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佛学

浅析苏轼与佛学的关系

引言：佛教作为中国传统三大教之一，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无数先哲的人生中都有着深刻的佛教印记。在中国历史中，佛教与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可以说，不懂佛学，就无法读懂中国文化。而苏轼作为中国一代文豪，其作品豪放挥洒，指点江山，其意境为无数后人所折服，作品中更体现了很多佛教中的“五蕴皆空”等核心思想。苏轼所生活的北宋文化异常繁荣，佛教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佛教中业报轮回的教义以及佛典故事中奇伟的想象力无疑影响了很多北宋文学家的文学创作，而其一切皆空的思想更对苏轼人生后期荣辱不惊的人生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纲要

1、 佛教在北宋时期的发展

1.1佛学东渐。

1.2禅宗在北宋的繁荣

1.3苏轼在佛教环境中的成长

2、佛教对于苏轼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

2.1苏轼的人生轨迹

2.2苏轼的处世之道

2.3苏轼诗词中所表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3、 佛教对于苏轼诗词创作的影响

3.1 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广泛影响

3.2苏轼生活中的佛教

3.3苏轼诗词所反映的佛理

结语

1、 佛教在北宋时期的发展

佛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国文学史中，无数诗人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有着佛教精神的印记。而北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中文化异常繁荣的时期，儒道学三种思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更有三教合一的趋势，而佛教更在其中有了更中国化的发展，并深深地影响了北宋时期文人的创作。

1.1佛学东渐

佛教源产于古印度，创始人为释迦穆尼，本命乔达摩·悉达多。佛教起初仅在恒河流域流传，到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约公元前273-前232年），开始向周边国家传播，比如东方的中国，日本以及朝鲜。7—8世纪，佛教在印度开始衰落，而在中国等地却获得了新的发展。

佛教的基本思想包括四谛说、起源论、业报轮回说和三法印等理论，其最根本的思想是一切皆空，一切皆空。六祖慧能的诗作“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即是对这一根本思想的完美诠释。

佛学东渐在中外交流史中是一件大事，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两汉时期佛教虽已传入中国，但仅局限于上流社会中流传，真正让佛教有了新的发展的时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下层劳动人民也开始寄希望于佛教，所谓“轮回学说”这一精神的慰藉。而盛唐时期佛教则完成了他的中国化进程，并以其独到的精神魅力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这种影响包括两方便，一种是直接影响，即佛典中的文艺作品；一种是间接影响，即非佛教徒创作的蕴含着深刻佛教思想的文艺作品。如唐代诗人王维的作品，诗作常与佛典相印证，诗中有佛，佛中有诗，故被人称之为“诗佛”。而佛教中的业报轮回万物皆空思想更对唐传奇（如《枕中记》）甚至明清小说（如《聊斋志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2禅宗在北宋的繁荣

佛教于盛唐时期完成了他的中国化，却在宋元时期走向了衰败，然而他的一个分支——禅宗却在宋朝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既来源于禅宗本身独特的魅力，也来自于北宋时期的外部环境。北宋时期，国家积弊已久，在内，官僚贪污腐化，在外，辽与西夏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与宋朝连年征战，民不聊生。统治者对内巧取豪夺，对外委曲求全，这种压抑的社会现实已经超出了儒家思想的适用范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在此时已经没有了社会意义。因此，北宋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转向了禅宗，试图从这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逃避对于现实的无奈。同时，北宋统治者高层也十分倾向于禅宗，从太祖到神宗，统治者都十分推崇禅宗，兴建寺庙，在舆论主导上推动了禅宗的发展。而禅宗本身“明心见性”这种修行方式，包括“顿悟”这一对佛理的感悟，更使禅宗本身具有了独特的魅力。北宋时期有着三教合一的大潮流。禅宗将佛教本身的精义发扬，又将部分儒家思想融合，使得自身有了兼具儒家与佛教的思想内涵。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六组慧能的诗篇，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禅宗无法让人们面对现实，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人生理想，却可以让人们修心养性，净化自己的内心，从而在精神上达到解脱。因此，在北宋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禅宗便成为了从平民百姓到士大夫共同追求的精神避风港，文人的作品中常透露出禅宗的机锋，而禅宗高僧也常能写出不次于文人的诗作，所以，直到今天，我们在观看某些北宋时期的电视剧时，常会看到一些高僧往往随心而作的诗作具有极高的文学魅力，而文人与高僧对话时也能说出不俗的佛理，这一切都是有历史依据的。

