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文化生态探析

　　[内容提要]美国人对国会的支持远不如期待得那么高，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可从国会文化生态与美国文化生态的相互关系中寻找。尽管美国总体的文化生态决定了国会的基本构成，但更大程度上是国会特殊文化生态显示出了强大的能动性。就制度层面而言，国会选区重新划分、国会选举及国会立法过程等都使国会文化生态处于美国文化生态的强势地位；尽管非制度层面的大众传媒和公众认知能发挥一定程度的制衡作用，但国会仍可对此加以控制。因此，国会文化生态不仅促进了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杰克逊主义”倾向或新保守主义倾向的发展，还阻碍了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的复苏。

　　关键词：美国政治美国国会文化生态杰克逊主义

　　

　　观察美国国会，往往发现这样一个悖论：多数美国人对国会的看法并不正面，但对来自自己选区的国会议员却相当支持。①这一悖论凸显出美国国会与美国社会之问的互动存在某种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本文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对美国国会进行考察。由于国会议员来自于不同选区，因此尽管国会本身是由美国的总体文化生态决定，但不同选区的不同取向的组合，必然导致国会的文化生态有着其天然的特殊性。这就形成了美国国会与整个美国社会的文化生态之间“结构性决定与强大能动性”的独特互动关系：一方面，美国的整体文化生态决定了国会的文化生态；另一方面，国会的特殊文化生态又反过来影响美国社会的文化生态。本文试图在分析国会与美国总体的文化生态间的互动基础上，着重探讨国会对美国社会的反作用，并从这种互动的制度层面，分析国会文化生态与国会选举、国会议案间的联系。

　　

　　一　美国文化生态概述

　　

　　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产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重在探讨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①美国文化生态的主要思想根源可归纳为普世主义、美国使命感和美国例外论三个方面。美国人有着非常强烈的普世主义精神，他们的集体认同是有意识地创建的、且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感。独立战争时，美国人就认为他们的革命是真正的革命，其目的不只是获得自身的公正、而是要引领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民主的时代。②

　　与这一普世主义相伴随的是，美国人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更大的善”是相吻合的。这导致了美国文化生态中有一种普遍的期望：即总有一天，美国原则将指导整个世界。

　　这种天定命运论也反映了美国人的例外论，认为美国在本质上是与其他国家不相同的、并且是更为优越的。美国例外论的客观基础是其意识形态本质，是“我们政治信念的信条”，③或用西莫尔・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话说是：“成为美国人是一种宗教性行为，即是一种意识形态行为。……成为一个美国人，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承诺。它与出生无关。那些拒绝美国价值观的人都是非美国人(un-American)。”①

　　就美国文化生态而言，上述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例外论是由于美国对普世主义的信仰和使命感所支持的，例外论反过来又使普世主义和使命感变得非常合理。②但这三个方面的不同组合却导致了美国文化生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面貌，使美国文化生态总体上呈现出以下三大分支：

　　(1)保守主义。它主导了美国作为国际权势政治中的“传统”大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它更多体现在美国建国至美西战争期间及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美国孤立主义，强调美国例外论，较少强调其普世主义和使命感。

　　(2)自由国际主义。它主导了美国缔造“美国式”理想世界秩序的新型普世主义政策。它更多强调普世主义和使命感，不那么强调例外论，典型表现如“杰斐逊世界主义”、威尔逊主义、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战后世界理想、杜勒斯型的自由国际主义，以及肯尼迪和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政策核心理念。

　　(3)“杰克逊主义”或“好斗的美国主义”。它主导了美国少有虚饰地单边追逐美国安全和“国家伟大”的极端民族主义政策。它既强调普世主义和使命感，也强调美国的例外和优越。这导致从道德上对世界进行二元划分，或者好、或者坏，不存在中间态度，它往往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其最为得势的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和当前的小布什政府时期。③

