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独立精神之我见
摘 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教育和科研关系着国家千秋万世之大计,然而我们的大学教研已经愈行愈远,远到忘却了最初启程的目的。大学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应坚守其独立性,学术既不应做政治的婢女亦不可为经济的小妾。大学教育和科研就是要使学生懂得享受智性快乐,了解心智的运用,知识的获得就是目的本身。
关键词:大学;理念;独立精神
1929年,陈寅恪先生在《北大己已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写到:“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此言既是一个师者对后辈为学的点津之语,更是一个学者的胸臆直抒,亦是被后世学子奉为学术圭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初诠释。陈寅恪先生所论绝非无的放矢,而是纵览历代知识分子为学心路之后的棒喝,现代学人应引为醍醐灌顶之言。笔者认为在现时学术背景下当解作:大学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应坚守其独立性:既不应做政治的婢女亦不可为经济的小妾。
一、独立于政治:面向人文事实而非国家目的
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之父雅克・德里达说:“大学是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学不仅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的或是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大学的教研只是要关注事实本身,而不是去关注事实的发现是否有利于政治的稳定或发展。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弟子,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汉娜?阿伦特指出:“当大学决心为国家、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本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方针,无疑等同于自杀。”蔡元培先生也谈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改革已经是迫在眉睫。大学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必须从教育原点出发思考的教育的目的,从而实现宏观价值理念的全新转变。
中国大学培养的人才大都是工具, 都是螺丝钉, 都是为某个东西服务的。大学培养的不是“人”本身, 不是有独立内心世界的人。教育家杨东平、夏大川先生谈到:“教育的价值要从国家主义回归人本主义。教育既不能以升学率、以数字为本,不能以经营、创收为本,也不应将学生视为单纯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极“左”年代,“一块砖”、“螺丝钉”的提法,随着经济社会的开放和发展,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教育饥饿、思想界及文化界有识之士的反思。以此国家也应当抱有一种信任感,让大学发挥真正的作用。政府有义务投资教育,没有必要经营教育。大学不只是为国家的目的工作,而应该为一个更高的水平无限地发挥作用。
追求科研的自由独立是现代教育区别于传统教育的首要特征,也是现代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士人的分水岭。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谈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此处之“俗谛”就知识分子为学而言,当首忌政治的介入。以一部《丑陋的中国人》而成为一个时代符号的柏杨先生言语依然犀利如刀,他在为大陆出版的《柏杨曰》作的序中写到:“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廉颇虽老,风骨依稀。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评价自己的一生:“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与此相对,“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传统士人的生存写照,“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传统士人的人生梦想。间或有一二追求学问者,大多是穷首皓经于考据之学或“著书都为稻粱谋”,有心地、无心地或违心地歌功颂德,而绝非追求真理,关注社会现实,直抒自己的见解。
二、独立于经济:关注智性思考而非实用利益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指出:在古代的学园里,哲学家们向弟子传授的是智慧,而在近代的大学里,卑微的动机是教授各种科目,这标志着教育的失败。由此来看,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和科研就更失败了,因为我们的动机更加卑微,只是升学、职称、就业甚至金钱。
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就职演说中有言:“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机构,乃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尤当以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而不当以升官发财之阶梯,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面对满目疮痍的大学教育,学者姚国华发出了看似危言耸听实为振聋发聩之语:“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候,并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中国的高等教育已失去了脊梁,泯灭了精神,只余下赤裸裸的追名逐利。”“中国大学彻底变成打工仔的岗前培训机构,中国人被彻底变得没有脑袋了。”
教育就是育人,就是要把学生培育成真正的人,亦即人的宝贵禀赋都得到发展的人,而不是仅仅能够满足社会上、市场上某种需要的人。计划经济下,以促进经济“大跃进”为目的的急功近利式服务型专业化教育培养模式是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民发展的教育目的相悖的,爱因斯坦指出“我想反对另一观念,即学校应该教那些今后生活中将直接用到的特定知识和技能。生活中的要求太多样化了,使得在学校里进行这种专门训练毫无可能。除此之外,我更认为应该反对把个人像无生命的工具一样对待。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于那些培养将来从事较确定的职业的技术学校也适用。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永远应该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总体能力的培养,而不是获取特定的知识。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并学会了如何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将肯定会找到属于他的道路。除此之外,与那些接受的训练主要只包括获取详细知识的人相比,他更加能够使自己适应进步和变化。”
法国教育家卢梭提出教育即生长,美国哲学家杜威进一步的阐述,生长本身就是目的,并不是在生长的前头另外还有一个目的,比如说将来适应社会、谋求职业、做出成就之类。大学教研的目的不是为了功名,亦非利禄,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为了学术而学术,让智力得到健康生长,鼓励和培养对智力生活的爱好,懂得心智的运用过程中智性快乐的获得即是目的本身,而不是对赚钱有所准备。因为智性活动本身就有其价值,所以大学教育与科研关注的应当是思考本身,而不是要关注思考的结果是否能够带来经济发展或个人利益。智力活动本身就是快乐,就是人的高级属性的满足,为什么非要把高级属性的满足落实到,实际上是降低为低级属性的满足即所谓有用呢?人为什么只想去满足自己的低级属性,不肯去满足自己的高级属性呢?为什么要用低级属性的满足为标准来判断高级属性的价值呢?
古人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教育和科研关系着国家千秋万世之大计,然而我们的大学教研已经愈行愈远,远到忘却了最初启程的目的。学者姚国华谈到:“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 就是在平常时期、在歌舞升平的时候, 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自由的文化平台、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 而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训练工具、打造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诚哉斯言!
参考文献:
[1]杨东平,夏大川.中国需要新的教育理想[J].中国新闻周刊,2008,(8).
[2]蔡元培.蔡元培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姚国华.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7,(3).
[4]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晚年文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