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纪传体史书发展的影响

作者：朱政惠

社会科学 1995年05期

　　一

　　纪传体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关于纪传体的产生和发展，史学工作者颇多研究，一般都从历史背景、社会功能、技术手段等方面，剖析其所以产生和所以成为历代史家欢迎的原因。以《史记》为例，有论者谓：“这与当时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对外发展的不断胜利，国际文化、贸易交流的开展，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的出现是相适应的。采用新的形式，记载新的历史内容，这就是司马迁适应时代要求而作的伟大贡献。”①又有学者分析称，“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以人物为记事的主体，人物又以帝王为中心，这就在历史编纂学中形成了‘帝王中心说’。这是当时封建中央集权在史学领域的反映。这种纪传体和封建等级制度相适应，适应封建社会的需要，因而一直为后代史家所尊奉，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作史的范式之一。”②还有一些史家谓：“本纪主要是用编年的形式，提契一代的大事。表是用谱谍的形式，用以厘清错综的史事。这是综合论述的形式，也有一些记事本末的形式，论述典章制度。世家兼用编年和传纪的形式，记载诸侯、勋贵和有突出成就、能世其家的人物。列传是人物传记，而有专传、合传和杂传等的不同形式。这五种体裁都是过去曾经有过的。但有意识地使他们互相配合并在一部书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史记》的创举。”③等等。

　　这些分析都没有错，但除了这些因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重要原因？笔者认为，似可作一些更深入的探讨。迄今为止的历史学家，还没有充分地注意到“天人合一”思想对纪传体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而这一点恰恰是非常重要的。

　　二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代。《诗经·大雅·荡之什》载诗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意思是，人们的善良德性来自天赋。《易传》提出“与天地合德”思想，其称曰：“夫天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则，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主张天人和谐。“万物与吾一体”是古代先贤深层意识的主线，“天人合一”这一思想毫无疑问是中国纪传体史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的问世，正是由这一思想决定的。

　　为什么说对天人问题的探讨，到司马迁手里，会影响《史记》这样一部大著的问世？笔者以为有好几方面的触发因素：其一，到司马迁的时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已经有十分巨大的影响。董氏的观点——“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的思想，自上而下地宣传，是弥漫全社会的思潮和舆论。这种情况，或随波逐流，或逆潮流而动，而要重构与之相左的思想认识体系，非动大手脚不可。其二，司马迁知识结构独特，他自幼随父读书，又漫游天下，举凡天文、历法、地理、经济、社会……无不熟究，其知识囊括宇宙，气吞山河的结构和气势，其要对天人问题作阐述，不肯低于一般人之手。其三，时代和个人的特殊遭遇。司马迁时代是国家空前统一的太平盛世，但个人却遭遇难以容忍的酷刑，一旦从个人愤怒中解脱出来，重操史笔，毁誉千古，纵论天人，其焕然觉悟后的奋发，对天人关系的阐述，绝不会淡墨简书。这三点决定了：第一，司马迁不会随波逐流，他要逆潮流而动，对“天人”关系重作探讨；第二，这种探讨是深刻的，系统的，体系性的；第三，这种探讨不仅仅局限于历史观，而是一种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全面研究。这种情况下，历史上传下的《春秋》、《左传》式编年体的体裁撰述方式显然无法保证内容的阐明，后人所称的纪传体的写法必然呼之欲出。只有这种记载载体，才能确保新的“天人合一”观的阐析。

