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的影响

《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的影响

（一）语言的运用

受到〈〈红楼梦〉〉影响的语言特色。张爱玲的文风含蓄简洁是深受《红楼梦》影响的必然产物，这一点在她的散文里自己也提及过。《金锁记》是其中的代表作，夏志清称“《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傅雷称“《金锁记》是文坛最美的收获。〈〈摩登红楼梦〉开端写宝玉收到傅秋芳寄来的一张照片：“宝玉笑道：袭人你倒放出眼光来批评一下子，是她漂亮呢还是——还是林妹妹漂亮？袭人向他重重地瞅了一下道：“哼！我去告诉林姑娘去！拿她同外头不相平的人打比喻——别忘记了，昨天太太嘱咐过，今儿晚上老爷乘专车从南京回上海，叫你去应一应印儿呢，可千万忘了，又惹老爷生气。”虽是通俗小说，却颇具曹氏的雅驯风范。出自一个中学生之手，实在令人刮目相看了。她用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对《红楼梦》中人物进行了幽默诙谐的处理，似模仿，却透出了创作的灵气。所以，我佩服这位女作家，实异凡品说出几句话，入木三分，针针见血——但又不掰瓜露籽，“大嚼无复余味”。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

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继承了《红楼梦》的许多手法。 《花凋》被评论家喻为张氏的《葬花吟》，仅题目透露出的意象感染力，就使人一下子想起了黛玉葬花般的凄婉，悲凉之境，实在是张爱玲稔熟贾氏这一写作技巧的得意之作。川嫦不但性格与林黛玉惊人的相似，得的病也是林黛玉式的娇喘——肺病，她是美丽的，“满脸颤抖的魂”，这样的故事里，景物描写骨子溢出的也是一种悲凉之气，是一种意象美的升华。

（三）小说情节的设置

正如张爱玲自己说的“中国文化古老而且具有连续性,没中断过,所以渗透得特别深远.”首先,我们从语言文字方面来看,任何一个读过红楼梦的读者再捧起张爱玲的小说特别是《金锁记》,总以为自己又在那个繁华热闹的宁国府了,这种扑面而来的熟悉感会令你一时无以适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月夜下《金锁记》中姜公馆里两个睡不着的丫头都聊些什么:

【小双道:“告诉你,你可别告诉我们小姐去!咱们二奶奶家里是开麻油店的.”凤萧呦了一声道:“开麻油店!打哪儿想起的?像你们大奶奶,也是公侯人家小姐,我们那一位虽比不上大奶奶，也还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小双到:“这里头自然有个缘故.咱们二爷你也见过了,是个残废.作官人家的女儿谁肯嫁给他?老太太没奈何,打算替二爷置一房姨奶奶,做媒的给找了这曹家的,是七月里生的,就叫七巧.”凤萧道:“哦,原来是姨奶奶。”小双道：“原来是姨奶奶的,后来老太太想着,既然不打算替二爷另娶了,二房里没个当家的媳妇,也不是事,索性聘了来作正头奶奶,好教她死心塌地地服侍二爷.”凤萧把手扶着窗台,沉吟道:“怪道呢!我虽是初来，也瞧料了两三分.”】 像这样一段对话所提供的信息，从内容到形式，都令人想起《红楼梦》。诸如都写一个大家庭，姜公馆凡百事也都由老太太做主，婚配讲究门第,地位区分正庶,并且两个丫鬟也伶牙俐齿,对主人的底细琢磨的一清二楚,小说的内容像《红楼梦》,但格局更是相似,比如这种主人公尚未出场,已经由旁人口中评价,使读者有一轮廓在胸。使人倍感亲切的，是对话人的心态，声势，宛如从大观园中传出。

