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和现代反科学思潮述评
作者：张帆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9年08期
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由于它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科学作为人类理性所放出的耀眼光辉，它的成果、它的精神日益照亮了人们继续探求真理的途程。人们颂扬它的业绩，推崇它的精神，以致逐步形成了一种代表着一定价值取向的观念意识和精神信仰——科学主义。然而，任何事物的产生都同时伴随着它的对立面的出现。自从这种科学主义的思潮产生以来，它就一直受到来自人文主义、自然主义的批评和来自宗教、政治、文化以及经济等多方面的反对。特别是本世纪60年代以来，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发端而风行起来的和平运动和绿色运动更是把这种公众的反科学倾向推向高潮。如果说这股反科学思潮对于科学来说还只是一种外在的评价，主要诉求于道德和伦理；那么，来自科学哲学层面上的非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则不但迎合了这股思潮，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它提供了理论依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本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美国职业科普作家约翰·霍根（J ohn Horgan）《科学的终结》（The End of Science ）（注：《科学的终结》英文原版于1996年春出版，中文版于1997年10月，由远方出版社出版。）一书的问世及其在世界范围内所引起的如此快捷和强烈的反响，表明这股反科学思潮及其给人们带来的关于科学的悲观沮丧情绪更强烈了。那么，科学究竟是否合理？科学真的在走向终结吗？应该怎样认识科学主义？对现代反科学思潮又该如何把握？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直接关系到未来科学的前途和社会可否持续发展。
一、科学主义和唯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一词译自英文的Scientism， 由于也有人把它译作“唯科学主义”，所以，学术界对“科学主义”和“唯科学主义”这两种提法一般是不加区别的。有人甚至所科学主义和科学本身、科学哲学以及政策上对科技的提倡与重视相提并论。这种状况所导致的理解上的混乱常常妨碍了人们在一致的认识基础上来讨论问题。 这也许与英文中Scientism一词所表达的两种不同的含义有关。根据1981 年版的韦氏英文大词典，Scientism有两层不同的含义：（1）“作为科学家特征的方法、精神态度或教义等”；（2 ）“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用于一切研究领域（包括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的主张……相信只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有效地用来追求知识的信念。”显然，第一层含义指的是一种科学精神、科学信仰和科学意识，是一切科学工作的灵魂。而第二层含义则是产生于科学界甚至哲学界的一种对科学无条件的推崇和过分抬高，以及把科学方法不加限制地无条件外推的一种科学泛化的思潮，是前一种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自身异化的产物。我们不妨把这种异化形式与原本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即前述第一层含义）区别开来，称之为“唯科学主义”。本文即是在这样的区分下来讨论问题的。
科学主义的兴起是与科学密切相关的，没有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便不可能出现科学主义，更不会有科学主义的盛行。因此，我们要追索科学主义的渊源，就不能不回到17世纪的科学革命。
17世纪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使得自然科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它用简单的机械定律成功地解释了不仅地球物体以及天体运动的经验现象，而且正确地预言了一些未来的事实。经典力学在揭示自然奥秘上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使得在此以后很长的日子里，科学受到了人们特别是科学家、思想家的普通推崇。继此之后，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发现，细胞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确认以及完整的电磁理论的建立，标志着科学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自然科学进一步深入人心。至此，科学作为人类理性活动的结晶已逐渐上升为一种具有自己鲜明特征的文化，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观念意识。在另一个层面上，一些科学方法的适当推广和移植也显示了其巨大的威力。欧几里德几何中的公理化方法，在后来建立科学体系的时候，几乎被一切科学所运用；把代数方法运用于逻辑研究，实现了传统逻辑向现代逻辑的转化。数学方法的显著成效，使甚至直到现在，科学领域中都存在着一种“数学化”的趋势。统计方法不仅在现代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中不可缺少，而且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中也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绩。如果说上述这种事实还仅仅是震撼着知识界的人们，那么科学通过技术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则在整个社会引起了强烈地共鸣。两次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改善着人类的生活，它给人类带来的实惠是任何其他领域都无法比拟的。因此，科学的发展和繁荣是科学主义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或者说，是科学导致了科学主义。