　　事实正是如此。司马迁创造“本纪”的形式，完成对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和最高位治者的研究；通过世家的写法，探究诸代开国功臣、王侯贵戚；通过“列传”的书法，研究将相元勋，社会诸阶级代表人士；“书”则记载广泛，尤重自然现象分析；“表”网罗诸代大事。由此司马迁大体完成了对天人关系探讨的步署，而他的画龙点睛之笔，即对“天人”关系意见的崭新观点，则在此历史事实分析的基础之上，以“寓论断于序事之中”的笔法得以倾诉；或以另一途径，即“太史公曰”直书其言。他通过历史人物之口，对“惩恶劝善”的天道提出质疑，对“天亡我”的荒谬进行抨击，并阐析天意不能支配人事的观点。他还试图用经济原因、生产和双方交换需要的客观情况，说明社会的分工和发展。很清楚，纪传体这一撰史体裁帮助了具有非凡思想的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探讨，纪传体也是司马迁借助以陈述自己历史观和历史见解的文字载体。也就是说，没有彻底究明“天人合一”思想的决心、没有重新阐析“天人合一”思想新见解的宏愿、没有为此奋斗的不屈不挠的毅力，司马迁《史记》的这种创造性体裁和史著就不可能面世。所以从这点上可以说，“天人合一”问题的研究导致了中国纪传体及其第一部史著的问世。诚如司马迁本人所言，撰述《史记》的动机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历代纪传体史书的最重要特点，是对自然——社会——人的综合考察，而这点，正是由“天人合一”思想决定的。何以说“天人合一”思想决定历代纪传体史书的这一宏观考察和记事博洽特点呢？稍加分析，就不难明白。如前所述，中国两千年史书，就历史观而言，受“天人感应”论的思想影响最深。有相当多的史家，都是从“天人感应”的角度考察历史，研究史事，垂鉴当局。在这方面，一般纪传体史书中所有的《五行志》十分典型。《汉书》设《五行志》，详细排列春秋汉末许多不常见现象，用“天人感应”说阐释，说是天上人间相互呼应。一些历史学家还解释《五行志》的原因。刘昫《旧唐书·五行志》称，所以设此志，意在象先贤那样，“穷治乱之变”，“谈天人之际”；薛居正《旧五代史·五行志》前言称，“五行所以纪休咎之征，穷天人之际，故后之修史者同有其说焉。盖欲使后代帝王见灾变而自省责，躬修德业，崇仁补过则祸消而福至。”当我们把所有《五行志》中的人格天一一处理掉，便会洞察到关于自然、社会、人物的详尽的历史实录。这说明“天人感应”思想在促进人们对天、人作联系和进行宏观的考察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然，历史上反“天人感应”说的也不乏其人，但反“天人感应”不等于反“天人合一”，所以即使是那些坚决反对董仲舒观点的人，也坚持“天人合一”考察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纪传体史书考察广博的特点，成为纪传体的一种鲜明特色。据说中医藏象学说把人看作有机整体，不但把人放在自然和社会的相互联系上作整体考察，而且把人的各种器官间的联系作阴阳互斥、互补、互渗、互济性的整体思考。事实上，纪传体史家对历史的考察，和中医学家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纪传体史家在中医学家方法的基础上，大大扩展了其研究范围，无论哪一代纪传史家，都是如此。

　　“天人合一”思想对纪传体史书的影响，还在于它决定了这种史书在记“天”、记“人”的同时，更重视对“人”的记载和研究。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说到底，就是对“天道”、“人道”、“治道”的考察。究“天道”就是究人类生存环境，自然条件的变迁及其规律；究“人道”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现状及其演变规律的考察；究“治道”就是在“天”、“人”考察基础上，究顺应“天”、“人”关系的治政之道、资政之见。“天道”，“人道”，孰重孰轻？看看古代哲人们的论述便可知。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④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生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⑤周敦颐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⑥哲人所言表明，古人察“天”，察“人”有两个特点，一是重“天”、“人”共察，一是察“人”重于察“天”。由于“天”、“人”共察，就会有纪传体的诸多书志的设立，对历史上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作广泛的记载、考察和研究；由察“人”重于察“天”，就会导致纪传体本纪、世家、列传、载记等连篇累赎的特点，由此进而求“人道”，悟“治道”。

