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汪道涵

　　1991年的12月16日，汪道涵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一职。而77岁的他，此时已经退居二线达6年之久。 　　一位退休的省部级干部，在海内外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力。从上海康平路的市委大院，到宛平路11号，在他生命中最后的十四年，以一个民间组织负责人的身份，用旺盛的精力积极推进海峡两岸的关系，在中国的政坛上书写了一段辉煌。 　　汪道涵，这位看起来四平八稳的政治人物，无论是在亲友看来，还是在只有一面之缘的人眼里，都别具魅力；他的交游远远超出了他的工作范畴，就如同摆在他家里的书一样，琳琅满目；他的人格魅力不仅仅表现在风云际会的两岸关系博弈谈判桌上，他那些不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常常在某个角落不小心就打动了人心。 　　 　　与知识分子的交往 　　 　　汪道涵与知识分子的交往使其成为他们心中的“尊师”。在汪的人生里，无论身份地位如何变化，对知识分子的情怀却始终如一。 　　汪与知识分子多结缘于读书，他循着书刊报纸上的文章去找作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就是这样与汪道涵结识的。在与汪面对面的时候，朱学勤觉得那不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员，而是“一名学者，才学渊博的长者”。朱学勤对汪还有这样的评价：“他兴趣相当广泛，非常深沉的考虑，而且是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樊篱，有大眼光。” 　　汪道涵与香港学者许子东的结识则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86年，许子东的太太还是电视台儿童节目的主持人，那年第一届全国最佳主持人评选，许太和赵忠祥等人一起人选，随后就有传言说她是上海市长的媳妇(当时汪道涵仍在上海市长任上)。这种无中生有的传言本是稀松平常的事，但有一次，许太坐公交车，戴着口罩，听到车上有人在议论这件事情，最后还说她“死了”，一个大活人听到人家说自己死了，的确是件怪异的事情。 　　《新民晚报》当时正约她写一篇文章，她就把这件事情记了下来，发表在报纸上。文章的主题是听到人家议论自己时的心情和一些想法，也陈述了事情的真实情况。这之后突然接到汪道涵太太孙维聪的电话，说她和汪看了报上的文章，想请许子东夫妇吃顿饭。许子东猜想：当时演艺界很多人都愿意有一些传闻，所以大多不会自己去把传言说穿，而关于其妻的传言又和汪家有直接关系，因汪家在上海的地位特殊，他们既不希望有这样的传闻，又不便于站出来澄清真相。从此许与汪有了交往。1987年许子东出国，但每次回国都要去探望汪老。虽然许和汪之间年龄差距很大，他们初识时汪已七十多岁，而许才刚满三十，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交流。 　　2000年，朱学勤受到言论压力，汪道涵了解后在多个场合为其说话：如果连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话都听不进去的话，我们这个党还能团结什么人?在朱学勤的文章遇到发表困境的时候，汪也会悄悄为其缓解压力，但决不会以此作为与人交往的条件，回头对当事人说“我给你说话了”。他所说的话完全是“出于公心而说的一些公道话”。 　　李慎之先生去世后，汪道涵了解到李慎之去世前的情况，北京停暖后的一段时间非常冷，汪想到李的晚年并不宽裕，因为受冻才得病，便派人通知其家属，在李慎之的告别仪式上，代他送了个花圈。 　　 　　嗜书如命的智识之士 　　 　　汪道涵在上海交大读的是理科，其后并未学以致用，一直是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从事行政和经济管理工作。“文革”中，他系统地读了三年书。1969年离开北京后，跟随外经部的一批干部到罗山，这一年他54岁。五十多岁的人，到中原的农村开始一种新的劳动生活。 　　虽然以五旬之躯在农场从事农业生产体力劳动并非愉快，更不是陶渊明所歌颂的田园生活，但是远离京城，远离尘嚣，使汪道涵意外得到了静心读书的机会。在这3年中，他系统地读完了二十四史，对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有了心得。此外他还读了其它历史、文学和经济方面的书籍，有时甚至以翻阅《辞源》为乐。他自认为这三年是其平生读书最多的时候。至80年代他出任上海市长以及退休之后应聘担任国内外大学的兼职教授乃至于担任海协会会长，这段“农村大学”积累的读书体验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汪道涵嗜书如命，家中藏书十多万册，以社会科学为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文学等方方面面。 　　任上海市长时，有一次房屋管理部门为他家地板打蜡，但是地上堆满了书，只好将这些书都搬到洗手间暂时存放，不料刚回办公室，夫人的电话就来：“打蜡工人对你的书很有意见。” 　　汪道涵说：“怎么啦?不是搬进厕所了么?” 　　“你的书把地板都压坏了。” 　　汪道涵长舒一口气：“这个……，我花钱来修。” 　　退休后汪道涵随朱�基访问美国，又在美国买了许多书。同行者说“未见有如此爱书者，书已入箱，公却迟迟不忍离去，即便抚摸一下也觉快慰”。 　　在上海席殊书屋专家优惠纪录里，也留着汪道涵的诸多购书记录。 　　蔡再成，广东二轻退休的高级工程师，汪道涵的连襟，曾两次和妹夫、深圳图书馆馆长刘楚材专程从广州到上海拜访汪，准备为汪写传记，汪打头的第一句话都是，写写你们广东吧，我没什么好写的。 　　刘楚材回忆说，他曾就海协会成立出版社的事征求过汪老的意见，汪老立即回答，想法不错，并叮嘱他和海协会秘书长商量筹划此事。当天晚上，汪即安排上海某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审同刘进一步研究。“一谈到书，他就兴致勃发了。”