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演讲|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杜宁凯:逐渐开放的美国精神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 杜宁凯

翻译/黄雨婷

1987年，哲学家艾伦·布鲁姆发表了一部颇具争议的著作——《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正如女权主义旗手卡米拉·帕利亚后来宣称的那样，这部作品打响了“文化战争的第一枪”，触发了保守的传统主义价值观同激进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对抗。

总体而言，布鲁姆的这部著作针砭时弊，富有哲理，本身亦是一部自传体回忆录。此书一经出版，即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大论战，议题涉及大学生活、人文学科的地位，以及布鲁姆所谓的“灵魂的状态”。精装本销量接近50万册，在长达4个月时间里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保守派评论家罗杰·金巴尔在《纽约时报》书评中这样写道，“对于所有心系本国文科教育状况的人来说，这都是一部必读作品”；作者“（对现实的）慨叹、广博的知识面和透彻的洞察力”倍受金巴尔赞赏（后来，金巴尔本人也对美国大学现状进行了猛烈抨击）。另一批学者则不以为然，他们纷纷揭露布鲁姆对古典时代以及美国高等教育特性的错误论述。

25年后的今天，美国“文化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然而人文主义者难免会怀念那段岁月，因为在唇枪舌剑的背后，许多争论者都认同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布鲁姆的枪口对准了60年代一批“激进”的师生，对此，美国许多保守派人士总会联想起同时期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然而，站在80年代末的视角，布鲁姆和其他评论家对60年代人的口诛笔伐，与其说是针对他们的政治激进主义，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未能坚守开放性和相对主义的道德与知识立场。不得不承认，针对布鲁姆对现代大学的指摘，我很难置身度外，因为书中明确抨击的学科架构正是本人学术生涯的写照。他在书中这样写道：“评判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生活应以自然为标准。这就是为什么哲学，而非历史学或人类学，才成为最重要的人文学科。”布鲁姆将历史学和人类学等同于文化相对主义学说，并认定此类学说“成功打压了西方世界曾普遍持有的知识帝国主义的论调，将西方文化仅仅视为众多文化分支中的一支”。在他看来，“当前关于开放性的教育完全没有关注天赋人权”，这种教育被某种片面主张“初始即有缺陷”的历史主义玷污了。历史学应当树立道德典范，而文化研究应当肯定某些原则凌驾于其它而超然存在。

当然，以下两点是布鲁姆无法接受的：第一，文化和文明研究可以同时具有批判性和道德教育意义；第二，道德观本身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得以广为流传，作者的观点在保守主义政治文化氛围中能够屹立不倒，不仅说明了越战后美国的学术（和社会）变革使人们深感不安，而且也反映出国民普遍不愿接受美国在二战期间及其之后的几年里登上了世界舞台。二战期间，美国曾派驻军队前往世界各地，包括以中华民国盟友的身份来到中国战场。直到那时，美国方才意识到自己对世界所知甚少。战后，一批美国大学斥巨资启动了“地域研究”，联邦政府及包括福特、卡内基、洛克菲勒在内的私人基金会也开始资助全球语言文化研究。此类研究的带头人大多是战时曾协助美国政府认识世界的那批学者。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和世界古典文明等领域的专家纷纷前往顶尖的地域研究中心接受培训，他们后来也被全国各地高校聘为本科课程教员。

在此背景下，我开始专攻南亚研究。当时正逢越战，美国的亚洲政策和西方文明的道德形态遭到学生的普遍抨击。美国精神进一步开放，人们不仅愿意接受其他文明的价值观，而且承认这些价值观反衬出美国自身传统中一些根本性的道德缺陷。当然，布鲁姆极力否认这一点，尽管他对苏格拉底时期的古希腊持有一套奇特的看法，认为多数人承认世界其它地区的重要性即是美国精神走向封闭的新标志。对地域研究的攻击也来自其他意识形态流派，其中最重要的或许便是文学批评家兼政治实践家爱德华·萨义德在其富有影响力的著作《东方主义》中所发表的评论。萨义德指出，西方学者发表的关于东方（中东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学术著作，往往一方面赞叹各地的古老文明，另一方面强调西方学术研究在挖掘和诠释这些文明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啻于在学术上，而且也是在政治上鼓吹西方霸权。

历史主义者研究的一项新热点即是追溯知识与权力的世代纠葛。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显然是这一思潮的产物。同时，萨义德的作品也受到了米歇尔·福柯的理论启发。这部历史主义者的著作主要关注殖民主义，而殖民主义也为了解所谓的“第三世界”提供了现代背景。此书揭示了许多关于东方的结论是如何直接或间接地为西方殖民统治服务的，并进而审视了有关古希腊及古罗马时期的知识如何逐步成为西方精英文化教育和价值观的核心，尽管在此过程中莎士比亚成为了教学课程的新典范，因为在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有必要将一批名正言顺的英国文化偶像引入当地大学教材。然而，当那些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也同样致力于挖掘其悠久而璀璨的文明，特别是当这些国家把普世价值观视为西方价值观予以摒弃，不将其作为能帮助它们超越历史包袱、遏制传统宗教观念（往往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之现代表达形式的自有价值观时，历史主义者的作品必然会遭到颠覆。

