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人小说论纲──中国小说探源 div 张锦池 /div

引言

“小小说”这一概念虽产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由文学大师茅盾提出的，但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之有“小小说”却犹如诗歌发展史上之有四言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是源远流长的，志人和志怪小说便是它的两种主要形态，而尤以志人小说最为典型。[1]

这样谈问题，是不是有点“拉郎配”呢？茅盾是这么论“小小说”的：“这些作品的素材是每时每刻发生在我们的灿烂沸腾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然而它们又不同于主要根据真人真事的特写。这是比较一下就显而易的。其一，‘小小说’的故事极简单，有的乃至竟可以没有故事，而只有人物在一定场合中的片断行动。其二，可是这样的‘镜头’却勾勒出人物的风采及精神世界。从它们的故事并非全然虚构这一点，它们和短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不一样；但是从它们的人物之并非真人的写照而比真人的写照更多些概括性这一点说，它们和一般的‘特写’也不一样。”[2]刘知几是这么谈“琐言”亦即志人小说的：“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ｚｈī＠①言，犹贤于己，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价松《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3]说茅盾所总结的“小小说”的两大特点也就是《世说新语》一类志人小说的基本特点，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吧！可见为茅盾所称道的“小小说”这一“自有个性的新品种”，只不过是对中国小说史上的一种古样式之发展而已。

因此，我们可以用茅盾给“小小说”下的定义作为判别志人小说的基本标准，并从而看看它究竟兴起于何时。

志人小说与神话传说

论及小说与史的关系，“小说为史家之支流”，几成治小说史者的共识。但是，这一成说，若用以说史传文学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尚可；若用以说小说源于史传文学，则不可。因为小说与史是同胞兄弟，都产生于神话传说。这道理是易明的。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4]这种消失，我以为最灵敏也最本质地反映在它的“神性”上，并从它“神性”的逐渐淡化开始的。这又是怎么说的呢？这就是说：神话中的神所具的“神性”的强弱，它在发展过程中与先民的“人性”觉醒即从动物界中解放出来的程度是成反比的。当先民发出第一声问：“我从何而来？”这便出现了图腾。图腾崇拜是与对自然神的崇拜密不可分的，它反映了“人”完全匍伏在神的脚下。当先民发出第二声问：“我从何而来？”这便出现了人面兽身或兽面人身半人半兽的怪，它反映了“人”正开始从图腾中解放出来。世界神话中人面兽身的形象所以远远多于兽面人身的形象，又显然是由于人的面部最裸露、最富表情、最具美感、最能代表人的特征，因而也就较之躯干一般先获得解放。就拿中国神话来说吧，我们曾对《山海经》作过粗略统计，人面而兽身者出现的次数不下七十，兽面而人身者出现的次数仅六次而已。当先民发出第三声问：“我从何而来？”这便出现了具有人类一切特点的神，它反映了“人”已从图腾中解放了出来，“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于是，“神话”也就随之而进入了“传说”。但这时候的“神性”虽则就是“人性”，那是自然人的“人性”，一旦“神性”被打上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的烙印，神话传说也就走向消亡了。这第三阶段是很重要的，它是神话由星散而系统化阶段。一个民族若其早年是个“健康的儿童”，则其神话的发展就会经由这三个阶段。然而中华民族其早年乃是个“早熟的儿童”，当我们的先民一发出第三声问，个中正事便演进为史，逸事即演变为小说了。正因如此，所以，在中国保存下来神话资料中尤多半人半兽的形象，在《论语》中神话被看成“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怪”。

殷人重“鬼神”，周人重“人事”；商和西周是中原神话消亡时期。社会风尚所被，志怪、志人遂成为滥觞时期小说的两大类。志怪者承神话之遗绪，志人者含史传之精神。传之于众口，得之于行路。这么看问题，是密合事理的。

有案可查吗？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本来都天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可《史记·五帝本纪》却依《世本》、《大戴礼》将他们变成了人间帝王，而且还给他们排了世谱。说颛顼是黄帝之孙，帝喾是黄帝之曾孙，唐尧是黄帝的玄孙，虞舜是黄帝的八世孙。笑话也就来了，照这说法，舜妻娥皇、女英竟是他的姑奶奶！这是神话其正事演进为史的证明。这种演进至晚在西周就已经开始了，因为《论语》中的尧舜已俨然是个“圣人”。《五帝本纪》中还曾具体地叙述了舜在“治国平天下”之前是如何“修身齐家”的：“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ｒｕì＠②，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为妇道。尧九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宾，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乃赐舜ｃｈī＠③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与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这故事至晚在战国时期就广为流传了，孟老夫子当年就曾着意渲染：“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叟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④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曰：‘妥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尚书·尧典》也赫然写着：“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蒸蒸义，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ｒｕì＠②，嫔于虞。帝曰：‘钦哉！’”这可能是《史记》所本的最早文字依据了。然而，《尧典》这种“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邦国”的思想，分明是孔门弟子的以治家观治国的血缘宗法思想，尧“降二女于妫ｒｕì＠②”以观舜之“刑于二女”亦先秦人的白日梦而已。这又是神话其逸事之演变为小说的明证。而如果说，录于刘向《列女传》的娥皇女英故事还多少带有神话色彩，那么，录于《史记·五帝本纪》的完廪浚井故事则是典型的志人，且至晚在战国时期就已盛传于里巷了。