从根本上讲，科学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潮。这种哲学思潮不仅在社会中有其普遍的、通俗的表现，而且也必然会反射到哲学层面的本身，这就是一种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主义思潮（也称哲学科学化思潮）的兴起。它强调科学与哲学的联系，要求哲学追随科学，并试图以科学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学为模本，改造或重建哲学，从而导致实证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建立。首先，自然科学是实证的。一方面，科学理论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之上；另一方面，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总是可以通过观察和实验来检验（证实或证伪），理论的科学性与其可检验性是等价的。实证哲学就是直接受到科学的这种发展模式的影响而产生的。实证哲学的创始人孔德认为，实证哲学是知识发展到哲学阶段的产物，它只研究实在的、确定的东西，而不探讨事物的本质属性和极终原因，不寻求支配宇宙的最普遍的原则。因此，在孔德的实证哲学中，对事实的解释被限制在经验现实的范围之内，超越这一范围的知识则被视为是形而上学的知识，这是它所要极力避免和清除的东西。后来的分析哲学家们不仅因袭了孔德等人反对形而上学的实证传统，认为传统哲学在内容上是不科学的，而且也反对传统哲学所运用的那种理性思辩的哲学方法，他们主张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即实证的方法、逻辑分析的方法来重建哲学。罗素认为，哲学应该努力模仿科学取得巨大进步所遵循的方法，应从各门具体科学领域中把方法而不是结果转移到哲学中来。事实上，正是罗素所创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揭开了分析哲学发展的序幕。罗素在他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对数学的基础进行了逻辑分析。进而罗素将这种方法移植到哲学中来，实现了哲学和逻辑的结合。罗素说：“每个哲学问题，当接受必要的分析和澄清时，就可以看出，它或者根本不是哲学问题，或者是具有我们所理解的逻辑问题”。（注：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逻辑哲学的本质》，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9页。）这即是说， 哲学的本质是逻辑。无论是孔德开创的实证哲学，还是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它们都极力地推崇科学，或者说，它们是推崇科学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讲，它们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精致的科学主义，虽然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唯科学主义的倾向。
然而，我们必须顺便提及，尽管属于科学哲学范围的实证哲学和分析哲学有其强烈的科学主义色彩，但科学哲学并不等同于科学主义。因为无论是后来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还是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都不能纳入科学主义的轨道，至于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则更是走向了科学主义的反面，具有强烈的反科学主义的倾向。
科学的成功和繁带来了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而且越到后来，这种发展越是加快了它的步伐。然而，由于人们对科学无条件地、绝对地推崇和过分地抬高，以及把科学方法不加限制地无限外推，科学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分化出了其自身异化的产物——唯科学主义。
自然科学知识是人类一切知识的典范，在一定范围内，它不仅是必然正确的，而且是普遍有效的。自然科学的这种特征，不仅促进了自身的不断繁荣，也帮助人类克服了很多困难，解决了许多难题。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自然科学仍然有其局限性的一面，我们不能用它来解决人类社会自身的一切矛盾和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比如，那种不顾人类存在着不同于一般生物的独特本质，而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机械地搬到人类社会中来而形成的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显然是错误的；马尔萨斯的所谓“食物按算术级数增长，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理论由于是无根据的，因而也是十分荒谬的。由于古典力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人们由试图把物质运动所特有的机械规律推广到一切领域。拉美特里甚至认为：“人也不过是一架机器，人与动物的差别仅仅在于人这种机器比动物这种机器多了几根齿轮……多了几根弹簧罢了”。（注：拉美特里：《人是机器》，选自《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3—272页。）这是一种典型的机械论观点。这一切无不说明，在科学主义盛行的背后，唯科学主义也悄悄地泛滥起来。这就是，无视事物的特殊背景，而盲目地把某些特定的科学方法、甚至科学结论无限外推。事实上，既便是在科学主义的更高形式——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实证哲学、分析哲学等科学哲学那里，也明显地存在着严重的唯科学主义倾向。由此，我们可以说，唯科学主义犹如科学主义的影子，从一产生起，它们就已经形影相随了。
