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的社会支持网

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

张文宏 阮丹青

社会网是指由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个人的社会支持网是由具有相当密切关系和一定信任程度的人所组成的。社会支持网在规范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它也是个人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从一般意义上说，社会支持指人们从社会中所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

西方的一些同类研究表明，亲属和朋友在个人社会支持网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亲属当中，配偶、父母和成年子女比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发挥的作用更大。另外，配偶提供社会支持的范围也是最广泛的，人们倾向于从配偶那里获得精神性、工具性和社交性的支持；父母和成年子女也彼此提供精神性和工具性的支持, 但西方人向朋友寻求的主要是精神性的支持，邻居作为社会支持网的成员主要是由于其在地理上的邻近性。而同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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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网中仅仅发挥着边际性的作用。

有关中国城市社会网络的研究也揭示了亲属关系的重要支持功能，2然而中国和西方社会网络的比较研究发现，亲属角色在中国发挥着更特殊的支持作用，同西方相比，中国亲属的支持作用更突出地表现在工具性支持而非情感支持或私人事务中，但是同事在中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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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民的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

本文将运用1996年“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问卷调查的资料，对城市和农村居民个人财务支持和精神支持网的规模、构成模式进行比较研究，试图发现其类似性和差异性以及造成这种类似性或差异性的结构或文化因素。

研究方法

1. 抽样方法。本文所用的资料来自1996年“天津城乡居民的社会网研究”, 调查地点是天津市城市中心区和农村地区。

城市样本的抽样程序是：（1）从天津城市中心6区中的每区随机抽取3个街道办事处， (2)每个街道办事处随机抽取1个居民委员会，(3)每个居民委员会中再按照居民户口花名册随机抽取33户左右的家庭。(4)在每个被抽取的家庭中抽取18岁以上、出生日最靠近*

*

本文是第一作者主持的“中国城乡居民的社会网”研究项目的系列成果之一。该项目的研究获得了美国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学术联合学会（ACLS ）的资助。感谢边燕杰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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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的城市居民作为本次调查的访问对象。城市地区共获得有效样本601个。

农村样本： 天津市的农村居民分布于4个近郊区、3个滨海区和5个县。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同质性较强，农村样本的抽选区域限定为4个近郊区中的西青区和5个县中的宝坻县。宝坻县的人口规模、农村工业化水平、农民人均收入、县城到市区的距离，在5 个市辖县中均属于中等。4个近郊区都与市中心区接壤，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农民人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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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模差异不大。因此，选择西青区、宝坻县抽取农村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农村样本的抽样程序是：(1)从西青区随机抽取3个乡(镇) 、从宝坻县随机抽取4个乡(镇) ；(2)每个乡（镇）中随机抽取3个村民委员会；(3)从抽出的每个村民委员会中再根据农民家庭户数占抽样总体的比例从户口花名册中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户(30户左右）；(4)在每个被抽取的户中再抽取18岁以上、出生日最靠近11月5日的农村居民作为本次调查的访问对象。农村地区共获得有效样本598个。本文的分析包括18-65岁的503个城市样本和334个农村样本。

2. 量表设计。问卷的第一部分是关于被访者本人的背景情况。第二部分所包括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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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网的11个网络问题，参考了美国和荷兰社会学家的设计方案。财务支持网成员是按照如下问题选择的：“假如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会向谁借？”精神支持网成员的选择标准则是下面的问题：“如果您心情不好，想找人谈谈，您会找谁呢？”在访问中首先由调查员依次记下被访者针对每个问题所提到的所有人的姓名，然后再由调查员集中询问被访者所提到的前5个人的详细情况。因此，被访者在上述两个问题之下提到的人分别成为本文分析“财务支持网”和“精神支持网”的网络成员。

本文将集中分析城乡居民社会网的两个方面：网络规模和网络构成模式。网络规模指构成一个人的社会网的全体成员的数目。网络规模是测量一个人的社会资源拥有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网络构成模式指被访者与网络成员的具体关系。在本文的分析中，不包括年龄小于12岁的网络成员和网络规模为零的被访者。

