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本乐理教材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期及其特征_刘莉

　第

25卷第9期　2010年9月宿州学院学报JournalofSuzhouUniversityVol.25,No.9

Sept.2010

doi:10.3969/j.issn.1673-2006.2010.09.041

我国基本乐理教材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期及其特征

刘　莉

(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摘要:从建国后我国音乐专业中的基本乐理教材发展出发,将此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建国初期以改良教材为主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我国民族乐理教材为主的时期;21世纪初以体现全球多元化教育观念的基本乐

理教材为主的时期。三个时期的乐理教材建设各具特征:改良时期是以李重光《音乐理论基础》为代表的以西方乐理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教材;民族化时期是以杜亚雄为代表的一系列有关我国民族乐理知识系统性探索的教材;多元文化时期有现代乐理知识教材、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基本乐理教材,以及对西方乐理、现代乐理、我国民族乐理三者之间结合的探求性教材。最后提出在今后乐理教材的构建过程中,我们既要延续传统,更要发展创新,以有利于这一教材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基本乐理教材;民族化;多元化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06(2010)09-0122-03

　　众所周知,我国近现代基本乐理教材的内容大多是上世纪20年代以来“西乐东渐”的产物,并在其不断中国化改良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建国以后这一基础理论知识更是趋于成熟化和多样化。本文试将这段发展大致梳理为“改良时期”、“民族化时期”、“多元化时期”三个不同时期,同时论述各个时期基本乐理教材建设的特点,希冀为新世纪我国基本乐理教材建设尽提供一些参考或借鉴。

准确性、教材的系统性、理论的实用性”

[1]

,在当时中

国的音乐专业教育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在其出版后的若干年中,我国自行编写的基本乐理教材大都是以其体系为蓝本的改良教材。

但是,斯波索宾的《音乐基本理论》在编写体系上是以西洋乐理为基础,是18-19世纪古典浪漫乐派时期以德奥为主的欧洲音乐中心地区的欧洲大小调体系以及专业创作音乐的应用技术基础理论的总结。随着我国音乐教育民族自主意识的增强,在不断发展的教学实践中逐渐发现原苏联教材在内容与风格等方面与我国国情有诸多不符之处,所选谱例缺少中国本土观照等弊端,不利于我国民族音乐的弘扬光大。这种完全靠翻译教科书维持教学的局面已难以为继。时至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批以“斯本”为范的中国人自编的乐理教材陆续相继问世。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李重光先生的《音乐理论基础》(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年版)。李重光《音乐理论基础》在基本体系上是以斯波索宾的《音乐基本理论》为蓝本,编入了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部分内容。这种做法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由于其成书较早以及指导思想的局限等原因,在西方音乐的时间维度上,如对浪漫乐派之后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某些近现代作品中的某些非传统的记谱形式等理论知识的扩展,以及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基础理论介绍都比较薄弱。虽然尚有诸多的不足,如时代、观念上的局限性,书中的一些问题也曾引起过异议和广泛的讨论,但就总体而言,《音乐理论基础》仍是“中国几代人进入音乐殿

1　“改良时期”基本乐理教材的发展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在国家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等诸多方面都以原苏联“老大哥”为典范。在

解放初期的十几年中,音乐专业教学中大量地采用原苏联的音乐教育体系与音乐教育理论,并翻译了大量前苏联的乐理教材及其参考资料。这其中有斯波索宾的《音乐基本理论》(汪启璋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55)、赫伐琴斯科编《音乐基本理论习题》(人民音乐出版社,1955)、伊柳兴着《基本乐理》(陈登颐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55)、瓦赫罗密叶夫着《基础乐理》(汪启璋译,上海音乐出版社,1957)、奥斯特洛夫斯基着《基本乐理与视唱练耳教学法论文集》(孙静云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57)等。在这些译著的乐理教材中,以斯波索宾的《音乐基本理论》一书最具典范,由于其所具有的“科学的思辨性、高度的概括性、概念的

收稿日期:2010-06-25作者简介:刘莉(1972-),女,安徽广德人,硕士,讲师,主要

研究方向:音乐学。

堂的奠基性的音乐理论教材”

[2]