　　特定时期内，上述三大分支中的某一支往往主导美国文化生态。即便如此，不同地区的文化生态表现也并不完全一样。④对美国文化区的划分有多种意见，①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威尔伯尔・泽林斯基(Wilbur zeIinsky)于1973年在其名著《美国的文化地理学》中提出的划分法最具权威性。他将美国的文化区划分为5个，即新英格兰地区、大西洋中部地区、南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和西部地区。②

　　就当前新保守主义主导的美国文化生态而言，不同文化区的表现并不一致。新英格兰地区、中西部和西部地区相对而言更多地接近于自由国际主义。在中西部和西部地区，由于种族、文化的多元性和作为改革“试验田”的特征，存在大量的所谓“后物质主义”文化，如同性恋、堕胎等。中部、南部地区，人们对宗教信仰更为强调，新保守主义更为深入。

　　宗教在美国文化生态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且各宗教流派的力量对比一直发生着变化。例如，1776年，人数最多的教派依次为公理会(Congrega-tionaIists)、长老会(Presbyterians)、浸礼会(Baptists)、新教圣公会(Episco-paIians)和公谊会(Quakers)。到1850年，卫理公会(Methodists)从1776年的第9位升至第1位，浸礼会从1776年的第3位上升至第2位，天主教从1776年的第10位升至第3位，长老会已经跌至第4位，公理会和新教圣公会更大幅下跌，其信徒仅占当时美国人口的4％和3.5％。到1890年，前4个团体的位置再次发生转换。天主教首次占据了首位并持续至今，卫理公会不得不屈居次席，浸礼会跌至第三，长老会原地不动。福音会(Evan-gelicals)的崛起成为20世纪美国文化生态的一个重要现象。③

　　在美国文化生态中，还存在另一种“宗教”，即罗伯特・贝拉所说的“公民宗教”。④公民宗教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根据终极性逻辑来解释其集体经验的途径，它经常暗示着美国在基督教“千禧年历史”(millennial histo－ry)①中的特殊作用。例如，赋予美国公民宗教实质内涵的两个最重要的事件是美国革命战争和内战。每一次冲突都传达出一种非常强烈的救赎信息，第一次是从旧世界中拯救出来，第二次则是从美国自身集体的罪恶中拯救出来。②每次战争都是“在道德问题上的另一次战争，甚至是更大的战

争，它是人类的危机，哪怕只有一个国家卷入。”③公民宗教允许美国人表达出美国的优越性，美国是一个例外的国家，美国人民是幸运的。

　　

　　二 美国国会的文化生态：国会议员的组成

　　

　　美国文化生态这一结合了世俗与宗教的总体特征尽管可能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却从总体上决定了美国国会的文化生态结构。美国文化生态对美国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影响，国会也不例外。笔者从国会议员组成的角度，对国会文化生态的种族、性别、教育、职业、宗教、财富和阶层六个方面对国会文化生态的共性与特殊性进行探讨。

　　首先，在种族方面，美国国会议员的组成并不完全反映美国人口种族构成。例如，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2000年的人口普查，美国白人为2.11亿，占总人口数的75.1％；黑人3400万，占12.5％。④但是，美国国会议员大多为美国白种男性公民，其他种族公民并未得到相应的席位。如果根据人口比例，美国众议院至少要有50位黑人议员，参议院也至少要有12位。但在109届国会(2005～2006)中，总共只有43位黑人议员，其中众议员42位，参议员1位。自美国成立到2005年，美国国会总计有了117位黑人议员，其中有112位众议员和5位参议员。黑人当选议员是在美国建国约100年之后的1870年才开始的；黑人妇女第一次当选议员是在1969年。①

　　第二，从性别层面看，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在2.814亿人口中，男性为1.381亿，占总人口的49.1％，女性1.434亿、占总人口的50.9％。②女性在国会中的席位比例低于其在美国总人口的比例。第109届国会中有83名女议员，③第108届国会有女议员76位。④女性第一次当选议员是在1922年，迄今为止共有228名妇女当选美国国会议员。⑤女性竞选议员也相当困难。在202名担任过众议员的女性中，有36位是参选替补其逝世的丈夫而当选的，其中有15位连任成功。另有19位妇女参选是由于其他因逝世或辞职导致的空缺。⑥

