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与陶渊明的诗学关系
2005年11月学术交流Nov.,2005
总第140期第11期AcademicExchangeSerialNO.140No.11・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论杜甫与陶渊明的诗学关系
刘中文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摘要]陶渊明和杜甫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山峰,两者有着深层的诗学渊源关系。杜甫
涵纳百川转益多师,陶渊明的田园诗艺术滋养了杜甫的诗歌。而诗圣杜甫对陶渊明及其诗歌
的评价、阐释、接受和发展自然提升了陶渊明的诗学地位,光大了田园诗的成就。虽然杜甫认
为陶渊明“未必能达道”,且这一观点引发了学术史上的长期争论,但是杜甫同时又充分肯定
陶诗的崇高地位,在诗学史上第一次将陶渊明列于谢灵运之前,认为陶诗完全合乎《诗》、《骚》
的诗学精神,且在自己的田家诗中自觉接受并发展了陶诗的体恤万物的情怀、“真”的诗学精
神和恬淡的审美风范。
[关键词]杜甫;陶渊明;诗学关系、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5)11一0148一06
“少陵有句皆忧国,陶令无诗不说归。”[1]众所周知,杜甫与陶渊明在价值取向与人生态度上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人,一个人世,一个避世。但人性是复杂的,陶渊明在平静的田园生活中,未尝完全遗落世事、销尽生平志气。杜甫在艰难痛苦的人生历程中,亦有归去之心、田亩之念,杜甫与陶渊明有产生共鸣的基础。而且作为大诗人,杜甫对陶诗的艺术造诣有他人无法企及的慧悟,所以杜甫对陶渊明和陶诗的评价、诠释和接受,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杜甫对陶渊明的认识
杜甫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评价,历来颇受重视。杜甫是这样评说陶渊明及其诗歌的: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篇,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
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遣兴五首》其三)
“达生”语出《庄子・达生》,即通晓生命之道。杜甫认为陶潜虽称避世超俗,然未能真正领悟人生之“道”,否则,他又何必将孩子的贤愚系于心上呢?庄子称山林隐士为“枯槁”之士(见《庄子・徐无鬼》),认为他们留意声名,为名而隐,却终生困顿。陶诗云:“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其十一)陶渊明认为,颜回平生推行仁德却早天,隐士荣启期悟得天道,年九十鼓琴而乐。他们虽有身后之名,然而一生憔悴、历尽困厄。杜甫“观其著诗篇,颇亦恨
[收稿日期]2005一06—28
[作者简介]刘中文(1964一),男,黑龙江青冈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文学博士,副教授,从事魏晋南北朝及唐宋文学研究。・148・万 方数据
枯槁”之句,本意是说陶渊明为颜回和荣启期的枯槁一生而遗憾。
杜甫这首诗的创作目的是借陶渊明以自嘲,同时表达了对陶渊明思想、心态的一种认识。后人既崇陶又尊杜,所以杜甫对陶渊明这一批评自然也就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诗中“未必能达道”、“颇亦恨枯槁”等评论触及了陶渊明人与诗的核心问题,所以引发了后世诗人学者对陶渊明所达之“道”和陶诗审美品位与艺术风格的种种解读,形成了陶渊明接受史上一场历时颇久的争论,激发了人们对陶渊明的创造性阅读[2]。
二、杜甫对陶诗的定位
杜甫对陶渊明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前期的杜甫,济世之心、功名之念执著,但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也有过退隐之念。“蹉跎暮容色,怅望好林泉。何日沾微禄,归山买薄田”(《重过何氏五首》其五)、“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同前,其四)、“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北征》)。然这仅是偶一念之,并未用人生去实践,故有“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之叹。杜甫晚年居蜀,生活相对平静,归去之心、田亩之念加重,思想上与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已经自觉地学陶了,咏陶的诗句增多了,“衰年催酿黍,细雨更多橙。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遣意二首》其一)、“只作披衣惯,常从漉酒生。眼前无俗物,多病也身轻”(《漫成》其一)、“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频。近识峨嵋老,知予懒是真”(《漫成》其二)、“虽有车马客,而无人世喧”(《阆州东楼奉送十一舅往表城县得昏字》),在生活中效仿陶渊明,幽居绝游、葛巾漉酒、书不求解、体味“真”趣。这期间的许多诗歌流露出宁静淡泊的心态和对陶渊明由衷的认同,“多垒满山谷,桃源无处求”(《不寐》)、“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春日江村》其一)、“丹心老未折,时访武陵溪”(《水宿遣兴奉呈群公》)等等,认同陶渊明的社会理想,表达对世外“桃源”的向往,渴望在没有纷争、安乐宁静的世外桃源中使心灵得以栖息。
杜甫极为推崇陶渊明的诗歌艺术。“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夜听许十损诵诗爱而有作》),这是杜甫给陶诗的定位。杜甫在诗学史上第一次将陶渊明列于谢灵运之前,且以“风骚”类比,认为陶诗合乎《诗》、《骚》的诗学精神和儒家诗学规范。这是杜甫对中国诗学理论的巨大贡献,也充分说明了他对陶诗的诗学精神和艺术风格的全面体悟和肯定。杜甫这一发现实际是一个文学信号,它清晰地反映了唐诗发展过程中的微妙变化,即唐人在诗歌创作中对陶诗艺术有了更高的肯定、更多的汲取,因而唐诗风韵中自然、真率、清新、高远、朴厚的文化因素大大增加了,陶诗在诗学精神与艺术审美的层面滋养了唐诗。作为诗圣,杜甫对陶诗的定位,其客观效果是:陶诗的地位从此开始大大提升了。
三、杜甫对陶诗艺术的接受与发展
杜甫一生常把农舍、村居、田家、风光、渔父、牧童、田翁、农妪等作为描写对象,写了不少田家诗。杜甫的田家诗既师宗陶渊明、汲取其田园诗的艺术成就,又对其有所超越和发展,尤其对陶诗的人文精神作了重要的发展。其体现有三:
1.接受并发展陶诗体恤万物的情怀