,也是“使用时间最的乐理教材,并被

释,由于这是中国第一本传统乐理教材,所以在国内外引起高度关注,支持与反对的论战声彼此起伏,甚至持续七八年之久。2004年,杜亚雄先生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研究,修订出版了《中国传统乐理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增加了音色、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特征等章节,并同时将原有知识加以充实,这一著作的出版表明了作者将中国传统乐理作为一个可持续性研究的的主要课题,并不懈地为之努力,从而产生了新的成果。三年后,其与秦德祥先生又合作出版了《中国乐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一书,再次体现了他在该领域不懈的探索。《中国乐理》的完成则是作者在进一步虚心接受他人意见,而后在自我完善的前提下完成的。该书较前两部著作而言,自成独特体系,其目的是“编写一本能比较彻底地摆脱欧洲乐理窠臼、又能与之并驾齐驱、具有鲜明中国特色、自成体系的中国乐理著作”

[5]

长,再版次数最多,影响最大”

[3]

公认为我国自行编写出版的乐理教科书中最有代表

性也是最成功的一部。李重光先生的系列著作在其出版后的40余年里充分发挥了它在乐理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对我国基础乐理教学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功不可没的历史作用。但是,《音乐理论基础》自1962年出版至今虽有40几载,可其多次再印时都未能对基本乐理研究的最新成果进行及时地纳入与总结,其滞后的状态已不能适应当前乐理教学的要求。随着音乐艺术及音乐教育事业的普及、提高和发展,要求编写一部既有时代特征,又有中国特色的乐理教材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这一阶段的教材,除了个别文本,大多还都是以李重光先生的为蓝本而没有明显的超越与创新。但大多后来之作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修正并补充了一些新的知识。

由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基本乐理教材的特征是以李重光《音乐理论基础》为代表的,以西方乐理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改良教材。这些教材为我们几代人进入音乐殿堂确实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但是以西方乐理知识为主的改良教材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民族乐理知识的传播,使民族音乐理论成为装饰、点缀之物;并且大量改良乐理教科书中普遍存在着概念、定义不统一,术语、标记不规范等问题,使音乐信息的顺畅交流受到影响。

。可以说该书是以大文化为视角,用中国人

的思维方式论述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作者打破欧洲

乐理的惯常体例,从对音乐的文化观照着眼,从与音乐艺术相关的哲学与美学等宏观方而着手,渐次深入到音的性质、音高、节奏等技术层面,对中国乐理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相对深入详尽的阐述。《中国乐理》是一部更为全面和系统的讨论中国乐理的学术专著,为从事音乐学及艺术学、哲学和美学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阅读和参考价值。

此外,童忠良等编著的《中国传统乐理基础教程》(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和《中国传统乐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也是这一时期在中国民族乐理领域的有力的探索之作。内容更为突出教材的民族特色,体例更为完整。但就总体而言,这本教材还是没有完全摆脱西方乐理的框架。《中国传统乐理基础教程》以中国传统音乐的宫调理论为基础,全面系统地讲述了我国传统乐理中的重要问题,并立足于当前的乐理教学实践,不仅有传统的乐律学体系,同时吸收了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并且,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来看,书中的谱例与引文均也都标有详细的出处,便于学习者进一步查阅相关资料,进行更为深入的学习。尽管该书还存有不少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就整体而言,该书仍不失为是中国传统乐理教材建设中的一块重要的基石。《中国传统乐学》作为一本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以学过现今通用的普通基本乐理的读者为对象,书中所涉及的内容,主要为了适应音乐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和大学本科音乐学专业的教学需要,同时也可为对中国传统乐理有兴趣的读者作参考。其中,一方面介绍了中国汉族传播音乐形态的主要理论框架与基本论点,同时也探

2　“民族化时期”基本乐理教材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快速稳定发展的同时,音乐教育领域也表现出一个空前良好的态势。特别是1995年12月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的召开,推出了这一时期音乐教育界的一个新理念,即“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在对近代中国音乐教育受西方影响的正面与反面因素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音乐界人士提出了构建中国音乐基础理论课程体系。黄翔鹏先生在《建立我们自己的“基本乐理”———〈中国传统音乐180调谱例〉前言》一文中强烈呼吁:“中国人面对数千年来传统音乐的文化厚积,却戴人家的眼镜看路,穿人家的小鞋走路,长及一个世纪之久地使用着人家的音乐应用技术理论为学子们`打基础'。”

[4]

诸多的学界同仁们都强烈地意识到

亟待构建一套建立在现代科学高度上的、具有严密体系的中国音乐的基础理论。

1995年,杜亚雄先生的《中国民族基本乐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问世,该书从中国民族音乐的多方角度对我国传统音乐的基本理论进行诠