　　第三，国会议员的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其选区的选民。据2000年人口普查，25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比例为：高中毕业以上占78.6％，大专以上教育(包括未获得毕业证的)占50.1％，获学士学位以上者占24.4％，获硕士学位以上者占8.9％。⑦在109届国会中，总计398位众议员和97位参议员有学士学位，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分别占到91.5％和97％；121位众议员和20位参议员有硕士学位，分别占到27.8％和20％；172位众议员和57位参议员有法学学位，比例分别为39.5％和57％；20位众议员有博士学位，占众议院的0.46％；13位众议员和4位参议员有医学学位，比例分别为0.3％和4％。①

　　第四，国会议员的职业也不能反映整个美国的文化生态。在美国，管理及其他需要较高文化水平的职业占所有职业中的1/3略多，这构成了议员的主要来源职业。②参议员与众议员绝大多数来自受过良好教育、较有影响的上层或中上层阶级。只有极少数议员来自工资收入者或领薪水的工人家庭。据统计，1947～1957年间，美国参议员中有24％的议员的父亲是专业人士，35％的父亲为富商或政府官员，32％的父亲是农场主，5％为一般工人家族，只有2％的议员来自真正低工资家族。③

　　历史上，在美国国会文化生态的职业构成中，律师在国会议员中的比例优势特别明显，尽管其在美国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仅为1.1％。④但近年来，美国国会文化生态的职业构成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律师的比例正在降低，而商人出身的议员比例却在稳步上升。例如，历史学家施莱辛格研究发现，有着商业背景的人在1870～1950年间增加了近一半。⑤米勒也证明，在内战／工业革命前，商人在国会中的比例约为10％，此后迅速升至近25％。⑥尽管在参议院中比例大致未变，但众议院中有商业背景的议员却从1977年的118名，升至105届国会(1997～1999)的181名。⑦

　　第五，如前所述，宗教在美国文化生态中地位非常重要，但国会的宗教分布与美国总体的宗教分布并不一致。例如，在104届国会(1995～1996)中，90％以上的国会众议员有宗教信仰：33％为天主教；15％为新教中的浸礼教；14％为循道宗；13％为长老会；11％为圣公会；8％为犹太教。参议院的比例也大致相同。①而在第109届国会中，有94.5％的参众议员有宗教信仰：28.8％为天主教，14.1％为新教中的浸礼教；11.4％为卫理公会；9.7％为长老会；7.9％为新教圣公会；6.9％为犹太教。②从文化区上看，几乎全部的天主教和犹太教议员都来自于北部和工业发达的州，或者说是新英格兰文化区，而且主要是来自大城市；纽约市几乎固定地选送天主教和犹太教徒进入国会。而南部文化区的议员，尤其是密西西比、佐治亚、南卡罗来纳等州的议员主要由浸礼会和卫理公会教徒所组成。③

　　第六，国会议员比一般的美国公民富有，约有20％的国会议员是百万富翁。洛克菲勒家族的杰伊・洛克菲勒，超级大亨、食品王国海因茨连锁公司的财产继承人约翰・海因茨都入选参议院，民主党的戴安尼・费恩斯坦身价估计高达3800万美元。④随着选举耗资日益增加，富人进入国会的可能性远远比一般人要高。富人更有可能竞选成功，或受到政党的公开欢迎，因为他们可以自力更生地进行选举，如迪诺・罗西(Dino Rossi)竞选华盛顿州州长时就说，“我事实上是一个来自于私有部门的候选人，而且我在竞选经费支出单上名列前茅。”⑤这是国会中有商业背景的议员数量日益增加的一个原因。

　　从美国国会议员的组成来看，国会的文化生态是为美国的总体文化生态所决定的，但也有其相对独立性。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可以发现，国会议员最主要地反映了美国文化生态中的文化核心，即“瓦斯普”(WASP，盎格鲁一萨克逊一白人新教文化)文化是其文化主要内涵，其他成分在国会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对称。与此同时，尽管受名额限制，文化区的力量对比反映并不明显，但是从国会中宗教信仰情况及职业分布情况可以发现，美国国会的文化生态中的“杰克逊主义”力量和自由主义力量在增长，受到削弱的只是旧的保守主义力量。而这与整个美国文化生态目前处于一种“红”“蓝”对峙的状态相对应。