研究发现

本部分将首先描述城乡居民财务支持网和精神支持网的一般特征，然后对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的类似性和差异性进行比较。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民和农民的社会支持网规模究竟有多大？他们向什么人寻求特定的社会支持？

财务支持网 农民财务支持网的平均规模是2.1人，3.9%没有提到任何人。在网络构成方面，农民更可能提到亲属而不是非亲属。平均67.7%的财务支持网是由亲属构成的，76.7%的农民至少提到了1名亲属。

在亲属关系中，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比父母和子女发挥着更大的财务支持作用，前两种关系的平均百分比高出后两者的2倍以上（27.6%+21.9% 对 14.3%+ 2.7%）。31%以上的农民至少提到了1名兄弟姐妹或其他亲属，只有18.6%的被访者提到了父母。在非亲属关系中，同事、朋友和邻居的构成百分比及被访者提到该关系的比例类似。

市民的财务支持网呈现出与农民类似的特征。其平均网络规模也是2.1人，11%的市民没有提到成员。像农民一样，市民也更可能选择亲属而不是非亲属作为其财务支持网的成员。平均60.5%的网络成员是亲属。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比父母和子女发挥财务支持的功能更强(21.3%+17.2% 对 9.3%+10.6%)。与农民不同，市民的同事和朋友比邻居发挥着更大的财务支持作用。

精神支持网 农民精神支持网的平均规模为2.6人，1.5%的农民被访者没有提到任何成员。亲属关系虽然在精神支持网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它的作用不如其在财务支持网中4

天津市统计局编，1996，《天津统计年鉴（1996）》, 中国统计出版社，第447-464页。

Burt, Ronald E.1984, “Networks Items and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Social Networks 6:293-339, Van der Poel ,li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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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明显。在农民的精神支持网中，平均57.5%的成员是由邻居、朋友、同事和其他非亲属构成的。换言之，非亲属在农民精神支持网中的重要性大于亲属。

在亲属当中，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发挥着比父母相对重要的精神支持作用，而子女的作用非常弱。配偶的精神支持作用令人惊奇的小。在本次调查中，虽然94.9%的农民是已婚者，并与配偶居住在一起，但是，仅有23.7%提到了配偶；在非亲属当中，朋友和邻居的精神支持作用相当明显。事实上，33.9%的农民被访者至少提到了1名朋友，38.3%至少提到了1名邻居。

市民精神支持网的平均规模也是2.6人，网络规模为0的被访者仅占0.8%。在城市，平均49.5%的网络成员是亲属，亲属和非亲属似乎发挥着同等重要的精神支持作用。配偶的作用也表现得非常弱。虽然85.4%的城市调查对象是已婚者且与配偶居住在一起，但仅有22%提到了配偶。在非亲属当中，同事和朋友的精神支持作用更大。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初步发现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模式的类似性和差异性。但是，若想确定城乡居民在社会支持网构成上是否真正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就必须把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其他因素考虑进去。该次调查显示市民被访者比农民被访者提到了更多的亲属。但是，同农民相比，市民年龄较大，女性偏多，教育程度较高，所有这些因素或其中的某个因素有可能导致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中亲属关系的比例有较大的差别。

表1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乡居民财务支持网的构成模式不存在明显的差异。惟一的例外是邻居，农民比市民更可能把邻居选作财务支持网的成员。然而，表2表明，虽然城乡居民在提及配偶时不存在什么差别，但市民比农民更可能在其精神支持网中提到亲属。在亲属的特定类型中，仅仅在选择子女关系时存在着差异。在非亲属关系中，农民比市民更可能提到朋友和邻居，市民比农民更可能提到其他非亲属（主要是同学）。

表1城乡居民财务支持网构成的回归分析a （N=763）

依变项 配 偶b 居住地(农村=1)

-.439(.505) ***

性别(男=1) -.300(.379

)

年龄 .456(.159)

**

年龄的平方 -.005(.002

)**

教育c 初中

-.712(.507)

高中 -.878(.620

)

亲属(不含配偶) -.152(-.062)

同 事 .022(.013).223(.359)*** .065(.039).031(.427)

朋 友 .062(.042).160(.286)*** .163(.110)** -.002(-.027)

