缩，要把对外开放的步伐跟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

４．开放对不同要素不同地区收入差异的影响

开放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不仅对每个阶层不一样，对每个地区也是不同的。这个问题在国外很多人研究，我们现在也要关注这个问题。理论上说，开放有利于本国充裕要素，不利于本国原有的稀

二、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的挑战

当然，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在开放过程中也面临许多挑战，以下几点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１．开放条件下兼顾内外均衡的政府政策

在开放条件下，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需要兼顾内外均衡。例如，目前我们一方面面临通货膨胀，这是国内问题；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关乎对外经济。这两个问题不可能同时解决，要想抑制通货膨胀，紧缩银根，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大；想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通货膨胀就不易控制。我们需要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进行深入的研究，九十年代的通货膨胀是由国内需求拉动的，实行紧缩的宏观政策就能解决问题。但是现在的通货膨胀到底是因为国内总需求增加引起的，还是国际通货膨胀的引进？我们的政府必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学会怎样处理和以前不同的宏观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用以往较为封闭条件下的经济政策，能不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会不会通货膨胀没解决反而还伤害到我们的对外经济？这是一个挑战。

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要注意协调。有时候政府在制定政策解决国内问题时往往忽视在对外经济方面的影响。每个部门都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如调整汇率、紧缩贷款、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增加税收、提高工资等，每一个部门都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只是为了改善国内经济环境或要抑制一下加工贸易，缩小贸易顺差，可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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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要素。对中国而言，开放究竟对不同要素的收益影响如何？开放对各地区的发展又有什么不同的作用？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各地区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中西部和沿海地区本来就存在差异，开放会使这种差异扩大还是缩小？我们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而这种地区间收入差别的９０年代后东西部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了，

扩大跟我们的贸易模式和开放政策的不平衡有关。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们的开放政策更多地向沿海地区倾斜，东部沿海地区总是获得比中西部地区更优惠的开放条件。加快产业升级的出口战略进一步发挥了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而国内地区之间的贸易壁垒、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又阻碍了这种优势向内地的转移，从而使地区之间的发展更不平衡。

５．处理好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虽然我们不希望在对外开放中将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但事实上这两者很难分开。今后二十年，我们将处在一个特殊的国际关系阶段。我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我们比过去强大了，发达了，有影响了，但还不够强大，不够发达，不够有影响。很多问题三十年前那时中国出口大家根本不关注，例如反倾销。我１９８２年到美国去，的东西卖得绝对比国内便宜，可是从来没有人反倾销，因为出口数量少对美国经济没有什么影响。现在为什么反倾销这么严重，因为我们已经对它们的经济有影响了，而且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快，这种影响也会越来越大。这跟每个人在社会里是一样的，当你很弱的时候别人不在乎你，甚至同情你，当你真的很强的时候他又佩服你，而现在是从不如他变得要跟他差不多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嫉妒你，不服你。所以，要正确处理未来二十年中国的国际关系问题，不能光看我们自己，光谈我们的战略问题，也要思考其他国家的反应，这需要政府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和开放的眼界。

怎么样处理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好多东西可能不仅是经济

利益问题，有些还涉及政治利益问题。有些需要做公关工作，比如我们跟美国的贸易顺差问题，学者和官员认为这不是中国的问题，是美国人储蓄太低，是别国贸易顺差的转移，是美国人对我们的高科技限制等。这些说法都没错，但光争辩不解决问题。必要时我们必须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以缓和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冲突。有时看上去是吃亏了，实际上赢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我称之为在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的“公关”工作。我们必须让人家感觉到他们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当中获得了利益，而不是感到一种威胁，这个关系我们必须要学会处理。

６．面对全球化的理念转变

最后一点，我们必须看到，中国虽然改革开放很快，可是我们很多理念还停留在传统经济和小农经济中，和全球化下的市场经济会有冲突，比如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这个理念我们从来都认为是很好的，可是和市场经济不吻合，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分工交换。对外开放就是参与全球范围的分工和交换。发挥比较优势不仅要生产和出口相对成本低的产品，还意味着要放弃或少生产自己相对成本高的产品。再比如对进出口的态度，我们一直重视出口，控制进口，实际上是对财富的错误理解，是重商主义的理念。现在好一点，因为现在贸易顺差太大了。还有民族主义，民族悲情主义，包括强调民族企业，总希望强调自己民族拥有的东西，总怕被人欺负。这些理念都可以理解，但在开放的过程中必须转变，否则将不利于我们处理好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也不利于我们进一步发展。中国已不再是一个贫穷落后受人欺负的国家了，我们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国，大国的开放理念是应当领导世界潮流的。

总而言之，我觉得改革开放，特别是开放的战略，是我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同时，在未来的开放当中，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新的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挑战，需要我们深入探讨和谨慎对待。▲

技术升级与中国出口竞争力

许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一、中国的出口竞争力

萨缪尔森在论及世纪之初国际经济的两个核心问题时，首先讨论了竞争力和生产率之间的差别（《经济学》第１８版，中文版第。他指出，竞争力指的是一国商品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主５５０页）

要取决于国内外产品的相对价格；而生产率则是每单位投入所获得的产出量。一个国家出口竞争力的高低和它的生产率没有必然的联系。当一个国家生产率的提高导致该国出口商品相对于其他国家同类出口商品的价格下降时，该国的出口竞争力提高了。但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不一定源于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是源于倾销行为和汇率等其他因素。

近几年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很关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丹尼・罗德里克教授在２００６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出口有什么特别之处？》（该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与政治研究所的英文刊物《中国与世界经济》２００６年第５期）。在这篇文章中，罗德里克定义了一个出口复杂度指数。假定一个商品的复杂度水平由该商品所有出口国家人均ＧＤＰ的加权平均数来衡量，权重为出口国在该商品总出口额中的份额。例如大型客机由美国和欧盟生产和出口。假定美国和欧盟的出口份额各占一半，人均ＧＤＰ都是３万美元，那么大型客机的复杂度指数就等于３万美元。将一个国家出口的所有商品的复杂度指数加权平均就得到这个国家出口商品的平均复杂度。罗德里克用了一张图来表示出口商品复杂度和人均ＧＤＰ的关系。他发现出口复杂度指数和人均ＧＤＰ呈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出口复杂度指数高的商品，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出口复杂度指数低的商品。但中国和印度是例外，它们的出口复杂度指数显著高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对应值。尤其是中国，其出口商品在１９９２年的平均复杂度指数所对应的人均ＧＤＰ是当时中国人均ＧＤＰ的六倍！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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