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内涵与现实意义

2012.1社会主义与当代世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内涵与现实意义

杨世文，李娟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而走出的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理论内涵可概括为“一个主体领导、一个基本路线、一个制度依托、一个总体布局”。它的明确阐述理清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思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高度成熟，更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价值理念。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解析;现实意义［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2）1007-848701-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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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过程中，领导人民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个根本问题。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作出了明确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P11）这一精辟论断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规定性，具有独特的创新意义和巨大的时代价值。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解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我们认为，可概括为“四个一”，即“一个主体领导、一个基本路线、一个制度依托、一个总体布局”。

1.一个主体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不是自封的，是由其自身条件决定的，是在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是中国人民在历史的进程中经过比较鉴别做出的正确选择。面对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的基

［收稿日期］2011-10-12

本国情，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不懈奋斗，逐步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发展中大国的重大变化和迅速崛起，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证明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先进性，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也是这条道路得以正确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西方一些政客与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长期进行诋毁、攻击和丑化的行为和意识形态偏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前已碰得粉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这个领导核心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当然，党的领导是有现实依据的，我们不能脱离国情去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深刻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P633）认识国情，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现实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中国仍然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大国，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必然具有其特定的内容和任务。“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杨世文（1955-）男，吉林梨树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领导科学;李娟（1982-），女，四川射洪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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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3]（P446）正是保持清醒头脑，始终牢记基本国情，一切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出发，中国才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它既不同于原来社会主义苏联的“苏联模式”或“斯大林道路”，也与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有根本区别，更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

2.一个基本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标志着中国真正开始“走自己的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须臾不可偏离，丝毫不可偏废，必须全面坚持，一以贯之。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基本路线实际上可看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容的准确表述，它既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现实路径，又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遵循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思想保证。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时的谈话中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4](P370-371)“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4](P37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国际、国内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重大事件，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和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中牢牢站住了，站稳了，成为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党的基本路线是兴国、立国、强国的重大法宝，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人民群众的幸福线，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

3.一个制度依托。

“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又是这一道路取得胜利的制度优越性所在。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这一国家选择的发展机制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依托，在经济制度方面，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政治制度方面，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在文化方面，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30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活力和优越性。

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探索总结得出的；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终点，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进程中一个永恒的课题。曾经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片面地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没有看到资本主义还有值得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这种片面性认识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针对这种认识，邓小平率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P373)邓小平所说的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指物质文明，还包括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继续坚持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战略思想。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和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新的实际进行新的创造，才能顺利建设成功。”[5](P205-206)

在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我们学习借鉴资本主义一个非常重大的成果，就是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资源配置的一种基本方式和手段。可以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显著标志。正是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深刻而广泛的变革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时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我们才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亦然。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还将不断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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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个总体布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他指出，只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大报告也提出，既要致力于物质文明建设，又要致力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提出了构建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十六届六中全会更明确地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大建设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体布局就由原来的“三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经济建设上，重点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在政治建设上，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文化建设方面，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社会建设上，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改善民生。四大建设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架构和路径。

与“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相对应的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目标。其中，富强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民主是社会主义全体人民的真正当家作主，文明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统一的人类社会达到的高度文明，和谐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既是东方智慧的结晶，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理想的现实化；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也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点。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各种颠沛波折，在摸索和创新中追寻现代化和民族自立自强所达致的文化自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高度成熟，理清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思路，更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价值理念。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治

国理政的高度成熟。

建设社会主义，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从未中断。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把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基本标志，同时也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一个完善和巩固的过程。遗憾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些有益的思想付诸实践，甚至走向了反面。“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背离了中国国情，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响亮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系统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江泽民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推进理论创新，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关于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关于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于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等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目的、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等重大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主体始终保持先进性和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指明了前进方向。胡锦涛不仅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而且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就是要实现科学发展，包括以人为本的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完善和巨大成功，昭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方面更加稳健成熟，也赢得了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服。“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有诸多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为自己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调动了一切可利用的资源。”[6]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清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思路。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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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在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只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急于求成。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是处在当代世界发生重大变革的过程中。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其广度和深度都前所未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发展道路，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经受冲击和考验，从而决定自己的发展走向和历史命运。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敏锐的时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眼光准确把握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将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有机地融合起来，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方面、某些环节的变革，构建改革、发展、稳定相互促进的发展战略；遵循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规律，构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和谐“四位一体”的全面发展战略；遵循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规律，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遵循各种社会文明长期共存、竞争比较、相互融合规律，积极吸纳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发展战略；遵循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又是发展目的的规律，构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战略。这些发展战略，其核心就是坚持科学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形势，适应人类文明发展新趋势，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正是这些着眼经济全球化大趋势、适应时代发展大潮流的战略抉择，才为中国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为中华民族把握自身命运找到了正确道路，为实现民族命运的巨大转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雄厚根基。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价值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持续快速发展，在严峻考验和挑战中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把经济全球化时代文明竞争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发展的特殊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注重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基本方向不动摇，又积极借鉴吸纳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水平；既注重从本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又遵循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这

条现代化道路，与其说是“中国模式”、“北京共识”，还不如说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价值理念。这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在谋求自身的发展时，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遵循本国国情，通过创新和实验找到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而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因为，任何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都是针对本国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提出来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地域、民族、历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特征，因而在确定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时必须以本国国情为出发点，脱离本国具体实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仅难以实现发展，而且只会陷入“现代化的陷阱”。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世界昭示，世界是多样化的世界，要尊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最不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迄今为止，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仍然不平衡，由于经济理论基础、政治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各种发展模式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即便同属资本主义模式，因受各国政府所确定和采取的发展战略和方针等因素的影响，其发展模式在具体内容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例如，曾经一度被日本所标榜、为世人所瞩目、令东亚所效仿、甚至受到西方赞叹的“日本模式”，随着日本经济的全面衰退而成为众矢之的，在不断的声讨和改革声中进行结构性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以效率和公平的双重优势在发达国家著称的“莱因模式”，也在全球化进程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即便是在全球化浪潮中显示了巨大优势，得到了不断扩张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亦存在种种严重问题并造成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因此，现代化模式不可能是单一的，国家发展模式的建构必然与各国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密切相关，某一国家没有必要追求他国与自己发展模式的完全一致。正如江泽民指出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7](P298)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6]詹得雄.国外热议“中国模式”及其启示[N].新华网,

2008-03-27.

[7]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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