其实，“舜受尧禅”是神话传说之演进为史，“禹受舜禅”又何尝不是呢？因为，照太史公的说法，舜乃黄帝八世孙，禹乃黄帝五世孙，尘间断无曾孙年百岁有零而禅位于正当壮年叔曾祖之理，那是和黄帝寿高五百岁之说连在一起的。则先秦诸书所载之尧让天下于许由、舜让天下于丹朱、禹让天下于商均，实际上也都是神话传说之演变为志轶，就不言自明了。

志人小说与先秦历史散文

小说和史既是由神话传说演进而来的两兄弟，则二者的意匠经营也就必有“同贯共规”之处。那么这种“泯町畦而通骑驿”之点又是什么呢？

钱锺书先生指出：“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韩非子·解老》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斯言虽未尽想象之灵奇酣放，然以喻作史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阙中隐，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则至当不可易矣。《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5]这是切中肯綮的。“记言特其一端”，“记事”也有个“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问题。前者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绵上前之问答，宣公二年ｃｈú＠⑤触槐而死前之所见所叹；后者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先轸之怒而忘形，成公二年高固之勇而有剩。当时既无窃听之具，又无录象之器，左氏之想当然罢了；然而这种适如其人、适合其事的增饰却是不可少的，否则也就没有了史传文学。这是中外皆然的。其不同之处在于：《左传》中的这类增饰，每每具有个相对完整性，若将其当作志人小品，虽置诸《世说新语》也是上乘的。这现象也同样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因为史家的悬想事势超过一定限度也就步入了历史小说的领地，而志人小说本质上是种微型的历史小说。

然而，志人小说虽然是种古老的文学样式，与四言诗却是两样命运。四言诗是韵文，又有经孔老夫子编订的《诗经》为楷模，先秦典籍采摘的即便是《诗》外诗，它在散文映衬下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所以谁也不否认它在先秦时已经成熟。志人小说则不然，它是散文，虽由“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6]而成，却没有孔子式的大人物编定的选集，不为史家者流所采则易佚，一为史籍所引则成了红杏枝头上的一朵，所以人们一般只认为先秦历史散文孕育了小说的萌芽，却极少有人真正注意这么一个问题──“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7]周人的以尊天、敬德、重农、保民为其主要特点的血缘宗教意识形态，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为其主要特点的小农耕作生活和生产方式，一经与中国神话传说的丰富性、零散性、早衰性相结合，不只促使了志人小说的应运而生，而且还决定了它的多彩性、简炼性、早熟性。

因而，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左传》或《国语》的哪章哪节是否可以径称之为志人小说，这尽可见仁见智；问题的根本是在于只有明了最初作为民间文学样式的志人小说这种天然早熟，下述史学史上的现象才能获得正确的解释：

其一，商周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国语》则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它其实是一部经过整理加工的史料集。全书由二百四十多个小故事组成，既没有单纯的议论文，也没有单纯的语录。特点在长于以记言写人情物态，而方法则是：“通过围绕着某一个人的许多小故事，这个人的主要表现、思想品质，乃至个性特征，便凸现在读者面前。当然，这些小故事还是各自独立的，没有融汇成有机整体。所以，只能算一组，不能算一篇。”[8]然而，这种集许多小故事以写人已明显地呈现出向人物传记过渡的趋势，只是还没有将以人辑事作为自己的普遍原则而已。《左传》既是卓绝的历史著作，又是卓越的史传文学。它的人物描写，善于即事见人。一个人的事散见各节，每件事几乎都是一个小故事，每个故事几乎都是人物思想性格的一个横断面，凑起来是一个活生生而发展的人物形象。《战国策》呢？更是“每一段文章，都几乎是一篇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人物的刻划，有的虽只是生活的片断，然而却是完整的片断，都有小说的风味。”[9]孙月峰说《燕策四》“荆轲刺秦王”：“描写态状，磊落饶风神，而笔力驰骋处，更仿佛嗔目发冲冠意，卓为神品。”[10]这绝非过誉之辞。

撰写的是以论理和求真为指归的历史著作，可思维中却总伴随着人物形象；以至除了一个个大小故事，几乎也就没有了作品；以至一个人物的众多故事在作品中由缺乏有机联系到融汇成有机整体，成了先秦历史散文艺术上的、内在的发展──重视故事和人物形象的统一至于如此，这现象该怎样解释呢？

比较切合实际的解释，我以为只能是：殷代巫占卜、史记录也罢，周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也罢，一方面固然说明了统治者的十分注重史纪，另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书写工具的困难，不能不如是；所以，记言也只能记个大概，记事也只能是种大事记。《孟子·离娄下》云：“晋之《乘》，楚之《ｔáｏ＠⑥杌》，鲁之《春秋》，一也。”素以重“礼”见称的鲁国，其《春秋》尚且是个“断烂朝报”，则《乘》和《ｔáｏ＠⑥杌》之属也就可想而知了。相反，那春秋战国多事之秋的时代特点，“庶民之议，皆史也”的文化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心理，还有民众喜轶事传闻的精神需要，却一并造就着民间传说的活跃和兴盛。《论语》云：“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则无名氏著《国语》，左丘明著《春秋》，亦依高文典册，亦循稗官所述，博采而约取之，原则是“据行事，仍人道”[11]，当事在情理。西方的荷马是伟大的，他据旧编和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神话传说，加以再创作的工夫，形成百代不衰的著名史诗《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中国的左丘明也是伟大的，他据旧编和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人物传说，加以再制作的工夫，形成“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12]的史册《春秋左氏传》。