清人钟秀在《陶靖节记事诗品》中说:“陶公所以异于晋人者,全在有人我一体之量,其不流于楚狂处,全在有及时自勉之心。故以上诸诗,全是民胞物与之胸怀,无一毫薄待斯人之意,恍然见太古,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景象无他,其能合万物之乐,以为一己之乐万方数据 ・149・
者,在于能通万物之情,以为一己之情也。”陶渊明没有彻底的避世,他不时地在诗中表达崇高的人文关怀,并将仁爱推及大自然与全社会,这也是杜甫田家诗接受陶诗的重点。杜甫人蜀前创作的《羌村三首》对这种诗学精神体现得最为鲜明。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欺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其一)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
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其二)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椅浊复清。
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其三)
施补华认为:“《羌村》三首,惊心动魄,真至极矣。陶公真至,寓于平淡,少陵真至,结为沉痛;此境遇之分,亦情性之分。”(《岘{庸说诗》)至德二年(757)秋八月,杜甫因房璋之事得罪肃宗,被肃宗疏远,诏许杜甫回廊州探亲,抵家后作这组诗。这组诗写亲历的村事,深沉含蓄抒发了己叹、家愁、国忧,对苍生的深切同情、对社稷的无限关注突现于字里行间,虽无陶诗之淡,却以陶诗之“真”法抒写了如陶诗一般醇厚的体恤万物情怀。清人施补华剖析了杜诗体物精神的底蕴,他说:“陶公诗一往真气,自胸中流出,字字雅淡,字字沉痛,盖系心君国,不异《离骚》,特变其面目耳。少陵忠义之心,亦如陶公,又变陶公之面目。”(《岘慵说诗》)以诗来抒写淳厚仁爱、体恤万物之情,杜甫确实受益于陶渊明,接受了陶诗的精髓。就语言风格而言,这组诗不加雕饰、天然成趣,胡适先生认为,“《羌村》最近于陶潜”[3]。
陶渊明平生“任真”、“抱璞”,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儒家的仁爱情怀,在陶渊明的身上,儒、道思想得以完美的协调。儒家的仁、义、忠、信是其人格的根基,正如钟秀所言,“陶公则全一身之乐,则未尝忘一世之忧”、“忧国乐天,并行不悖”(《陶靖节记事诗品》)。陶公这种忧世之怀在杜甫身上得以继承和发扬。
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
老病忌拘束,应接丧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
秋耕属地湿,山雨近甚匀。冬菁饭之半,牛力晚来新。
深耕种数亩,未甚后四邻。嘉蔬既不一,名数颇具陈。
荆巫非苦寒,采撷接青春。飞来双白鹤,暮啄泥中芹。
雄者左翮垂,损伤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经赠缴勤。
三步六号叫,志屈悲哀频。鸾皇不相待,侧颈诉高曼。
杖藜俯沙渚,为汝鼻酸辛。(《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
此诗于大历二年(767)秋作于夔州城东滚西,展示了诗人善良真醇的人性,流露出对大自然深切的人文关怀。语言平淡真切“逼似陶语”(杨伦:《杜诗镜铨》),诗中流露的体物情怀深厚如陶,其仁人之心、高士之言,震撼灵魂、感动天地。王圻对陶杜的诗学关系洞察入微,他说:“情之所蓄,无不可吐出;景之所触,无不可写入,晋惟渊明,唐惟少陵。”(《稗史》)梁启超认为陶渊明是“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同时又认为杜甫是千古・万 ]50・方数据
“情圣”[4],或许梁启超已经意识到天下两位最知“情”诗人间的微妙关系。
宋人张戒曾说:“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杜子美、陶渊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白建安至宋的八百年间,只有陶、杜诗歌的儒家思想内涵最为醇正、深厚,因为他们都能以仁爱之心体认、关怀生灵与社会。杜甫的“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与陶渊明的“黄唐莫逮,慨独在予”(《时运》)这样博大的襟怀“乃为千古之冠”(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
2.接受田园诗“真”的美学精神
沈德潜认为:“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说诗啐语》)陶渊明的“性真”是以道家哲学的“自然”观为旨归的天性,而其“情真”是其于外物不矫情、不虚饰而袒露的炽热、诚挚之心。桂甫的田家诗接受了陶渊明田园诗的“真”的美学精神,以质朴之语写真淳之情。如《夏日李公见访》:
远林暑气薄,公子过我游。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旁舍颇淳朴,
所愿亦易求。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不?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
清风左右至,客意已惊秋。巢多众鸟喧,叶密鸣蝉稠。苦遭此物聒,
孰谓吾庐幽?水花晚色净,庶足充淹留。预恐樽中尽,更起为君谋。
这首诗是天宝末年杜甫在长安城南居住时写给太子家令李炎的。诗中叙见访之事、状村居之景、述留饮之情。鸟斗蝉鸣、水花晚色、清风习习、长流潺谖,意境清新、寂静,一派夏晚山居之象,风调一如陶诗。“隔屋唤西家”、“墙头过浊醪”二句,语言质朴自然,使乡村生活的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自然溢出饮客的真诚与热忱。杨伦认为此诗“村居真率,光景如画”、“景真语旷,绝似渊明”(《杜诗镜铨》),强调了杜甫对陶渊明田园诗审美风格的自觉接受。浦起龙则认为“诗似拟陶非老杜本色”(《读杜心解》),他强调了杜甫前期学陶的偶然性。
寒食江村路,风花高下飞。汀烟轻冉冉,竹日净晖晖。
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寒食》)
此诗作于上元二年(761)成都浣花溪畔,写春景及与田父邻家的密切往来,突出诗人与农人情感上无间的亲和,抒发了诗人真挚深切的人文情怀。语淡而味永,格调如陶诗“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其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其二)。浦其龙认为《寒食》体现了真挚笃厚的仁德之怀,“风致何减《桃花源》,不作玩世语,故厚。”(《读杜心解》)尾句用陶“心远地自偏”之诗意,心态的恬静淡泊油然而生,在精神上已经与陶渊明共鸣了,学取陶渊明更加自觉了。
“真”是杜甫取范陶诗的艺术精神。他的《客至》、《有客》、《王竟携酒高亦同过》、《寄题江外草堂》等许多诗都能写出对自然万物和农人的真情来。那么,陶渊明和杜甫为什么对农人能够产生这般笃厚的真情呢?深厚的儒家仁爱之心和脚踏实地、立足现实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是他们走进自然和农人的根本动因。
