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绍昆[青灯古卷夜思长]全文|经方故事

按：《青灯古卷夜思长》分段节选发帖以来，受到一些网友的鼓励与关问，便于大家阅读，我把原文加上一个结尾部分再次发表，希望对《伤寒论》的合并病理论的研究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很长时间没有与阿骅表兄细谈了，心里渴望他的来到。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从外面诊病回来，回到学校，遇见了阿骅表兄，他已经在这里等了两个小时。我留他一起吃午饭，在饭桌上，我把矢数格《汉方一贯堂医学》中有关森道伯治疗体质学的内容摘要拿给他看。

我说：“张丰先生学习经方就是直接从日本汉方入手的，这样的情况的确非常特殊。我认为，与张丰先生交谈，使我对经方医学加深了理解，更大的收获是知道了方证辨证的实质是‘方证状态’的辨证。它不仅仅是以几个主症、脉象为唯一的诊断要点，还包涵着体质的鉴别、疾病谱的查考等因素。它们之间水乳交融，‘和而不同’，互相关联、互相验证、互相展开，互相补充。这样的辨证思路使临床处方用药有了更加明确的依据。使中医临床学从医者意也的随意性中走出来，成为一门循规蹈矩的临床技术。”

“阿骅，寻找到陆渊雷的医学思想以后，现在又遇到了张丰先生，真是命运的安排啊！”我兴奋地说。

“张丰先生一命经历坎坷，人文学养丰厚，学习目的不同于一般的医师。特别是他的别具一格的学习路径，就是从日本汉方直接进入中医临床，因此他具有一般研究者所不具备的特殊视角。”阿骅表兄感同身受，百感交集。

阿骅表兄这次来的目的是与我讨论陆渊雷的经方思想。

“现代中医界对《伤寒论》进行研究分析，”他说，“各类著作和大块文章俯拾皆是，然而有真知灼见的作品不多。我反复阅读陆渊雷的著作以后，觉得他有一个重要的医学观点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我对阿骅表兄敏锐的观察力非常佩服，他说阅读陆渊雷后发现的新观点，肯定又会给我带来新的信息，我感到分外地欣喜。

“阿骅，陆渊雷先生怎么说？”

“陆渊雷先生反复强调经方医师诊治疾病的时候，一定要首先辨别发生疾病时人体的抗病趋向如何，分清表里与上下，然后采取因势利导的疗法，维护自身抗病的力量，用药尽量避免与自身的抗病趋向背道而驰。”

人体的抗病趋向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概念，真的不知道如何辨别，更不知道如何维护与避免抗病趋向受损失。

我想第一步一定要弄清楚自身抗病趋向的具体表现，想向阿骅表兄求教。

“阿骅，中医学中的‘表、里、上、下’是指病位吗？”

“陆渊雷先生认为‘表、里、上、下’不仅指病位，更是指人体的抗病趋向。”

原来如此，“表、里、上、下”可以指代自身的抗病趋向，这句话重要极了，它把抽象概念具象化了。 “阿骅，‘表、里、上、下’是指代四种抗病趋向吗？”我求知的欲望被调动了起来。

“陆渊雷先生认为‘表’与‘上’是一组抗病趋向，‘里’与‘下’ 是另一组抗病趋向，‘表、里、上、下’究其实就是两种抗病趋向。”

我把陆渊雷的书也已经颠来倒去读了很多遍了，为什么没有读出人体的抗病趋向这一重要的问题来？真是惭愧啊。

“阿骅，请你细细道来，我洗耳恭听。”我嬉笑着，以羡慕的目光看着阿骅表兄。

不知乍地，我在阿骅表兄面前表现得更为随便与任性。张丰先生与他虽然年纪仿佛，相比之下，我在张丰先生那里多多少少还有一点拘谨与局促。

“陆渊雷先生认为，从阴阳学说的角度来看，表与上称之为‘阳’，里与下称之为‘阴’。“ 阿骅表兄有条不紊地说，“这里的‘阴’、‘阳’是指抗病趋向，与病证的性质无关。太阳病的头痛、项强是人体的抗病趋向向上，但是真正的目的其实是向外；阳明病的承气汤证是人体的抗病趋向向下，但是真正的目的其实是向里。太阳病的所有症状与脉象所产生的‘表证’是人体的抗病力量欲达到出汗排毒的目的；阳明病承气汤证的所有症状与脉象所产生的‘里证’。这时候，病邪所产生的毒害已经轻微，但是特殊的代谢所产生的废料囤积于肠道，人体抗病能力下降，大便难、腹满痛、转矢气、下利皆人体抗病能力下降之象。”

我不明白这样的分类对诊治疾病有什么作用。

“阿骅，陆渊雷先生的真正用意是什么？”

“陆渊雷先生认为，‘无论何事，力专则易成，力分则难成，力分而力之方向相反者，尤绝对不可成’。人在发病时候宝贵的抗病力的抗病趋向也是一样，抗病力专则疾病容易治愈，抗病力分散则疾病难以治愈。我们使用方药一定要保持和抗病力的抗病趋向一致，才能够达到因势利导的效果。譬如当病人出现太阳与阳明兼病时仲景通常先解表后攻里，假如遇到必须要急下的病人，可以先行攻下以后再解表。仲景的方剂组合从来没有发表与攻下并施合为一方的。”

经阿骅表兄的分析我才有所体悟，原来使用合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人体抗病力的抗病趋向，特别是解表与攻里的方药一般不能合用。即使遇到太阳与阳明兼病时也要分先后治疗，这样才不会阻碍了抗病力的抗病趋向。

“阿骅，《金匮》的白虎加桂枝汤难道不是治疗太阳与阳明兼病或者合病的吗？”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陆渊雷先生认为桂枝汤不是典型的解表剂，白虎汤更不是攻下剂，它们的合方并不违背上述治疗原则。”

我又想到一个特例，就问：“桂枝加大黄汤难道不是解表与攻下的合方吗？”

“这个方剂应该讲是桂枝加芍药汤与大黄的合方，桂枝加芍药汤不是解表剂所以与上述的治则无关。然而陆渊雷先生说自己虽然理论上认为桂枝汤不是典型的解表剂，其作用是‘其方不过调整浅在血管之血行’，认为‘不妨与大黄同用’，但是在临床上陆渊雷先生还是比较谨慎，说自己‘竟未敢用之’。”

我一直用心留意桂枝加大黄汤的问题，后来在读曹颖甫《经方实验录》时候，看到了曹颖甫使用桂枝加大黄汤的医案与体会，谨把原文抄录在下：

桂枝加大黄汤证

庆孙（七月二十七日）　起病由于暴感风寒，大便不行，头顶痛，此为太阳阳明同病。自服救命丹，大便行，而头痛稍愈。今表证未尽，里证亦未尽，脉浮缓，身常有汗，宜桂枝加大黄汤。

川桂枝（三钱）　生白芍（三钱）　生草（一钱）　生川军（三钱）　生姜（三片）　红枣（三枚）

曹颖甫先生的按语是：治病当先解其表，后攻其里，此常法也，前固言之稔矣。余依临床所得，常有表解之后，其里自通，初不须假药力之助者。缘先表束之时，病者元气只顾应付表证，不暇及里，及表解之后，则元气自能反旌对里。夫元气之进退往返，谁能目之者，然而事实如此，勿可诬也。故余逢表束里张之证，若便闭未越三日者，恒置通里于不问，非不问也，将待其自得耳。