其二，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可《尚书·金滕》篇却记着一个十分有趣而完整的故事：武王病笃，周公作策书祈求三王在天之灵，请代武王死，事毕纳书于金滕之匮，次日武王病愈，而周公亦无恙。弹指数年过去，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叔等散布流言，说周公当年曾祷告上苍想代武王为王，成王竟信流言而疑周公。其年“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滕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日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以偃，心起而筑之，岁则大熟。”情节曲折如斯，已有意制造悬念了。写于战国之前的《逸周书》，一般以为是解释《周书》的，大多数篇章属于议论文或记言文。可《克殷解》、《世俘解》、《王会解》、《太子晋解》，却“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特别是《太子晋解》，“其说颇似小说家”[15]。然而，最初令古人瞠目的，恐怕还是《国语·晋语一》“优施教骊姬潜申生”，即俗话所说的“枕边告状”。《孔丛子·答问》篇记陈涉读《国语》至此，谓博士曰：“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好事者为之词！”平心而言，论遥体人情之深切，刻划人物形象之成功，这“晋献惑乱，骊姬夜泣”都是先秦历史故事的上上品，可左丘明却视而不见，只字未纳！《国语》中还有一些故事，不只很富于幽默感，而且人物性格刻划亦颇细致。可左丘明却或视而不见，或腰斩而后纳之。前者如《晋语九》“董叔欲为系援”：“董叔将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他日，董祁诉于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纺于庭之槐，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后者如《晋语四》“齐姜与子犯谋遣重耳”：“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ｙàｎ＠⑦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左传》只引到“以戈逐子犯”。砍去了下面的对话，也就失去了情节滑稽性和戏剧性。

这是颇令人深思的。《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也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散文集；可《金滕》篇叙述的故事，却那样曲折、生动、完整，而且还有意制造悬念。《逸周书》文字粗鄙而淡乎寡味；可《太子晋解》写师旷和太子的对话，却问答委婉，口角亲切，思想精睿，层次清晰而余味曲包，仿佛有一个早熟的儿童跃然纸上。冯镇峦说《左传》：“最喜叙怪异事，予尝以之作小说看。”[14]陶家鹤评《左传》：“左丘明即千秋谎祖也。”[15]然而，这位“千秋谎祖”却对《国语》中的“好事者为之词”反而不那么热心似的。这现象该怎么解释呢？

比较密合事理的解释，我以为只能是：《金滕》所记乃得自行路，所以与《尚书》记言体相左。《逸周书·太子晋解》所写，当然更是如此，那么，当时民间志人作品之自身成熟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小说家和史家写作时虽然都需遥体人情，悬想事势，但史家的思维方式是寻旧迹，“肉象骨”而旨在成象，小说家的思维方式是拓新蹊，“肉猫骨”而旨在成狸，从而也就决定了小说家的遐想可以是原野上的驰骋，而史家的遐想却只能是既定舞台上的跳舞，若越出雷池一步，“写史”也就成了“讲史”。左丘明作为良史，他著《左传》似乎为自己立了一项原则：“前载之不可尽信，传闻之必须裁择，似史而非之‘轶事’俗说应沟而外之于史，野人’虽为常‘语’，而‘缙绅’未许易‘言’。”[16]这一原则，经司马迁又光而大之。当然，左丘明自越雷池的地方也是有的；于是，不知就里者如陶家鹤遂据以为自己的小说理论张目：“世之读左丘明文字，方且童而习之，至齿摇发秃而不已者，为其谎到家也，夫文至于谎到家，虽谎亦不可不读矣。”[17]

其三，《汉书·艺文志》所录十五家小说，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其中，可肯定为汉人作品者仅六种，即《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臣寿周纪》、《虞初周说》、《百家》；其他九种，当前还很难判定，大约皆先秦人的作品，即《伊尹说》、《鬻子说》、《周考》、《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黄帝说》。《周考》，“考周事也。”[18]《虞初周说》，“其说以《周书》为本。”[19]执是以推《臣寿周纪》，则“记”的或亦周人的逸事传闻。“《百家》者，刘向《说苑》叙录云，‘《说苑杂事》，……其事类众多，……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说苑》今存，所记皆古人行事之迹，足为法戒者，执是以推《百家》，则殆为故事之无当于治道者矣。”[20]其余三篇汉人之作呢？可暂且不论。重要的，大约为先秦人的作品中说的固然是先秦人的“行事之迹”，可以肯定为汉人的作品中说的也大多是先秦人的“行事之迹”；“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者也罢，“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罢，除了《封禅方说》等一两种，说的大多是两汉以前的人物掌故，这便是问题的特点。

这是不可不注意的。因为，“古人行事之迹”其“足为法戒者”，如《晏子春秋》、《韩诗外传》、《列女传》、《说苑》、《新序》，班固均未将其视为小说；尽管在我们看来这些作品中的历史故事大多“大抵真假相半”，全然是小说家言，比如，《晏子使楚》、《李离为大理》、《鲁漆室女》、《国患社鼠》、《孙叔敖埋两头蛇》，皆可谓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名篇，而这又莫不采自先秦人的作品。然则，春秋战国时的志人之作其多如是，这现象又该怎么解释呢？