曹七巧的人物形象分析：

〈一〉她的婚姻一开始并不是她自愿的，完全处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同所有女子一样，曹七巧也有过温情而美丽的青春，也曾有过对美丽爱情的憧憬。喜欢她的有肉店的朝禄。如果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虽然粗鲁、泼辣，但她充满了青春、热情，对未来充满了向往，活力四射！但进了姜公馆做了二奶奶之后，便走进了这座黑暗的牢房，便成了一只笼中好看的金丝鸟！在这里，谁都可以轻视她，瞧不起她，连个丫头也敢对她冷嘲热讽，她用青春换来的二奶奶的尊严，已是荡然无存。再加上封建礼教和性欲的压制，这一切使她从“人”异化为“非人”，连母性也最终失落；

〈二〉当美丽青春不在，爱情的憧憬也已破灭后，畸形的婚姻又使她有着严重的缺失性体验和孤独体验。情欲的压抑是曹七巧个体心理变化的动因，安全的需要是使其成为金钱的奴隶。同时，封建礼教与拜金主义是其心理变态的社会性因素，所以曹七巧的人物形象是一个礼教与金钱杂合而成的“奴隶”与“怪胎”。她对金钱有强

烈占有欲，为了攫取财富，可以不惜牺牲美好的人性，甚至以黄金这一“金锁”摧残儿女的爱情和幸福，肆意折磨儿子和儿媳，把金钱看得比儿女的婚姻更重要。同时，用黄金的枷锁也“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三〉畸形的婚姻是造成曹七巧人物心理扭曲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一切都源于这场没有任何感情的婚姻生活。可怕的封建家长，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下的女性悲哀。曹七巧的婚姻生活揭示了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滚滚红尘中的人世沧桑，芸芸众生中的人情世态。她为了自己的生存或为了一辈子不至于受穷，把自己的婚姻作为生命天空中唯一的坐标，而把青春作为赌注的一桩婚姻买卖，又以金钱为最终归宿。到头来是输得一塌糊涂。

白流苏的人物形象

白流苏的性格是矛盾的，传统却有新思想，柔弱却又强悍，不屈服却又被征服。

一、传统却有新思想

“‘我们家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就像这一段话，白府，一个跟不上时代的败落家族，守着古老的钟，就意味着守着传统的思想。

二、柔弱却又强悍

当徐太太来报丧要请白流苏回去奔丧时，几个哥嫂就七嘴八舌地要逼着她回去。这里看到的是白流苏的哥哥是要撇开妹妹不管，只要有人收留她以减轻自己的家庭负担。再看白流苏的态度，“她若无其事地继续做她的鞋子，可是手指头上直冒冷汗，针涩了，再也拔不过去。”可知白流苏开始害怕她的哥嫂为了钱再次把她卖了，但是她又不能让人看见她内心的害怕，她用力地掩盖着，手心就冒汗了，这也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是多么的柔弱，被自己的亲人所所驱逐，就连自己的母亲也不站在自己这一边，被封建思想统治着。

三、不屈服却又被征服

不愿屈服的性格让白流苏不屈服于没有幸福的婚姻，不屈服于没有自由的白家，不屈服于没有结果的范柳原。白家人一起陪宝络去见范柳原回来时，所有人都怨白流苏抢了风头。而白流苏却想：“今天的事，她不是故意的，但是无论如何，她给了他们一点颜色看看。证明自己不是他们眼中的残花败柳，她还是有姿质的，她不屈服于大家的语言摧残。

当范柳原回了香港，她确实是认为自己被踢出局时，白家人更加的对她毫不留情面地挖苦。她在自己失意时还不忘自己不能屈服，可见她骨子里的那种倔强。

当她处于困窘的境界时，徐太太却异常热情，要邀请白流苏一起前往香港。白流苏是猜测到了是范柳原的本意，可是她还是低头了，她还是慢慢地开始被范柳原征服了。选择去香港就是她屈服的第一步。

在香港，与范柳原的一段时间的相处，当矛盾出现时，白流苏生气了，撇下范柳原跑回自己的房间。却又在回到房间的第一时间拿起望远镜看看范柳原是否在乎她，看到范柳原早就在身边给了个位置印度公主，倔强的她开始她不屈服的性格了。