科学主义并非科学本身，它的精髓在于它提倡和推崇一种在科学中孕育出来的科学精神，这是一种实事求是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不畏困难和勇于探索的精神。而正是这种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才推动了科学事业不断发展和持续繁荣，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在这种意义上，科学主义和科学是一致的，是我们应予以肯定和提倡的。唯科学主义却由于对科学的过分神化和无限滥用，走向了一种违反科学原则的极端形式，从而误入了实质上是反科学的歧途。它在客观上已为后来的反科学思潮的兴起埋下了种子。
二、现代反科学思潮
正象唯科学主义几乎是伴随着科学主义的出现而产生一样，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乃至对科学主义或科学本身的批判也从近代科学的产生之日起就开始孕育着。这就是所谓的反科学思潮。科学正是在科学或科学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反科学思潮的矛盾斗争中发展起来。早期的反科学思潮主要是来自宗教界和政界的。由于科学及科学精神一开始就同主张崇拜、反对理性的宗教思想相对立，因此，宗教乃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反科学思潮。早在公元前4世纪， 圣·巴西尔在其《创世纪》中说：“在一切事物中，我们宁可要朴实的信仰，而不要玄夸的理性。”到了中世纪，宗教神学主宰一切，出现了政教合一的局面，于是这种宗教的反科学思潮又掺杂了政治上的因素。科学成了异端邪说，科学家惨遭迫害。早期的这种反科学思潮显然是对科学的禁止和扼杀，它使得科学不得不停滞在中世纪的慢慢长夜而痛苦地挣扎。
现代反科学思潮兴起于本世纪中叶的一些先进的工业国家，主要来自于文化、经济以及大众等不同的层面。由于它们各自有其相应的背景作依托，而且其表现的方式也不同以往，因此，现代反科学思潮较之以往则更加复杂。
在文化层面上，传统的人文科学倾向于非理性的分析，习惯用非科学的方法去解释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因此，人文科学的非模式思维与自然科学的模式思维之间，人文文化的崇尚灵感的神秘性与科学文化崇尚理性的公开性之间，常常是对立的。这种对立情绪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受挫，不断地变化着双方阵势的涨落和起伏。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生了旨在反对科学文化，反对“专家政治”的风潮，其代表作就是T ·罗斯扎克（T ·Roszak ）的《反文化的形成》（The making of
acounter culture）， 该书对科学的客观性进行了十分尖锐地批判：“当文学艺术不顾一切地向我们讲述，在我们这个时代，把我们导向毁灭的真正病因，乃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疏远，而科学家则把这种疏远奉若神明，并且拼命追求一种客观性，把它作为我们与真实存在密切联系的唯一桥梁。”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前苏联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写道：“显然，似乎当代世界的希望，只是掌握在科学家手里，全人类每一个进步都是由他们决定的。似乎世界的去向精确地依赖于科学而不是政治家良好的国际意识。可以推想，如果科学家同心同力，情况便是如此，然而并非真正如此。科学家并没有显示出那种清醒的企图：要成为人类的一支重要的独立力量。他们用整个会议来讨论如何把人遭受的苦难置之度外，悠然自得地呆在科学的王国里。不光彩的妥协精神，已经在他们的上空张开了软弱的双翅。”其实，即使是科学家自己又何偿没有意识到科学的这种副效应呢？爱因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指出：“我们认为今天人们的伦理道德之所以沦丧到如此令人恐惧的地步，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这是科学技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灾难性的副产品”。（注：《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爱因斯坦还一再提出这样的思想，科学技术是一把既能行善也能行恶的双刃宝剑，科学不能提供目标，而只能提供达到目标的手段和方法。罗素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观虽然带有科学主义的色彩，但同时他也认为唯科学主义者所设计的普适机械模型是危险的。他论证到：“人竟是毫无准备的因果产物，他的起源，他的希望和恐惧，他的爱和他的信仰竟然只是原子搭配的结果，竟没有热情，没有英雄气概，没有深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情，这怎能不使人的生活不堕入野蛮。”透过这些泰斗对科学的责难可以看出，这种来自文化界的反科学声浪的兴起，并不仅仅是因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某种对立，同时也是因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科学本身所客观存在着的局限性。