正确的解释，我以为仍然只能是：中华民族童年时期的早熟，带来了中原神话传说的早衰，也带来了历史故事的早熟；汗青刻简之为力不易，带来了史册叙事以简要为主，也带来了民间传说的丰富和活跃。从而便造就了一个与史册记载平行发展的历史故事传说系统。无名氏采之并加工加之，是为《晏子春秋》；韩非采之并修饰之，是为《说林》；韩婴采之并雕润之，是为《韩诗外传》；春汉好事者采之并编纂之，是为《周考》和《伊尹说》等作品；左丘明和司马迁采之并改造之，是为笔端历史人物身上的血肉，因而，历史散文中的某些情节和志人小说常是合二而一的。

如果我们这些看法还有一定道理，那么，说“小说为史家之支流”，也就显见其片面和形而上学了。实际情况是：志人小说丰富了先秦史书的内涵和表现方法，先秦史书也培育了志人小说的艺术品格，使之具有语短而意长的特点。但，追本溯源，却不能说是志人小说萌芽于先秦历史散文，只能说是先秦历史散文采用了当时的志人小说。

志人小说与先秦诸子散文

志人小说与先秦历史散文的关系如此，与诸子散文呢？也不是单一的被影响问题。

第一，散文，特别是文史哲不分的先秦诸子散文，说它含有小说因素，简直就象说海中有鱼一样的正确无误。

不说《韩非子》、《吕氏春秋》，也不说《庄子》、《孟子》。《论语》是语录体，就有不少写人状物点染如画的优秀小品。如《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将狂处描写如生，鸿飞冥冥，偶留鸿爪，不可得而见之也。”[21]如《长沮桀溺耦而耕》，“记二人傲倪，孤高如画。末记孔子一叹，深情至切。”“二人一记孔子知津，一以天下滔滔莫非津也，语意极妙，其不告津者，正所以告也。”[22]这类小品，虽置于《世说新语》中亦称佳作。特别是，《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其写人，其写景，其情节之有波澜，其章法结构之精于组织剪裁，比之《新亭对泣》，何如？

《论语》中记的这类故事，不一定为孔子弟子所亲见，但必为孔子弟子所亲闻。于此，亦可见当时逸事传闻之入时与自为一体之一斑。

第二，志人小说与先秦诸子散文的关系，说到底，主要是与诸子散文中的寓言关系。而如果我们不为千百年来的成见所囿，那就应该承认：先秦寓言中的所谓“历史寓言”和“社会寓言”，大多是志人小说，或小说而寓言一身而二任焉；《晏子春秋》和《韩非子·说林》，实乃今存中国小说史上最早的志人小说集。

寓言本质上是人类由童年步入青少年时期的杰作，因而，一方面具有哲理性，一方面具有形象性，但二者不是相互渗透，而是让哲理披上形象的外衣，便成为它的总体特点。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意识与民本意识早熟的民族，所以，先秦的诸子寓言也就与希腊的伊索寓言有明显的不同：伊索寓言常常以动物为主人公，诸子寓言常常以人物的主人公。这样，先秦的动物寓言固然被认为是寓言，披着历史人物外衣的寓言固然被认为是寓言，诸子著作中的一般志人小说也都被认为是寓言。

确实，有些历史寓言也具有生动形象，有些志人小说也含有某种哲理，要判别开来是困难的，不妨说它是历史寓言也是志人小说。

比如，《晏子春秋·内篇·杂上》“金壶丹书”：“景公游于纪，得金壶，乃发视之，中有丹书，曰：‘食鱼无反，勿乘驽马。’公曰：‘善哉，如若言！食鱼无反，则恶其＠⑧也；勿乘驽马，恶其取道不远也。’晏子对曰：‘不然。食鱼无反，毋尽民力乎！勿乘驽马，则无置不肖于侧乎！’公曰：‘纪有书，何以亡也？’晏子对曰：‘有以亡也。婴闻之，君子有道，悬于闾；纪有此言，注之壶，不亡何待乎？”写景公的自作聪明，晏子的智而“爱民”，口吻何其亲切，令人如见如闻，真不失为一篇优秀的志人小说！然而，同时又是一篇优秀的寓言，因为它包藏着一种哲理：虽则有很好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但束之高阁而不予身体力行，也是毫无用处的，甚至会不免于败亡。

比如，《庄子·外篇·至乐》“列子和髑髅”：“列子行食于道从，见百岁髑髅，搴蓬而指之曰：‘唯予与汝知而未尝死，未尝生也。苦果养乎？予果欢乎？’”这当然是篇寓言，它寄寓着庄周的以为人的死生应不为忧乐所执的思想。然而，同时也是篇志人小说：主人公列子旷达如是，可入《世说新语·任诞》。

比如，《孟子·万章上》“校人烹鱼”：“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多么出色的寓言，它告诫人们：骗人的话往往以合情合理作伪装。同时，又是多么出色的志人小说。其人物语言，有禀告，有自言自语，有旁白，是那么富于喜剧性；情节又那么完整，就连最后的结语也令人想到《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