邻 居 .111(.087)*

.133(.279)*** .103(.081)*

.045(.804)*** -.0005(-.769)**

-.106(-.082) -.064(-.043) -.056(-.027)

其他非亲属 -.034(-.039) .065(.198)*** -.007(-.008) -.019(-.504)* .0001639(.376)

.071(.079) .090(.089) .179(.123)**

网络规模 .637(.121) .385(.417)

*** -.311(-.127)***

-.067(-.625)** .001(.559)**

-.138(-.055) -.121(-.042)

-.0003(-.378)

.071(.042).143(.074).048(.018)

-.00004(.060)

.124(.081)-.019(-.011) .122(.049)

大专及以上 .340(.701) -.330(-.08

1)

13.769(3.531常数

) ***

R 2 R2

_____

.2.164*** .208

-.982** .141

-.254 .102

-1.074*** .112

.411* .086

a 数值是非标准化的多元回归系数，括号里的数值是标准化的回归系数。依变项是网络规模和属于特定关系范畴的网络成员的数目（如，一个调查对象提出的朋友的数目）。

b 配偶一列的数值是逻辑回归的结果，括号里的数值是标准误差，X 2=45.261，自由度=8，P=.0000。 c 参考群体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 *p

表2 城乡居民情感支持网构成的回归分析a （N=827）

依变项 配 偶b 亲属(不含配偶)

同 事 朋 友 -.082(-.043) )*** .014(.007) .038(.471)* -.0004(-.392) .153(.078) .239(.109)* .207(.067) -1.171** .133

.140(.082)* .134(.220)*** .117(.070)* -.057(-.792)*** .001(.787)*** .209(.121)** .159(.082) .106(.039) .974** .081

邻 居 .429(.226)* .200(.296)*** -.035(-.019) .041(.514)* -.0004(-.450)* -.127(-.066) -.090(-.042) -.154(-.051) -1.085** .159

其他非亲属 -.129(-.121)** .067(.176)*** .031( .030) -.030(-.669)** .0003(.487)* .013(.012) .008(.007) .260(.152)*** .765*** .119

居住地(农村=1) .080(.212) -.371(-.15

4)*** ***

性别(男=1) .506(.175)

**

年龄 .179(.056)*

*

年龄的平方 -.002(.001)

**

教育c 初中

.147(.241)

-.216(-.091)**

-.020(-.198) .0002(.162)

-.271(-.111)**

高中 .171(.280) -.344(-.12

6)**

大专及以上 .687(.350)* -.539(-.13

9)***

常数 -5.758(1.20

7)***

R 2 R2

网络规模 .130(.060) * .346(.404) .231(.336

1.000* .197

_____

a 数值是非标准化的多元回归系数，括号里的数值是标准化的回归系数。依变项是网络规模和属于特定关系范畴的网络成员的数目（如，一个调查对象提出的朋友的数目）。

2

b 配偶1列的数值是逻辑回归的结果，括号里的数值是标准误差，X =30.104，自由度=8，P=.0002。 c 参考群体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

*p

上述的研究发现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亲属在城乡居民的财务支持网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亲属在精神支持网中的作用也相当重要，但其重要性不如在财务支持网中那么明显。事实上，近40%的城乡居民在其精神支持网中并没有提到任何亲属或配偶。亲属在财务支持网和精神支持网中的作用有程度上的差别，而这个倾向在农民中表现得更明显。(3) 在亲属中，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发挥着比父母更大的作用，这种倾向特别表现在财务支持网中。子女在两种支持网中发挥的作用都非常小。配偶在精神支持网中发挥的作用也相当弱。 (4) 同事和朋友在精神支持网中的作用比其在财务支持网中的作用更大。在农村，邻居在财务支持和精神