　　

　　三 国会文化生态与美国文化生态的互动

　　

　　美国文化生态与国会文化生态的互动，决定了国会在绝对依赖于美国

总体文化生态的同时，也有其强大的能动性。

　　首先，国会重新分区①对国会文化生态有着重大的影响，它一方面导致了国会议员明显的“杰克逊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也使在职者的优势被大大强化了；②其结果是强化了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文化生态中的力量。

　　自从定期重新分区制实施以来，美国国会中出现了明显的“杰克逊主义”倾向。“国会重新分区……清除了大量有竞争力的席位，把两党的中间派、温和派都赶走了。”③例如，在第102届国会(1991～1992年)中，佐治亚州沿用1980年的选区划分标准，选出了1个黑人众议员、8个温和的民主党众议员及1个保守的共和党众议员；而10年后的第107届国会(2001～2002年)选举根据1990年选区划分标准，选出了2名自由派的黑人民主党众议员，1名温和派的黑人民主党众议员，8名白人共和党众议员。又如，俄克拉荷马州在102届国会中有4名民主党、2名共和党众议员，而到107届国会中却变成了1名民主党、5名共和党众议员。

　　选区重新划分的“杰克逊主义”倾向也体现在国会中文化区的力量对比变化上。以南部为例，美国一开始呈现一种南北对立态势，随之而来的是各文化区的人口数量发生了快速变化，众议院的议席分配也不断发生变化。到2000年，根据人口普查结果，几个传统文化区的议席分布比例具体为：东北部19％，大西洋中部23％，南部35％，西部23％。①

　　重新分区也大大强化了在职议员的竞选优势。如，在2004年的403名寻求连任的在职众议员中，有396人获得成功，这一比例高达98％还多。而参议院的26名寻求连任者中只有1人落选，即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领袖汤姆・达斯勒(Tom Daschle)。这一现象早就为政治评论家所认识到，他们认为这至少会延续到2010年选区重新划分。②

　　第二，国会选举体现了国会与美国总体文化生态的高度互动。就新近的趋势而言，美国选民的政党忠诚的复苏与美国国会内部的“杰克逊主义”的文化生态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美国政治学界出现“政党衰落论”，认为选民们的政党认同、投票率必然下降，必然出现大量的分裂投票(ticket-splitting)现象。③分裂选票是指，一个选民在总统选举中投票支持一党候选人的同时，在国会选举中投票支持另一党候选人。④美国政治学学者之所以认为美国政党处于衰落之中，其主要判断标准之一就是分裂选票大量存在。如从1976到2000年的24年间，由于分裂选票的大量存在，导致了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分治达18年，而府会一致的时间仅有6年。⑤

　　但在进入21世纪后，分裂选票现象明显下降。如果将2000年与2004年众议院选举的情况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选民们对众议院选举的投票很大程度上是强化了过去的党派分野。2000年，民主党在阿尔・戈尔获胜的州控制了59％的众议院席位，而共和党在布什获胜的州控制了62％的席位。到2004年，民主党在克里获胜的州控制了60％的席位，而共和党则控制了布什连任获胜的州的66％的席位。参议院的趋势也与众议院相互呼应。民主党在2000年控制了戈尔获胜的州中的75％的参议员席位，在2004年克里获胜的州中控制了76％的席位，而共和党在布什获胜的州中控制的席位比例从2000年的67％上升到了4年后的74％。①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国会文化生态最大的变化可能是南方文化区的“重新结盟”(realignment)：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余年间，南方首先从一党控制的民主党地区转变为一个两党竞争的、类似于北方的地区，然后又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共和党最为重要的全国性票仓。到109届国会时，民主党只拥有南方州的131个众议员议席中的49席(37％)――其中还有近一半(23席)为黑人或拉丁美洲裔人所掌握，和22席参议员议席中的4席。目前，共和党在除了阿肯色的每个前南方邦联州中都拥有两院多数地位。