不仅如此，这种表现在文化层面上的反科学思潮也不可避免地会在哲学上得到反映。无论是休漠对绝对化经验原则和因果原则的批评，还是康德的怀疑论和人文主义对科学主义的批判，都带有明显的反科学倾向。然而在哲学上最值得一提的还是美国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在本世纪70年代所提出的无政府主义科学哲学的反科学思想。他从反对科学方法论的立场出发，继承和发展了波普尔的非理性主义的科学观，沿着这条思路，进而抹杀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从而走上反对科学本身的歧途。他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不仅是人为的，而且对于知识的进步也是有害的。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自然，控制环境，那么就必须使用一切方法和思想，而不只是其中的科学。关于科学之外就无知识的论断只是另一种最方便的神话而已。 ”（注：费耶阿德：《反对方法》， 第305、217页。）他并称这种只承认科学知识，不承认宗教神学的观点为“科学沙文主义”。他还写道：“科学只是人们应付环境的工具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工具，它并不是不可错的，现在它的干涉过多了。如果任其发展就会过分危险。”（注：费耶阿德：《反对方法》，第305、217页。）因此，他主张：“现在是应大大削弱科学并在社会中给予节制的时候了，”“让我们从一种意识形态般的僵化了的科学的压制和束缚中解放出来。”（注：费耶阿德：《反对方法》，第305、217页。）费耶阿本德反对程式性或规范性的科学方法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他进而反对科学本身，则显然是错误的。不过，作为当代颇具影响的哲学家对科学所提出的尖锐的批评也不能不值得我们深思。
来自经济界的反科学思潮主要是反对科学成果在生产上的应用。他们认为：“科学成果迅速加以利用，会造成工业上飞快的变化，打乱现有的经济秩序。”原因是“其一，技术改进带来失业；其二，产品换代带来高额折旧费用；其三，造成经济发展不稳定。”这种反科学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反对科学技术不仅在生产上的应用，而且在社会一切领域中的应用。再加上由于科学技术的无限制的应用日益所暴露出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公众反科学运动。
20世纪70—80年代，核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和化学工业的飞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拼命掠夺所造成的全球性生态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和人类生存问题以及由于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给人类和平带来的威胁，使得在西方公众眼里，现代科学技术一时间成为十恶不赦的“社会公敌”。人们愤愤地说道：“我们需要的是用科学来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是我们在一个没有污染的世界里如何做人，而不是把我们当成活的机器。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亮光，而是更多的温暖。”环保主义者J ·皮卡德指责道：“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技术，除了广泛地造成自杀性的污染外，再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它是一种灾难，不仅影响到我们呼吸的空气和我们的饮用水，而且也影响到我们耕种的土地和了解甚少的空间。但是这一切，最最惨的还是隐伏在人们身体中的化学物品对人类所造成的污染，技术在慢慢地毁灭人类，人类在默默在吞食自然。”“自然选择已经成为过去，最后剩下的只有技术。”
这种公众的反科学情绪不仅表现在言论上，也表现在行动上。80年代末发生在英美等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几起游行示威，虽然口号是“保护动物”，但实际上却带有反科学的性质。1989年春天，英国、美国不少地方的大学试验室被炸，皮毛商店被毁等事实，都充分说明公众的反科学情绪已经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
就在人类即将迈向21世纪的时候，情况似乎变得更加严重了。相对于以往的这些来自于科学外部的反对声浪而言，美国科普作家约翰·霍根在其《科学的终结》一书中所提供的信息表明，这种反科学的情绪或者说对科学的悲观沮丧的情绪已弥漫到科学的本身。此书以对当代知名科学人物的采访为主线，在对当代科学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广泛地探讨之后，作出了让人深感震惊的结论：科学终结了！进步终结了！伟大而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对于科学而言，这种论调是十分危险的！它不仅必将会进一步助长公众的反科学情绪，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误导科技政策的制定和一大批卓有才华的年轻一代追求科学的决心，从而给科学的未来发展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当然，对于本书中所揭示的目前科学自身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深刻的反省和思考。
在上述形形色色的现代反科学思潮中，我们认为，其中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是合理的，即反对把科学观念，科学方法无限制地外推，滥用到社会一切领域，反对给科学以一种超出其合理范围的权威。这有利于摆正科学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具有的位置。但是，进而发展到对科学主义乃至科学本身的批判则是错误的。它不仅必然阻碍科学事业的发展，也将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尽管如此，这种发端久远，而且到现在正愈演愈烈的反科学思潮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却是深刻的。科学究竟应以什么样的模式向前发展才能避免由于其局限性所造成的缺陷？技术的应用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才能不致于给人类带来一系列具有严重后果的社会问题？这不仅仅值得科学工作者注意，也值得社会学家深思。
本文1998年10收到。
作者介绍：张帆 华南师范大学行政学院（510631）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