面对范柳原的冷落，白流苏是忍了好几天。她的忍正是她不屈服的性格表现。 而其实是，白流苏这一刻是再一次被范柳原征服了。但是看到她被征服的同时我们还是感觉到她心里还是有些不屈服。于是在晚上的电话中，她始终是不愿相信这是现实，在她看来范柳原是不会轻易地给她承诺的。

不愿屈服的她选择了离开香港回到上海，这时的她骨子里还是留有一丝的倔强。然而当范柳原耐不住思念再次邀请她来上海时，连老母都要她过去时，她落泪了，她最后的倔强是被白家和范柳原击破的。当在上海的这最后的一丝倔强都没有立足之地时，她带着心碎去香港，在她心里，已经知道自己无路可退，或许是命运注定她只能成为一名情人。

直到再见到范柳原时，她完全被征服了，甘愿做他的情人。这时，白流苏骨子里的倔强没有了，只剩下那一抹疼痛的记忆。躲在公寓里，她成为了一名驯服的情人。不屈服的白流苏最终还是被范柳原一步步征服了。 葛薇龙的人物形象

葛薇龙是著名现代女作家张爱玲的成名作的女主人公,本是一名普通的小女子,一位单纯的中学生,为了学业,她向自己的姑妈求助;为了生存,为了莫名的爱情,她成为了自家姑妈和丈夫的工具,用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身体保卫自己的爱情.她的身上笼罩着浓浓的灰色乃至灰黑色的悲剧色彩.张爱玲用无情的笔调,平静而锋利地,真实而残酷地谱出了葛薇龙人生的悲歌.

一开始，她单纯，可爱，相信婚姻，相信爱情，看不惯姑母为了钱而做别人的妾，认为她姑母是“小型的慈禧太后”，认为那是“鬼气森森的世界”，可是她还是闯进去了。渐渐的，她开始鄙视那过去的生活，习惯是一个很恐怖的词语，也是一个很令人心痛的状态，当一切已成习惯，悲剧就产生了。有很多人都说，是那个时代造成她的悲剧，她无法选择，但我更认为是葛薇龙内心深处的软弱，是她心理上的屈服造成的，她不想过辛苦的日子，所以她甘于堕落。

当然，我们并不能否认乔琪乔的玩弄与时代、命运对葛薇龙的伤害，这些也是造成薇龙从单纯走向堕落的重要原因。“她惴惴不安地试探这个世界对自己付出的感情有何反应，

但她失败了，事实上没有人珍惜她。为了使自己安心，她莫名其妙地爱上了只是对她有模糊好感的浪荡公子乔琪。”葛薇龙是爱乔琪乔的，而且是深爱，不能自拔的爱，可是对于乔琪乔却不是，对于乔琪乔来说，薇龙只是一时的玩物，甚至和薇龙结婚也只是因为听从了梁太太的唆摆，为了钱而结婚的。为了与乔琪乔在一起，即使他不爱她，她也算了，甚至说服自己相信乔琪乔，她努力让乔琪爱上她，可是她所有的努力都被事实证明只不过是一种徒劳，每一次拼搏取得了同样的结果— —无非使她向地狱深处更进一步，葛微龙便在肆意挥霍和发泄中沉沦 。

因此，葛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与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从精神到肉体都成为丈夫的奴隶。这一切是因为爱，也是因为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女性是没有地位的，她们甚至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薇龙曾经也想过回到过去的生活，念了书，到社会上去做事，可是那又能怎样呢？女性找工作在那个时代地位是如此的低，即使是现在，招聘单位也都是大多数首先选择男性的，更何况是那个时代。即使找到了工作，她们也是要嫁出去的，是要结婚的，如果没有结婚，不仅要受着家人的压迫，更要受着周遭人的嘲讽，那样才是最难受的。如此看来，还是尽早结婚好。那是那个时代女性所摆脱不了的命运，更何况葛薇龙内心是那么的脆弱，更加摆脱不了那婚姻的枷锁，认为只要结婚了就好，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获得金钱来维护自己的婚姻。即使她一直都是清醒，一直都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可她仍选择了那一条不归路，这样很有力地反映了中国女性社会生存的命运。