若本汤之合解表通里药为一方者，又是一法。然其间解表者占七分，通里者占三分，不无宾主之分。以其已用里药，故通里为宾，以其未用表药，故解表为主，双管齐下，病去而元气乃无忧。

看来曹颖甫先生对太阳阳明同病的处理也是非常小心的，“若便闭未越三日者，恒置通里于不问，非不问也，将待其自得耳。”这几句话，就可明了他的谨慎。然而最后还是使用了这个方，但是使用桂枝汤为主，大黄通里为辅而取效。桂枝与白芍的比例是一比一，与仲景的桂枝加大黄汤原方稍有不同。

我自己用仲景的桂枝加大黄汤，就是桂枝加芍药再加大黄汤曾经治疗过比较多的病症，只要方证相对应都能收到明显的疗效。譬如，后来我曾诊治过一个八十岁胃癌手术后的老人，个子瘦长，面色清癯苍白，他是因为腹痛来诊的。他说自己脐腹部隐隐作痛已经三十年了，为了治疗腹痛四处求医，多年中西医的诊治没有能够减轻腹痛一点点。就是在辗转医治的过程中发现心脏病与胃癌，随后心脏搭了桥，胃做了手术。然而脐腹部隐隐作痛没有因为搭了桥，做了手术而减轻丝毫。他说自己不怕死只怕痛，所以来寻求医治腹痛的办法。患者脉象细弦，便秘，多日一行，腹肌菲薄紧张。投桂枝加大黄汤七帖，腹痛大减。再七帖，腹痛消失。全家亲友奔走相告惊奇不已。这个病例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后续，二年以后，他的女儿来找我看病。说他父亲已经在一个月前去世了。我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她父亲对我的诊治有没有什么非议。谁知道这个老人临终前讲了一段我意想不到的话。老人说：“我腹痛三十年，一直找不到能治好它的医师，谁知道十几帖桂枝加大黄汤就治好了。二年来人虽然还是比较虚弱，但是全身没有什么苦痛。我想假如早几年遇见他，说不定还可以多活几年。我死后，你们有什么病痛都要找娄医师看看，不要乱吃西药。如果碰到他，就把我的话告诉他。”

这些都是以后临床诊治中所遇到的事情，但是起源于一九七五年和阿骅表兄对桂枝加大黄汤证的讨论，所以把这些后续的情景不厌其烦地在此介绍，作为这个问题讨论的补充。

阿骅表兄介绍了陆渊雷先生对待桂枝加大黄汤比较谨慎的态度，他的讲话使我想起几年前在青山村讨论陆渊雷医学观点时的一个遗留问题。

“阿骅，在青山村的时候我们讨论过陆渊雷的医学思想，记得你说过，有关陆渊雷的对《伤寒论》中合病、并病、坏病等领域的研究态度你持保留意见，说以后再跟我慢慢细说。今天是不是可以与我说说了？”

“记得，记得。前几次到这里就想和你谈谈，后来又忘记了，今天可以与你讨论一下。”阿骅表兄听到我的问话，想了想说，“陆渊雷先生重视《伤寒论》中‘表里上下’与人体抗病趋向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在合病 、并病的如何诊治的过程中展现得最为清楚，这一点可能在当时他还没有认识到它们的内在联系，所以会说‘合病之说不足据也’。我认为合、并病的诊治是方证辨证中的时间辨证，这一方面研究就牵涉到辨证的动态原则与方药施治的标本缓急。”

我当时的认识还非常浅薄，认为合病、并病的概念比较简单：临床上同时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方证的见证齐发,无先后之分的,故谓之“合病”；临床上先后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方证的叫做“并病”。认为“两感”是指一阳经与一阴经同时受邪发病，而这两经往往在经络上有表里关系。如太阳少阴两感，阳明太阴两感，少阳厥阴两感，我所有的合并病的知识仅此而已。

“《伤寒论》中论述合病、并病的条文,共有30余条，”阿骅表兄说，“其中有12条冠有合病、并病的名称,还有20几条实际上论述合病、并病的却未有合病并病之名。我认为经方医学急需加强对合病 、并病、直中、两感等疾病概念的规律性研究。当临床上几个方证先后或者同时出现的时候，就要考虑如何处理的问题：是合方还是选择其中某一个方。这个问题在医经医学里就是研究治法的标本缓急，但是在经方医学中还研究得不够也不多。我想这里会牵涉到分辨主证与客证的问题，你如果遇到张丰先生，请听听他的意见。”

我们都非常尊重张丰先生的见解，他在经方研究方面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

我突然想起张丰先生的意见，就对阿骅表兄说：“张丰先生说我们上次在青山村的有关陆渊雷评议《伤寒论》中‘日传一经’的意见，是来源于章太炎研究仲景学说的成果。章太炎一九二四年撰写的《论〈伤寒论〉原本及注家优劣》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

“看来章太炎先生论医的文字值得化气力去好好研究。”阿骅表兄的语气非常肯定。

那天夜晚躺在床上把阿骅表兄所讲的在心里回述一遍，结果再难入睡。是啊，张丰先生还说，陆渊雷的‘少阴病者，热病过程中心脏之机能的衰弱也’一说，也是源于章太炎先生‘少阴病者，心脏病也’的观点。

一个星期以后的一个晚上，我一个人来到了张丰先生的家。

张丰先生看见我来了非常高兴，去倒了两杯热茶，经方夜话就在夜色朦胧的灯光下开始了。

我进来的时候，张丰先生戴着眼镜正在灯光下翻译一篇日本汉方家藤平健先生有关“合、并病”的文章。真是天公作美，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处，因此话题就自然地围绕着《伤寒论》的“合、并病”展开了。

在讨论《伤寒论》的“合、并病”之前，我与他谈到阿骅表兄的观点。

“阿骅认为，方证辨证是一种类比性的思维活动。”我介绍阿骅表兄的意见，“类比性的思维活动不同于因果性思维活动，它只求知其然，而不求所以然；方证的‘证’由两个方面组成：病人之证与方药之证，所以符合野性思维两元对立的逻辑。他们通过知觉与想象的平面而捕捉到一种抗病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帮助人类发现有助于人体本能排异、调节与补充功能的方药。”

张丰先生非常欣赏阿骅的观点，他说：“经方医学不仅是一种诊治方法，医疗方式，而且是一种自由的思维方式。经方医师诊治的关键在于把单一的症状置身其中的‘一组关系’和一种诊治体系之中。在搜集起来的各种症状里存在着一种组合，可以提取出来，作为‘一组关系’来整体处理。如果要把症状变得可以领会，就得把它放在其它症状当中，把它与其它症状加以比较和对照。同与不同，它们之间有无联系，只有这些才能让我们真正理解症状。《伤寒论》中说方证就像电影的一个个胶片一样，是将仅有一点变化的每一张静止的胶片，个挨着个有序地排列起来。如果把它们放到放映机中，就映出了有联系的一过性情节。经方医师的诊治任务就是判断病人的疾病表现处于电影哪一格镜头的画面上，就是根据疾病发展有序排列的方证中判断出是哪一个方证，然后加以相应的治疗。”