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墨子·鲁问》“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荀子·宥坐》“欹器”、《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孔子穷乎陈蔡”、《韩非子·说难》“弥子瑕有宠于卫君”，还有《管子·小问篇》“桓公观于厩”、《列子·说符》“九方皋相马”等，都是这类作品。然而，这不等于说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历史寓言和志人小说是二而一的，从总体上看，二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前者“放词乎无方，措旨于至适”[24]，意在此而言寄于彼，主要以理趣喻人；后者放词乎往迹，措旨于劝惩，意随事显，主要以情趣动人。小说故事可以是比喻性的，寓言故事必须是比喻性的；所以，优秀的历史寓言一定是志人小说，优秀的志人小说虽可以用作而却不一定是历史寓言。象下列故事，我以为就很难看作历史寓言，但却完全符合茅盾给“小小说”下的定义：

《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晏子拒景公夜饮”：“景公饮酒，夜移于晏子。前驱款门，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于门，曰：‘诸候得微有故乎？国家得微有事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晏子对曰：‘夫布荐席陈＠⑨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曰：‘移于司马穰苴之家。’前驱款门，曰：‘君至！’穰苴介胄操戟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将军乐之。’穰苴对曰：‘夫布荐席陈＠⑨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曰：‘移于梁丘据之家。’前驱款门，曰：‘君至！’梁丘据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去。公曰：‘乐哉今夕吾饮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国？微此一臣者，何以乐吾身？’君子曰：‘圣贤之君，皆有益友，无偷乐之臣。景公弗能及，故两用之，仅得不亡。’”这不能说是历史寓言，因为，它意在此而言亦在于此。这也不能说是史，因为，它缺乏信实：篇中的复沓句式分明在说明它来自民间或文人据民间故事加工而成。

《韩非子·说林上》“汤让天下于务光”：“汤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为贪也，因乃天下于务光。而恐务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说务光曰：‘汤杀君而欲传恶声于子，故让天下于子。’务光因自投于河。”这也不能说是历史寓言，因为，它只是直接写人写事的，没有比喻的意义。这亦不能当作史，因为，它是根据当时的民间传说写成的。《庄子·杂篇·让王》亦云：汤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辞。“汤又让务光，曰：‘知者谋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务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曰，非其义者，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乃负石而自沉于庐水。”《尚书·汤誓》记汤伐桀，是理直气壮的。“让天下”之说显然是出于儒士者流的杜撰，目的是想将汤打扮成尧舜一样的“仁德之君”。一经道家思想的浸润，成了写洁士之不苟合于君主。再经法家思想的改造，汤成了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善于玩弄权术的祖师爷。与儒士们传说的形象真有天壤之别，《史记·殷本纪》中录有这么一个故事：“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这三个故事中的汤，哪个更接近史实些，或许是可以讨论的；不容讨论的是，至少有两个故事是“虚多实少”或“真假相半”的志人小说。

《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伯牙破琴”：“伯牙鼓琴，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这故事也见于《列子·汤问》，但文字和情节有异，可见当时是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它淡淡叙来，却令人回肠九转，慨叹知音难逢，已不只是一般的志人，而具有世情小说的意味了。

这类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杂下》、《韩非子·说林》，就十之八九皆属这类作品，视之为先秦志人小说集完全可以。还有，且不说《庄子·杂篇》中亦颇多这类小品，就是那“内篇”和“外篇”中所叙孔子及其弟子的故事也可看作是中国小说史上最早的“故事新编”。这类作品，称之为“寓言”倒反而显得有些勉强；因为篇中的所谓“寄托”，乃其主题而已！

与此相关并相类的，是先秦诸子散文中的所谓“社会寓言”。其中，典型的寓言有之，如《吕氏春秋》“刻舟求剑”、《韩非子》“买椟还珠”；寓言而小说者有之，如《列子》“杞人忧天”、《尹文子》“田父得玉”；似寓言而实小说者亦有之，如《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庄子》“儒以诗礼发冢”。与所谓“历史寓言”不同者，仅是以现实生活中的谁某为主人公罢了。这类作品的大量出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寓言和志人小说，乃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对孪生兄弟，以及志人小说在先秦时期的成熟和发达。

第三，这就奇了，先秦诸子写的是理论著作而在思维行程中浮想连翩的却偏多寓言故事和轶事传闻，原因何在呢？

这是由我们民族当时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如前所说，中国的神话一进入传说阶段之所以便迅即演进为史和小说，乃是由于中华民族其早年是个“早熟的儿童”。马克思将先民分为“早熟的儿童”、“健康的儿童”、“野蛮的儿童”，显然是对维柯的“人类的儿童”说的一大发展。照维柯的巨著《新科学》的说法：儿童的心理活动主要是想象活动，他“用一种被搅动的不安的心灵去知觉”，借以认识世界的只是根据感觉的想象或形象思维；成人的心理活动主要是理智活动，他“用清晰的理智去思索”，借以认识世界的乃是根据感觉形成的概念或抽象思维。个体发展如此，种族发展也是如此。这说法，其合理的内核是明显的。然而，“早熟的儿童”毕竟是“儿童”，再“早熟”些，其“儿童”的特征，决不是耸身一摇所可摆落的。相反，却由于未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其潜在的“儿童”特点，甚至比步入“成人”的“健康的儿童”还要保留长些。因此，当将世界放在理性的巨眼下予以审视时，思维却总伴随着忽隐忽现的形象。这种包含着认知形象的抽象思维，我们称之为意象思维。它暗中规定了先秦诸子的著作何以文史哲不分，也暗中决定了先秦诸子所以善取种种故事为意象以作论理的思维。而由中原神话故事的丰富性、零散性、早衰性带来的民间故事传说的多彩性、凝炼性、早熟性，又为他们的理性思维所需要的意象提供了充足的源头活水。