讨了少数民族音乐形态的某些问题。

由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基本乐理教材的特征是以杜亚雄为代表的一系列有关我国民族乐理知识系统性探索的教材。这一系列教材的问世体现了国人在中国传统乐理知识上的不懈探索,使我们在享受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不由感叹民族音乐知识的博大精深,从而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为新世纪中国特色基本乐理教材的编写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虽然在民族乐理知识的探求中也会存在概念、定义等科学性与规范性等问题,但这是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而逐渐走向完善的。

乐理领域的又一创新力作,虽然在《现代乐理教程》一书中已有一些记谱法的简要介绍,但就现代记谱符号和记谱方式的专题介绍而言,该书则是一部更为全面、系统、专门的教材,它对现代音乐的创作、分析、演奏具有指导作用。在此期间,施咏著《基本乐理的文化视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则是这一阶段对基本乐理文化层次挖掘较深的一本有关基本乐理的专著(教材),作者建议此书“可作为《基本乐理》课程的课外补充读物和乐理专题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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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性讲座的参考文献”。其对基本乐理的学科划分、课程内涵、教学目的等问题提出与以往不同的创新观点,体现多学科综合的理念,注重加强对音乐文化的全面考察与深层认知。该专著还十分重视母语教育,加强对本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分量,体现出基本乐理教材建设中的中国民族特色。

由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基本乐理教材的特征是呈现多元化趋势,既有补白性的现代乐理知识教材,也有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基本乐理教材,更有对西方乐理、现代乐理、我国民族乐理三者之间平衡点的探求。在新世纪多元文化观的指引下,基本乐理的教学也属于整个音乐文化的理论基础,其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其审美情趣,体现素质教育的精神和文化上的追求,而我们的教材建设则在这方面也要进行更多的思考。

3　“多元化时期”基本乐理教材的发展

　　随着音乐艺术及音乐教育事业的普及、提高和

发展,要求编写一部既有时代特征,又有中国特色的乐理教材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基于以上的音乐教育背景,这一时期乐理学科建设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一批较具创新意义的基本乐理新教材随之而出。这其中包括有《新乐理教程》(曲致致,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新概念乐理教程》(任达敏,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乐理新教程》(史季民、龚肇义,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等,这些教材的同一特点都有一个“新”字,且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别于以往教材,体现了音乐学者们编写基本乐理教材的创新思想。

20世纪现代音乐的兴起与繁荣以及国内外不断深入的理论研究,使当前大多基本乐理教材的范围已不适应这一日益发展变化的要求。逐渐脱离目前的音乐实际。为力求教学与实践的基本同步,不可缺少的现代乐理知识就必需进入基本乐理教学课堂。这一时期以此理念为指导的基本乐理教材就应运而生。如童忠良编著的《基本乐理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就是在原有的西方乐理知识基础上补充了中国传统乐理知识和近现代乐理的某些知识,西方传统乐理知识、中国民族乐理知识以及近现代乐理知识三者结合是这时期编写基本乐理教材的重要理念。

同时,为适应新世纪的教学需要,童忠良先生完成了其关于现代乐理的重要教材即《现代乐理教程》(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童昕编著的《现代记谱法教程》。《现代乐理教程》全书通过总结音乐研究的最新成果对现代音乐的基本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这部以现代乐理知识为主要内容的专著在我国尚属首例,是这一领域的创新之举,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在构建我国基本乐理教材体系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现代记谱法教程》是现代4　结语

　　通过对建国以来基本乐理教材的脉络梳理,我们了解到中国音乐教育中的基本乐理学科经过了建国初期的改良、民族乐理的探索、现代乐理的补充,进而走向了多元文化下新世纪中国乐理的学派构建。在这半个世纪的不断构建过程中,我们得出的经验是既不能“崇洋媚外”而全盘西化,也不能“墨守陈规”而夸大传统。我们既要做到延续传统,更要注重发展创新,只有这样我国的基本乐理教材才有可能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1]马东风.中国乐理学科的历史进程[J].中国音乐,2005

(1):106-107.[2]张玉红.“基本乐理”学科发展中的两本教材[J].中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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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35.[4]黄翔鹏.建立我们自己的“基本乐理”———《中国传统音

乐180调谱例》前言[J].中国音乐学,1996(2):6-7.[5]杜亚雄,秦德祥.中国乐理前言[M].上海:上海音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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