从单纯走向堕落，葛薇龙是一个为了追求经济安稳和社会地位而自甘堕落的女性；是一个不敢反抗命运的软弱的女性，为了一个虚幻的梦想而付出了代价；习惯了安逸的生活，为了追求心理上的依赖而走向堕落的女性。为了学业向梁太太求助，到后来成为交际花，最后又成为别人的工具，葛薇龙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的。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会陷入怎样的境地，会变成怎样的人，但她还是选择了这一条路。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是她畸形的爱的有力证明，也是一部分中国女性社会生存的命运。

范柳原的人物形象 1、放荡遮蔽下的范柳原

张爱玲的作品少言情，多无情，张爱玲喜欢破坏佳话。但唯独《倾城之恋》是圆满的结局。

2、华洋杂处的人物

（1）民族文化的认同

描写了华洋杂处社会中的一些有着特殊身份、经历、背景和文化习性的人物，透过他们，呈现出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社会文化的斑斓面貌和内在冲突。范柳原钟情于白流苏，认定“真正的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文化选择的意味。

（2）精神的寂寞苦闷

【柳原静了半晌，叹了口气。流苏道：“你有什么不称心的事？”柳原道：“多着呢。”······我回中国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四了。关于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的失望。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你„„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希图在极度的苦闷中找都一个真正的红颜知己。让白流苏来香港只是为了便于他对白流苏作更进一步的观察沟通和了解。如果说白流苏是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弃女，而范柳原则是一个文化的弃儿。 只有排除那些外在的力量和因素，两性的真心真爱才能显现和生长；只有在实际上个人做不了主的地方，爱情的力量才会冲破一切的束缚现身，【“好像我们自己做的了主似的”】。

【柳原道：“我陪你到马来亚去。”流苏道：“做什么？”柳原道：“回到自然。”他转念一想，又道：“只是一件，我不能想象你穿着旗袍在森林里跑。„„不过我也不能想象你不穿着旗袍。”】真话和假话、玩笑话搅在一起，以貌似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现出来，令人难以分辨。当生活不好的时候，人们会为生活不幸，当生活好了以后，人们又会为自己不幸。

范柳原是张爱玲作品中著名的风流浪子，然而在纵情声色的外表之下，他又是一个孤独地寻找真爱的人，有着更为宽广的思想深度，表面看似无情，实际上对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古典爱情故事心向往之，他的游戏人生的态度只不过是他面对荒唐、庸俗、市侩以及虚无人世的一种反抗和挑战。

孤独的漂泊者。

无家，无国，无牵挂，这是范柳原和白流苏认识之前的生活状态，作为一个双重的“弃儿”，范柳原是一个无根的人，他是父亲在英国秘密地和一个交际花结婚生下来的，不被家族所承认；他是中国人，却在英国长大，既不被中国文化所认同，也不能融于英国社会，他理想中的中国，是有着“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之爱情的浪漫国度；他所要追寻的家，并不仅仅是找一个女人结婚，而且还是他孜孜以求的精神家园。

真爱的追寻者。

范柳原人生的意义，几乎全部落在他对于真爱的追求方面。

其实，范柳原只是不把那些追名逐利的女人放在眼里罢了，对于他所认为的“真正的中国女人”白流苏，他却不是这样，当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始终以礼相待，表现得极为绅士，也偶尔摘下伪装的面具，对她说出真话，因为他在流苏的身上，寄托着自己古典爱情的一丁点儿希望，他愿意大费周章，愿意花费金钱和精力来和流苏交往，所渴望的不过是心与心之间的深层交流和坦诚相对，他不愿意放弃任何机会来成就自己的爱情梦想。

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结婚预示着他对于真爱寻找的彻底放弃，是一种精神对世俗的妥协，也是个人对命运的妥协。

