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土地管理学科的发展史

新中国土地管理学科的发展史

已有 997 次阅读 2013-2-19 16:48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关键词:学科 中国 土地管理 发展史 五十载风风雨雨，三十年桃李满园

韩桐魁 华中农业大学

旧中国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土地是私有制，根本谈不上土地规划。解放后，新民主政权在东北接收了一批日本开拓团农场。为了让这些农场生产大批粮食供应解放战争前线和之后的新中国建设，有效地利用土地和提高农业生产力，于是向苏联学习，做农场的建设规划。

苏联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组织起成千上万个集体农庄，随之进行了各农庄的土地利用规划。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红军提供了充足的农产品。到了50年代，苏联已经摸索了一整套土地利用规划的科学技术和经验。

早在彼得大帝时代就有了土地张良技术学校。十月革命后，在这种技术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莫斯科土地规划工程学院（即现在的莫斯科土地规划大学），另外在一些农业院校也设立了土地规划工程系。

我国建国初期，先是在东北，后来又在新疆等地，请苏联专家组 帮助我们进行国营农场土地利用规划，并开办训练班。

但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耕地规模由几亩、十几亩扩大到几千亩、几万亩，必须进行土地利用规划，当然就需要大批的土地规划技术人才，于是就采取了三种方式培养。

1.苏联专家在中国办班：由农垦部、农业部在黑龙江省友谊农场、北京双桥农场办土地规划技术培训班。从农业、农垦、高校抽调技术

人员和教师参加培训。如黑龙江省的刘福华、尤文郁等。这其中也有跟随苏联专家一块开展国营农场的规划工作，以山、水、田、林、路、村为一体的土地规划设计。成果必须有三张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规划图和施工图以及必要的附图和附件。在东北和西北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农场规划，其成果直到现在还起作用。特别是培训的人才，在后来的土地规划与管理事业中起到了骨干作用。

2.东北农学院培养的人才。1956年为了适应农业集体化的需要，农业部委托东北农学院从本校和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抽调20名本科毕业生组成师资班。由苏联专家齐斯金和布琼尼等教授讲课，俄语教师当翻译，一年讲课，一年到全国实习。与此同时，在东北农学院兴办土地规划系，招收6个班的学生。因为苏联的土地规划侧重在工程技术方面，所以，招收的是理科学生。该专业一直办到文化大革命培养了几百名专业大学生。

3.国家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前后派了三批：第一批1954年将三位在哈尔科夫农学院林学系在学的学生转学土地规划专业；1955年由国内派遣十名到莫斯科土地规划工程学院学习；第三批1956年派出24名到哈尔科夫农学院土地规划系学习，由于各种原因，毕业时只有18名。

上述三个渠道培养的土地规划专业人才就构成了“文化革命”前土地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1958年大跃进，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头脑发热，浮夸的口号响彻天空，“十年超英，二十年超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土

地规划随着浮夸风，远离了科学，山上开耕地，水中建新村……。当然，这都不是我们规划专业人员干的，使土地规划成为浮夸的代名词，声誉扫地。到上个世纪60年代，农村都怕规划，称之为“鬼话”。规划队伍只有东北和新疆农垦、军垦区还保留着，而在内地几乎都改了行。

1960年当时的华中农学院农经系根据省教育厅的决定停办。61届的学生转到当时的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师不动，于是学校决定成立土地规划系。从东北农学院师资班调来刘伯韬、封居尚两位年轻的教师。同年，由苏联莫斯科土地规划工程学院毕业的陈双壁、张冀英被分配到华中农学院任教。1961年，又从苏联哈尔科夫农学院土地规划系毕业生中分配了韩桐魁、陆红生来华农任教。同年按工科招收土地规划专业本科新生33名（其中一名赵先瑜因年龄大，家庭负担重就退学了）。