我聚精会神听先生讲，同时记着笔记。

接着张丰先生就“合、并病”这一专题一一展开讨论。

“日本汉方家藤平健先生是一位优秀的临床家，也是一位经方理论家，读他的文章，你会发现他对《伤寒论》的研究有披沙拣金、抽丝剥茧般的认真和细致。”张丰先生尊重其事地说，“最近我连续读了几篇他有关《伤寒论》‘合、并病’的论文,发现他对仲景‘合、并病’的理论做了很多发挥性的研究，打破了历代《伤寒论》读者对原文中‘合病’、‘并病’严格区分的说法。他认为阳证和阴证并存也可以称之为‘合病’与‘并病’，他的这种观点值得我们参考。在《伤寒论》中，论及“合病”只有七条条文，全部出现在三阳病之中，太阳阳明合病三条，太阳少阳合病一条，少阳阳明合病一条，三阳合病二条。论中三阳病和三阴病之间没有“合病”条文，所以历代医家一般都认为三阳病和三阴病之间没有“合病。” 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三阳病和三阴病之间亦可见合病，譬如《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辨合病并病脉证并治》认为“如太阳病脉反沉，少阴病反发热，是少阴太阳合病也。”

外感热病凡一经之证未罢，又见它经病证者，此时两经症状同时存在，但有先后之序，称之为“并病”，通常也指在三阳病的范围内。在《伤寒论》中，论及“并病”只有五条条文，全部出现在三阳病之中，太阳阳明的“二阳并病”二条，太阳少阳并病三条，三条之中二条是针刺治疗，另一条有论无方。

“我想这其实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张丰先生戛然一笑道，“由于疾病是活动的，必然存在着各个病期的移行期，自然而然地就会有横跨两者的并病。在合、并病的治法上，你有没有什么体会？”

“老张，半年前，一个中年妇女因面颊部患带状疱疹来求诊。发病一周了，诊治无效，痛不欲生。诊察结果发现诸症并存，有桂枝汤证、小柴胡汤证、小陷胸汤证。我三方合一，给他三帖。三天后病人又来复诊，告诉我药后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我考虑再三，认为病证应该是太阳少阳并病。太阳是桂枝汤证，少阳有两个方证，一个是小柴胡汤证，一个是小陷胸证。当时仅仅凭直觉，先给他小柴胡汤加连翘、蒲公英三帖，药后当天夜里疼痛大减，三天后疼痛基本上没有发作。但是小陷胸汤证仍然存在，就继续给他小陷胸汤三天量，随后一切平安。这个病例留给我的经验与教训很多。由于诊治的结果并非是水到渠成的成功，的确是偶然妙得，所以与失败只在一线之隔，一念之差，这使我不得不高度重视对‘合病、并病’的学习。”

“《伤寒论》中合病有三阳合病，二阳合病两大类。”张丰先生说，“一般太阳少阳合病治少阳，如第172条的黄芩汤证；太阳阳明合病治太阳，如第32条的葛根汤证；阳明少阳合病治阳明，如第256条的大承气汤证；三阳合病，少阳证多治少阳，阳明证多治阳明，但是三阳合病时均禁忌汗下，即使阳明病多，亦不用承气而用白虎。这些治则治法正如日本汉方家山田氏所说的那样：‘合病则独解其一经’。”

合病像是一个庞杂的体系，我还没有好好地学习与思考，张丰先生已对这些内在结构与层次了如指掌，我也要深入下去，弄懂其中的究竟。

“老张，栀子豉汤也是治疗三阳合病的是吗？”

“你说的是大论中的第221条。”

他把桌子上的《伤寒论》拿来，翻到第221条。

条文云：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心愦愦，反谵语；若加温针，必怵惕烦躁不得眠；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侬 ，舌上苔者，栀子豉汤主之。

张丰先生说：“《伤寒论》中有的‘合病’，虽然条文中没有‘合病’二字，但是实质上属于‘合病’。有的比较明显，有的比较隐蔽。如第221条是一个三阳合病，但条文却以‘阳明病’作为开头。然而你认为‘这条条文的三阳合病，治疗的主方是栀子豉汤’，这样理解上半句是对的，但是对后半句这样的结论不合适？”

“为什么？”

“根据大冢敬节的意见，”张丰先生说，“栀子豉汤是这条三阳合病经误下以后而出现‘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侬 ，舌上苔’时的证治。原先的三阳合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应该参考第219条，给予白虎汤为好。如果使用发汗，‘则躁，心愦愦，反谵语’，对于这种病症应该如何处置呢?仲景没有列举方药，大冢敬节的意见，宜于调胃承气汤；如果用温针发汗，其患者‘必怵惕烦躁不得眠’，对于这种病症应该如何处置呢?仲景也没有列举方药，大冢敬节的意见，宜于桂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张丰先生的分析使我悠然心会。《伤寒论》原来如此周密细腻，环环紧扣，步步为营，然而我读书却不求甚解，囫囵吞枣，所以得到的知识不成系统，真是惭愧啊。

“老张，陆渊雷认为论中的‘合病’、‘并病’名实不符，你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伤寒论》中‘合病’、‘并病’的确存在名实不符的现象，”张丰先生说，“然而其中的缘由不是几句话就能够讲清楚的。山田氏从病情的缓急与治法的不同来探讨‘合病’与‘并病’，也是一个研究的角度。他认为：‘并病者邪势缓，而合病则邪势急’。”

“老张，山田氏对合病的治法总结为‘合病则独解其一经’，那他对并病的治法有何总结呢？”

“山田氏认为并病的治法也可以总结为‘并病兼解二经’。所以《伤寒论》中的大柴胡汤治疗少阳阳明并病，柴胡桂枝汤治疗太阳少阳并病，桂枝加芍药汤治疗太阳太阴并病，这些都是运用一个合方兼解二经的并病。”

“汉方家对于合病与并病的诊治是不是一样地看重？”我问。

“日本汉方家更为看重并病，”张丰先生说：“有的汉方家甚至说：‘如果视而不见，有时可能会造成生命危险’。”

“老张，如何给并病一个恰当的定义？”

“对于并病的定义中日医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张丰先生说，“我认为奥田谦藏先生的解释最为妥当与简明。”

张丰先生先生又走回书桌，拉开抽屉，把翻开的《汉方の临床》杂志拿给我，指着其中用铅笔划上记号的部分，说：“日汉字典在桌子上，请你自己读读奥田谦藏先生的这段话。”

几年来我在张丰先生的敲打下断断续续地学了一点日文，可以在字典的帮助下勉强地阅读《汉方の临床》杂志。我把《汉方の临床》杂志接了过来，看到了用铅笔划上记号的一段日文：

キャリアを开始、して、他の方法に広がる、しかし、病気が先头に完全なソリューションをしていない、互いに关连付けられている、対応する症候群、呼び出し、および病気。接続されています、共存を意味します。病気、2 番目のキャリア 、互いに关连付けられている症状 。

张丰先生要求我用中文翻译给他听，我利用日汉字典翻查了一会儿，就根据自己的理解把这一段话的大致意思对他说：“病起于一个部位，然后波及另一个部位，最初的病还没有完全消解，其波及到的相应症候与原初的症候彼此之间是有互相关联的，所以称之为并病。并者是相连的意思，又是并存的意思。所谓并病，就是病的先后两个部位相互有相应的关系，前后两个症候之间互相关联的一种疾病罢了。”

张丰先生笑着点点头说：“总的精神理解得没有错，但文字上还要修饰与剪裁。”

“老张，如果两个方证虽然并存，但是它们之间的症状并不互相关联，其治法是否也要分为先后？”

“如果两个方证并存，但它们之间的症状并不互相关联，古代称为‘兼病’，投放用药就不必有什么先后之分了，可以同时合方投药。”张丰先生先生娓娓的讲述道，“由于《伤寒论》中没有‘兼病’这一个名称，藤平健先生把这种的‘兼病’命名为‘准并病’。好像桂枝汤证与当归芍药散证，它们没有什么互相关联之处，可是在同一个体内同时并存着，就可以作为一个合方使用，而不分孰先孰后了。”