梁启超说:“他(陶渊明)不过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耕田便是他唯一的事业。”(《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陶渊明用躬耕实践对玄学的超越、体认自我的存在、实现对自由的追求,并使自己与自然相融、与农人亲和。所以“他的人格最平淡也最深厚”[5]。陶渊明“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方宗诚:《陶诗真诠》),正是这种现实的、积极的人生态度,陶诗才流淌着真切的世理人情。“平生踪迹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文天祥:《读杜诗》),杜甫一生艰难苦恨,他平生以稷契自期,胸襟博大,对社会有着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无论穷万 方数据・】5】・
达,他都不把自己看作是云端里的诗人,而是立足于现实,对一切“俗务”都兴趣盎然,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用真情博施济众,用诗纪录人生与社会的历史。虽然陶、杜生存方式不同,但殊途同归,他们都能脚踏实地、立足于现实,将真情挚爱推及无限广阔的自然与社会之中。刘再复先生说:“作家的自我实现归根到底是爱的推移,这种爱推到愈深广的领域,作家自我实现的程度就越高。爱所能到达的领域是无限的,因此,自我实现的程度也是无限的。”[6]在中国诗歌史上,真正脚踏实地将真情挚爱推广到了人间世界无限领域的,只有陶渊明及杜甫。
3.接受田园诗恬淡的审美风范
秦观在诗学史上首次发现并阐释陶、杜两位诗坛巨擘的艺术承传关系,他说:“犹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象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论韩愈》)明确阐述了杜诗的冲淡之趣取范陶潜、阮籍。杜甫田家诗恬淡的审美风范却仅仅是接受了陶诗。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十二月,年已四十八岁的杜甫携妻带子离开成州同谷县赴成都,第二年春天,卜居成都浣花溪,营筑草堂。杜甫一家在蜀中寄寓八年,这段时光,他心境相对宁静,对陶渊明宁静恬淡的人生境界也颇为神往。这一时期的田家诗更多地描写了恬淡宁静的心态,如《进艇》、《西郊》、《江村》、《独酌》、《屏迹》等等。
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圆菏浮小叶,细麦落轻花。
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远惭勾漏令,不得问丹砂。(《为农》)
《为农》是上元元年(760)春在成都所作。战火绵绵的现实和几十年的奔波漂?自、仕宦沉浮,使杜甫十分想寻找一块世外桃源,结草躬耕,自食其力,做一个淡泊名利的隐士。因此,他对陶渊明更加感兴趣了,两人灵魂深处的共鸣也增加了。“‘烟尘外’为一诗之骨”(杨伦:《杜臆》),这首诗格调冲淡,与陶诗神契。意境清新、寂静,透出心态的恬淡宁静。诗尾用葛洪为求丹砂而求做旬漏令之事,直接表达I-宅为农、隐逸尘外、终老于兹、“万事尽付形骸外”(《相逢歌赠严二别驾》)的恬淡志趣。此诗语淡而心静,风调颇类陶诗,“其意态闲雅,不减渊明”(陈善:《扪虱新语》)。
啭枝黄乌近,泛渚白鸥轻。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
衰年催酿黍,细雨更多橙。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遣意二首》其一)
“贫知静者性”(杜甫:《贻阮隐居》),此诗于上元二年(761)春日写成,描绘了成都草堂之景:黄莺在枝头鸣唱,白鸥随绿波飘荡,野花铺落野径,清溪环绕孤村,意境恬淡、宁静、明丽、清新。“近”、“轻”、“落”、“生”四字以我观物,颇见恬静闲适、安然自乐之心。“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是全诗的落脚点,抒发谢交忘名、宁静淡泊、超然世外之志。陈贻燃先生解读杜诗说:“处在跟陶渊明相近的生活环境,思想感情很容易跟陶渊明相通,作起诗来,不觉就有点五柳先生的味道和派头,超然物外,不欲与俗物为伍。”[7]又如《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渚蒲随地有,村径逐门成。
只作披衣惯,常从漉酒生。眼前无俗物,多病也身轻。(其一)
江皋已仲春,花下复清晨。仰面贪春鸟,回头错应入。
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频。近识峨嵋老,知予懒是真。(其二)
这两首诗作于上元二年(761)蜀中。抒写恬静、淡泊心境,感悟人生真意。“其一”公开宣称追踪渊明(漉酒生)、超然尘外、不与俗客为伍的情志。“其二”写宁静恬淡心态和闲静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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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情趣。陆时雍认为,“三、四真极,是寻常道性语,将诗家气昧一并去尽,绝近陶。”(《唐诗镜》)而“‘难字过’正见懒趣;五柳先生不求甚解,意亦犹是。”(浦起龙:《读杜心解》)真像陈贻嫉先生所说,此刻“老杜俨然以五柳先生,亦即陶渊明白况了,,E83。且淡、且静、且真、且逸、且疏、且达,活脱脱的陶渊明。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竟,云在意俱迟。
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江亭》)
“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杜甫:《可惜》)杜甫人生后期心仪陶渊明,在精神上追踪陶渊明。“水流”两句无心人妙,然却是天然之笔,其恬静、淡泊之心态工。然而杜甫此时“静”得不够彻底,他要“排闷强裁诗”,其“闷”所在?为国、为民、为家?盖不唯一也。
在价值观上,杜甫与陶渊明还是有着隔阂的。尽管杜甫深受佛、道的影响,但根深蒂固的儒家兼济思想使他永远不能忘怀社会,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真正地超脱现实而进入道家物我为一、委时运化的人生境界。陈贻燃先生说的最好:“就诗论诗,固然绝妙,若就正的旷达之人!这是他的痛苦和悲哀,我们不该把他吹得‘飘飘然’,也千万别对他的貌似闲适的生活和诗歌过多责难啊!”E93
论及田园诗的发展,人们往往不太注重杜甫。或许杜诗那些关于社稷兴亡、民生疾苦田园诗的描写空间,增强了田园诗的社会意义和史学价值,使田园诗向社会现实迈近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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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1989.