　　关于察“人”和察“天”，历来思想家、史学家发表过不少见解，探讨何以“天”、“人”共察，如何“天”、“人”共察，以及纪传体中如何反映等。欧阳修便是其中的值得注意者。这位宋代的史学家如此阐述他的天人观，其云：“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⑦他认为天道和人事相比，人事应起重要作用，“天象变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竭不足惧，水旱虫蝗不足惧”，可畏者，“贤士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不闻深可畏。”⑧根据这一天人观，欧阳修认为纪传体应多作人事记载，但这种记人事，也非不记天，而是天是天，人是人，分开记。欧阳修说：“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⑨又称：“《本纪》所述人君行事详矣，其兴亡治乱可以见。至于三辰五星逆顺变具，有司之所占，故以其官志之，以备司天之所考。”⑩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关于天象和地理治革的记载仅3卷(11)，在历代纪传体史书中，象《新五代史》这种察“天”、“察人”篇的比例分配的做法还不太多，但作者察“人”重于察“天”的史学思想却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它说明了纪传体史书所以察“人”重于察“天”，原因还在于“天人合一”思想本身。

　　《通志》的出现，是中国纪传体发展史上的大事。《通志》全书，有帝纪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略20卷、世家3卷、宗室传8卷、列传98卷、载记8卷、四夷传7卷。其中，20略最有代表性。为“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礼略、谥略、器物略、乐略、职官略、选举略、刑法略、食货略、艺文略、校仇略、图谱略、金石略、灾祥略、昆虫草木略。由20略目录可知，天地万物、兽虫草木，人类一切，皆在它们的记载考察范围。这是对纪传体的又一重大突破，也是又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郑樵何以撰出这一内容宏博、气势磅薄的纪传体巨著呢？这同样要从史学思想中找原因。郑樵十分强调他的会通思想，其曰：“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雍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12)又称：“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故应“上通乎黄帝，旁通乎列国”，人生、自然、社会皆通；“人生覆载之间，而不知天文、地理，此学者之大患也”。(13)郑樵从天地万物谈到人生一切，从黄帝古国，讲到现今治世，强调其中有个“会通”之义，这个被称为“大矣哉”的“会通”之义，实际上就是“天人合一”思想，是探求“天人合一”之说的新说。不过，郑樵所说的“会通”，确实比前人意境更高，投射出的目光更广，范围更博，因而也决定了这部《通志》的非凡博洽，决定了这部百科全书式的新纪传体史书的问世。然而，仅仅作这样的观察工作还不够。我们还应结合《通志》产生的背景作全面、慎重的考虑。

　　郑樵的时代，“天人合一”思想有新的突破和发展。张载曰：“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14)主张天地人一物。程颢也云：“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取？”(15)认为不承认万物一体就是“自小”。又称，“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无人无间”。(16)宋人的“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辩证的统一关系，较之前贤“天人合一”思想人与自然不作区分的说法有原则区别。这 就影响到史学家在对“天”、“人”关系的考察中，既对人与自然的方方面面进行分门别类的精细的叙述和研究，又对其两者的关系作深入的探讨，乃至寻求“会通”之义。这种“会通”，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不仅究明史实，更求总结经验。郑樵《通志》瓜熟蒂落，势所必然。

　　三

　　纪传体本是中国土壤的特有产物。早在原始公社后期，父系氏族公社就已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父系家长制的宗法关系，构成当时社会的基本细胞和历史的基本事实。进入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为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土壤。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以家庭为单位，家长是财产、生产、分配的绝对支配者，家庭成员按血缘的辈份划分尊卑长幼秩序。国则是家族的扩大。皇帝、贵族、地主、农奴，形成层层累积的尊卑等级名分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人人处在等级森严的伦理纲常的罗网中。这种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等级关系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及其深层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基础和轴心，影响到人们基本的社会观念、文化心态、思维特点。