“老张，《伤寒论》中的并病有几种常见的类型？”

“《伤寒论》中以并病明确命名的通常只有一种，”张丰先生说：“就是太阳与阳明并病的‘二阳并病’，条文也只有两条，就是第48条与第220条。仲景认为治疗‘二阳并病’，有先表后里的必要。第48条指出‘先表’，大冢敬节认为可以使用麻桂三小方；第220条指出‘后里’ ，宜大承气汤。”

第48条曰:二阳并病,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若太阳病证不罢者,不可下,下之为逆,如此可小发汗。……

第220条曰：二阳并病，太阳证罢，但发潮热，手足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老张，并病在《伤寒论》中命名上不称并病，但是实质上又归属于并病的多不多？”

“《伤寒论》中命名上不称并病，但是实质上又归属于并病的多得很。”张丰先生举起了两个指头比划着说，“这些并病只以太阳病或者阳明病冠名而不用并病之名称。藤平健先生明确地指出：‘所谓处于并病的病态，不仅存在于太阳和阳明之间而且存在于太阳和少阳、少阳和阳明各阳病之间，还存在于太阳与阴病之间。不仅如此，而且存在于太阳病或者少阳病的同一病位内’。”

“老张，为什么《伤寒论》中把并病的诊治只限于太阳与阳明并病的‘二阳并病’呢？”

“这是一个值得花力气研究的问题，”张丰先生说：“首先要知道仲景的写作特点简洁扼要，并以直截了当的叙说方式为宗旨。藤平健先生有一句反诘的话对这个模糊的问题作了回答。”

“藤平健先生反诘的话怎么说？”

“藤平健先生说：‘因为把范围广泛的少阳分做表的少阳和里的少阳，而把太阳和它们的并病分别区分开来加以繁琐叙述，这就不是《伤寒论》的叙述方式了’。” 张丰先生说。

我觉得藤平健先生的回答不是很切题，有点答非所问，让人不知所云。我反过来一想，也许是自己水平不够，理解不进去，因此没有把自己的这种的看法告诉张丰先生。

“老张，藤平健先生的‘把范围广泛的少阳分做表的少阳和里的少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日本汉方家认为少阳病所囊括的病态范围是很广泛的，”张丰先生说，“归属于它的方证也是六经之最。所以应当把它细化，分为靠近太阳的‘表的少阳’，与靠近阳明的‘里的少阳’两个区域。”

我也认为这样划分以后，少阳的面目更为清晰。

张丰先生总是希望我主动地参与讨论，就说：“你好好地想一想，除了柴胡汤证以外还有哪一些方证应该归属于少阳病所囊括的病态范围？”

“黄芩汤证，泻心汤类方证，小陷胸汤证都应该归属于少阳病所囊括的病态范围。”我想了想以后说。

张丰先生点点头说：“日本汉方家对归属于少阳病的方证范围更为宽泛，除了你说的那几个方证以外还有许多方证，如十枣汤证，大陷胸汤证，栀子豉汤证，葛根芩连汤证，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证等都归属于少阳病的范围。”

“老张，我记得清代黄元御提出了‘一气周流，土枢四象’的理论体系，欲想把《伤寒论》纳入三阴三阳体系。我想如果由此可以寻找到具体方证在三阴三阳体系中的位置，就可以帮助初学者增添一种执简驭繁，简便易行的方法。你说黄元御的观点有道理吗？”

张丰先生把双手叉叠在胸前，看我讲完话以后，脸上颇有喜色。

“看来你平时也有做过这方面的思考，”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兴，以赞许的口吻对我说，“把诸多方证在六经的病态范围内排排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课题。我国古代经方家很早就用易经阴阳论的思想来总括《伤寒论》的药方，依据论中的白虎汤、青龙汤、玄武汤等以四神命名的汤方作为后天八卦的四柱，把所有经方纳入一个无所不包的排列有序的大圆圈中。日本汉方家在这个方面也花了不少的精力，如昭和时代的剑持久氏绘制了‘处方圆形配置图’，运用阴阳无限可分的原则，将仲景的所有的方剂加入其间。现代众多汉方家也热心于这一项工作，如小仓重成先生就在这一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他认为学习《伤寒论》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是，如何估量每一个方证阴阳虚实的程度以及确定其在三阴三阳体系中的位置。如果将阴阳虚实用方证加以表现的话，那么就可以构成大家所能接受的共同的客观资料。这样一来，即使是阴阳错杂，虚实混淆的复杂证候，也可以用几个方证表示出来。我认为小仓重成先生的这项研究有益于临床诊治的工作。”

我集中心力地，倾耳细听。我明白张丰先生所关注的问题肯定对我今后的学习有指导作用。

“你在读‘少阳病脉症并治篇’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张丰先生问。

不提不知道，经张丰先生这样一提醒，我也感到有点儿奇怪了。是啊，具有如此宽泛区域而有群多方证的少阳病，在它自己的篇章中却只有十条条文，药方也没有一个。

“老张，开始的时候，我难以理解仲景为什么把少阳病篇的所有方证全部安插在其它病的篇章之中，后来读了陆渊雷先生的书，他认为这是仲景的无奈之举与违心之举呀。就是说仲景的少阳，来至于太阳，传诸阳明。因为少阳病的柴胡证不会出现在阳明之后，所以仲景不把柴胡类方证编排在少阳篇章之中。”

“陆渊雷先生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张仲景的一丁半点的不得已，张仲景的可以理解的不彻底，使后学者不知吃了多少的苦头，熬了不知多少的冤枉夜啊！我也猜不透仲景为什么不得已这样写，而不能直抒胸臆呢。”

张丰先生喝了一口茶，“好了，我们不说这些历史的疑案了。你再说说‘表的少阳’有哪些方证？先从柴胡汤类方证中选出几个作为代表方证。”

“柴胡桂枝汤证应该算是一个归属于‘表的少阳’方证。”我答道。

张丰先生喔了一声，似乎扫了我一眼，我觉先生眼中精光一闪。

“还有小柴胡汤证，”张丰先生点点头，“它虽然居于‘表的少阳’与‘里的少阳’之间，但还是一个趋向于‘表的少阳’的方证。”

“以柴胡汤类方证、泻心汤证、陷胸汤证为代表，你说说‘里的少阳’有哪些方证？”张丰先生问道。

“老张，大柴胡汤证、柴胡加芒硝汤证、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大黄黄连泻心汤证都等应该算是一个归属于‘里的少阳’的方证群吧。”

“思考的范围还可以扩展得大一点，”张丰先生说，“譬如十枣汤证，大、小陷胸汤证等方证也应该是‘里的少阳’的方证群，这些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课题，然而它们的存在是讨论‘并病’时的必备条件。”

张丰先生把《伤寒论》中的道理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层次分明，步步深入，层层递进。这次为了讨论‘并病’， 想不到牵涉到如此多的东西。

“老张，请谈谈‘无名有实’的太阳少阳并病的具体方证好吗？”

“好啊，”张丰先生说，“日本汉方家藤平健先生对《伤寒论》中的并病理论做了很多发挥性的研究,他认为少阳病是从表向里移行期，范围广，他认为仲景在《伤寒论》条文中暗示了太阳少阳并病时，在治疗上应当有多种处置的方法。我先把藤平健先生对少阳病中各类‘无名有实’并病的分类与方证举例转述一下，有问题我们一起讨论。”