1.3苏轼在佛教环境中的成长

苏轼所在的四川地区是佛教传播十分发达的地区，而苏轼幼年的住所更与佛门圣地峨眉山相去不远。在一个佛教氛围如此浓郁的地方成长，不难想象苏轼的成长一定伴随着佛教，而他的家庭成员对于佛教的热爱，也证实了这一判断。苏轼的祖父、父亲、母亲都信奉佛教，这一点或多或少都会对苏轼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苏轼的母亲程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父亲苏洵也多与蜀地高僧结交，故有“彭州僧保聪，来求识予甚勤。及至蜀，闻其自京师师归，布衣疏食，以为其徙先。”苏洵在圆通禅院与居呐禅师论佛时，僧转还把他列为居呐法嗣。在苏洵的一生中，他还收藏了大量的佛教珍品，苏轼曾回忆说“舍所爱做佛事，虽力有所止，而志则无尽。”如此虔诚的佛教徒与浓郁的家庭宗教氛围，很难说没有对苏轼产生影响。

学者今天常讨论苏轼究竟是何时接受的佛学，众所纷纭，所见不一。他在《与刘宜翁使君书》中自称“轼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很多学者认为，这里的“道”，就是佛教的“道”，所以说苏轼在早期便接受了佛禅思想。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这封信作于苏轼晚年贬谪在惠州时，而刘宜翁更是一个对道家非常崇拜的人，所以信中的“道”不一定是指的佛道。我认为，不管苏轼是在早年还是在晚年才接受了佛禅思想，至少，在他年少时，他的成长环境中处处是佛，他的生活环境中处处是佛，所以，也许他接受佛学的时间比较晚，但在他的思想中，一定早就为接受佛学做好了铺垫，而苏轼的诗词以及与佛印等高僧的交往更成为笔者这一想法的辅证。

2、 佛教对于苏轼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

生平喜欢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便容易受什么的影响。所以齐白石作为一代大家才会说出

“愿为青藤门下走狗”这一真情痴语，青藤者，徐渭也。苏轼的一生跌宕起伏，从一代才子到被贬谪的“罪臣”，人生境遇起伏很大，而最终却能从他的诗词中看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凡脱俗的思想，这种万物皆空，荣辱不惊的思想积淀正是基于对佛教思想的不断领悟。可以说，佛教影响了苏轼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2.1苏轼的人生轨迹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更是刘备西蜀集团的大根据地。千年以降，这里出现过无数辉耀中国文学史的名字。李白的浪漫，杜甫的忧愁，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佳话，这一切，都为四川蒙上了人杰地灵的面纱。公元1036年12月19日，一名婴儿降生于四川眉山，他的父亲不会知道，眉山不会知道，四川不会知道，这个婴儿将会在中国文学史上书写新的篇章，辉耀整个中国文学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开天辟地的人物，这个婴儿就是苏轼。

苏轼成长于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便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 的苏老泉，即苏洵。在父亲的影响下，苏轼自幼便表现出了卓越的文学天赋，并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公元1056年，二十岁的苏轼第一次走出四川，进京参加科举，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开始崭露头角。此后的苏轼少年得意，仕途顺畅，这一时期正是苏轼人生的顺境。而公元1069年，因对王安石新法的不满，苏轼被贬谪出京，由此开始了他人生的逆境，也开始了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

起初，苏轼被调任杭州通判，随后先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在这十年中看到了民间疾苦，看到了真实的社会环境，《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名篇便与此期间创作。这十余年苏轼虽被贬谪，却还未达到他人生的低谷。公元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还不足三月，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朝中政见相左的同僚陷害，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而陷害他的人就包括同样为大家所熟知的文学史上的名人——沈括。

“乌台诗案”可以说是苏轼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转折点，出狱后苏轼被贬谪黄州，心情抑郁，此时他对于佛教禅宗的领悟更上一层楼，他文学创作中的大部分名篇即在此阶段所作，如《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哲宗即位后，苏轼起复为中书舍人，却又因批判朝中腐败现象被贬谪，在杭州度过了他生命中最舒适的十六年，此时的苏轼无论对佛学还是对文学的领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对于爱情和亲情也有了新的领悟。公元1101年，苏轼在被贬谪几十年后获赦北归，行至常州时逝世，享年六十六岁，谥号“文忠”，“文忠”二字可以说是对他一生精准的概括。

2.2苏轼的处世之道

先来看苏轼的一首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名为《定风波》，是苏轼贬谪黄州期间所作，其中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等是传世名句。人们都说这首词反映了苏轼豁达的人生态度，笔者认为，这首词更是苏轼处世之道的写照。苏轼作这首词时正被贬谪，刚从乌台诗案中解脱。按理，这时的苏轼应该处于消沉的情绪中，而在词中，苏轼的心态却完全是乐观豁达的。“别去听外面那急骤的风声，也别去管那大雨倾盆，这些并不妨碍我浅吟低唱在林中散步。”这种境界与慧律禅师“兴之所至，心之所安；尽其在我，顺其自然。”有异曲同工之妙。

