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淡平和中的生活迷思

　　“那时的台北还像是一个盆子，即使你站在盆底的一处不算高的地方，还是可以看到盆子的边缘和盆子里头所有的东西。而此刻我和魔术师站在天台上，一边是灯火辉煌的西门町，一边是‘总统府’的灯光。”（《天桥上的魔术师》）

　　 这就是当时台北的真实写照，而这个俯瞰的视角来自中华商场。自从上世纪60年代，台北市政府将中华路上用来收容二百万随国民党南渡移民的竹棚全部拆除，而在原地兴建中华商场后，这里就逐渐成为了当时台北的地标。八栋外形一致、分别被以“忠、孝、仁、义、信、爱、和、平”命名的巨大三层水泥建筑按照直线排列，连接着西门町与总统府，雄踞着整个城市中最为发达的商业资源，关联着整座城市人们的吃穿用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华商场俨然一副“台北之巅”的模样，站在这里的顶端可以俯瞰到整个台北。但这里上演的却注定不是商业巨子或王侯将相的时代传奇，因为看似如此庞大的集合体在当时被划分成了一千六百多个几坪大小的租户，而这些租户作为中华商场的构成要素，几乎清一色是徘徊在生老病死、柴米油盐中的市井平民。经过岁月淘洗，50年代作为城市贫民窟、“都市之瘤”的贫穷与六七十年代商业往来的极度频繁，在这里中和成了一种安居乐业的小市民生活，而这种世俗生活也因为历史的变迁以及陆、台混杂的社会状况而饱含着丰富性与典型性。

　　 《天桥上的魔术师》（以下简称《天》）作为一部短篇小说集，由故事性较强的《天桥上的魔术师》《九十九楼》等九个短篇小说与一篇具有后记性质的《雨豆树下的魔术师》组成，前九篇故事几乎都发生在中华商场，并且从这九篇中的最后一篇《流光似水》与《雨豆树下的魔术师》中，可以非常鲜明地看出作者意图用文字与故事来重塑当年辉煌一时的中华商场，以及一代人对已逝的事物与时间的回忆。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对于六七十年代的记忆，大多沉浸在狂热的政治氛围以及饥饿与暴力构成的生死边缘状态中，但在《天桥上的魔术师》里，这些六七十年代的故事却完全属于另外一种话语谱系，因而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台湾味道。

　　 “我比较喜欢‘爱’跟‘信’之间的天桥，因为那个天桥比较长。桥的另一端连结到西门町，上头卖什么东西的小贩都有，有卖冰淇淋的，有卖小孩衣服的，有卖烧饼的，有卖华歌尔内衣的……警察有时候来赶摊贩，但天桥的通道实在太多了，摊贩通常把布包一卷就顺便去个厕所再回来。何况警察常常慢慢走，以为每个摊贩都患痛风跑不动似的。”（《天桥上的魔术师》）在第一篇小说中吴明益就用一个本地儿童的视角展现出了台北中华商场中人们平凡而又安居的生活。在后文中也是一样，这种即便是最普通的小人物也能靠劳动获得尊严，有权势者不忙着欺压百姓的生活正是全书中台北叙事的主调。

　　 作者在小说中对童年视角的大量应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读者对生活细节的纠结，而相信这里就是一片衣食充足、人们不必徘徊在饥饿与寒冷之间的土地。在这里人们之间也没有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蔑视与仇恨，例如《强尼，河流们》中开皮箱店的“我”家要比“我”暗恋的开眼镜店的小兰姐家贫穷，但在这种贫富差距下小兰姐仍然十分愿意为我补习，并且当“我”家以普通而又廉价的水果作为感谢与报偿时，身在富裕人家的小兰也欣然接受，不以施舍者的姿态拒绝。在这里也没有那种带着死亡气息的心酸劳作或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残酷剥削，即便是像《唐先生的西装店》中“我”父亲那样稀里糊涂地在四坪大小的租户里卖着不懂内容是什么的旧书，也可以过上还不错的生活，并且为之后的牛仔裤生意攒下本钱。

　　 “商场的生意大概维持到九点左右，九点以后客人渐渐少了，大部分人要不是看港剧，就是坐在骑楼聊天。”（《强尼，河流们》）悠闲而又规律的生活与小孩子们的童年趣味相结合，再加上不时出现的与魔术相关的神奇片段，从感性出发，吴明益笔下这片土地就是这样平静、闲淡甚至略带散漫，市场规律乃至最基本的“物竞天择”带来的野心与焦虑在这里似乎没有土壤。

　　 然而如果将九篇小说进行统一分析，就会发现在这样的意境之下有着一些不和谐但却频繁出现的声音。九篇小说中，除去《天桥上的魔术师》《金鱼》《鸟》三篇之外，每篇小说都涉及到了主要人物的死亡，并且这些死亡都成为了小说的重要情节。如此高频率的死亡事件为《天》中的台北叙事蒙上了一层悲伤与迷茫的色彩，使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显现出了一种与衣食住行无关的别样之苦，对于这些人物死因的追寻则为与这片土地相关的阐释行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强尼，河流们》中的死亡事件涉及到一对年轻男女以及女方的父亲。故事讲述的还是小男孩的“我”暗恋邻居家年长七八岁的小兰姐姐，而小兰则与一名叫做阿猴的同龄男青年相爱。阿猴虽有些流氓气但是为人不错，并弹得一手好吉他，“我”对阿猴的敌意渐渐消失，并与之成为好朋友。阿猴应征入伍，在“我”的告知下发现小兰移情别恋，最后阿猴与小兰在火灾中双双死去，现场发现了阿猴从军营偷出的步枪，而早年丧妻的小兰父亲则在事件发生不久，因忧郁而毫无征兆地突然死去。当这里，人们的人生选择不再被饥饿、寒冷以及草菅人命的战争与政治斗争主宰，根植在人性深处的其他情感诉求便渐渐苏醒并不断放大。在吴明益笔下这显然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因为类似爱情般的情感乃至灵魂层面的空虚与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是无解的。曾经饥寒与集体性的政治狂热是压制人们情感的有效方式，然而在基本生活需求不成问题，但更高级与普遍的精神寄托方式没有产生之时，只有死亡才能让这些精神需求告一段落。这种空虚感时而为这里的人们带来生存的意义，时而折磨着他们，形成一种另类的、难以解脱的生命之苦。