仲景的方证相对应是诊治的核心理论，在方证与方证之间起指导、维系、联系作用的无疑就是六经辨证。看来在张丰先生讲解的并病诊治中，方证与六经两者的相互作用会一一地显示出来，一定会使我耳目一新。

张丰先生继续说：“第146条论述的柴胡桂枝汤证就是太阳和少阳之间的并病与诊治；第164条论述的桂枝汤证与大黄黄连泻心汤证也是太阳和少阳之间的并病与诊治。”

第146条云：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痛、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

第164条云：伤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汤，攻痞宜大黄黄连泻心汤。

我发觉第146条与第164条同样是太阳和少阳之间的并病，然而它们的治法完全不同。汉方家山田氏认定的 ‘并病则兼解二经’以及兼解二经的一些方证也都是合方的例子。以此看来，藤平健先生对并病的研究可能比山田氏又深入了一步。

“老张，同样是太阳和少阳之间的并病，为什么146条使用合方，而164条却是先表后里的治法呢？

张丰先生笑了笑说：“第146条的柴胡桂枝汤证是太阳少阳并病，但是病位位于小柴胡汤的外方，前面已经说过，小柴胡汤证虽然居于‘表的少阳’与‘里的少阳’之间，但是趋向‘表的少阳’。所以这个‘并病’呈现的是近于表位的病情，就按照太阳病位内二证并存而应用合方合治。”

张丰先生随口说出的“按照太阳病位内二证并存而应用合方合治”的治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就向张丰先生提出自己的疑问：“太阳病位内二证并存而应用合方合治的治法是谁提出的？”

“还不是仲景《伤寒论》中固有的治法吗？”张丰先生看我少见多怪的样子，笑了笑。

我一下子楞住了，把《伤寒论》太阳病篇的条文在脑子里快速地过电影似地扫描一次，也没有寻找到类似的论述。

张丰先生看见我怅然若失的样子，就说：“这种治法在《伤寒论》太阳病篇的条文中不是以论述的形式出现，而是我们在条文中的方证组合上分析出来的。”

原来如此，我搜索的方向不对，于是调转了搜查的角度，集中在太阳病辛温解表的方剂上反复查对与比较，结果一下子就出来了。

“老张，找到了，找到了。如桂枝麻黄各半汤证、桂枝二越婢一汤证、桂枝二麻黄一汤证都是太阳病位内的二证并存，二证合治的现成的例子。”

“找到了就好，”张丰先生高兴地搓着手，“值得一提的是，藤平健认为：‘太阳病位内二证并存固然是并病的重要条件，但并不是孤立的并存，而是相互关联，相互纠含着。正因如此，可出现二方证纠合而产生的子证，也可出现完全不同于二方证的症状。如桂麻各半汤证，虽为太阳同病位的并病，但面赤、身痒等症桂枝汤麻黄汤皆无’。这一认识非常重要，为并病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一加一大于二，藤平健先生的研究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看来日本汉方家对并病的研究已经走在我国经方医学的前面。

“我们继续讨论164条先表后里的治法。”张丰先生说，“你先考虑一下解答这个问题好吗？”

我就开动了脑筋，就前后的条文与新老概念全都联系起来思考，终于得出了初步的结论。

我比较有信心地说：“太阳少阳并病，如果并存的少阳病证偏于里，那就要依据太阳阳明的‘二阳并病’治太阳的原则，采取先表后里的治法。164条中的桂枝汤证与大黄黄连泻心汤证二证并存，但是桂枝汤证在太阳表位，大黄黄连泻心汤证在少阳里位，相当于太阳阳明‘二阳并病’”的病状，所以也可以依据 ‘二阳并病’的治法。”

张丰先生欣然一笑说：“藤平健先生观点平实朴素，一旦被经方医师掌握就能更好地理解仲景的并病理论，并把它灵活地运用于临床。汉方医学打破了历代《伤寒论》注家对‘合病’与‘并病’的严格限制，提出了对跨阳证和阴证的病位而并存的观点，值得我们参考。”

“老张，陆渊雷先生认为在诊治疾病时，要在表里上下几个方面注意人体的抗病趋向，用药只能扶助抗病力来因势利导的观点与藤平健先生的观点有没有相类似的地方？”

张丰先生对我出其不意的提问没有马上回答，他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抽了一支烟，喝了几口茶之后漫步走到窗前，面对夜色临窗而立。

好一会儿，张丰先生转过身来，一脸的肃穆。

“用陆渊雷先生提出的‘表里上下和人体的抗病趋向’的观点来解释仲景并病学说顺理成章，”先生缓慢地说：“陆渊雷先生真的了不起，在四十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抗病力与抗病趋向一说与藤平健先生的并病观点相结合，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上互证互补，形成了《伤寒论》并病学说内在的理论张力。”

是啊，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方证与条文的后面，隐藏着《伤寒论》诊治疾病的原理。中日医学家所思所感冥冥契合，在精神的至高处，何来畛域！

“请思考一个问题，”张丰先生说，“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并证实了一个概念，就是：‘太阳病位内两证并存而应用合方合治’。那么是不是进一步演绎为：‘少阳病位内两证并存而应用合方合治’呢？”

近几年来张丰先生与我交谈的方式在渐渐地变化，时不时地提出一些比较艰深的问题要我思考，并想方设法要我开口回答。他可能认为只有这样反复接触经方医学中核心的问题才能培养研究的兴趣与能力。这次也是这样，但是这个问题有点儿难。我想，少阳病位内两证并存的临床病状当然存在，然而是不是都可以像太阳病的病位内两证并存而应用合方合治那样，就要谨慎细密地考虑了，不敢妄自揣测。

张丰先生见我半天开不了口，就启发我说：“少阳病是从表向里移行期，范围广，以小柴胡汤证位于中间者，有柴胡桂枝汤证位于近于表位的方证，又有柴胡加芒硝汤证那样位于近里者。所以当同一个少阳病位内的两个方证并存时，是不是应该合方而治呢？

我突然想起藤平健先生提出要把范围广泛的少阳分做表的少阳和里的少阳，对于这两种少阳的治法与治疗趋向都不一样。

“老张，”我想了想以后才说，“当同一个少阳病位内的两个方证并存时，是不应该合方而治，对它们是不是也要依据 ‘二阳并病’的治法去治呢？”

“你的回答基本是对的，”张丰先生点点头，笑着说， “当同一个少阳病位内的两个方证并存时，一般不能合方而治，但是严格地讲，正确的治法应该要按‘先外后内’的方法来治。”

“先外后内”，“外“与“内”又是一个新的概念，虽然在论中反复出现，我也反反复复地读到，然而我都是自以为是的把它们理解为“表”与“里”，这真是一个熟视无睹的“经典”例子，我真是差劲极了。

“老张，表证和外证，里证和内证，有什么不一样吗？”

张丰先生说：“表证就是太阳病症，外证是指太阳、少阳的病症；里证就是少阳、阳明病症，内证专指阳明腑实证，大冢敬节先生对此做过界别，还特地把原元麟先生《伤寒论图说》中的‘表里内外图’转载在自己的医著《伤寒论解说》一书中。”

张丰先生不断提到的日本汉方家的著作，大多数是日文版的，如原元麟先生的《伤寒论精义》，原昌克先生的《伤寒论夜话》，山田业广先生的《经方辨》等，对我来说，虽然是空谷足音，然而即使摆在前面也只能是画饼而已。

“刚才我们已经讨论了‘当同一个少阳病位内的两个方证并存时，是不能合方而治的问题，”张丰先生说，“正确的治法应该按‘先外后内’的方法来治’。现在请你举一个《伤寒论》中的条文为例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好吗？”