苏轼完全沉浸在对自由的追求之中，贬谪并没有影响到他对自由的渴望。“一蓑烟雨任

平生”读来有如中国画的写意，相比金庸先生《笑傲江湖》中人物的名字“任我行”，少了一分霸气，多了一分潇洒。这正反映了苏轼对于处世的新领悟：不必在乎外界的荣辱得失，尽情做我想做的，你自狂风暴雨，我自闲庭信步。“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们几乎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竹林中狂风暴雨，而一位老人一袭蓑衣，在雨中闲庭信步，风雨人生路，老人淡然走来，雨中驻足回首一望，半生萧瑟，年少轻狂，党争迫害，一切有如过眼云烟，所有的一切他已经经历，又何惧眼前的风雨呢？于是老人整整蓑衣，向着面前的风雨继续从容而行。

宋代学者胡寅曾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我认为便很好的概括了苏轼的处世哲学。而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则更真切的表达了他的豁达乐观。中国自古以来，“士农工商”是有严格等级制度的，而苏轼作为一个名满天下的士子，却甘愿为“农”，其超然物外的胸怀便为人所叹服。何为东坡？东坡者，躬耕于山坡之东也。所谓“万钟于我何加焉”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气度。所以，在对于人生和佛学有了更深的领悟之后，苏轼有了这种不计较得失，超然物外的处世之道。

2.3苏轼在诗词中所表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余秋雨先生说苏东坡完成了“黄州突围”，他在黄州完成了对世俗还有自身造成的壁垒的突破，开始了人生的新境界。事实上，毋宁说苏东坡从黄州开始树立了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黄州突围事实上是每个文人都要经历的有青涩转为成熟的必经之路，也许是黄州突围，也是是密州突围，也许是湖州突围，总之，每个文人都会在某件事之后完成对自己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从而开始了新的人生和创作之路。

贬谪黄州，对于当时的苏轼而言，可为死里逃生，那场所谓的“乌台诗案”本身就是一场闹剧。此时的苏轼俸禄微薄，生活窘困，经济上是拮据的，精神上是苦闷的，思想上是孤独的，于是，一首《卜算子》道尽了他的一切凄苦。“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以孤鸿自居，生活困窘，前途飘渺无影，完全不知明日在何方。然而，孤鸿却又是孤傲的，即便不知明日在何方，仍旧不肯随意而栖，“拣尽寒枝不肯栖”，宁可继续寂寞，继续忍受孤独，最终停在了冰冷的沙洲上，所谓人困而不丧其志，就是苏轼当时内心的写照。

之后，由于生活困窘，无奈下的苏轼在东坡耕种，以此补贴家用，故有了“东坡居士”这一自号。当一个人在窘困是还有自嘲的精神，那么这个人的内心一定不会窘困，苏轼正是这样一个人。虽然身为士而事农，苏轼却乐得其所，在“东坡”寻找着另一番人生乐趣，这一切都为他豁达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做出了铺垫。之后，苏轼的相当一部分诗词都有着对豁达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反应，比如上文提到过的《定风波》，比如《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词的上阕以淡雅的笔墨描述景色，使得雨后苍翠欲滴的景色如在眼前，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下阕借景抒情，“谁道人生无再少？”言简意赅，比之“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更加有力度的抒发了内心奔腾的壮志雄心，令人振奋。这种在逆境下所发出的呐喊令人奋进，令人热血沸腾，所谓政治上的失意，经济上的拮据通通不值一提，这中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正是苏轼在经历了逆境之后所形成的成熟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评价苏轼“他的一生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也许苏轼的一生没有林语堂先生所说的那么潇洒，但他经历了风雨后所形成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却真切的在他的诗作中反映出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万事皆空。正如他在《念奴娇·送钱穆父》中所写“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3、佛教对于苏轼诗词创作的影响

在上文中所提到的苏轼人生观与价值观还有他的处世之道中，都贯彻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与禅宗“万物皆空”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关联。可以说，正是由于禅宗思想的成熟，使得苏轼的个人思想得到了升华，而苏轼个人思想的升华，也使他的诗作中更加凸显了佛教禅宗的思想。二者相辅相承，共同塑造了一位千秋文豪。

3.1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广泛影响

对于当代中国，随着西方教义的深入传播，佛教的发展已经不如古代兴旺，然而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当代仍旧占有很大的地位。

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西游记》，而西游记中的唐僧玄奘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经过后世的艺术加工，玄奘取经这一佛教传播的重大事件被演绎为《西游记》这一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这仅仅是佛教对于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影响，佛教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影响更加数不胜数。比如明传奇中的《南柯记》便是对佛教“色空”观的演绎，同样的还有前文提到过的唐传奇《枕中记》，这些都是佛教“色空”思想在文学上的写照。而同为明清章回体小说的《三言二拍》、《儒林外史》以及传奇小说《聊斋志异》等更无不以宣扬因果报应思想为主题。《西厢记》以一场惊梦为终结，《桃花扇》以“猛抬头，存过萧条，城对着夕阳道”作余韵，都是“人生无常”的观念。而大气磅礴的《三国演义》开篇即题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观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更是对佛教上述思想的集中表现。直到今天，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等作品中仍旧保留有大量的佛教轮回因果思想，足见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多么大的影响。