[责任编辑:曹金钟]万 方数据・153・及景与心融、神与景会的人生理趣,同陶诗“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之意蕴异曲同人论诗,总不免扭捏作态,终逊陶令的率真质朴,须知老杜虽极谙闲适之趣,奈何他并非真等重大题材的灿烂光焰掩盖了那些真朴、冲淡、恬静、淳厚的田家诗,应当说杜甫是田园诗创作的又一巨擘,其田家诗成就绝不逊于王绩、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杜甫接受了陶诗的五古体式以及体恤万物的诗学精神和真挚、恬淡的审美范式,同时对陶渊明的田园诗予以极大超越。主要成就在于:其一,以自己精深的艺术功力锤炼五言诗,赋予陶诗田园五古体裁以新的艺术生命。其二,田园诗的描写中心,由“园”转向“家”、由“我”转向社会,其田家诗“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李东阳:《麓堂诗话》),关注更多、更广的社会生活,拓展了步,这是田园诗发展的一个关捩点。其三,将真醇的体物情怀和执著于现实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写入田园诗中,道前人所不能道、不曾道、不敢道、甚至不屑道的无所不道的真挚深厚之情,使田园诗无情不可以道出。El-I周紫芝.乱后并得陶杜二集[A].全宋诗(卷1505,第26册)I-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刘中文.论杜甫《遣兴》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意义[刀.文学评论,2003,青年学者专号.[3-1胡适.白话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99.1-43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九十六)・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A].饮冰室合集(第12册)EM].北京:r-53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八)・情圣杜甫[A].饮冰室合集(第5册)I-M].北京:中华书局,1989.1-63朱光潜.诗论・陶渊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97.E73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I-J].文学评论,1985,(6).[8]陈贻燃.到底不是陶渊明——漫谈老杜部分草堂诗[A].草堂,1986,(2).
论杜甫与陶渊明的诗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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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次数:刘中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6学术交流ACADEMIC EXCHANGE2005,(1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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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刘景会 杜甫诗歌中的日常生活物象 2007
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也是被研究得最为充分的诗人。近年来,学者们对于杜诗中物象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既有对杜诗中某种物象的具体性研究,如鹰、马物象等,还有关于杜诗中的物象与其诗歌风格、诗人心态等关系的研究。而日常生活物象的研究并不多见,且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研究角度局限于其审美性和艺术性上;研究对象的范围过于狭窄,对于日常生活物象与杜诗的关系未给予充分的肯定。本文对杜诗中的日常生活物象进行了全面的观照,深入探讨了日常生活物象与杜诗的关系。文章主体分为五部分:
第一章阐述了杜诗物象中最常见的自然物象和生活物象,并从理论的高度分析了自然物象在诗歌中的发展脉络和独特的个性特征,具体阐述了生活物象的类型、数量,使读者对杜诗中的生活物象有个直观的感受。
第二章从物象的角度指出了杜诗与盛唐其他诗人的不同。唐诗人的作品中,诗歌的物象大多具有写意性。为了达到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诗人在选择物象时往往选择那些情韵悠远、能感发意兴之美的物象。于是在盛唐诗人的作品中意象出现老化、熟套化倾向。杜甫在盛唐诗出现老化、钝化、平庸化的时候,重新到生活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使诗歌重新走上健康发展、不断向前的道路。
第三章根据杜甫人生历程的三个阶段具体分析了杜诗物象的特征。杜甫从早期以自然物象为多,使用较为单一,与盛唐其他诗人表现出同趋性,到安史之乱前后使用生活物象展示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突破了早期诗歌物象的熟套化的常轨,再到晚期诗歌在古近体各种形式中,都能运用丰富多样的世俗生活物象,物象使用的创造性得到最大的提高。
第四章着重分析了杜诗日常生活物象的使用与其诗歌叙事化的关系。众所周知,杜诗有明显的写实倾向,这个倾向具体表现在不少作品有叙事化特色,而这又与日常生活物象的使用有关。
第五章探讨了杜诗日常生活物象的诗学来源,着重从取象的角度考察杜诗与六朝咏物诗、陶渊明诗、《诗经》及汉乐府的渊源关系。
2.期刊论文 吴增辉.Wu Zenghui 论杜甫与陶渊明对田园的不同心态 -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5(2) 杜甫与陶渊明都曾胸怀大志,都因理想破灭而辞官,而且杜甫心仪陶渊明,诗中大量化用陶渊明的诗句,并一再表现出归隐的念头,二人的经历及情趣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但二人辞官后的心态有着本质的不同.陶渊明对现实彻底失望,坚决归隐,追求个人的自由,守护心灵的安宁,完全是出世的心态;杜甫则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忧患社稷民生,渴望供职朝廷,是积极的入世心态.因而,杜甫并非陶渊明的继踵者.二人出世入世的不同心态深刻反映出晋宋与李唐时代精神的差异.