张丰先生经常以提出问题的方法来帮助我厘清《伤寒论》中的条文与各种理论问题的纵深交叉关系。然而我大多会使他失望，这次也是如此。我虽然脑子中也做了翻江倒海般地搜索，但还是没有寻找到一条恰如其分的条文。情急之中，我突然想到一条条文，觉得大致上符合。

我有点紧张，试探着说：“第103条云：‘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反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汤，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

“第103条可以把它看成是少阳病位内的两个方证并存的‘并病’，”张丰先生说，“但其治法不是使用‘先外后内’，而是一条试探性治法的经典条文。仲景对于一些一时无法确诊的病症，时常使用这一治法。第103条条文是论述外感热病误治后还出现少阳病的柴胡汤证症，到底是小柴胡汤证或是大柴胡汤证呢？一时还难以分辨，仲景的治法是不先与大柴胡汤是先与小柴胡汤，然后再与大柴胡汤，这与100条的先与小建中汤后再与小柴胡汤的顺序相同。大冢敬节认为小建中汤、小柴胡汤、大柴胡汤这三个方子，补虚的作用相对来说小建中汤比小柴胡汤大，小柴胡汤又比大柴胡汤大。根据仲景的治法必须应该首先补虚，所以在第100条为先用小建中汤，第103条则先用小柴胡汤。”

第100条云：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小柴胡汤主之。

第100条的病态是少阳小柴胡汤证和太阴小建中汤证的并病，脉象呈现轻按涩的小建中汤证脉象和重按弦的小柴胡汤证的脉象。

“藤平健先生认为这条并病的条文中，”张丰先生说，“无论少阳小柴胡汤证和太阴小建中汤证都有腹中痛的症状，但是小建中汤证腹痛更急烈一些，因而按照‘先急后缓’的治法诊治先给小建中汤，如果不见效，则遵循后缓的治法再给小柴胡汤。”

《伤寒论》中这种类型的条文满目皆是，如果粗心大意，草草看过，十有八九是会看走眼的。如果没有好的注本或老师帮助我们，要弄清楚仲景的意图更是难上加难。

张丰先生看见我一时难以完成这个作业，就说：“回去再翻翻书吧，我先说一条条文试试，看看能不能作为在少阳病位内两个方证并存时采取‘先外后内’治法的例证。我说的是第104条。”

第104条：“伤寒十三日不解，胸胁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下之以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此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先宜服小柴胡汤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消汤主之。”

这条条文就好像特地为了充当‘少阳病位内两个方证并存时采取先外后内治法’的例证似的，这样的恰到好处，这样地天衣无缝，真是不可思议。条文中的柴胡加芒消汤证是少阳病内的“里的少阳”，实质就是少阳阳明合病。

“这条条文中的‘微利’之下有‘此本柴胡证，下之以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三十二字。康平本在‘微利’之下有‘此本柴胡，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此非其治也’的嵌注，并有‘潮热者，实也’的旁注。所以从这条条文也可以看到康平本更加接近于仲景的原著。”张丰先生说道。

张丰先生非常重视康平本，时时处处把它和宋本、成本、玉函经比较着阅读。反复阅读的结果，他认为康平本更真实可靠地反映了仲景的医学观点。

“老张，你已经讲了太阳与阳明的并病，太阳少阳并病，太阳病位内二证并病，少阳病位内二证并病，太阳与阴病的并病，现在还剩下一类并病，就是少阳与阳明的并病，请你把这类并病也讲一下好吗？”

“好，”张丰先生说，“我再补充讲解一下太阳与阴病的并病的方证吧，我们可以看第91条与第372条。”

第91条云：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

第372条云：下利腹胀满，身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

“这两条都是桂枝汤证太阳与少阴四逆汤证的并病条文，”张丰先生说，“由于少阴病急而且危重，所以就和第100条的治法一样，依照先急后缓的治则作权宜处理。”

并病治法“有先表后里”，“先外后内”，如果用这两个治法来对待第91条与第372条中的病况就犯了胶柱鼓瑟的错误，《伤寒论》在诊治危急病症与急性疼痛病症的时候产生“先急后缓”的治则来解决这类问题。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仲景既不刻舟求剑，也不守株待兔的思维方式，以及一切从临床实践出发的诊疗特色。

我还有一个临床的问题想请教张丰先生，就说：“老张，第372条对表证与里证的临床表现的论述都非常简洁，是否需要另外一些东西让初学者更容易掌握？”

“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初学《伤寒论》的时候经常会遇见这些方面的疑问。我从日本汉方家那里学了一些东西，也许对你有用。”张丰先生说，“《伤寒论》的用语有自己的特色，第372条中所谓‘腹胀满’一词语，多是为虚证患者所设，假如是实证患者的腹胀满，就会使用‘腹满’二字。论中‘腹满’一症，除了太阴病的提纲证这一特例以外，无论是热证或者是寒证基本上都是实证。因此第372条的下利而‘腹胀满’就藴藏着‘腹胀喜温喜按，按之无力，脉象虚弱’等虚寒证的所有表现。”

腹胀满是虚证？我首先想到的是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证，的确如此，历代医家都认为此病症是七分虚三分实。

“拜读《伤寒论》真是需要字斟句酌，”张丰先生说，“不然的话，就会引起理解上的错位。譬如论中的‘发热’指太阳病的热型，必定伴有‘恶寒’。少阳病和阳明病的热型不叫‘发热’；又如论中的‘胃’其实是指‘肠’，真正的‘胃’仲景称之为‘心下’；又譬如‘呕逆’与‘吐逆’并不是一个症状，‘呕逆’是腹内翻腾欲吐，‘吐逆’却是打嗝等。这些都是阅读中的陷阱，不得不小心啊。”

论中的“发热”一症非常多见，我们一般都是根据伴随的症状去诊断，张丰先生的提示，很有启发。少阳病也有提到发热一症，然而不是“往来寒热”就是“呕而发热”，唯有第165条的大柴胡汤证，称之为“伤寒发热。”阳明病的发热的热型都称之为“身热”、“有热”、“潮热”、“日晡所发热”等。

“老张，请你讲讲最后一类并病，就是少阳阳明并病吧。”

“临床上也肯定还有少阳病证还没有完全消除而转入阳明病阶段的病状。”张丰先生说，“事实上，这种病证在原文中是存在的，第229条中就出现了少阳阳明并病。”

第229条云：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数。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者，与小柴胡汤。

张丰先生继续说：“阳明病潮热，当大便硬、小便数。今大便溏而不硬，小便自可，说明阳明腑实未成，再从‘胸胁满不去’一句看，是邪客少阳，留着不去。一个阳明未成，一个少阳‘不去’，可以认为两经之证的出现是有先后关系的，当属少阳阳明并病。”

在没有张丰先生讲解之前，这条条文我也反复读过。不过读过之后，除了又一次知道“胸胁满”是小柴胡汤证以外，仅仅在小柴胡汤证中增添了“潮热”一症而已。经过张丰先生的导读，我再一次读这条条文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了，这一次是在条文如何叙说与表达少阳阳明并病这一前提下去读它的，读了以后就有一个完整的感觉。

张丰先生在旁边看着我用右手的食指一字一句地抠着读完了这条条文以后，在我耳边轻轻地问：“有什么问题吗？”

“老张，我记得康平本中不是‘与小柴胡汤’，而是‘柴胡汤主之’。老张，你说从临床出发应该哪个版本更为合适？”