　　毫无疑问，首先，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存在，使人们不得不考虑人与自然的统一问题，即“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由此认为宇宙天地是人的父母，万物皆人的同伴；认为人与“天”应有同等的地位，人是天地价值的中心。人与天地宇宙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异己力量的关系，应是“天人合一”的和谐统一的关系。宇宙和人类生命融通为一，人应忘掉自我，追求“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其次，传统的宗法血缘关系，使个人利益不仅系于家族的血缘关系上，而且又纳于家与国同构的网络中，这固然会造成某种局限，但其积极意义在于，它会促使人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保持一种整体意识，注意宇宙与天地万物的有机统一，注意自然、社会、国家的整体联系，对任何问题都有宏观思考和整体考察的特色。其三，由于大陆民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而以简单的生产工具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进行工作，没有坚毅不拔的精神难以支持。质朴无华，刚毅不屈便成为中华民族必须具备的素质。与此相关，“重民”、“利民”、“爱民”、“富民”、“厚民”诸种思想也必然出现。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人贵于物”的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而重人重民的背后，便是要求对人的实际问题的研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传统文化的发展背景，决定了传统的文化发展特色。中国的文化人几乎没有跳出“天人合一”思想框架思考问题。中国古人作画，强调主观情怀和天地神髓交融渗透，绝非西方画家采取透视法面对景物作真实描绘的方法。诗人作诗也如此，以为人之所以为贵，在于能得天地之情；文人所以可贵，在于能以已之心，参物之神，心与物妙合而达于天道。史学家以纪传体为自己主要的历史研究表述形式也是不足为怪的。只有纪传体这种多体裁结合的方法，才能有份量地反映出古代波澜壮阔的社会变化进程，记载“天”、“人”的演变，探求“天”、“人”的奥秘。本纪、世家，列传等作为史书的主要记事体裁，既满足了史家重要意识的履践，又是当时宗法血缘关系浓厚的家族和国家结构的一种理想表述手段。总之，纪传体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特有国情下的产物。

　　反观西方史学，就非如此。古代希腊罗马民族，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就与中国古代社会进程有很大区别。由于是群居环海诸岛，有舟船运输便利，工商业发展较快，宗法血缘关系消除得也较彻底。由于没有宗法关系的缠绕，没有冗繁的伦理关系的束缚，没有旧氏族贵族的诸种干扰，一些奴隶制城邦国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海洋民族显然不同于大陆民族，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他们对“天”的企求并不大。相反，他们更需要的是战胜大海，战胜天。所以在古代西方人心目中，“天”、“人”是对立的，“天”、“人”不应该统一，也无法统一。工商业的发展，更催使人们讲究自由竞争，追求个人利益，社会文化心理突出自我为中心，人与人、人与社会较对立。西方的历史进程决定了西方的文化特色和文化进程，从而也影响了西方史学的大体路径：(1)西方史学家不可能象中国史家那样去写天地万物，他们没有这样的渴望和要求；(2)由于要战胜自然界的各种挑战，又由于面临工商业方面的激烈竞争，所以“人”的问题成为一切问题的根本，人本主义是西方史学的主流思潮，研究“人”而不是“天”，“人”是西方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3)由此决定了以“人”为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而也决定了政治斗争史、战争发展史、人物传记等是当时史学的主要课题；(4)由人本主义的垂锱需要出发，注重探讨历史上人事的因果关系，关心历史发展动因的探讨。总之，西方的文化传统决定了西方史学只会以传记体、叙述体为主要史学体裁，而绝少有纪传体。

　　注释：

　　① 仑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② 高国杭：《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③ 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

　　④ 《孝经》引孔子语。

　　⑤ 《荀子·王制》。

　　⑥ 《周子全书·太极图说》。

　　⑦ 《新五代史·伶官传》。

　　⑧ 《新五代史·唐本纪六》载康澄语。

　　⑨⑩ 《新五代史·司天考第二》。

　　(11) 即《新五代史》卷五十八、卷五十九的《司天考》，卷六十的《职方考》。

　　(12) 《史通·总序》。

　　(13) 《夹漈遗稿》卷下《上宰相书》。

　　(14) 《西铭》。

　　(15)(16) 《程氏遗书》卷十一、卷六。

作者介绍：朱政惠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