3.学位论文 王芳 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 2006
谢灵运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诗人,他所开创的山水诗派,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影响深远。由南朝到清末,几乎没有一位重要的诗人没有写过大量山水诗的。他们的山水诗创作,多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对谢灵运的接受。人们对谢灵运诗歌的接受除了表现在创作上的继承与学习之外,还体现在对其作品本身的解读与阐释。中国历代读者对谢灵运的诗歌都极为关注与重视,他们结合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学风气及自身的创作体会,从不同角度对谢灵运的诗歌作出了不同的理解与评价。
南朝是谢灵运诗歌接受的肇始期。影响后世的几种主要说法如“清水芙蓉,自然可爱”,“出言天拔”、“元嘉之雄”、“谢康乐体”(或“谢灵运体”)等,此时均已经成型,而且,其诗歌在创作上的影响也初具规模,学习与摹仿者不绝如缕,同时代有鲍照,之后有谢胱,伏挺、王籍、江淹、江总等,据《南齐书》记载,在齐时还有专意学习谢灵运创作的一个诗歌流派。而对后世影响非常巨大的第一部诗歌评论专著《诗品》及第一部诗文总集《文选》,都显示出对谢灵运极高的评价:《诗品》将谢灵运列居上品,在南朝诗人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将对谢灵运的评价由感性的推崇推向理性的概括与探讨。《文选》中选录其作品在南朝诗人中居首位。《诗品》及《文选》对谢灵运的评价与选录,奠定了谢灵运诗歌在后世的重要地位。同时,此期也有一些对谢灵运或学习谢灵运创作者的一些批评意见,如齐高帝、裴子野、颜之推、萧绎等,反映了时代文学风气的变化,其中有些批评不是从文学审美角度提出的,如裴子野的批评。同时,谢灵运诗还传到了北朝。
隋唐是谢灵运诗歌接受的深化期,人们对谢灵运的性情及其诗歌创作的认识更加深入。隋代王通对谢灵运有贬抑的评价,但他并不是从诗歌审美角度提出来的,因此,对唐代人们对谢灵运的接受影响很小。谢灵运在唐代山水诗创作上的影响体现得非常鲜明而显著,这除了与唐代隐逸之风相关外,还与唐代政治强盛有关,人们能有更多机会接触到祖国美丽的山水,并以审美欣赏的眼光去发现山水之美并加以艺术的表现。人们对谢灵运悠游山水精神的仰慕转化为行为上的学习与效仿,他们注意用心去体会谢灵运游赏山水的闲旷情怀,同时,在描绘山水的艺术技法方面也表现出对谢灵运的接受。此期的山水田园诗派正是在学习与继承谢灵运的基础上走向成熟的。张说、张九龄、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初盛唐重要诗人的山水诗创作都较大程度上体现出对谢灵运的接受。大历以后,由于时局的动荡、人们的诗歌创作较关注社会现实,学习借鉴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有所减少。而皎然通过总结前人对谢灵运接受的情况,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从理论上对谢灵运诗进行了阐释,对谢灵运的诗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谢灵运的接受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宋代是谢灵运诗歌接受的转折期,前期的欧阳修及梅尧臣在创作上显示出对谢灵运的学习,其后的苏轼与黄庭坚将谢灵运与陶渊明进行对比,显示出重陶抑谢的倾向。苏轼欣赏陶渊明,固然与其身世经历及心境有关系,亦与他的年龄有关,他对陶渊明心性人品的欣赏,在创作上表现出对陶渊明作品的学习与效仿,主要出现在其晚年。黄庭坚及江西诗派在将谢灵运与陶渊明、杜甫进行对比时,对其诗歌审美境界有所贬抑,但他们在创作主张及实践中仍体现出对谢灵运的学习与借鉴。他们将创作分作两个阶段,崇尚陶渊明及杜甫那种“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审美艺术境界,并以之为创作的最高理想,同时,他们认识到,这个阶段的达到,须通过第一阶段学习借鉴的努力。以这个理想审美境界来看待谢灵运诗,他们认为谢诗多炉锤雕琢之迹,表示出不大欣赏。但同时,在第一阶段,黄庭坚提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具体创作方法,讲求“无一字无来处”,又表现出对谢灵运诗作的借鉴与学习,这也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南宋对谢灵运的接受,主要表现在理论上的总结与阐释上,如诗话对谢灵运的评价。其中以葛立秋的《韵语阳秋》及严羽的《沧浪诗话》最具代表,对谢灵运的评价较高,但也指出其不足。南宋理学家对谢灵运的评价极低,认为其叛逆不道,但在文学创作方面,如朱熹,亦对谢灵运的创作显示出接受借鉴的一面。此一时期对谢灵运的接受还有一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人们对“池塘生春草”句显示出较浓厚的兴趣,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理性阐释。
金代对谢灵运的接受资料较少,王若虚提出谢灵运“池塘生春草”没有什么值得欣赏的,显示了其一家之言,但元好问对谢灵运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
元代主要体现为对谢灵运作品本身的详细阐释上。前期有方回,他结合具体时代背景及自身文学理论主张,以谢灵运的诗作为依据,对谢灵运诗歌的思想情感及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对谢灵运的人品有所贬抑。后期有刘履,他遵循宋代真德秀的选诗宗旨及朱熹《诗集传》对《诗经》的解释体例对谢灵运诗作进行笺释,不过,与方回比起来,他更注重谢灵运诗作本身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感,并多作肯定,而不像方回那样多结合史书记载从谢灵运的诗句中去发现其不合礼法的言论,但是他对谢灵运诗的艺术表现方面的认识不及方回。