3.2苏轼生活中的佛教

对于苏轼童年家庭环境中的佛教氛围，上文已经详述，这里不再啰嗦。而事实上，苏轼的生活中几乎处处有佛教，就连他的弟弟苏辙，对于佛教的领悟也有相当高度。而民间对于苏轼的演绎传奇中，多有提及一个人——佛印。佛印即佛印禅师，宋代云门宗僧，法名了元，字觉老，与苏东坡为至交，两人往往相携而游，以佛理机锋相辩。南宋时曾出现一本书名为《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所记皆为苏轼与佛印禅师机锋词语。

少时曾看过一篇文章，名为《核舟记》，“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右手执卷端，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东坡现右足，鲁直现左足，各微侧，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衣褶中。佛印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神情与苏、黄不属。卧右膝，诎右臂支船，而竖其左膝，左臂挂念珠倚之——珠可历历数也。”苏东坡与佛印的关系非常亲密，两人经常以佛理互打机锋。史料中流传较多的一则故事是这样的。苏东坡问佛印，“以大师慧眼看来，吾乃何物？”佛印说“贫僧眼中，施主乃我佛如来金身。”苏东坡听后，想趁机占佛印便宜，边说“然以吾观之，大师乃牛屎一堆。”但是佛印听后并未不快，只是说“佛由心生，心中有佛，所见万物皆是佛；心中是牛屎，所见皆化为牛屎。”所谓心中有佛，便是有一颗仁义之心，慈爱之心，怜悯之心，感恩之心，用这样的心去感官这个世界，自然处处都是美好的，逆境最终都会变为顺境。

所谓“境由心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苏轼在生活中不止与佛印这样的高僧相交甚笃，他与大觉怀琏、玉泉承皓等高僧也是很好的朋友。正是在这种生活环境下，苏东坡的个人思想和诗作中经常能看到佛教的影子。甚至他悼念亡妻王弗的词作中也体现了佛教轮回的思想，“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佛教在苏东坡的生活中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像空气一样随处皆是，触手可及，处处都是佛教，处处都是佛理，结合苏东坡个人坎坷的人生经历，最终形成了苏东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和乐观豁达的诗词风格。

3.3苏轼诗词所反映的佛理

黄州可以说是苏轼诗词还有思想成熟的地方，贬谪黄州之后，苏轼的诗词还有人生感悟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其中蕴含的佛理也更加深刻。之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所抒发的愿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只是对于团圆的美好祝福与向往，与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所蕴含的悲悯之心是相同的，但也只是对于佛理中慈悲之心的领悟。而贬谪黄州后，他的诗作更加深刻的体现了佛理中的精髓。世人都将苏轼划分在豪放派。但是，就词作而言，苏轼三百余首词作，豪放类作品却只占了百分之十，剩下的大多是描述田园风光，谈禅说理，更多的温婉的抒发了自己对于人生和佛理的感悟，所谓于平常处显禅机。如《蝶恋花》中的“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生动描述了佛理中“空”的思想。《陌上花》中“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中的对比将佛家人生无常的思想描写的非常通透。而《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但将佛理与实际相结合，更透露出对于思维辩证的哲思。事实上，苏轼文辞中对于佛理表现最多最透彻的往往是人生无常，不挂怀过往，寄希望于明天的思想。比如《赤壁赋》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透过他的诗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文豪的形象与思想，他饱经坎坷，历经挫折，精通佛理，常存悲悯之心。无论经历了多少苦难，他都能从丰富的思想内涵中找到重新站起来的理由，正如他诗作中所说“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结语

我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从上学就开始学习先哲的诗作。我们会背诵，我们会模仿，却独独缺少了对他们作品思想的思考。我们会背诵《五人墓碑记》，却很少会有人思考东林党人与阉党斗争的信仰，我们会背诵《赤壁赋》，却很少有人去思考苏东坡怀着怎样的心情写下这篇旷世奇文，透过这篇文章去思考苏东坡那深邃的思想内涵。苏东坡与佛学是相辅相承的，正是因为苏东坡思想的豁达，他才能接受佛学平淡的精髓；也正是因为佛学禅宗的悲悯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思想，才成就了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存在的苏东坡。在今天这个社会，思考苏东坡与佛学的关系与思想，更能为我们浮躁的心找到一丝平静之地，借此来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理想，我们怎样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苦难，我们如何豁达的面对人生。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更有意义，我们的思想才会更加深邃，而我们的民族，也将更加的繁荣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