支持两方面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讨论

第一个研究发现是，亲属关系在社会支持网特别是财务支持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重要性并未随着宏观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而显著降低，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表现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工具性支持领域。这个发现与家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总是占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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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位置不无关系。此外，制度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家庭关系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1949年以后，在中国长期实行的户籍管理、对职业和居住流动的限制性政策及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住房的相对短缺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家庭关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第二个研究发现是，亲属在精神支持网和财务支持网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要发掘亲属在两种不同支持网中发挥不同作用的原因，必须讨论中国家庭关系中的不平等结构。传统中国家庭制度的另一中心特征是严格按照年龄、性别和代际划分的等级制。不同家庭成员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在中国传统家庭中，按其重要性来说，依次是父子、兄弟姐妹和夫妻关系。这三对基本的家庭关系，每一对都是不平等的，前者对后者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在涉及到相当信任程度的个人问题时，如本研究的“心情不好想找人倾诉”这类私人问题时，人们往往希望找一个地位平等的交谈对象，而不至于因为地位不平等从而使拥有权力的一方控制或干涉自己的私人问题。农民更倾向于到家庭之外寻求平等的精神支持对象，并不是他们的交往范围更广泛、交往观念更现代，而是他们在家庭范围内找不到足够的地位平等的交谈对象。这是不平等的家庭关系结构的直接后果。同家庭关系相比，与邻居、朋友和同事等非亲属的关系则更趋向于平等。总之，中国农村家庭关系的不平等结构影响了亲属之间的情感支持，而城市居民相对平等的家庭关系则促进了亲属之间的精神互动。这也许就是在寻求精神支持时市民更倾向于选择亲属，而农民更倾向于选择非亲属的文化原因。

至于被访者很少把自己的配偶选作精神支持的对象，也可能是由夫妻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造成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结果并非由于被访者在选择精神支持网成员时忘记了提及配偶。对“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项目中其他支持网的分析发现，在回答“重大生活变动问题的咨询”和“患病照顾”两个网络问题是，市民分别有49%和53%提到了配偶，农民则分别有56%和72%提到了配偶。

第三个研究发现是，无论是在精神支持网还是在财务支持网中，邻居在农村的作用均比在城市更重要。对于这个发现，并不能仅仅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我们认为，这与城乡居民不同的居住结构和居住稳定性有关。在农村社区中，以居住地形成的地缘关系是非常稳固的。同市民相比，农民极少作出迁居的决定，由此形成了相当稳固的邻里关系。此外，在一个村落社会中，除了亲属之外，其他人均可归入广义的“邻居”范畴，特别是在规模不大的乡村。而城市居民的居住稳定性则不那么强，由此造成了城市邻里关系的相对不稳定。另一方面，农村以胡同里巷式的平房为主的开放式住房结构有利于邻里之间建立密切的交往关系，而城市以公寓式单元为主的封闭式住宅结构则容易形成“老死不相往来”的邻里关系。

在两种社会支持网络的构成中，均可以发现兄弟姐妹被选择的比例高于父母。在财务支持领域，父母的作用不及兄弟姐妹重要，与他们的平均经济收入相对较低直接相关。 而在精神支持网中，选择兄弟姐妹的比例高于对父母的选择，与同辈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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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C.K. 1959, 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普遍高于父辈有关。一般来说，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可能为寻求精神支持的人提供有效的帮助及实质性的信息。

最后谈一下朋友在精神支持网中的作用。我们的研究发现是，朋友在农民的精神支持网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这种差异是否确实存在，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与朋友关系界定的不精确性有关，它往往是人们不能具体界定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时形成的一种模糊标签。无论城乡居民对“朋友”这个称谓的界定有何不同，但至少说明在大家彼此了解、相互熟悉的互识性农村社区中，“朋友”可能是提供精神支持的最大群体。因为在农村社区中，人们对社会角色的界定更不明确。除了亲属、邻居和少数相对不太固定的同事关系之外，其他的社会关系均可归入广义“朋友”的范畴。而在城市社区中，由于长期的工作关系而形成的同事关系实际上扮演着朋友的角色。在城市居民的选择中，同事是提供精神支持的最重要的一种非亲属关系。此外，市民比农民提到了更多的其他非亲属（主要是同学），而在农村样本中，则不存在类似的情形。如果把关系密切的同学也包括在朋友的范畴内，那么，在城乡居民精神支持网的构成中，则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差异。

（原文刊载于《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原文约19000字。作者张文宏时系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阮丹青时系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社会学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