明代是谢灵运接受的又一高潮期,这一时期,人们在诗歌批评方面突破了理学的束缚,比较重视诗歌本身的艺术表现,对前期诗歌创作进行总结,其中包括对谢灵运诗作的评价。与他们注重对前代诗歌进行理论总结相应,他们在创作上表现为复古。仔细阅读他们的作品,可以发现明代复古论的代表们诗歌创作上都受到谢灵运的较大影响。他们作诗以汉、魏、盛唐相号召,其实,创作本身则流露出对谢灵运相当的重视。李梦阳以为陆、谢不及汉、魏,但他的览眺之作却在当时即给人“逼类康乐”的印象;何景明在理论上对谢灵运有所贬抑,但其创作中仍有明显学习借鉴谢灵运的作品。至于黄省曾,则高标谢灵运。这是前七子一派的情形。后七子中,如王世贞,以才思对格调进行补充,说“谢灵运天质奇丽,运思精凿”,对谢灵运的评价很高,并叙述了自己对谢灵运接受由“初不甚入”到极喜爱的接受过程,精辟地概括了后世大多数读者对谢灵运进行接受的一个心理过程,他自己还有明标学习谢灵运的创作。而格调派的另一集大成者胡应麟对谢灵运的接受在明代亦具有代表性,他以“兴象风神”对“体格声调”之说进行补充,以“风神朗畅”评谢灵运诗作。更为重要的是,胡应麟强调学习古人应当取其才性禀赋相近者,然后“专习凝领”之。从他的创作看,明显体现出受到谢灵运的影响。竟陵派的钟惺与谭元春合力评选古代诗歌作品,编成《诗归》一书,他们以自己的心目去合古人精神,大胆突破传统,选取与他们审美情趣相合的作品进行评价。其中,他们选、评谢诗以深幽孤峭为宗,是对谢诗美学内涵的新的发掘。而陆时雍编成《诗镜》,并著《诗镜总论》,以神韵为宗,建立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其中对谢灵运诗作作出了很高评价,着重指出其“抒写性灵”情真、趣真,富于流动的神韵。从美学艺术上对谢灵运诗作出了非常高的评价。
总之,在不同时代里,谢灵运的诗歌艺术特质被读者作了不同倾向的解读与诠释,他的诗歌风格也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创作承传。这与接受者各自的文学、文化背景有密切的联系。
4.期刊论文 吴侃民.周莹.Wu Kanmin.Zhou Ying 论杜甫对陶渊明的接受 -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4)
唐代是陶渊明接受史中的重要发展时期,陶渊明的思想和诗艺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唐代许多诗人对陶渊明都有过接受.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因与陶渊明有相同的生活情趣和相似的人生经历,杜甫接受了陶渊明,并在诗歌创作中刻意学陶,形成了自己柔美的风格.在陶诗的传承过程中,杜甫有着重要的意义.
5.期刊论文 阮氏明红 杜甫与陶渊明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具有继承性.中国古代诗人往往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挥,形成中国古典诗歌内容思想、艺术风格一脉相承的特点.这一特点明显体现在唐代杰出诗人杜甫身上.本文通过分析杜甫的生平和作品,证明杜甫不但认同伟大陶渊明的儒家政治精神、独立自由人格,而且曾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吸纳、继承、发挥陶渊明思想和诗艺.
6.学位论文 杨小旭 陶渊明诗文的美学意蕴及当代意义 2007
对陶渊明的研究和接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且至今仍有许多人对他充满兴趣。对陶渊明诗文的审美意蕴的探究,为本文的目标。
审美意蕴也较含混,经过翻阅大量资料,最终将框架定为人格(人性)审美、田园审美和社会审美。这三个方面基本可概括他诗文中所蕴涵的审美观。由于他的至情至性和绝俗超越皆十分感人,涉及方面较多,所以人格(人性)审美的论述篇幅较长,这也是理解陶氏审美风格的基础;应该说重点在田园审美的探究,从自然审美的起源、发展到陶氏对田园审美的发现,从田园诗的审美特点、形态特征到创造方式皆有论及;至于社会审美,历来争议不多,故只做简略陈述。
陶渊明是一个用全部生命热情写作的人,一个真诚的人。那些浸透着他灵魂影子的诗文,蕴涵着独特的审美价值。人格结构的剖析是构建其审美大厦的基石,历来颇有争议,主要还是其宗儒宗道之辩。这方面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近代亦有名人多有阐述:如陈寅恪认为他“外儒而内道”,而朱光潜则称他“儒家的倾向大”。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结构中,大概儒道都有一些,只是偏重各异,如李白,道家成分多;而杜甫,儒家倾向大。但陶渊明则不然,争论双方各执一词,很难说服对方。儒道表面看来相左,实际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正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道互补在陶渊明身上表现尤其明显:不为物累,逍遥田园,确有仙风道骨;尊亲重友,刚正不阿,彰显的却是儒者之韵。建立在其儒道互补基础上的人格审美,亦表现出同样的特点。他既有对带有道家审美色彩的羲皇上人的欣赏,也对儒家审美色彩很浓的颜回、荣启期的赞美。
再说陶氏自然审美观中的田园审美。他的自然审美观固然有传统的“比德”成分,但他对中国古典诗歌自然审美观最大的贡献,则在对田园审美的发现,这不但扩大了自然审美的视野,丰富了诗歌的题材,而且创造出美学领域新的审美品类:冲淡美。诗歌中表现农村题材的作品古已有之,如《豳风七月》,但那是民歌,诗中对农村生活并未进行审美观照。文人以审美的眼光写田园风光,当始于渊明。他对虚静的审美,对和悦润畅景色的偏爱,无不体现着思想中儒道互补:道家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崇尚虚无,反对雕饰;而儒家的“吾与点也”的理想,对润畅优美景色的偏爱,也使渊明吟出了“我爱其静”的诗句,“静”,是他观照自然时又一审美发现。正因为虚静的心态,才使渊明能发现田园所蕴涵的独特之美,而田园诗的典型意象“采菊东篱”式的闲适飘逸,亦成为东方文化精神的象征之一;在对田园进行审美观照的过程中,陶渊明以“直寻