1962年中央下达“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之后，土地利用规划专业在调整之列，于1962年停办，该班学生上了地形测量和地图编绘基础课之后，转到了土壤农化系。测量教研室和土地规划教研室随学生转到土化系。土地规划专业教师从61年秋开始下到湖北几个农场，一个一个地完成测量和规划工作，到1963年先与长江水利委员会合作去河南从事南水北调的鸭河口灌区，即南阳地区几个县的土地利用规划，下半年又参加农业部土地利用处组织的江西省高安县土地规划试点。在大量科研、实践的基础上于1964年编出了自己的《国营农场土地规划设计》教材，为61年招收的那个班到南湖

对面的绣球山分场开展现场规划教学工作。因此，这个班读了五年，毕业后多数从事土壤和土地管理领导工作。

党的11届3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发展有了方向，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不吃“大锅饭”了，把承包的土地当作自己的财产，土地问题提到了日程上，当时全国仍然从事土地规划工作的几十个专业人士，出于专业的本能，看到全国土地形式很严重（当时主要是乱占耕地盖房、烧砖），于是“揭竿而起，大喝一声”。

1979年11月21~26日由华中农学院牵头，与西北农学院、南京农学院共同发起，在武汉东湖宾馆，召开了全国土地问题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中央农业部、农垦部和14个省、市、自治区、农业出版社等28个单位的40名代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华农学会副理事长、农业部土地利用局局长张心一，以82岁高龄，只身从北京专程来武汉参加会议。在开幕式上，张老说：“土地问题太重要了，一定要很好的管起来，要杜绝浪费，要充分合理利用土地，要及早颁布土地法，成立土地管理机构，把土壤普查和农业区划的成果落实到田块上，必须开展土地规划工作，为此，要培养土地规划的技术人才，……，今后我们要把土地规划工作开展起来，紧密结合中国的情况，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创造中国的土地利用科学。”

张老回到北京以后，在中华农学会上，把东湖会上的呼吁书散发了3000多份，引起了全国的重视。1980年9月在武昌八一路401招

待所召开会议，与会者只有20多人，成立了湖北省土地学会，比全国土地学会早三个月。

但是中国的特点是领导不认识，群众说了不算。1980年10月在京西宾馆开全国农业区划工作会议，国家农委主持。负责大会秘书处工作的几位土地工作者，会同与会的同行，议论起重视土地管理工作，在起草大会总结报告时，把重视土地管理、成立土地管理机构、制订《土地法》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写了进去，指望中央领导在报告中能提出来，但是领导们此时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在当时身为副总理的万里做大会总结时，一看稿子就丢到一边去了，即席讲了之前的中央会议精神，可以说，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土地工作仍然在农业部土肥局的土地利用处2-3人应付着。（一个是肝硬化，长期上不了班）

1980年12月在北京呼家楼，解放军后勤招待所召开了全国土地学会成立大会，全国114人参加会议，总算有了全国性的专业学术组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筹办了土地利用规划专业并于1981年招收“文革”后的第一届学生。当时，我们告诉农业部土地利用局（1981年春由土地利用处改为土地利用局）马处长（就是后来国家土地局的马克伟局长），我们已经招生了，他当时说，如果分不出去怎么办？我说：“土地管理形势必然很快发展起来，这不是卖菜，到市场就买了。四年后等你要专业人才时就来不及了，不过你放心，我们在课程上加一些经济课，到时候不行，我让土管专业的毕业生和

农经学生一起分配。”（当年秋天开学，张巧玲）到了1984年土地利用局业务扩大了，各省也设立了土地管理机构，急着要人，我们只好把农经专业的优秀毕业生推荐到农业部土地利用局，等到我们81级土地管理专业毕业班毕业时，即1985年已是供不应求了。