在我看来，尽管现有的历史主义者作品标志着作为“西方”认知手段之一的地域研究已“走向成熟”，此类作品却也孳生了各种形式的本土主义。就地域研究、文化研究、伦理研究，以及其他有关边缘化民族和历史的新研究而言，这些新认知手段均以对话作为其根本特征，而本土主义正在威胁此类对话的进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主义者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布鲁姆的慨叹和担忧之一，即道德教育已变得极端消极和封闭。同时，人们意识到世界正变得日益全球化，在许多方面实现了互联，其发展速度和势头也超乎想象，这就要求不同文化、文明、民族和派别之间能更加开放、透彻、紧密和卓有成效地开展对话。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方法诠释美国及其它地区的文化战争，即转而论述社会该如何应对全球化进行诠释。

全球化研究通常主要涉及全球资金流动（投资、市场和经济的相互依存），以及劳动力、生产设施和基础设施成本的外包。随着具备卓越扩展性的新技术不断涌现，全球化和生产消费的关系变得愈发密切。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传染病等主要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全球性问题。然而，尽管各国对上述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历史、文化和社会学的研究却严重滞后。

部分原因是由于人文学科的地位江河日下。历史、文化和社会学不仅在人文学科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尽管布鲁姆不以为然），对于拓宽评论视角也大有裨益，且该类研究易于延伸至全球层面。幸运的是，各国已开始意识到人文学科不仅有利于培养个体充分发挥自身潜力所需的理性、观念和技能，而且能激发个体的创造力，帮助不同领域的人取得成功。我们无需重塑殖民意识，即可将评论视角拓展至全球层面，并且在不影响道德教育模式的情况下审视西方传统。

由于认识到有必要让学生了解西方世界之外的其他一些悠久而璀璨的文明，美国大学于二战后开始引入“亚洲文明”等基础课程。然而，当时大多数美国学者依然认为唯有“西方文明”曾经实现了全面变革，远至文艺复兴，近至现代化的起步与发展。马克斯·韦伯的作品不仅反映了新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之间密不可分，甚至难以置信的关系，而且由于不同文明的深层历史原因，西方在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等领域表现得活跃而激进（这一点和黑格尔、马克思，以及现代化理论的观点一致）。而目前，人们正在重新审视所有这些观点，特别是因为过去35年里，中国在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和城市转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我的学术著作一向主张：界定东西方关系（和差异）的通用社会政治理论框架同世界政治经济实力的历史差异存在关联。这些年来，我对殖民主义历史兴致渐浓，而对评价文明的本质差异热情不高。作为文化和人类学领域的历史工作者，与其说我对战争、贸易等帝国主义形成要素的发展感兴趣，不如说我对世界历史沿革所产生的知识文化影响感兴趣。虽然我正式开展的第一项学术工作是研究印度的君主政体，我很快就将种姓制度视为认知调整的标志（认知调整是一种解释文化表征以及制度如何体现政治经济史学叙述，并且可以引起共鸣的基本方法）。然而，这一问题的关键终究还在于历史本身。历史是由胜利者而非失败者书写的，我们在官方文本中记录的事件是为了证实现在的情况合理合法，而不是为了加以质疑或批判。然而，历史太过重要，又充斥着太多矛盾，岂可轻易改写。退一万步讲，任何政权或文化都不是以机械方式运转的。每次对历史的重述都会揭示新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并遭遇无法预料的复杂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历史方法和思维这一批判工具总是首先瞄准自己，为什么对历史文献的不断修改既反映了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同时承认真理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然而，我们可以借助历史背景和当前需求不断检验真理，而且可以将真理视为先验的必然之物。世界文明史的最佳形式是作为真理的载体，而非文化的碰撞。

在我们尝试设计可行的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制度，从而以合法、和平、有效的方式开展全球治理、管控和干预的过程中，我们不免会思考如何突破世界主义的一般论调构建文化认同的新模式。此时，关于全球文化传统、信仰、教义、流派的教育研究将发挥根本性作用。或许目前最为迫切需要的是对全球公民问题展开全新的思考，即我们如何共同参与讨论、设计和落实跨国治理的新模式。为此，我们或许需要一套全新的政治经济理论，这套理论既能包容文化差异，又能参与构建文化对话。

我认为，要想建立合适的全球理论，我们必须合作开展全球知识政治项目。从某些方面讲，大学是现有的最成功的全球机构。一方面，大学在国际范围内积极构建和传播开创性、批判性的知识；另一方面，大学由于促进了全球知识和观点在世界范围内交流而在国内备受推崇。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们正在努力打造一座新型全球性校园，通过校园互动加速本校乃至其他学校的国际化进程，并在此过程中汇聚学者，汇聚思想，以期创造新课程、新理论、新观念、新传统，并最终形成新实践。此次我来到北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启动这一进程。感谢北京大学汇聚了这么多学者，并组织了此次论坛。

思考以上问题时，我们会认识到，中国也存在着同美国、欧洲、非洲、拉美、中东及亚洲其它地区相似的“文化战争”。回首当年，美国的文化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两大阵营之间：一方认为我们应该以谦卑和开放的心态同世界对话，另一方认为美国没有什么需要向其它国家学习的地方。如果站在后者的立场，美国将一味充当各国的导师，而不再是各国的学生。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继承了伟大文化传统的国家。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应当认真对待文化和文明，绝不能偏信于这样的观点，认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合理性已经包容了所有文化差异和观念。然而，我也相信，通过开展富有成效的文化对话，当前所有文化战争的胜利一方必然希望开诚布公地同外部世界对话，共同致力于提升各国对人文学科的重视程度。在本项目中，来自全球各地的大学将发挥根本性作用。它们将有助于各国精神的逐步开放，以期共同抵御并努力应对未来所有的全球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