“我很高兴你能这样问，”张丰先生说，“这样病况下出现的少阳阳明并病具体的方证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肯定的一个方证。”

张丰先生一语道破其中的奥秘，真是快哉。

张丰先生冷静、客观、公允地说：“既然少阳阳明并病具体的方证应该是多元的，所以康平本的‘柴胡汤’比宋本、成本、玉函的‘小柴胡汤’就更加贴近仲景的原意。柴胡汤不是一个方子，而是柴胡类方，在少阳阳明并病的病况下应该考虑有小柴胡汤，大柴胡汤，柴胡加芒硝汤等，所以康平本的‘主之’两字不妥，因为它不能准确地表达还须进一步选择的可能性，在这里宋本的‘与’字就非常到位。所以大冢敬节《伤寒论解说》一书中这条条文是：‘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数。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者，与柴胡汤’。我认为是集各版本之精粹，真是无可挑剔。”

先生娓娓的讲述让我兴奋，日本汉方家的智慧令我神往。

“老张，《伤寒论》中有关少阳阳明并病的条文还有吗？”我渴望得到更多。

张丰先生看到我得陇望蜀的样子，粲然一笑，说：“当然还有，不过它隐藏得比较深，要反复琢磨、比较，还要结合‘先外后内’治疗并病的方法才能发现它。好吧，这就作为一个作业回去完成吧。”

我记住了，但是略感突兀。

门外是黑夜行进的脚步声，我们俩却一问一答地在灯下随心所欲地漫谈，硬是把一个长夜熬成了黎明。

临别时，张丰先生又送我下楼一直到路口，他总是这样地谦逊和蔼，礼节周到。回来以后，我一直在思考张丰先生布置给我的作业，把《伤寒论》一条条条文细细分辨，慢慢斟酌，但还是一无所获。我内心在焦急地呼唤，少阳病和阳明病并病的方证啊，你隐藏在何方？

有一个星期天，阿骅表兄不期而至，几句寒嘘以后，我就言归正传了。

我首先把自己与张丰先生有关合病、并病的交谈一五一十地对他全盘托出，并率性发挥地谈了自己的感观。阿骅表兄耐心地听着，不时地插上一句。当我说到要寻找一条少阳病和阳明病并病的方证时，阿骅表兄一反平日的矜持，也兴致勃勃地激动了起来。于是我们就把一些有关条文一一进行破解分析，忙得不亦乐乎。

忙乎了好几个小时以后，阿骅表兄终于找到了目标。

他喝了一口茶水以后，慢慢地说：“我认为第106条应该是一条论述少阳阳明并病的条文。”

第106条云：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其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

我一看第106条的内容，与所谓的“少阳阳明并病” 似是而非，特别是条文中的 “其外不解者”，“当先解其外”，“外解已” 中的几个“外”字，值得细细推敲。

阿骅表兄说：“日本汉方家具有一种特殊的破解中国古代语言的技巧，能把一些深深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寓意遁形窥象地分析出来。这一条的关键就是用  ‘外’字而不用‘表’字的一字之差。”

“阿骅，你说这一条条文中的‘外’是指代什么？”

“‘外’，就是指太阳少阳病位。”阿骅表兄说，“与‘外’相对应的就是‘内’，这里就是阳明病桃仁承气汤证。”

“阿骅，你说太阳少阳病位的‘外证’应该是什么方证呢？”

“这一条的‘外’证的用词，曲折地传递给我们的是少阳小柴胡汤证。”阿骅表兄说，“所以，‘外’的少阳小柴胡汤证与‘内’的阳明桃仁承气汤证共同组成少阳和阳明并病。”

“为什么？”

“这一条是论述太阳病的热与血相结，变成淤血证。”阿骅表兄说，“此证如果兼有外证时，就应该先行治疗外证，然后以桃仁承气汤攻其淤血。虽然也有治疗外证宜用桂枝汤的说法，但是从不称表证而称外证的笔法看来，我似乎更倾向于使用小柴胡汤。”

“你说张丰先生会是什么意见？”

“从出题的意图来看，”阿骅表兄说，“张丰先生是叫你寻找少阳和阳明并病而运用先外后内的治法的条文，我看能够符合他出题条件的条文，非第106条莫属了。”

那天，我们就这样，根据这一条条文与并病与治法的关系上上下下讨论了半天。我们都深深地感到通过这样一次的学习，对于合病、并病的认识有了本质性地改变，今后要把合病与并病的诊治规律运用到临床上去，诊治病症时不要一看到几个方证同时存在就马上使用合方。一定要学会先考虑一下几个同时存在的方证之间是什么关系，判断是合病还是并病，然后采取合适的治疗方法。

一天下午，我来到张丰先生的家中。把我们俩揣摩出来的答案——“第106条是少阳和阳明并病”告诉了张丰先生，张丰先生听我叙说了如何去寻找答案的情景，不禁笑了起来。他虽然不否定这个答案，但是对于我们选择小柴胡汤的根据，他认为在学理上根据不足，所以持怀疑态度。

张丰先生说：“106条像一副多棱镜，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看清楚的。深入研究可以多一些了解，但也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而已。然而对它的反复探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会逐渐地接近仲景原先的想法，有利于临床。”

我对于历代经方家不厌其烦地注释《伤寒论》难以理解，张丰先生的话像无形的批评时时纠正我的偏见。

张丰先生说：“条文中的‘其外不解者’是仲景提示还有里证存在的根据。汪昂说：仲景书中，凡有里证者，都用‘表不解’三字表示，但以‘外证不解’的字句表示者，也是同样暗示其有里证的存在。”

“老张，那你认为这是一个三阳并病的病况了？”

“‘外证不解’就是暗示有太阳少阳合病，加上里证与内证的存在就构成了太阳少阳合病的外证与阳明桃仁承气汤证的并病。”

“老张，你不是要我们寻找少阳和阳明并病吗？”

“是啊，我现在还在讲叙寻找少阳和阳明并病的过程，请你稍安勿躁。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老张，论中对‘外证不解’的诊治基本上都是使用桂枝汤，如第42条与第44条，都是如此。”

第42条云：太阳病，外症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 。

第44条云：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下也,下之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汤。

“外证不等于表证，”张丰先生说，“表证所指的范围比较狭窄，外证则将表证包括在其中，而且外证的有无是决定是否使用攻下方剂的重要指标，一般只有在外证消解以后才可以攻里。以上二条仅仅是指出外证在只有单一的太阳桂枝汤表证时先用桂枝汤解除表证。然而第106条中阳明桃仁承气汤证的‘热结膀胱’与第144条中的少阳小柴胡汤证的‘热入血室’似乎是同一病症，因此两者之间应该有内在的联系。只要读了第144条你就会体会到这一点。”

第144条云：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

“在‘外证未解’的病况下，除了必然存在的阳明里实证之外，外证的存在形式一般有三种，” 张丰先生说，“一、太阳桂枝汤证，就是第42条与第44条所叙的那样；二、少阳小柴胡汤证，第104条中‘先宜服小柴胡汤以解外’一句，已经揭示了小柴胡汤证能够解除外证的事实；三、太阳少阳合病，根据太阳少阳合病治少阳的治则，应该用小柴胡汤，可见实际存在的就是小柴胡汤证。依据以上的推理，再根据大量的临床实践经验，基本可以推定第106条论述了使用‘先外后内’的治法诊治少阳和阳明并病的过程。大冢敬节先生这样认为，藤平健先生也是这样认为的。”