至于他的社会审美观,应以《桃花源诗并记》为最典型的体现。这里所展现的淳朴和谐的社会审美,没有压迫和战乱,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桃源仙境,深受道家美学的影响,有浓郁的小国寡民色彩,折射出乱世之中普通百姓的痛苦及他们适彼乐土的愿望。当然,儒家社会审美的影子在桃花源里也未完全隐去,那长幼有序、和谐安详的人际关系,厚道淳朴的民风,不也是儒家的理想吗?其社会审美的和谐淳朴集中显现的桃花源,在丧真的晋末社会里虽只是一种空想,但仍有其积极意义,桃花源也以其美的意境而沉淀到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深层。
对陶渊明诗文审美从人格(人性)审美、田园审美和社会审美三方面的简析,试图构建一个较完整的框架,为未来陶氏美学体系的建立,添一砖半瓦。对当代意义的分析,则出于学以致用的目的,乃有感于当代急速变幻的世界罩一些人精神家园的缺失而提出的,意在帮助他们建立和谐完善的人格结构,学会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事物,能够享受生活、,热爱生命,进而建构一个自在而洒脱的心灵世界。
7.期刊论文 梁桂芳.Liang Guifang 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之比较为中心 -文史哲2006(3)
杜甫被推尊为
8.学位论文 蔡华 巴赫金诗学视野中的陶渊明诗歌英译——复调的翻译现实 2007
齐梁起,陶渊明诗歌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受到关注,后经唐宋时杜甫提携、苏轼推崇,誉满学界,从此陶诗文经典地位少有异议。经典作品往往具有跨时空的可读性和超时空的意义指向。明清时,陶渊明及其诗文研究兼及研究的研究全面展开。1898年,陶诗德语译本问世,自此,陶诗吸引着众多译者为之笔译不辍。
20世纪是文学批评的世纪,是“主义”理论的世纪,也是“翻译的时代”超越20世纪诸项研究的是巴赫金“兼顾内(复调体裁)外(狂欢化时空),综合研究”的全景整体诗学研究视野,其“对话——整合”研究方式与其他单一向度上的诗学研究截然不同,具有不偏执的多元特质和“长远时间”里的开放、发展属性。同时,与其他文化研究偏重政治意识形态不同,巴氏诗学的历史感凝重。巴氏诗学的这些特点使其复调、狂欢诗学观点成为支持文学翻译复译现象的前瞻性理论,与同期形式主义以及后来的“语言论转向”理论相比,巴学理论所弘扬的人文理想使他们相形见绌,巴氏诗学的审美视角更是后起之秀如读者系统文论——60年代的阐释学(艺术作品的价值只是在欣赏者那里才能被揭示出来)和60年代后期的接受美学(文本不是一成不变的、自足的,文本意义需要文本与读者共建)——当之无愧的先驱。
巴赫金的对话原则最终揭示的是他者以及他者话语在自我审美过程中的重要性,是自我与他者互为主体性、双主体互动的精神。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实际上是从道德哲学领域进入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过渡,复调理论使主人公自由解放,与作者平等对话,这是复调理论的核心,体现着复调理论的反物化内涵。“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里,作者对主人公所取的新的艺术立场,是认真实现了的和彻底贯彻了的一种对话立场;这一立场确认主人公的独立性、内在性的自由、未完成性和未定论性。”①从1963修订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以下简称《诗学问题》第四章中增添了关于狂欢的论述情况来看,复调理论在阐释着作者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平等逻辑关系(国内引介巴赫金复调理论的钱中文明确了这是复调理论的关键)的同时,成为狂欢化理论的前奏和萌芽。国内程正民在其《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一书把复调理论和民间狂欢文化联系起来,缩短了两者在思维方式上的距离。上述巴赫金三种核心理论概念依次经历作者控制主人公,主人公控制作者,作者与主人公平等对话的变化发展,最终指向作者和主人公两个价值中心的外位互补关系,阐明了审美世界的事件性……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因此,三个概念共同具有“打破理性主义对人的精神的禁锢,调动人们身上绝对本质的、神圣的参与性”。②体现着“兼顾内外,整合建构”的指导思想。将巴氏对话——复调和狂欢化理论引进到文学翻译研究中,目的在于消解原文至上,肯定译者审美作用,遏制翻译一元主体操纵,促进翻译各方对话交际,在使翻译对象成为过程中审美事件的同时推动翻译在复译实践中整合创优。翻译研究从科学、艺术、技能、文化属性一路发展过来,不久前才进入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的整合性建构阶段,而霍恩比的跨学科本质是巴赫金对话交际理念的扩大化,是翻译研究回到巴赫金诗学方向的表现。借鉴巴赫金对话——复调、狂欢化理论,文学翻译复译的现实格局——翻译结果不是单一属性的,多声部译文相对共存,共同表现为原文投射出来的、译者多边对话的多面共同体——成为有据可依、有的放矢的翻译现象。也就是说译者与原文作者、原文、译文读者对话时,复译者之间展开多元交叉对话时,他们在作者言者与原文言者的辖制下,在译文读者的期待视域内,积极贯彻各自的翻译主张,各种翻译结果因此复译有加。
从巴赫金对话原则发展而来的对话性翻译是形成和谐翻译局面的基本理论依据。对话性翻译意味着使多元翻译主体兼容并存、互补融合理应成为翻译常态的过程和最终势态,也说明主体性问题应该超越单边一元视角,多元翻译主体视界融合——复合主体间性成为文学翻译的核心力量。在这个前提下,决定文学翻译复译多元和谐共存的主导因素不是翻译过程中经常缺席的作者主体,静态的原文主体;不是空穴来风的译文主体;也不是翻译链最后环节—一译文读者主体,而是贯通几方主体的译者主体。作为唯一现时、在场的执行主体,译者主体的根本作用不在于发挥“审美理解”与“审美创造”,而在于“唯我”而又“忘我”地贯通翻译全程所有翻译主体视角与要求,为成就翻译“范本”锲而不舍地调节着。