随着包产到户，农民出于自身的利益纷纷在自己分的耕地上盖房子，从武汉到北京，特别是河南一带田中间如繁星一样，盖起了红砖平房。全国的土地形式非常紧张。1985年5月在长沙召开南方13省农田工作会议，农业局长们纷纷呼叫，耕地被蚕食的很厉害。到这个时候，作为国家农委主任、农业部长的何康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会议总结时，他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土地没人管。旧社会，农村有土地庙，城里有城隍庙，就是国民党时期，还有地政署，现在我们国家的土地没人管，那怎么行？一定要管起来。”会后，何康部长在国务会议上做出了专题报告，当官的一通了，事情就好办了。中央决定，全国成立土地管理局，从上到下；迅速起草《土地法》，由于土地问题越分析涉及的面越广，而且当时想到的都只是土地管理问题，范围只好缩小，从《土地法》变为《土地管理法》，反复修改，据说大小修改了200多次，才初步定稿，这说明土地方面的法律基础准备的很不够。到了1986年，机构也成立了，法律也出来了，但是在各级行政领导头脑中时勉强的，并不积极，土地机构的职能也不确定，在各级政府开会时，土地局长都无话可谈，坐在后面。这时土地管理问题已经被动了。

没过多久，问题出现转机，湖北省枝江县的董市有一块放荒的土地几十亩，当地兴建工厂，土地使用费一次卖了40万元，上交县财政，枝江到当年年底，县财政收入90万元，一笔卖地收入占了近一半，县里高兴了，知道了土地可以生财，土地局长的地位马上提高了，开会请到前面来。一段时间地方财政完不成计划，到9、10月份，领导就请土地局长谈话，土地局长成了当地的财神爷。“土地财政”从此开始了。

我们在课堂上讲土地的重要性时，常举例香港地产是香港财政的四大支柱之一，内地也领会了。“事情都是两面的”，从不重视到重视，从资源变成资产，一发不可收拾。应该承认，各级领导对土地重要性的认识还是很迟的。致使土地问题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局面。第一次土地资源调查时，中央并不重视，作为主管领导何康同志说：能达到70%的准确度就行了。当时还是处长的张巧玲说：既然只达到70%，那就不必花几十亿经费去调查了，新亩折旧亩本身就差30%，所以第一次土地资源调查的准确率是比较低的。以后很长时间各地各类土地面积都是大概的数字。

国家对土地所指定的方针、政策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即使有政策、法规也存在许多漏洞，使一些有路子、有后台的人抢先下手大发土地横财，对土地的管理至今仍感觉被动。

从高等教育层面上讲，教育部在土地管理问题上，也显得迟钝，我校土地管理专业1981年开始招生时，上报教育部学科组，当时的

回复是“土地管理还培养什么大学生”不同意，后来讨价还价，定了个“土地规划与利用专业”。

至今，在国家学科目录上也没有土地科学，作为土地管理安排在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之下，与行政管理，教育管理，公共卫生管理并列，这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看积极的一面，土地管理事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土地科学教育的发展。

过去，只有地学：地理学、地质学等，没有土地学。到目前为止，土地学科已经出版著作的有土地管理学、土地经济学、土地行政学、地籍学、土地利用规划学、土地资源学、土地利用学、土地生态学、土地伦理学等等。当然，这还都是不太成熟的成果。

土地教育发展的飞快，上世纪50年代只有东北农学院有土地规划系，60年代初又有三所上马：华中农学院、南京农学院与河北农业大学，华中农学院招了一届学生，其他两所没等招生就下马。而今，全国土地管理专业在大学和大专近上百所学校兴办了。

我校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经过50年的发展，特别是后30年已培养了全日制大学毕业生29届，1300多人，在土地资源貂蝉和土地管理机构建立初期，应形势的需要，举办了多期一年、半年、三个月、二个月的培训班，有全国的，也有中南五省的和深圳、江西、河北、河南部分市、地区、县的班，大约2000多人，最初培训的各省学员，在工作中都成为土地规划管理部分的领导和技术骨干，还有几个省的2年制的专业证班约500人左右。

自1984年招收硕士生以来共培养了硕士（含在职申请学位的）400多人，1993年到现在已取得学位的博士生90多人。到目前为止，毕业生分布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省份，出国深造和定居的约30人左右。

我校现有两个本科专业：土地资源管理和工程管理，已建成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较为先进齐全的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文献资料，并已形成土地资源管理从本科到博士的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从招生到就业整体上在健康的发展着。最后我想用《咏梅》结束我的发言：“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