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荣誉标识.国家奖励载体和国际交流名片--古今中外各国荣誉褒奖制度的启示

从2012年起，中国似乎开始与勋章、奖章密集结缘。

——先是2012年10月11日，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接着是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一时间，“诺贝尔奖”成为热词。

——而自2013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频频受到国际和国外授勋，更成为令国人振奋和为之自豪的盛事。

——这股热闹劲儿刚息鼓，今年5月13日，法国在巴黎的宪法委员会总部举行授勋仪式，法国前总理、国民议会议长，现任宪法委员会主席洛朗·法比尤斯为马云授勋。对此马云感慨，“百分之百中国制造”的自己，没想到有一天“能成为法国历史的一部分”。马云在致辞中希望阿里巴巴成为中国人了解法国、法国人了解中国的桥梁……

但人们看到，架起桥梁的分明并非阿里巴巴，而是那枚闪亮的勋章！小小方寸之物，跨越国度，走向世界。正是勋（奖）章及其代表的荣誉褒奖制度的一份独特魅力。

如果对中外进行比对，可以看出：一国勋章、奖章等荣誉载体的出现并非独立、偶然，而是源于深厚的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宗教等背景，并与之紧密维系在一起。从中国看，长期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徽章”实物，首枚勋章——“御赐双龙宝星”到清朝末年方才面世，其原因亦在于此：一方面数千年不变的社会形态和历史传统使然，另一方面是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洋务运动推动，而被迫“与国际接轨”的结果。对徽章和荣誉褒奖制度起源、发展及得失等方面的考察和中外比较研究，可获得若干有益启示，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洋为中用”。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勋（奖）章为主要内容的荣誉制度，在中国设立只有一百余年,而国外则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放眼域外，会发现另一种精彩。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药学家屠呦呦缘起

“必须为这种情感提供养料。”    考察一段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有时不同地域、不同时段的同一事物，竟然呈现出相似的特点。用作标志、继而作为荣誉载体的徽章，追其渊源便是如此。

通常认为，徽章的由来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氏族时代的图腾。

“徽章”，在西方最早出现于古罗马时代，当时不同的军团为了表明身份并区分敌我，在自己军团旗帜和士兵服饰上设计采用了不同的图案。无独有偶，几乎同时，中国在《战国策》中留下了世界上最早对“徽章”的文字记载：《战国策·齐策一》中就有“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章子变其徽章，以杂秦军”的记载。如同古罗马军团一样，中国的“徽章”在这里也是指军旗。

虽然这时期中、外“徽章”的内涵还只是一种“标识”，与现代意义上的“徽章”有很大差别。但却具备了实体徽章的雏形，并且从中可看出徽章“中西同源”的显著特点。此后，中西荣誉制度开始分道：西方由此起步、赓续并不断走向规范，而中国一直到清末方引入现代赏赐意义上的勋章……

随着古罗马军团徽记的日益成熟，西方国家开始探索用实物进行奖赏，逐步将旗帜上的图案过渡成为金属实物，制作成可佩戴的勋（奖）章。这种用于向战事有功人员颁发“徽章”的做法，最早同样出现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如古希腊最早的徽章，便采用了约10厘米的圆形或半圆形青铜器物件，佩于战士盔甲或系于战马上。

现代意义上以颁发勋（奖）章为重要内容的功勋荣誉制度，则始于中世纪的欧洲。其产生脱胎于著名的“骑士团”。

“骑士团”由十字军东征时期基于共同信仰集聚一起的教会组织演化而来。当时欧洲有著名的“三大骑士团”，即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骑士团身份虽然是僧侣，但实质上具备军人特质。在十三、十四世纪，骑士团不受任何一国家控制而独立存在，“三大骑士团”名义上听命于教皇，实际上人员分由意大利、法国和德国骑士组成。随着教权和王权的此消彼长，骑士团慢慢变为听命国王的组织。国王用设立、颁发勋章来体现骑士团等级荣誉、奖赏战功并对其予以笼络控制成为必然和可能。