　　第三，国会与美国社会之间文化生态的制度层面互动还明显地体现在国会立法上。由于重新分区、国会选举而导致国会“杰克逊主义”化倾向，国会在立法时更多考虑的不是来自选民的限制，而是如何影响选民。或者说，在国会立法中，很大程度上存在一种国会文化生态影响美国总体文化生态，而非相反的态势。

　　尽管议员们都声称非常关注选区和选民，但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是“议员选择选民”而非“选民选举议员”。尽管许多学者都试图证明选民们的影响，如梅休对议员的广告文宣、指称功劳及立场定位的研究，②其他学者对议员培育“家乡风格"(home style)的研究③等。但选民对议员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单向的，多数美国人对华盛顿的议员如何立法、立什么法几乎全然不知，他们在选出议员后就失去了对议员的控制。议员们只是选择性地告诉公众一些国家运行的基本思想。①

　　还有学者试图通过一种反向的研究证明选民对议员的影响，即寻找议员们采用“推卸责任”行为的证据。根据这一研究方法，必须考察是否存在这种情况，即：与那些打算连任的议员相比，那些自愿退休的议员在立法行为上是否有较大改变。其假设是，一旦连任选举压力消失，也就不再有压力使议员“为选区而投票”，因此也就允许他们在投票中以反映自身偏好的方式行为，从而改变其投票行为。遗憾的是，学者们并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推卸责任”行为的存在。②也就是说，事实上，选民对议员立法行为的直接影响并不大，因为即使议员们不再寻求连任时，其投票行为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可以说，选民对议员缺乏监控能力，是国会文化生态得以“杰克逊主义”化的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从制度层面看，美国国会文化生态对美国总体文化生态的影响更大，国会的“杰克逊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倾向得到了强化，而选民、职业背景等看似可以对国会文化生态产生制约作用的因素事实上都难有正式渠道发挥作用。于是，探讨非制度层面是否能发挥制衡作用就显得很必要。

　　

　　四 国会文化生态与美国文化生态的互动：非制度层面

　　

　　国会文化生态与美国文化生态间互动的非制度层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公众如何认识国会的文化生态，而国会又是如何影响普通公众的观念的。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最主要的中介是大众媒体，当然，随着计算机技术、尤其是因特网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议员们利用因特网影响普通公众的趋势正在加强。

　　首先，美国公众对国会的支持率一直相对较低，尽管它被认为本应得到很高的认可。根据前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李・H．汉密尔顿(LeeH．Hamilton)领导的印第安纳大学国会研究中心的调查，美国公众对国会

抱有一种主要是负面的印象：57％的受访者不同意国会办事的作风；只有49％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国会议员在国会立法投票中考虑了选民的利益，63％的受访者认为在记名投票时，他们的议员心目中想的是其特殊利益；尽管有90％的受访者认为与他们在国会中的议员联系是一种义务，但只有20％的人真正与他们的众议员或参议员联系过；多数受访者通过电视了解国会。①

　　从国会的文化生态的角度看，国会在公众舆论中支持度低的原因大致有以下方面：首先，国会议员的道德操守。国会内部的种种丑闻使得大众对国会的信任度大为降低。例如，据1993年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华盛顿邮报》联合进行的民意测验，只有2％的受访者认为国会议员比其他人更诚实，33％的受访者认为议员是最不诚实的人。②其次，国会议员所享受的待遇与其工作效率不成比例。国会议员享有许多特权，尤其是一个“自我定薪”的机构，有权决定自身的薪水和福利。但国会本身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惯例”，资深制、事业心、礼貌、互惠、维护集体利益等。③这些使国会的待遇与工作效率极不相称，导致了公众对国会支持度的下降。第三，国会充满着各种争论，而美国人一般都负面地看待争论，因为争论似乎缺乏效率。许多人认为国会内的争论有着某些不可告人的动机，比如考虑利益集团的目标，而这往往被认为与选民的利益相冲突。④第四，由于国会是美国宪法规定的最高立法机构，因此人们总希望国会能够解决问题；同时，人们也会把问题归咎于国会，因为它没有成功地预防和解决问题。①

