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讀《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文國鋒

從文化的角度考察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探討近代資本主義在歐洲而不是其他大陸發軔和發展的根源，是韋伯整個宗教研究的主題。在這個主題中，韋伯試圖通過探尋宗教與資本主義的關繫來理順其“理性化”的現代化理論。其研究得出的結論似乎也是極具說服力的：恰恰是由於新教倫理促進了“理性化”的進程從而具有了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選擇性親和。由此當我們反思韋伯的宗教研究及其現代化理論時，需要把握的問題就在於：宗教在這種“理性化”進程中的地位到底如何，是否正如他所論證的那樣，宗教是整個“理性化”的源泉？帶著這個問題出發，我們不妨重新審視一下其關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關繫的著名研究。 一

縱貫《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韋伯有著這麼一個清晰的因果鏈：

新教倫理→資本主義精神→近代資本主義

具體地說，韋伯的理論體繫中，近代資本主義是一種理性的資本主義形式，其區別於以前各種資本主義的主要特點就在於理性的自由勞動組織形式和理性的資本運作方式。而這種特點應歸之於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也就是說，是資本主義精神決定著近代資本主義形式。而進一步溯源過程中，韋伯又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精神又直接哺育於新教倫理，是新教倫理造就了資本主義精神。從而整個因果模式就可以簡化為：新教倫理為近代資本主義一書的發展提供了理性的基礎。實際上，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整個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也正是其一再避免和否認的：新教倫理決定著資本主義，隻不過這種因果鏈條中存在一個中介變量：資本主義精神。

進一步而言，韋伯所關注和強調的“西方社會的理性化進程”的源頭也就是在宗教改革後出現的新教，特別是他在書中極力強調的加爾文教。雖然他極力否認，但其“文化決定論”的理論取向是昭然若示。

這種“文化決定論”尚具有其方法論上的邏輯必然性。韋伯在社會學史上是人文主義社會學的鼻祖，其方法論的主旨就在於從個人的主觀意義出發去解釋社會行動，從對人的意義來把握社會生活。而從這個出發點著手研究社會現像，文化因素就不可避免地凸現出來並受到極大地強調。這種主旨與其社會唯名論的立場相結合，就往往陷入一種“主觀唯

心主義”。在韋伯那，這就表現為一種“文化決定論”。

因此，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研究中，韋伯一個隱含的命題就在於，新教倫理決定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決定是通過新教倫理為資本主義精神提供某種理性的基礎––天職觀和理性的生活方式––而實現的。

二

在韋伯的因果模式中，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關繫顯得極為重要。在韋伯的該書中，韋伯所極力辯白的正是這麼一種關繫，新教倫理先於資本主義精神而存在，進而哺育著資本主義精神。

這裡暴露出的關鍵問題就在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這種先後關繫是否成立。如果成立，新教倫理哺育著資本主義精神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是無可非議的。但如果不成立，具體地說，如果資本主義精神先於新教存在，這種哺育關繫就是不攻自破的，韋伯對資本主義的“發生學”意義上的溯源努力就隻能說是失敗的。

韋伯對這種關繫的論證，是基於這麼一個事實：宗教派別與社會分層存在著一種相關關繫，即“新教徒在近代經濟生活中擁有較多的所有權和管理地位”。在韋伯看來，相同社會歷史地位的情況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表現出的不同經濟取向和職業選擇更表現了宗教的重要作用，“由環境所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 決定了對職業的選擇，從而也決定了一生的職業生涯。”

但是，對於這個事實、這種相關關繫，可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解釋，即一方面可解釋為資產階級主要是新教徒（韋伯秉持這種解釋），而另一方面可解釋為新教徒主要是資產階級。這兩種解釋的取向是相反的，前者試圖以新教徒來界定資產階級，新教徒處於“先”的位置；後者則試圖用資產階級來解釋新教徒的社會成分，新教徒處於“後”的位置。二者的結論也是迥異的，前者的推導結果是資產階級是由宗教因素的作用而形成的；後者必然推出結論：資產階級的興起推動著新教形式的發展。顯然，在宗教派別與社會分層的關繫中存在著一個孰先孰後的問題，但遺憾的是，韋伯卻回避了這個問題，直接從前者（資產階級主要是新教徒）出發研究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繫。

在具體研究中，韋伯將上述問題的存而不論，事先假定新教倫理是先於資本主義精神而存在的，直接著手於新教的教義分析，從教義和宗教倫理中求解宗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繫。在他那裡，宗教似乎是

一個不受外力影響而自我發展的社會現像。因此，他極力避免對宗教改革本身及其外部因素的考察，而把宗教改革視為一種宗教內部的邏輯發展，視為先知先覺的個人創造。其結果給人的印像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一切都出於天纔的突發奇想，一切均僅僅出於偶然。在這裡，其或然性的歷史觀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立足於上述立場，韋伯得出了新教倫理哺育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著名論斷。然而我們不得不指出，這個論斷是在無視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得出的。人類文明任一部分的進步或發展都是歷史和邏輯的統一。任何一次社會變革都是一次社會危機的產物，宗教改革也不例外。宗教改革固然有其本身的邏輯發展，社會歷史力量的推動是一個火藥桶。

早在十三至十五世紀，歐洲就爆發了一場浩大的文藝復興運動，直接後果是“人”的意識的復興，而其作為一種對中世紀的反叛，是有其深厚的社會力量基礎的，這就是西方商業文明的發展。宗教改革隻不過是這一反抗鏈條中的一環。西方資產階級（近代意義上的）的出現。從歷史上考察，顯然是先於宗教的。宗教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而不似中世紀時代許多變革思想一樣被作為異端被扼殺，是不能沒有其深厚的社會力量基礎的。這一社會力量基礎就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和迅速發展的近代資本主義。