　　△欧洲的勋章制度带着浓厚的宗教、贵族和等级气息    英国勋章的起源便极具代表性。

早在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时期，英国已出现下级勋位爵士，之后，逐渐形成严格的贵族等级制，并出现伯爵、男爵、公爵、子爵、侯爵……这些贵族均设计有自己的纹章（家徽、族徽），以显示本家族之荣光。到了中世纪后期，为了发扬贵族的骑士精神，鼓励他们为国王效忠，英国王室开始设立专门的勋章，用于奖赏。1348年，英国出现了迄今世界上历史最著名、最悠久的骑士勋章——嘉德勋章。

较之欧洲其他国家，法国的勋章制度起步晚而有效。

拿破仑执政后，鉴于当时荣誉制度的缺失，感慨地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作为首席执政官，我敢宣称，我们这一古老而又现代的国家缺乏荣誉……法国人只有一种情感，那就是荣誉感。”“因此，必须为这种情感提供养料。”在拿破仑力主下，1802年5月法国设立了“荣誉军团”，继而于1804年7月设立“荣誉军团勋章”并举行了首次授勋。这种勋章分若干级，至今仍然在国际上享有盛名。马云获得的就是该勋章的其中一种。

与欧洲产生勋章的历史背景不同，在其他一些地方勋（奖）章的出现，则带有新生的气息，并多与战争有关。如北美洲大陆的美国，功勋荣誉制度的建立即可追溯到宣布独立前。在独立战争和随后的南北战争中，美国分别颁发了第一枚军事徽章——忠诚大奖章和第一枚战争服役章——南北战争纪念章。而另一个政治制度与美国迥然有异的国家——苏联，也带着冲破旧礼教、开辟新天地的突出特色。苏联的国家荣誉制度，是在废除沙皇俄国勋章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点。而其后俄罗斯国家荣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又“扬弃”了苏联的制度。

　　△俄罗斯武装力量博物馆中的部分勋章

目标

“对祖国的热爱战胜一切”    西方有谚,“条条大路通罗马”。剖析各国的国家荣誉制度和其产生、发展的轨迹，会发现虽然它们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支撑点，都是以勋（奖）章为载体，出于夺取胜利、维护政权之需，激励受勋、受奖者并影响公众为“为荣誉而战”、为国家效力。诚如1780年美国忠诚大奖章上的铭文所言：“对祖国的热爱战胜一切。”

欧洲的勋章制度自始便带着浓厚的宗教、贵族和等级气息。前文提到的英国嘉德勋章，其来历便很典型地体现了浓郁的王权至尊和神圣意义。

一般认为，嘉德勋章的设立，是英王爱德华三世为纪念理查一世在十字军东征时，为骑士系吊袜带而激励手下获胜这一典故。但人们更乐于传播另一个情节生动的故事：为庆祝1347年英军攻占法国的加来，爱德华三世举办了一次盛大的舞会。在邀请王后侍女索尔斯伯利伯爵夫人跳舞时，伯爵夫人吊袜带突然脱落，面对伯爵夫人的尴尬和四周的哂笑，爱德华三世若无其事地拾起吊袜带，系在了自己腿上，并对众人说，“Honi soit qui mal y pense”(拉丁文，英语即Shame on him who thinks evil of it，“心怀邪念者蒙羞”之意)。之后嘉德勋位、勋章得以设立，吊袜带被改造成宝蓝色天鹅绒绶带，授予全英最受尊敬的勇士，勋章上即铭刻“心怀邪念者蒙羞”格言。

不仅英国、法国，其他许多欧洲国家，勋（奖）章的产生都伴生着极浓的王室自我尊贵感和封赐性。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一特点与现代社会理念发生了极大冲突。如2004年英国议会下院一特别委员会就建议，将“大不列颠帝国勋章”更名为“不列颠卓越勋章”，以剔除“封建”色彩。目前，欧洲许多国家已将现代理念融入勋章制度，如法国建立健全了国家级综合勋章、军事勋章和非军事勋章等为主体的荣誉制度。德国则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对荣誉制度和勋（奖）章种类进行调整和规范。而英国虽着手进行勋章制度的改革，但在保留的7类荣誉中，仍保留了10项勋位，并有一一对应的勋章。为此，近年来已有数人拒绝接受或退回英国颁发的勋章，以表达不满。