这又是由春秋战国瞬息万变的时代风云决定的。也就是说，先秦诸子所以常运用寓言故事、历史故事、社会故事以论理，除了蒙受时代的思维方式的内在制约以外，还有其外在的功利方面的原因。孔子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25]这是说，诗可以用于辞令。寓言故事、历史故事、社会故事，当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陈奇猷说《韩非子·说林》：“此盖韩非搜集之史料备著书及游说之用。”是可备一说的。《汉书·艺文志》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微言”云云，显然不只是指“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而且还指当游说之时，常借“故事”以达其意。《战国策》中的策士们不是在援古论今以售一己之策吗？韩非编《说林》，其目的是相同的。而其结果，却编撰了志人小说集粹。

正因如此，所以先秦诸子笔端的历史故事也就呈现出两大特点：

一是，因为是用来喻道或论政的，不是为赏心而作，更不是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貌，所以重义理而轻信实。如《韩非子·和氏》写和氏三次献玉，第一次献之厉王，被刖左足；第二次献之武王，被刖右足；第三次献之文王，命曰“和氏之璧”。这就颇伤信实，因为，楚国从来就没有厉王，而文王即位和武王登基相距五十二年之久！[26]然而，这犹事小，还有公然肉猫骨而却旨在成狸的，庄周所以虚构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便是最好的证明。

二是，由于蒙受民间口头文学的影响或乃据民间故事传说的加工改定，人物形象大多是类型化的，甚至是箭垛子式的。“贤相”晏婴的形象如此，“相马之圣”伯乐的形象更是如此！《晏子春秋》在漫长的岁月里虽有属儒属墨之争，但莫不认为它是一部子部。直到清人编《四库全书总目》时始移于史部传记类，并称“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实际上呢，二者均有道理，又都没有道理，因为，该书《谏上、谏下》、《问上、问下》“似子而浅薄”，《杂上、杂下》、《外篇上、外篇下》“近史而悠缪”，全然是好事者编定的志人小说集，晏婴也成了先秦之贤相的“共名”。战国时出现这样的志人小说萃集，一点也不奇怪，《荀子·宥坐》篇便是以七则关于孔子的故事构成的，性质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然而，更有意思的还是伯乐这个形象。《淮南子·道应训》说伯乐是秦穆公的臣子，曾荐九方堙为秦穆公相马；《吕氏春秋·观表篇》说王良是赵国人，伯乐是秦国人，二人都善于相马；《韩非子·说林》说伯乐为赵简子时人，《喻老》说王良是赵国人，伯乐是秦国人，二人都善于相马；《韩非子·说林》说伯乐为赵简子时人，《喻老》说王良也是赵简子时人；《左传》杜注说伯乐就是王良；《通志·氏族略四》说伯乐就是春秋时期善识马的孙阳。真是人人都知道有个伯乐，谁也不知道伯乐是哪一个。其所以然？就在于他最初是由民众交口相传而产生的类型化典型，因而所有先秦善于识马、养马的御者都可能被称为伯乐。

如果我们这些看法还有一定道理，那么，说“小说者子书流也”就显得片面和形而上学了。比较切合实际的说法应该是：志人小说丰富了先秦诸子散文的内涵与表现方法，先秦诸子散文也培育了志人小说的艺术品格，使之比较崇尚情趣和理趣。但，正本穷源，却不能说是志人小说萌芽于先秦诸子散文，只能说是先秦诸子散文采用了当时的志人小说。

志人小说与早期小说理论

先秦诸子对中国小说理论直接起了奠基作用的，主要是两位：一位是子夏，一位是庄子。

《论语·子张篇》云：“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这段话，一经《汉书·艺文志》套到孔子头上，便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价值论的经典之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巷小知者之所及，亦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实际上，《论语》中并未出现“小说”这一概念；子夏所说的“小道”亦非专指小说，是泛指“百家众技”而言的。“小说”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然而，“五四”以来，一般都赞同鲁迅的看法：“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李善注《文选》三十一引《新论》）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27]

问题是，庄子所说的小说与桓谭和班固所说的小说在本质上有无相同之点？要回答这一问题，还是让我们先温习一下原文为宜：“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ｊｉè＠⑩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镒没而下，鹜扬而奋＠⑾，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ｑｕáｎ＠⑿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趋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显然，作者旨在以任公子钓大鱼，喻经世者应矢志于大成。说这里的所谓小说，“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无疑是可以的。然而，必须补充一句，那就是：这种“非道术所在”的“琐屑之言”，其实际，乃谓不知“任氏之风俗”这何物的“ｑｕáｎ＠⑿才讽说”。因而，“饰小说”云云，当译为“粉饰街谈巷语式的浅识小语以求高名，那和明达大智的距离就远得很了。”这与桓谭、班固的说法，可谓不尽同而相通：通在“ｑｕáｎ＠⑿才讽说”四个字上。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照庄子的说法，小说家当是“饰小说”的人。照桓谭的说法，小说家乃是“合丛残小语”的人。“饰”与“合”均用作动词，则“小说”犹言“丛残小语”。这难道是互不关连的巧合吗？说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岂不更切合实际些！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秦汉小说理论虽则没有几则，然而就其所涉及的问题来说，还是相当完整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小说的来源。“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最初是种民间文学样式，亦即通常所说的民间故事。稗官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书面形式的小说。

