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真相
人生的真相
作者：梁晓声
来源：《视野》2004年第03期
人活着就得做事情。
古今中外，无一人活着而居然可以不做什么事情，连婴儿也不例外。吮奶便是婴儿所做的事情，不许他做他便哭闹不休，许他做了他便乖而安静。广论之，连蚊子也要做事：吸血；连蚯蚓也要做事：钻地。
一个人一生所做之事，可以从许多方面来归纳——比如善事恶事、好事坏事、雅事俗亨、大事小串·—等等。
世上一切人之一生所做的事情，也可用更简单的方式加以区分，那就是无外乎一一愿意做的、必须做的、不愿意做的。
有些人却一生都在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他或她的职业绝不是自己愿意的，但若改变却千难万难，“难于上青天”。不说古代，不论外国，仅在中国，仅在二十几年前，这样一些终生无奈的人比比皆是。
而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其实只不过都在整日做着自己必须做的事情。日复一日，渐渐地，我们对我们那些愿意做，曾特别向往去做的事情漠然了。甚至，再连想也不去想了。仿佛我们的头脑之中对那些曾特别向往去做的事情，从来也没产生过试图一做的欲念似的，即使那些事情做起来并不需要什么望洋兴叹的资格和资本。日复一日地，渐渐地，我们变成了一些生命流程仅仅被必须做的、杂七杂八的事情注入得满满的人。
我想，这乃是所谓人生的真相之一吧?衰老、生病、死亡，这些串任谁都是躲不过的。生病就得住院，住院就得接受治疗。治疗不仅是医生的事情，也是需要病人配合着做的事情。某些治疗的漫长阶段比某些病本身更痛苦。于是人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一下子成了自己必须做的事情。到后来为了生命，最不愿做的事情不但变成了必须做的事情，而且变成了最愿做好的事情。
我们必须做的事情，首先是那些意味着我们人生支点的事情。我们一旦连这些事情也不做，或，做得不努力，我们的人生就失去了稳定性，甚而不能延续下去。比如我们每人总得有一份工作，总得有一份收入。于是有单位的人总得天天上班，自由职业者不能太随性，该勤奋之时就得自己要求自己孜孜不倦。这世界上极少数的人之所以是幸运的，幸运就幸运在一一必须做的事情恰恰同时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大多数人无此幸运，大多数人有了一份工作，有了一份收入就已然不错。在就业机会竞争激烈的时代，纵然非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也得当成一种低质量的幸运来看待。即使打算摆脱，也无不掂量再三，思前虑后，犹犹豫豫。
因为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我们整日必须做的事情，往往不仅关乎着我们自己的人生，也关乎着种种的责任和义务。比如父母对子女的；夫妻双方的；长子长女对弟弟妹妹的……这些责任和义务，使那些我们寻常之人整日必须做的事情具有了超乎于愿意不愿意之上的性质，并随之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这一种特殊的意义，纵然不比那些我们愿意做的事情对于我们自己更快乐，也比那些事情显得更值得。
我们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有时恰恰是为了因而有朝一日可以无忧无虑地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情。普遍的规律也大抵如此。一些人勤勤恳恳地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数年如一日，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如一日，人生终于柳暗花明，终于得以有条件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了。其条件当然首先是自己为自己创造的。这当然得有这样的前提一一自己所愿意做的事情，自己一直惦记在心，一直向往着去做，一直并没泯灭了念头……
我们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有时恰恰不是为了因而有朝一日可以无忧无虑地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情。我们往往已看得分明，我们愿意做的事情，并不由于我们将我们必须做的事做得多么努力做得多么无可指责而离我们近了；相反，却日复一日地，渐渐地离我们远了，成了注定与我们的人生错过的事情。但我们却仍那么努力那么无可指责地做着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为了什么呢?为了下一代。为了下一代得以最大程度地做他们和她们愿意做的事，为了他们和她们愿意做的事不再完全被动地与自己的人生眼睁睁地错过。为了他们和她们，不被那些自己根本不愿意做的事黏住，进而具有最大的人生能动性，使自己必须做的事与自己愿意做的事协调地相一致起来，起码部分地相一致起来，起码不重蹈上一代人人生的覆辙，因为整日陷于必须做的事而彻底断送了试图一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条件和机会。社会是赖于上一代如此这般的牺牲精神而进步的。下一代人也是赖于上一代人如此这般的牺牲精神而大受其益的。
有些父母为什么宁肯自己坚持着去千体力难支的繁重劳动，或退休以后也还要无怨无悔地去做份收入极低微的工作呢?为了子女们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能够顺利地靠近他们愿意做的事情。
令人同情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终于像放下沉重的十字架一样，摆脱了自己必须做甚而不愿意做却做了几乎整整一生的事情；终于有一天长舒一口气， 自己对自己说——现在，我可要去做我愿意做的事情了。那事情也许只不过是回老家看看，或到某地去旅游，甚或，只不过是坐一次飞机，乘一次海船……而死神却突然来牵他或她的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