雖然，陳述二者的先後關繫，並不能從表像上直接推論近代資本主義和宗教改革的因果關繫，也不可貿然籠統地推論經濟決定論，但可以斷定的是近代資本主義並不能從宗教改革那裡溯源。然而，忽視近代資產階級以及資本主義萌芽於宗教改革之前的社會事實，甚至否認這一歷史事實，其理論推論必然走向一種謬誤。韋伯的所謂資本主義“發生學”研究就局限於此。

三

正是由於對歷史事實的忽視，偏於教義的分析，韋伯關於新教倫理為近代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發展提供了理性基礎的理論觀點，就明顯站不住腳。然而，我們並不能因此而斷然否定韋伯對文化因素與社會變遷之間關繫的認識一無是處。其實，如果我們抽身於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極力想論證的觀點，對韋伯關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關繫的論題換個角度、換個思維維度進行重新闡述，也許從同一論據中我們能獲取一些真知性的內容。

在韋伯的理論體繫中，並存著兩個核心概念，即“合理性”和“合法

性”。正是通過這兩個概念，韋伯從行為的主觀意義這一出發點去把握社會現像。“合理性”被用來界定現代化進程；“合法性”則被用來理解某種社會秩序或社會形式的確立，其核心是人們的認同。這兩個概念在韋伯理論體繫中的整合，可以從現代語言學的共時態和歷時態來進一步理解：理性化是一種歷時態的趨勢，而合法性是一種共時態的不同狀況。

合法性

→合理化

從這個理解出發來解釋韋伯的社會變遷模式，可表述如下：理性化是社會變遷的一種內在的趨勢，一種發展方向，而在變遷的每一個階段，更為理性的形式通過獲得合法性論證，從而取代次理性的形式，進而實現社會的變革。

以此來重新審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也就可以得到一個兼顧了歷史因素的更為中肯的看法。這就是，新教倫理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合法性論證，從而使資本主義由不合法的社會形式轉變為一種合法的社會形式。新教對天職的強調，對理性生活方式的關注和對世俗活動的神化，以及對各種資本主義觀念的納容，就使資本主義的發展獲得了其文化或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近代資本主義形式本身也就得到了合法化，因為當時的歐洲宗教仍然是人們最主要的精神價值繫統。合法化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理性形式針對其它社會生產形式的最終取勝。理性化通過理性形式的合法化而得以實現。

事實上，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被韋伯視為近代資本主義的主要特點––理性的自由勞動的組織形式和理性的資本運作方式––並不是直接來自於新教倫理。新教倫理所提供的天職觀和理性的生活方式隻是這種組織形式和運作方式的必要條件。

在“合法性”這個概念下，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兩者之間的關繫就需要重新定位。新教並非孕育了資本主義，而是接受了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精神之所以未發展成為古代資本主義（韋伯意義上的）業主那樣貪婪卑鄙的形式，誠如韋伯在書中一再強調的，新教倫理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功不可沒。但是，這並不是說新教倫理哺育了資本主義精神，而是新教倫理約束了資本主義精神的惡性發展。而資本主義精神之所以受約束就在於其面臨著“合法性”的威脅。

通過這種理解，新教與資本主義的交互作用就可以得到雙向的把握。一

方面，新教倫理為資本主義提供了合法性論證，而新教是應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另一方面，新教倫理又引導著資本主義精神向良性方向的發育，進而約束著資本主義的惡性發展，從而保證了整個社會變遷的理性化。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纔能說新教倫理賦予了資本主義精神以理性因素，而這是通過“合法性”約束實現的。

四

重新審視韋伯的研究之後，我們就可以從中歸納出此研究給予後人的真正理論貢獻：從一個獨特的視角考察了宗教與社會之間的關繫，尤其是文化因素––特別是傳統文化繫統––在社會變遷中的作用及其適當的作用方式。從他的研究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傳統的延續與社會發展、變革之間存在某種內在的聯繫：一方面，傳統在社會變革的推動下以自身改造的方式予以回應，另一方面，傳統在改造自身之後又在傳統的框架中為社會變革提供合法性論證，並給以傳統的規範以保證社會在變革中朝著良性方向發展，而不出現迪爾凱姆所擔心的那種“失範”狀態。 在韋伯看來，西方近代資本主義之所以能規避傳統資本主義那種非理性的形式，而采取和平、自由競爭的理性形式，此中重要因素就在於新教倫理的規範作用。細察這一規範作用，可以看出傳統延續的巨大力量。新教改革雖是對傳統基督教的一種具有根本性的變革，但是其對傳統基督教基本觀念的繼承也是顯而易見的。這種繼承使合法性論證更為扎實，更能為時人所認同。同時，這種繼承又保證了傳統規範的繼續發揮作用，接受一種新的形式卻避免了新舊規範的斷裂，保證了規範的連續性，增加了對社會變革導向的約束力和規範力。

加強精神文明建設，重建道德價值繫統，找回社會規範，在當今中國的學者仁人中為社會現實所迫被重新加以關注。但是近幾年甚囂塵上的幾種主要主張，或是缺乏傳統的依托而使其對新事物的認定難能深入民心，或是出於敝帚自珍而對新事物以拒棄，都存在著不同程度上的合法性論證不足的通病，而這些主張一旦付諸於實踐，其對新興事物的規範力和約束力必然是乏力的。

在近代歐洲，通過宗教改革，新教倫理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既為近代資本主義提供了合法性論證，又為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規範和約束，從而極大地促進了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要在二十一世紀真正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現在急切需要的不是對中西、古今進行孰優孰劣的籠統判定，而是一種在自身傳統中生長而又對傳統加以揚棄的“新教倫理”，需要借助它來建立一種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促進

和規範著我國社會各個方面的現代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