二是，小说的内容。“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既有琐闻轶事，又有寒暑灾祥。志人、志怪是其两大类、而不止于志怪、志人。皆以不符合于大道、不见于经典为其特点。

三是，小说的形式。均为“丛残小语”，“尺寸短书”。何谓“短书”？汉时本指用一尺左右简牍写成的一切非经典书籍，但桓谭在他的《新论》中却用作庄子寓言一类故事性作品的代称。[28]何谓“丛残”？《论衡·书解》篇云：“穿凿失经传之实，违圣人之质，故谓之丛残，比之玉屑。”“丛残”而又“小语”，则犹言“短小”无疑了。如淳谓“细碎之言”，亦可作为旁证。

四是，小说的性质。张衡《西京赋》有云：“匪惟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薛综注云：“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持此秘书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俱也。”如果说，我们从先秦诸子作品中看到的主要是小说的实用性、说教性，那么，我们又从张衡的赋与薛踪的注中看到了小说的娱乐性、知识性。

五是，小说的价值。它包涵着刍荛狂夫之议，于修身齐家有可观之辞；但由于恐怕它妨碍远大事业，所以“君子”不去从事于它。

六是，小说的作者。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的“合”。合者，会集，汇聚，可引申为编篡，编撰。韩非编《说林》是种“合”，虞初撰《周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合”，却不可以说荀卿著《荀子》是一种“合”。这一“合”字，它最好不过地说明：桓谭所说的“近取譬论，以作短书的”的“短书”，确实是特指“小说”。而不是指其他什么“立论不高的理论著作”。这一“合”字还道出一个基本事实：桓谭当时所看到的小说集，主要是种对先秦和汉初小说的整理。

问题是，这一小说理论，哪种小说最易对号入座？志怪小说当然可以，更合适的显然还数志人小说。一种正确的理论，总是来源于实践。因而，上述小说理论，与其说它是在先验地为魏晋小说招魂，毋宁说它是对先秦和汉初小说的科学总结。质之高明，以为何如？

志人小说的发展阶段及其历史地位

一切民间文学样式，都有其天然的成熟性，先秦志人小品也是如此。当其流传于众口，是为历史故事，当其见录于稗官，是为志人小说，二者本质上是二而一的。通常所说的志人小说发展阶段，是指其在文人手里发展状态。说魏晋南北朝是志人小说的成熟时期，就象说志人小说孕育于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都忽略了民间历史故事传说系统的存在及其与志人小说的血缘关系。而从今见文字材料来看，我认为志人小说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西周是志人小说的发轫期，标志是记言体《尚书·金滕》之有“周公见疑”，《国语》之有“骊姬夜泣”；语录体《论语》之有“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史传文学《左传》以其善采民间传说而被后人“尝以之作小说看”。这说明文人已注意到民间历史故事传说系统的存在，并且，是将其作为信实来采用和加工的。

战国是志人小说的勃兴期。原因是，诸子好借用历史故事作为游说的辞令。特点是，一面说小说是“小道”，一面又去借重历史故事以喻道或论政，其结果是制作出大批志人小说。标志是，不仅出现了志人小说专集《晏子春秋》，就是《韩非子》中的《说林》、《内储说》、《外储说》，《庄子》中的《让王》、《列御寇》、《盗跖》，甚至于《苟子》中的《宥坐》和《尧问》，也可看作是志人小说集萃。简直可以这么说：庄周和韩非不仅是卓越的思想家，也是卓然有成的小说家。但他们编撰小说，非为赏心，旨在实用。

两汉是志人小说的发达期。因受经学的影响，两汉文人对志人小说的贡献主要是在整理加工上，创作上的成就倒退居到了次要地位。这种整理加工由于是在经学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所以，一方面使志人小说趋向历史化，另方面也提高了志人小说的艺术品位。这方面的代表作诸如《韩诗外传》和《列女传》，其优秀篇章，我想是可以作为典型的短篇历史小说来读的；那影响深远的《燕丹子》，就更不用说了。这或许就是汉代志人小说的特点吧！因而，韩婴和刘向编撰《韩诗外传》和《列女传》，其目的虽不是为了发展小说艺术，但其对发展小说艺术的实际贡献，我以为是决不在后世的冯梦龙和凌蒙初之下的。没有这一时期志人小说艺术品位的提高，就没有后世志人小说的全盛。

魏晋南北朝是志人小说的鼎盛期。论原因，正如鲁迅所说：“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憔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淡。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世人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惧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29]《世说新语》当然是扛鼎之作了。这里，只想补说一点：两汉人尚“德”，魏晋人尚“才”；两汉人重“理”，魏晋人重“情”；“理”和“德”是属于共性的东西，“情”和“才”是最个性的；因而《世说新语》的人物形象和先秦以来志人小说有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一个是个性化的，一个是类型化的。个性化的典型令人于似曾相识中越看越感到陌生，而类型化的典型却令人于陌生中越看越感到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一时期，名著如林。似非一时一人所作而成书于葛洪之手的杂俎体《西京杂记》、首开志当代人当代事之风的郭颂《魏晋世语》、将志人志怪合流而以援据之博见称的殷芸《小说》，其对后世志人小说的影响均功不在禹下。