　　 《天》中类似《强尼，河流们》的爱情悲剧中，传达出了属于台北印象的特殊味道。包括《金鱼》《一头大象在日光朦胧的街道》等篇章所涉及到的内容几乎都与早熟的爱情或空虚有关。而大陆当代文学在触碰类似的生活时，例如《透明的红萝卜》或《动物凶猛》，则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少年主人公设计成了与常人有别的特殊形象，这些少年要么如痛感缺乏、无父无母、不言不语的黑孩一般有着明显的自闭倾向，要么像《动物凶猛》中喜欢溜门撬锁、白日做梦的“我”一般在情感上极度敏感。大陆当代文学在用孩童视角窥探成人的爱情世界时，仿佛总是要借助人物本身的“病态”才能掩盖故事本身的“不合法性”，而《天》中的一系列主角却都是普通的少年形象，相关的生活困惑与空虚感也都自然流淌而出。这种差异没有对错或高下之分，只是在这种差异里我们能感受到同一时期内，以中华商场为代表的台北城市与大陆城市相异的生活味道。 　　 由此进一步深入，《天》表现了更加耐人寻味的生活迷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九十九楼》。小说讲述儿时的马克因父母吵架离家出走，父母遍寻中华商场的八栋大楼乃至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无果，三个月后马克才突然重新出现。他交代魔术师曾教他如何把厕所变成具有魔力的垂直电梯，再让自己以类似观看者的状态进入类似电影般的现世，在这种情况下旁人即使面对面也无法发现他的存在。在回忆之外，已经人到中年的马克娶了巴西北方部落的姑娘为妻，但妻子在怀孕期间却突然消失，马克像儿时自己的父母般遍寻台湾与巴西无果，最后上吊死在了一部垂直电梯底部的预留空间里，死后将近一个月才被人发现。

　　 在《九十九楼》中，这种与现实出入不小的神秘元素不仅因为文字叙事的独特性而合理，并且为有关生活感受的隐喻提供了空间。马克童年之所以进入异质空间是为了躲避母亲的寻找，后来妻子的消失也是马克不断寻找的相对行为，最后马克自杀时地点的选择显然也与想重新进入那个异质空间而不被人发现，或是想寻找已经消失的人有关。这篇小说中三段重叠的故事隐喻了一种类似于“消失”与“旁观”的莫名状态，这种状态恰与魔术表演的意旨类似，其中夹杂着台北城市人们对某种未知既向往而又恐惧的情感。

　　 在《一头大象在日光朦胧的街道》中，主人公也不止一次提到隐身术，其只有在穿上覆盖全身的大象服装时，才能肆无忌惮地观察来往路人，并从其中辨别出许多不愿想起却又偏在脑海中徘徊不散的故人。在《石狮子会记得哪些事？》中，“我”被庙中显灵的石狮子带到中华商场午夜空无一人的街上，心中虽忐忑不安但也因为前所未有的体验而觉得舒爽。这种“消失”与“旁观”的愿望几乎隐藏在小说每一个人物的行为当中。中华商场里的大部分人都不分昼夜安身于小小的租户里，而一千六百多个两三坪大小的租户又被密密麻麻地安排在了八栋几乎一模一样的水泥大楼里面，虽然这里是衣食无忧、极为繁华的所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被狭窄的生活空间与繁复而又几乎零距离的人情世故牢牢捆缚。有形的限制与惩罚尚可反抗，但这种束缚却既是根植在城市环境之中的客观现实，又是人们意识中理所应当甚至是保障生活之物。50年代贫困与脏乱的阴影在这里挥之不去，因此中华商场乃至台北式的城市生活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他们在进退维谷的状态下只能把自身对于现实的隐形焦虑以及对于这种束缚状态喜忧参半的情感融化到自己的日常行为中，进而体现出一种别样的生活迷思与生命之苦。

　　 “魔术师，魔术是真的吗？”

　　 “真的？坦白说，那要看你怎么说‘真的’……比方说，你觉得光是真的吗？”

　　 “你是说太阳那个光吗？”

　　 “对呀。”

　　 “当然是真的啦。”

　　 “可是你看得到光吗？”（《流光似水》）

　　 贯穿每一篇小说的那个天桥魔术师充满虚幻色彩，他的作用或许就是通过种种只有在文字中才可能实现的魔法提示读者，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或许正是生活的困惑所在。在魔术师的手中，真实与虚假总是完全混淆界限，一如《天》中的故事一般，对于生活的不解迷思本就在那被无数电影、文学、音乐镀金的老台北印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