相对于欧洲古老而刻板的勋章制度，起源于战争的美国荣誉制度，则充斥着鲜明而强烈的时代气息。美国同样把为国效忠作为荣誉制度的基点，但同时注意广泛的社会性和公众平等性。与欧洲国家勋章的等级特点相比，美国勋（奖）章不仅种类繁多、受众面广（每年颁发的国家级荣誉近百项），而且基本不设等级，充分体现机会均等，在世界各国可谓独树一帜。军事类的功绩勋章（又称荣誉军团勋章），共设总司令、司令官、军官、士兵四级，是美国唯一一种分等级的勋章。

与其他众多国家不同，苏联和俄罗斯的荣誉制度则体现另一种“爱国主义”。十月革命后，苏联人民委员会于1917年11月23日、12月29日分别颁布《关于取消等级和文官官衔》《关于全体军人权利平等》的法令，宣布沙皇时期勋（奖）章和军衔是“剥削阶级的产物”，而坚决予以废除。但随后爆发的国内战争（苏联称“1917年到1922年的内战和武装干涉”），为了动员和激励国民英勇参战，促使苏联1918年不得不又设立红旗勋章，并由此开始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荣誉制度的经典模式。

从苏联到俄罗斯，勋章制度保持了较好的传承性。如对于卫国战争，俄罗斯继续通过颁发徽章的形式定期进行纪念；为弘扬传统和提倡爱国主义精神，1998年和2000年分别恢复了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圣安德烈勋章和圣乔治勋章。荣誉称号的保持，是俄罗斯荣誉制度的突出特色，俄罗斯继续沿袭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做法，设立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和俄罗斯联邦荣誉称号，并依苏联模式，为“英雄称号”专设了金星奖章。普京就任总统后，更是对苏联时期功勋荣誉予以尊重，收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苏联的荣誉制度也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所参考借鉴，如朝鲜、原民主东德都曾仿效苏联完善自己的制度。而新中国成立前和成立初期特别是人民军队褒奖制度中，也明显地参照了苏联模式。

功能

“器与名，君之司，政之大节。”    设立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目的，归根结底是通过政党和国家行为，形成社会导向，造就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国的《左传·鞌之战》中曾记载这样一段话：“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据说这段话是孔子说的。这里的“器”“名”，分别指“车服”“爵号”，是贵族身份的标志和象征，后引申为“名誉”和“荣誉”。这个故事说的是，春秋时卫国国君孙桓子攻打齐国大败，被仲叔于奚所救，于奚谢绝了孙桓子给予城池的赏赐，而请赐孙桓子马车上的装饰“繁缨”。孔子即评说：“可多给几座城池，但名位和宝器决不能给。”在孔子看来，象征身份与名位的马饰，远比象征财富的封地更加重要。

这个故事从另一侧面告诉我们，“荣誉”作为精神维度特殊的褒扬，极其重要、珍贵而至高无上，已远远超越了物质奖励的意义。纵观各国对荣誉制度的设计，大都以此为准则，超越于物质满足的层面之上。

如日本《宪法》第十四条明文规定：“荣誉、勋章以及其他荣誉称号的授予，概不附带任何特权。授予的荣誉称号，其效力只限于现有者和奖接受者一代。”美国也非常重视精神激励，各类奖励一般均只颁发勋章、奖章，不颁发奖金。美国原子能委员会1954年设立的费米奖，是比较特殊附带奖金的奖项，用于奖励在核能的开发、利用或控制方面取得杰出科技成就的人士。但其奖金仅32.5万元，且如有多人同时得奖，奖金将被平分。