刘楚材回忆说。后刘曾和赴港商议汪辜会谈事宜而途经深圳的唐树备在迎宾馆商议过办出版社的事宜。 　　刘楚材回忆说，他第一次从深圳赴沪拜见汪老，是1990年代初期，下榻在衡山宾馆。“大概汪老知道我当时任职深圳图书馆馆长，算是一个文化人吧，说明来意之后，汪老即刻便说：欢迎、欢迎!并约定第2天下午3点见面。虽然以前我曾经与他有过通话，但当面聆听教诲却还是第一次，因而，颇有几分拘谨。但汪老十分随和、寒暄几句之后，便问：‘你们图书馆有多少藏书?有多少珍本和善本?’，我一一作答。” 　　汪道涵康平路的家，是三层楼的公寓房，200多平米的住宅，如同寻常百姓家的任何一个窗口，唯一的差别就是书特别多，多到不得不在对门辟出一套屋子做书房。很多出版社出了新书都会送给他，而书不论好坏，汪都不舍得丢，于是就越积越多。他每次去北京都会去三联书店买书。汪的书也并非只买不看的摆设，他的大多数闲余时间都在读书。据学者许子东介绍，汪和他交流文学文艺作品，他会询问：“最近刘小枫写了一本书，你怎么看啊?”有时候他问到一些书及书里的内容，连研究的学者都未必知道。汪有着惊人的记忆力，80多岁的时候依然能记起很多细节，说话的逻辑清晰，这一点也常常为外人所称道。 　　他去世前，自己藏书十几万册子。按照他个人的愿望，要把这些图书捐献出来，成立一个小型的汪道涵图书室，供社会共

同使用。 　　据朱学勤透露，汪离世前最想读的书是《反思文艺复兴》。 　　蔡再成说，汪妻孙维聪生病之前，家里所有琐碎的事情都是夫人打理，汪经常忙于外部事务而不加过问。但是前些年，孙维聪手术之后，整个人无法动弹，躺在病床上几近植物人，只稍稍有一点表情。有人去医院看她，她也能认识，有时会流眼泪。这个时候的汪年近九旬，还是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陪护的工作，整日陪在夫人身边，在病房里放孙维聪喜欢的音乐，能根据孙维聪脸上的表情判断应该放什么乐曲。 　　 　　一个很有“听德”的人 　　 　　1979年汪道涵出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时，据当时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干部后来回忆说，由于是新的机构，办公室内的气氛和其它党政机关不同，比较民主而且富于朝气，不论官阶高低，彼此以姓名称呼，而不是称呼职务如“某书记”、“某主任”之类。这或许同机构处理的多为涉及对外开放事务有关，应该说这在当时的中国官场并不多见。 　　蔡再成介绍，一次讨论大会，汪从头至尾一言不发，只是记录，会议方考虑到汪已八十岁了，不能连续开会，只准备开两天。汪每天只能有半天时间坐在会议室里。结果他听得来了精神，临时决定下午不休会了，连着开，整整两天坐着开会，听高信息量的汇报，本子上记得满满的。在会议上听到一些尖锐的意见，不马上驳斥；听到明显带迎合意味的话，他也不表示欣赏，始终像个普通的学者，倾听，被众多人称为是个有“听德”的人。 　　1980代汪道涵率先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倡议，今天浦东的局面，掘第一口井的就是汪道涵。由于时代的限制，汪的倡议被搁置下来，但是，正如我们所见，随着浦东开放的形势渐好，汪作为首倡者，却从未在此领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何亮亮认为：今天，引进外资在中国实在是太平常的事情，然而回首当年，人们不能不对汪道涵这批对外开放的先行者充满敬佩之情。 　　1997年11月8日，汪道涵在上海会晤以张清丰为团长的台湾省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代表团。张清丰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汪老气色甚佳，虽是高龄，但思路敏捷，话匣一打开，侃侃而谈。”“汪老肯定地说，大陆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间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变化。开放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家不论做什么事，或是从事不同的工作，都是所谓‘干不干，二斤半’，都领同样报酬。如此就影响大家工作的意愿，阻碍经济的进步。但随着改革开放，大陆旧有的一些体制有了改变，国有企业、公司经营不断改善。十几年来，大陆人民生活水准，也较前富裕。在大都市，年轻一辈甚至穿着还要讲究名牌，实非老一代所能想象。 　　汪道涵身历近代中国大环境的变迁，他偶然使用的英文单词却是invovation(创新)，以此表达对企业家乃至智慧财产权的评价，对现代社会劳心、劳力者的贡献给予的肯定。” 　　何亮亮说，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开，汪道涵作为上海代表团的成员，当年82岁，是十五大年龄最大的代表，但思维依然通透犀利，在大会的分组讨论中，汪道涵首次提出“两岸同胞共同缔造新的中国”，但是迟钝的海外记者都没有抓住这个重要信息。当年11月中旬，汪道涵在上海会见台湾的新党代表团，又长谈3小时，进一步阐释了他的观点。何亮亮说，对一个82岁老人来说，在正式场合长谈3个小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何亮亮认为，汪道涵虽然未能踏足台湾土地，成为最大的憾事，但是2005年5月2日和5月8日，汪道涵在上海分别会见访问大陆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能够目睹国共再次握手，毋宁说也是汪道涵最大的欣慰。当时汪道涵体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他是在强撑着病体为两岸和平事业尽力。据香港《明报》2005年12月24日报道，胡锦涛总书记2004年夏天曾前往上海向多位元老问安请益，汪道涵是其中之一。汪道涵当时特别就陈水扁连任台湾“总统”后的大陆对台工作方向提出极具意义的建议，据称两人会谈近3小时，足见汪道涵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