　　第二，公众对国会的负面印象很大程度上与媒体有关。媒体并不是客观的，甚至往往塑造出国会的“刻板印象”，或者说是一些固定的成见。②这会使其受众――即普通的美国公众，产生一种对国会的“刻板印象”。以国会辩论为例，尽管它是国会文化生态的一部分，但经过新闻媒体的“刻板印象”工程，普通公众已经不再将辩论看作是一种正常的制度设计，而将其看作是毫无意义的争吵和效率低下的表现。媒体制造“刻板印象”的最重要的、或者说对公众影响最大的是对丑闻的报道。据调查，1993年1月20日到1994年6月20日，美国三大新闻网对国会议员的报道中，21％的篇幅聚焦在议员的道德问题上居首位。③丑闻在200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给予共和党致命一击。尤其是在距离选举仅1个月时，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马克・福利(Mark Foley)曝出性丑闻，这对相对保守的选民的支持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例如，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有78％的福音派选民投票支持布什和共和党，但到2006年10月已经跌至57％；对共和党有较好印象的福音派选民的比例也从63％下跌到了54％。④

　　讨论媒体对国会文化生态与美国文化生态之间的互动时，不能不提有线～卫星公共事务网(C-SPAN)所起的作用。1979年成立的有线一卫星公共事务网发展迅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它以报道美国国会事务为主。⑤它让公众了解到了国会文化生态的以下方面：(1)国会议员的代表性问题。如上所述，美国国会的组成并不能反映美国的整个文化生态，黑人、妇女、其他族裔代表少；(2)文化区、利益集团对国会文化生态的影响。例如，通过有线一卫星公共事务网的报道，人们看到在国会审议有关农业法案时，不少来自南方文化区的农业或农场主团体聚集在华盛顿，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对国会农业委员会和参与该法案审议的议员们施压。当劳工管理方面的立法需要被修改时，不少来自新英格兰文化区、西部文化区的商业组织对国会负责贸易的委员会和其成员进行全方位的“围攻”。①

　　第三，为了塑造自身的有利形象，国会往往非制度性地、主动地塑造公众对自身的认知。仍以有线一卫星公共事务网为例，自从其创建以来，直播国会的辩论、听证会确实对国会在公众中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观。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连续6天对众议院立法委员会听证会的直播大大提高了公众对于国会的支持率。②

　　为了强化国会文化生态对美国文化生态的反作用，国会议员配备了新闻秘书，并强化对因特网的利用。从103届国会(1993～1994年)起，有国会议员开始利用因特网宣传自己。那时，有一小部分众议员和参议员有自己的电子信箱。众议院也建立自己的网站，为公众提供大量的立法文献。1995年1月，国会图书馆建立的THOMAS网站，成为专门提供国会记录、法案小结、委员会信息，以及与其他政府站点链接的信息中心。随后，参众两院都拥有了自己的官方网站，许多议员也建立了自己的网站。③在108届国会中，除小杰西・L．杰克逊(Jesse L．J8ckson，Jr．)外的所有参众议员都拥有自己的正式网站。由于众议院规则禁止使用官方资源竞选、参议院规则禁止议员在选举前60天更新网站，因此参众议员在参加选举前都会建立单独的竞选网站。④

　　与制度性互动相比，非制度性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使国会文化生态的“杰克逊主义”倾向得以缓解，因为公众对国会的负面印象如果超过一定限度，就可能导致整个国会文化生态面临重组危险，因此通过媒体、尤其是应用现代性的因特网技术，国会议员们在适度调整自身行为的同时，也使自身的形象得以适度改善，从而保证公众的支持。但应该看到，国会的这种修正并非根本性的，因为公众无法通过制度性的渠道影响国会文化生态，反而是国会掌握了影响公众、从而影响美国总体文化生态的某些工具，其中包括媒体。

　　张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室副主任、博士、助理研究员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