从精神维度看荣誉制度，各国设立勋（奖）章，力图实现的功能无非三个层面：个体荣誉标识、国家奖励载体、国际交流名片。

对于个人而言，通过获颁勋（奖）章，获得作为国家公民的自豪感和社会成员的尊荣感，从而实现“自我认知、角色认同、社会认可”。许多国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会通过扩大授奖面、把更多的公众纳入范围来实现。如《俄罗斯联邦国家奖励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奖励可以授予俄罗斯公民、外国公民及无国籍人士。日本1964年恢复因战败而终止的国家荣典制度后，非常重视受勋人员中的官民比例，倡导官民兼顾。据2001年日本受勋人员情况的统计，包括国会议员、地方议会议员等在内的公选职务受勋比例仅为8%，而民间人士高达34%，一般行政职务的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占到21%。到2003年，日本还取消了各类奖章授予对象年龄须55岁以上的限制，使得不管什么岗位什么人，只要努力工作作出突出贡献，都有受勋或受奖的机会。同时，日本还专门设立了“一般推荐”制度，国民均可推荐自己发现的优秀人物，向有关方面提供线索。这种广泛性和社会性，必然会极大调动每个国民的积极性和主人意识、参与意识，从而实现制度设立的初衷。

对于国家而言，颁发勋（奖）章本身就是一次有效的道德评价、行为激励、组织引导和社会控制过程，是完善国家政治制度、进行有效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许多国家都对授勋、颁奖规定最高权限，有的还对授勋仪式作专门规定，使荣誉制度的实施成为一种庄严的国家行为。如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总统有权授予俄罗斯联邦荣誉称号、军事及其他专业称号。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内专设有国家奖励委员会与干部和国家奖励局，负责以总统名义进行国家授勋、奖励活动。按照美国国家荣誉制度的要求，勋章、奖章按种类不同分由国会或者总统颁授，并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今年5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向13名美国警察授予“公共安全人员英勇勋章”，他在授勋仪式上的讲话则进一步强化了授勋这一国家仪式的效果：“像今天这样的勋章和仪式是重要的，但这并不足以表达我们深深的谢意。如果我们的言辞没有付诸行动，那就是空洞的。因此，我们国家有责任支持那些为我们提供服务和保护并维持我们的街道安全的人。”这一番话，与其说是对勋章获颁者的褒扬，莫如说是对全体美国人的承诺和鼓励，有极强的鼓动性和宣传性。

勋（奖）章制度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它的跨国化，充当“国际交流名片”。一个国家的荣誉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往往体现该国的外交手段、国家形象和治理水平。设立专门勋章或者规定本国勋章可有条件地向外国元首和其他人颁授，已越来越成为各国进行国际交往的惯例；有些不以国家和政府名义颁授的勋章，又成为实施有效公共外交的重要形式。纵观各国荣誉制度，作为适应现代化、开放性世界格局的必需之举，几成惯例。如法国是世界上向外国人颁发徽章范围最广的国家之一。该国规定，国家级勋章和奖章，均可以向外国人颁授。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得到国外授勋。如1956年2月，毛泽东曾接受西哈努克授予的柬埔寨王国最高荣誉“皇家十字”勋章；1961年，刘少奇接受了苏加诺赠予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一级勋章；1985年10月，邓小平接受了齐奥塞斯库授予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之星”一级勋章；2000年4月，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授予江泽民土耳其国家勋章；2008年11月，胡锦涛接受了秘鲁总统授予的十字勋章，等等。而自2013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先后得到八次国际授勋，计有：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授予奥林匹克金质勋章、比利时国王菲利普授予利奥波德勋章、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授予解放者勋章、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授予何塞·马蒂勋章、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授予巴基斯坦勋章、国际田联主席迪亚克授予国际田联金质荣誉勋章、沙特国王萨勒曼授予阿卜杜勒·阿齐兹勋章、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授予共和国一级荣誉勋章等，其重大意义毋庸多言。

向外国人授勋，并不仅限于国家元首，还有知名人士和作出突出贡献的普通外国公民。如前述的马云获颁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即是一例。2013年11月1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受天皇委托，专门向救助日本落水儿童的中国留学生严俊颁发了“红绶褒章”（奖章）。安倍专门提到，其行为“对日本青年而言是优秀的模范”。这分明也在传递一种友好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