经张丰先生迂回曲折的注释、推理与讲解，我对这条条文的认识渐渐清晰了起来，对并病在《伤寒论》中的作用有了更深的体悟。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从开始谈话就想请教张丰先生，但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

“老张，慢性病中有没有合并病？”

“当然有，”张丰先生说，“藤平健先生就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慢性病的合并病。”

“藤平健先生为什么会对合并病感兴趣？”

“藤平健先生曾经遇见一个年轻的女病人，”张丰先生说，“咳嗽一年，病情粘滞，屡治不愈。这是因为一年前病人患了感冒以后没有完全治愈而遗留下来的支气管炎。藤平健先生发现病人有轻度的胸胁苦满、脐上悸动、口中干燥，咽中如有炙脔，就以此为方证辨证的目标，试投柴胡桂枝干姜汤与半夏厚朴汤的合方，连续服用了一个月而不效。于是再一次询问病情，才知道病人平时非常畏寒，面色一直苍白不华，于是转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服药后有明显的疗效，身体渐渐地暖和了起来，咳嗽也减少，不久就治愈了。”

“藤平健先生从这个病例的诊治过程中得出什么样的体会呢？”

“藤平健先生的体会有三个。”张丰先生说，“一、认为慢性病同样可以运用六经辨证。二、这个病例是少阳柴胡桂枝干姜汤证与少阴麻黄附子细辛汤证的并病，其中少阴麻黄附子细辛汤证潜藏不露。小仓重成先生把潜藏不露的证称之为‘潜证’，那么这个病例中的麻黄附子细辛汤证就是一个典型的‘潜证’，所以开始的时候藤平健先生没有发现它。三、少阳柴胡桂枝干姜汤证与少阴麻黄附子细辛汤证的并病要运用先急后缓的原则，所以给予麻黄附子细辛汤。”

“老张，临床上如果反其道而行，会有什么后果呢？”

“藤平健先生没有直接论述这个问题，”张丰先生说，“但他引用了汉方家中川修亭先生的话，其中说到了这个问题。”

“老张，中川修亭先生怎么说？”

张丰先生说：“中川修亭先生提出：‘凡每年春末秋初之际，外感病之中以少阳病为多，诊治比较容易，医师也习以为常了。然而也不排除在有少阳病的同时也常有厥阴病的脉症夹行其间，医师稍有疏忽就会误诊误治。假如以病深病浅来论少阳病与厥阴病的话，其深浅不言而喻，以深治浅其害尚小，以浅治深祸不旋踵’”藤平健先生的三点体会使我懂得了他对合并病感兴趣的原因，中川修亭先生的告诫使我知道并病中治疗先后次序的重要性。

“老张，中国古代医家对合并病的治疗次序的先后有何论述？”

“中国古代医家对的合并病的治疗次序的先后都十分重视。”张丰先生说，“譬如宋代许叔微在《伤寒发微论?卷上》中专门有一节论述这个问题，这一节的题目就是‘论治伤寒须根据次第’，文章一开始就说：‘仲景论中虽云不避晨夜即宜便治，医者亦须顾其表里，待其时日。若不循次第，虽临时得安，损亏五脏，以促寿期，何足尚也。’许叔微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从反面说明这个问题。”

“老张，”我高兴地说，“许叔微举了一个什么样的例子？”

张丰先生到书架上拿来一本《许氏伤寒论著三种》，翻到《伤寒发微论?卷上》‘论治伤寒须根据次第’这一节，对我说：“许叔微记载了徐文伯诊治范云热病的医案，读了以后让人不安啊。你自己仔细地读一读吧。”

我接过张丰先生的书，就看到了以下的一段文字：

昔范云为梁武帝属官。得时疫热疾。召徐文伯诊视。是时武帝有九锡之命。期在旦夕。云欲预盛礼。谓文伯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便瘥甚易。政恐二年外不复起尔。云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二年乎。文伯于是先以火地。布桃柏叶。布席。置云其上。顷刻汗出。以温粉之。翌日遂愈。云甚喜。文伯曰。不足喜。后二年果卒。夫取汗先期。尚促寿限。况罔顾表里。不待时日。便欲速愈者耶。今病家不耐病。才病三四日。昼夜督汗。医者随情顺意。鲜不致毙。故予感此。而以为龟鉴也。

这个临床医案诊断使人触目惊心啊，我牢记不忘。

有一个问题是在阅读中日经方家的医案时候产生的，就是两国临床医师对《伤寒论》的传承方式不一样，就提出向张丰先生请教。

“老张，中国与日本对《伤寒论》临床研究的传承问题各有什么不同之处？”

“在中国古代对神农、伊尹、张仲景递进式的研究，形成了经方学派。”张丰先生声调沉重地说，“然而在两千年来的中国经方发展史上，这样的递进式的传承现象呈现了衰落的颓势。每一个医家大多自立门庭，另起炉灶。因此出现了学派林立，争辩不休的局面。这一种状态于古，于今，都层出不穷。清代吴澄在《不居集》中所说的，医书愈多而医理愈隐晦不明，且误人不浅。章太炎的老师俞曲园先生在《春在堂全书?尺牍》中对这一不正常的现象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他说：‘宋元后诸家，师心自用，变更古义，立说愈多，流弊愈甚。’然而日本汉方医学的古方派在《伤寒论》递进式的传承方面做得比较好，你看从吉益东洞、汤本求真、大塜敬节、藤平健等人都是一脉相承。今后我们也要学习他们的传承精神，使现代经方事业得到累积性地发展。”

张丰先生对中国经方医学传承呈现了衰落现象的话，在我听来颇为胆寒。

“我找了几本日本汉方医学的书给你，拿回去系统地泛读一番，以开拓自己的视野。”张丰先生说，“从抽象理论到具体诊治日本汉方家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与做法。因为医学观念的转变是应对现代挑战的第一步，毫无疑问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参考与学习。”

随后，张丰先生引我走出房间，在走廊尽头推开了左边的一扇门。我来他家已经好多次了，今天还是第一次踏进他的这个房间。一进屋我就看见一条用书架隔开的走道，房间的窗前摆着一张书桌，两把椅子。还有两排的书架靠墙，书架上挤满了书刊，许多书由于没地方放，全部靠墙从地板上蜿蜒迤俪而叠起，一直迭满了他房间中所有有空隙的墙面。看来这里便是张丰先生日常含英咀华，阅读思考的地方了。先生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递给我，记得有吉益东洞的《类聚方》，山田正珍的《伤寒论集成》，和一本与汤本求真有关的书，似乎是大冢敬节的《中国内科医鉴》。

“日本汉方家中最要紧的是吉益东洞，”张丰先生以崇敬的口吻言之谆谆，“他是汉方家们的领头雁，汤本求真、大冢敬节、奥田谦藏与藤平健等人或多或少模仿了他的成功经验。读他的《类聚方》《药征》你就会感受到他的渊博与精到，他的别具一格的研究思路。”

看先生严肃的样子，我岂敢不用心去记。坐在先生书桌旁，见高至屋顶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高处还放有几叠线装书。先生书桌上有一大排书，高高低低的紧挨着，都是形形色色的日文词典，有两本日本讲谈社出版的《日汉大辞典》极厚重地挺立在书架的中央。先生的书桌上还摆满了一摞摞的汉方杂志，杂志中插满了手抄的卡片，都是先生翻译下来的重要章节与段落。

夕阳正沉在窗前的湖上，一缕金光穿过树梢洒入，把整个书房照得亮堂堂的。我与先生相对无言，默默地站立在满室的余晖之中，进入“物我两忘”境界。

（娄莘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