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资深中东研究者,用细节拼出了IS的骇人全貌

2016年4月22日，第二次荣获普利策大奖的《华盛顿邮报》记者乔比·沃里克（Joby Warrick）在其最新发表的新闻报道中，曝光了“伊斯兰国”（IS）势力目前的财政状况与奴隶制之间的关联。这篇报道亦如沃里克于去年出版并让他捧得第100届普利策大奖的著作——《黑旗：“伊斯兰国”（ISIS）的兴起》（Black Flag: The Rise of ISIS），通过四散各处细节信息的挖掘，用独到精准的语言，为读者拼凑出这个史上最可怕、也最危险极端恐怖组织的骇人全貌。

获奖四天后，乔比·沃里克最新的新闻报道。

2011年，乔比·沃里克在深入调查2009年阿富汗查普曼军营自杀袭击事件后，出版了《三重间谍》一书，完整还原了这起导致7名中情局特工死亡的事件过程。乔比·沃里克：《三重间谍：打入中情局的“基地”鼹鼠》，王祖宁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IS这个“怪物”是如何诞生的？

身为记者的乔比·沃里克可能是目前美国最资深的中东问题研究者之一。与大多数欧美政界、新闻界人士震惊于IS势力迅速做大不同，沃里克始终认为IS组织壮大并非是最近两三年才偶然出现的突发事件。2013年初沃里克刚开始写《黑旗》时，IS势力刚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更未引起普遍关注，而他已聚焦于创建IS势力的主要人物——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相较于IS目前的所谓“精神领袖”巴格达迪，乔比·沃里克则更关注扎卡维的个人经历，进而指出他在IS兴起之初发挥了更重大且难以取代的作用。如果想要弄清IS如何成为今日这般困扰全世界的“怪物”，那就必须从了解扎卡维这个恐怖分子头子开始。

这位约旦街头“小混混”出身的恐怖分子，早年曾因刑事犯罪锒铛入狱，之后曾远赴阿富汗冒险，参加抗苏斗争。期间，开始接触乃至沉浸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思潮。上世纪90年代，约旦警方曾以非法持有武器的罪名逮捕过扎卡维。1999年时，由于现任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登基而进行全国大赦，他才得以出狱。之后，扎卡维游荡于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等国边境，试图设立恐怖主义训练营。此时的扎卡维虽已开始与参与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动策划组织，但在全球极端主义份子中缺乏“知名度”与“号召力”。

2003年，美国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前夕，时任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宣称扎卡维是本·拉登的同伙并与萨达姆政权暗通款曲。虽然，这项信誓旦旦的指控，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却让扎卡维获得了与本·拉登一样的“恶名”，间接塑造了他在极端主义分子心中“圣战斗士”的形象。美国政府的指责和声讨，也成为了扎卡维招兵买马、聚拢恐怖分子的“最佳宣传”。于是，在短短一两年间，他之前默默无闻的小团伙就快速膨胀至能与基地组织主体“平起平坐”的国际恐怖组织。而美国发动战争后，伊拉克国内的混乱局面，又成为扎卡维发展其势力“得天独厚”的外部环境。

扎卡维为IS设计的“行为模式”贻害至今

不同于本·拉登那类传统“恐怖主义”，扎卡维“发迹”之初便开始利用互联网传播骇人听闻的“暴力”影像，通过散播这些血腥内容来撩拨世人的神经，又或是煽动极端主义支持者的情绪。从斩首人质、大规模公开处决战俘，再到摧毁历史古迹与艺术精品，IS所实施的这些暴行皆发端于扎卡维。扎卡维希望通过制造残酷屠戮来传播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借助互联网来将IS从一个单纯的恐怖主义组织变成一个有国际背景的政治集团。其中，既有从未接受过教育的本地青年，也有大量来自欧洲发达国家的“志愿者”。乔比·沃里克认为在创建IS前身——两河国家“基地”组织之初，扎卡维已打算将这个组织倡导的恐怖主义活动扩展成为一场极端主义的“社会运动”。他设想中的这场运动，将以反对所谓国际霸权为号召，在中东乃至全世界延烧，所煽动者明确以青年人为其目标。虽然早在2006年6月，扎卡维本人已死于美军的空袭，但他为IS设计的“行为模式”依旧贻害至今。由此，沃里克甚至认为扎卡维在极端主义“圣战”运动史上起到了转折作用，将新时期恐怖主义的恶魔从瓶中释放了出来。

《黑旗》一书的封面便是以扎卡维的头型为背景。Joby Warrick，Black Flag: The Rise of ISIS，Doubleday，2015.

《黑旗》中，乔比·沃里克关于IS以及扎卡维的信息大多来自约旦军方与情报部门。2015年初，IS组织近乎丧心病狂地烧死了被俘的约旦飞行员。当时，此行径激怒了正在美国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这位留学英国军校、当过特种部队司令的国王，誓言“IS组织，绝不可饶恕！”以致于事后还讹传出国王驾战机“御驾亲征”，轰炸IS据点的大新闻。实际上，约旦对抗IS势力由来已久，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处在孤立无援的状态。用沃里克的话来说：约旦的军事与安全部门始终处于对抗极端主义势力的第一线，为自己国家的生存而战。扎卡维本人则一直将推翻约旦政府视为政治目标，甚至将阿卜杜拉二世视为推行“非伊斯兰化”的祸首。此前，扎卡维这类人在约旦长期受到监控与压制，但由于伊拉克以及之后叙利亚的乱局，这就给了他们生存空间与壮大的土壤。

2016年4月19日，阿卜杜拉二世官方Facebook上贴出了他与到访的法国总统奥朗德检阅仪仗队时的合影。

约旦亲王哈桑·本·塔拉勒（Hassan bin Talal）曾在德国媒体上投书，阐发过类似的观点。在这位现任国王的叔叔看来，IS势力之所以猖獗，主要是因为伊拉克、叙利亚等处始终未能摸索出一套适合本国发展的“民族融合”模式。由于这些国家政权往往难以提供较为公平的保全和法制保障，于是广大民众不得不重新倒向极端宗教势力又或是从各自的种族身份中寻求庇护。于是，极端宗教势力往往与激进种族主义混杂于一体，进而点燃整个地区的“火药桶”，又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如果没有美国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就不会有IS的存在”

长久以来，该地区不少国家内部始终处于各阶层严重割裂乃至对立的状态中。进入全球化时代后，无论是照搬西方制度，又或是延续王权专制，在国家建设过程中，普通民众与精英阶层之间的割裂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恶化。正如罗伯特·瑞奇（Robert Reich）在《拯救资本主义》一书所描绘的那样，国际资本对这些国家经济体制与市场运行发挥了主导作用，却让民众们对贫富分化加剧的生活前景感到绝望，转而对现代化进展及其合法性产生强烈质疑。国家现代化的失败成为了IS“异军突起”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而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恰恰是对失败现代化过程的映射——既然标榜“现代化”、“世俗化”的政权最终都走向崩溃，那就不如倒退回极端主义者臆想中的所谓“伊斯兰化理想社会”。

Robert B. Reich, Saving Capitalism: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 Knopf, 2015.

获得新一届普利策的乔比·沃里克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曾再次强调了他的观点：“如果没有美国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就不会有IS的存在。”扎卡维本人的经历也如同是在映射极端主义出现、恶化的发展轨迹：始于阿富汗战争，爆发于伊拉克战争，随后的叙利亚内战则再次加剧了这场延绵数十年的“狂风暴雨”。而美国过往失败的中东政策非但未能阻止IS出现，反而起到了令人不安的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