译者成就“定译范本”的努力在对话性翻译中不断推进着。推进过程中,同一译者因时因地地调整对话方向或深化对话程度,或不同的、更多的译者参与进来,使对话性翻译上升为复调性翻译。复调性翻译是作者和主人公两者关系的复合关系。复调声中,主人公作为思想着的人——复调理论的重要条件——得到彻底解放,而作者的审美积极性依然是复调理论的重要构成。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是作者从审美积极性出发围绕思想着的主人公进行价值建构的过程。由此联系文学翻译复译,可见,复译正是译者积极地使原文“涵义”成为审美事件中的审美对象并反复对翻译对象进行价值优化整合的“对位”性翻译建构过程。“对位”,作为复调理论的一种技术性手段,关注不同声音同时发声,针对同一个主题对应存在;从而使对话性翻译在不同的对话向度上呈现出同异相形见彰、相应成趣的建构性翻译复调特色。
巴赫金复调理论提供着一种探究发现新的内容的审美形式,这就涉及到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译者的主体间性问题,这种“对位”间性特质使复调理论成为巴赫金诗学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性枢纽概念,并与巴赫金诗学发展的新思路——狂欢民间文化向度上的转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多元时空译者参与到文学翻译复译中形成的集体性、创造性多声部复调翻译结果正是狂欢化诗学作用于文学翻译复译的现象显示。从狂欢化内容自身来看,它是巴赫金对话思想的深入发展。巴赫金认为,“狂欢化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使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中去。”①从这个意义而言,文学翻译复译就为译者提供着走出一已封闭性对话,走进多元性、人格化大型对话的翻译空间,使复译者的复译过程在视域互补中得到提升。
陶渊明诗歌英译活动自1918年韦利(Waley)首译开始已经存在多种版本,从选译到节译本到全译本到诗文全译本的英译发展轨迹表明陶诗的认识与重视在逐步加深,无论从复译数量上,还是从翻译空间分布上讲,都足以为陶诗英译复译研究提供充足的资料。面对陶渊明诗歌,诸多陶诗英译者立足原诗,立足陶诗英译前译,审视自身审美反应,调动多维翻译主体视角,拟就多重翻译原则,展开多重多边交往对话,实现更新与创见,从心所译,不逾矩。于是,翻译复译的乌托邦实质与巴赫金诗学基石——对话原则所预示的敞开性、未完成性特质契合一处。
陶诗英译复译活动频繁发生的半个世纪间,翻译理论与实践经历了经验(文艺学派)——理性科学(语言学派)——人文(翻译研究学派)的发展变化,翻译至始至终表现为意译/直译,艺术/科学的二元对立状态,诗歌翻译姓“忠”还是姓“神”更是首当其冲的问题。绝对的直译和意译只能是空想中的空谈。直译与意译对位间性地存在应该是,实际上就是文学翻译复译中的客观事实。因译者而异的翻译策略导致不同的译本反映着巴赫金诗学的核心精神——尊重差异与他者。
巴赫金诗学独特的未完成性与多义性建构特质可以说是一种诗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思维方式与世界观。巴赫金指出:文化的主要任务就是教会你尊重他人的思想,并同时保留自己的思想。巴赫金诗学核心是平等条件下的参与性对话精神,是防止事物一成不变的“间性对话”精神,是放弃完美终结想法,使一切成为事件性审美过程的精神。这一切为文学翻译复译提供着切实的理论支持,对于在“译无定译”过程中积极构建“和谐”翻译格局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谐”来自于“求同存异”,来自于“和而不同”。作为文学翻译的审美标准,“和谐”是指“以适中与得当为核心精神,形成一种普遍的和谐的关系体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从整体着眼从局部着手,按照既要适中、又要协调的准则行事,处处把握分寸,随时随地选择一种最为正确、与各方面的关系最为协调的表达方式。”①与此同时,“和谐”还包含译者作为审美主体不断提升审美对象“涵义”,通过审美创新更新对话——复调与狂欢化程度或向度的作用。由此可见,“和谐”翻译时时处处映现着巴赫金对话——复调、狂欢化理念。巴赫金给翻译最大的启示就是兼收并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并重,自我和他者共在的多元化复调、狂欢化对话的诗学本质。黑格尔说:“知识是一个辨证的过程,在认识过程中进行理解的意识和它的对象都得到了改变……每一种新的知识的获得都是过去的知识与一种新的并且是扩展了的环境的调解或重新汇合。”从西方文学理论绕了一大圈其实还是回到了他的方向的事实来看,巴赫金诗学基本概念应该、也能够贯穿文学翻译复译全过程,并能够有效抵制翻译一元主体独白,敦促多元化“和谐”翻译局面自然生成,使“和谐”翻译切实成为文学翻译复译的保障性措施和完善型机制。
9.期刊论文 张明华.Zhang Ming-hua 宋诗的和谐追求与陶、杜典范的树立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陶渊明和杜甫在宋代被推尊为典范,是宋诗发展过程中追求和谐的内在需要.诗人追求
10.期刊论文 杨胜宽 从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苏轼早年在文学创作上推崇杜诗;晚年则推崇陶诗.他联系其立身处事来确定文学创作的风格、品位与价值,从而发掘出陶渊明、杜甫其人其诗的伟大价值,苏轼这种认识和评价作家的方法,对今天认识文学现象,了解中国文学的规律与特点,也具有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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