隋唐至清是志人小说的绵延期。随着唐人传奇和宋元话本小说的兴起，志人小说在小说家族内部也就退了一箭之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衰落，仍在平缓地发展着，犹如逶迤千里之昆仑余脉，秀色依然可餐，且一处自有一处洞天，只是不那么巍峨而已。如：唐时张＠⒀的《朝野佥载》、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宋时欧阳修的《归田录》、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元代陶宗仪的《辍耕录》，明代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清人王土祯的《池北偶谈》等，便都是卓有特色、影响深远的作品。其中，虽“杂俎”体，亦不乏志人名篇。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云：“小说，唐人以前，记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谈故也。”从隋唐以降志人小说的总体发展趋势来说，王士祯的看法还是精到的，当然他所说的“小说”主要是指魏晋以来的。

志人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虽不如唐人传奇和话本小说显要，但其作用却不是唐人传奇和话本小说所能比拟的。

首先，它是史传文学的源头活水之一。《史记·管晏列传》之取资于《管子》、《晏子春秋》，“论其轶事”，是证明。《三国志》裴注之取资于《魏晋世说》、《异同杂语》、《曹瞒传》、《赵云别传》，而一到司马光笔端这类裴注却往往成了《资治通鉴》正文，也是证明。《晋书》之大量照录于《世说新语》，更是证明。难怪刘知几要摇头了：“自魏、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啁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悦。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其事芜秽，其辞猥杂，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苟使读之者为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30]诚然，志人小说也取资于史传文学；然而，与历史小说不同，主要是史传文学取资于志人小说。不看到这一点，就必然会弄得首足颠倒。

其次，它又是唐人传奇、宋元话本、明清拟话本、元人杂剧、明清传奇，以及历史小说等长篇小说的题材来源之一。这是清楚的。没有孔衍《汉魏春秋》、孙盛《异同杂语》、吴人《曹瞒传》、刘义庆《世说新语》等书中的阿瞒故事，便没有《三国演义》中的奸雄曹孟德形象。没有郑处诲《明皇杂录》，就没有白朴《梧桐雨》、洪升《长生殿》。其他如李肇《国史补》记李汧公为侠客所救事，为冯梦龙《醒世桓言·李汧邸遇侠客》正文所本；刘涑《隋唐嘉话》叙李杰断案事，为凌蒙初初刻《西山观设篆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正文所本；范质辈《玉堂闲话》记裴度还女事，为冯梦龙演为《古今小说·裴晋公义还原配》正文；周密《齐东野语》叙严蕊为朱熹所迫害事，为凌蒙初演为二刻《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正文；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三苏并举事，为冯梦龙《醒世桓言·苏小妹三难新郎》正文蓝本；祝允明《野记》叙蒋霆戏言得妇事，为凌蒙初初刻《陶家翁大雨留宾，蒋震卿片言得妇》正文蓝本。凡此等等，要是一一记下来，那我们这一篇文字会成为一本账簿的。

最后，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民间历史故事，到先秦史家手里是旨在肉象骨而使之成象，到先秦诸子手里是旨在肉猫骨而使之成狸。这反映了两种价值取向：史传文学之第一义是求真，第二义是求善；志人小说之第一义是求善。第二义是求真。这还包含着不同创作方法：前者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的，后者本质上是古典主义的，甚至浪漫主义的。后代小说创作，离不开这三种创作方法。中国的特点在于：不是象西方那样以一种思潮去替代另一种思潮，而是三种思潮兄弟相处。并且，后世的历史小说，都是以求善为第一义、求真为第二义的；都是以道德评价为第一义、历史评价为第二义的。这种创作方法上讲“和为贵”，这种创作思想上讲以善为美，当然由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决定的。先秦诸子笔端的志人小说所包孕的创作原则的胚芽，是否也起着“遗传因子”的作用呢？我以为是可以研究的。至于如何以典型细节去勾勒人物形象，志人小说所积累起来的可贵经验，那倒成次要问题了。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我以为这是可以用来说志人小说与史传文学及戏曲和其他小说样式关系的。

[1]商周将鬼视为祖先神，则最初的志怪在时人心目中也就大多成了广义上的志人。干宝辈显然就是这么看的，刘知几也将杂有志怪小说的《谈薮》称作“琐言”。因而，本文拟从志人小说的角度去探讨中国小说究竟兴起于何时，着重谈的是先秦志人小说。

[2]《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见《鼓吹续集》。

[3][12]《史通·杂述》

[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5]《管锥编》第一册，第166页。

[6]《汉书·艺文志》如淳注。

[7][13][20][27][29]《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03页、第29页、第29页、第5页、第60页。

[8]谭家健、郑君华：《先秦散文纲要》第37页。

[9]北大中文系55级编著《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第80页。

[10]《周文归》引，见《月峰先生全集》。

[11]《汉书·艺文志》。

[14]《读聊斋杂说》。

[15][17]《绿野仙踪》序。

[16]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第252页。

[18][19]《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

[2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9页。

[21][22][23]方存之：《论文章本源》，转引自谭家健、郑君华著《先秦散文纲要》。

[24]刘禹锡：《因论七篇》。

[25]《论语·子路》。

[26]《史记·楚世家》。

[28]见《太平御览》卷六二○引《新论》。

[30]《史通·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