简析郑太太的形象

郑太太是《花凋》中的人物。她是具有着双重身份的人。

她既是从属者即被压迫者，又是父权代理者即压迫者。例如【“郑夫人对于选择女婿很感兴趣。那是她死灰的生命中的一星微红的炭火。虽然她为她丈夫生了许多孩子，而且还在继续生着，她缺乏罗曼蒂克的爱。同时她又是一个好妇人，既没有这胆子，又没有机会在其他方面取得满足。于是，她一样地找男人，可是找了来作女婿。她知道这美丽而忧伤的岳母在女婿们的感情上是占点地位的。”】体现了她由于受压迫已经失望却在失望中让自己从选女婿中有一点希望。

她既是抗衡宗法父权的反抗者，又是受宗法父权压迫的女性；既是父权的受害，同时也使得意者、代理人；既是寄生者又是共谋；即有主体的自我意识又是从属的客体。例如过中秋节时，章云藩单身在上海，因此郑夫人邀他来家吃晚饭。不凑巧，郑先生先一日把郑夫人一只戒指押掉了，郑

夫人和他争吵之下，第二天过节，郑夫人气得脸色黄黄的，推胃气疼不起床，上灯时分方才坐在枕头上吃稀饭，床上架着红木炕几，放了几色咸菜。楼下磕头祭祖，来客入席，佣人几次三番催请，郑夫人只是不肯下去。后来川嫦上楼劝郑夫人下去大家一块儿吃。左劝右劝，硬行替她梳头净脸，换了衣裳，郑夫人方才委委屈屈下楼来了。这儿写了郑夫人想反抗，但是又不得不服从。郑夫人有着双重矛盾的角色，在双重的身份上表现了自我分裂的特质。

张爱玲小说细节描写的特点

张爱玲的小说所充斥的大量细节的描写，主要是由20世纪上半叶上海这个城市的都市化进程所造成，张爱玲生活在其中，并运用其独特的叙事方式与艺术技巧，提前宣告了中国大众文化(当然只限于上海)的形式的形成，成为消费社会与日常生活领域的完美的书写记录。

1、在张爱玲小说文本世界中不难看出这种消费文化鲜明的性格，如几乎每篇小说都有的“电话”。在写这个细节时，她常常以这个科技产物来描写人际关系的表面化与生活隐私的被侵犯。《留情》里描写电话也是如此，【“就像有千言万语要说说不出来，焦急、恳求、迫切的戏剧”】，和小说人物的心理相结合，隐含着物质产品对人们生活空间、心理空间的影响和侵入。

2、张爱玲深知自己身处的是一个动荡而更新的时代，从前清到民国的改朝换代，新旧文化的并置，中西文化的并陈，而自己家庭也处于这样的尴尬状态。时间的凝结将现实的世界隔绝在外，这些事物所触动的是人静止不动的感觉。细节描写在这里造成时间的延宕，甚至时间的错乱。

张爱玲身为前清官僚遗老的后代，十分了解民国建立后遗老家庭堕落腐败的生活，因此她用了细致的笔墨对这些家庭的人物作了描述。在《茉莉香片》中有这样一段细节描写：【满屋子雾腾腾的，是隔壁飘过来的鸦片烟香。他(聂传庆)生在这空气里，长在这空气里，可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闻了这气味就一阵阵的发晕，只想呕。】聂传庆的家是典型的清末腐败的旧家庭，满屋子是腐蚀精神与肉体的鸦片烟味，聂传庆“长在这空气里”，他习惯在这样糜烂的空间与时间中随波逐流，但是未泯灭的自我意识却偶然发现了自己的环境是如此令人作呕。

3、张爱玲小说中很多细节描写一般家庭崇洋的思想，贴上留学或受过西洋文化的洗礼，便成了小说人物高人一等、睥睨他人的资本。《留情》中的米先生，在迟暮的岁月中怀念往日的风华，不免想起【“老式留声机的狗商标，开了话匣子跳舞，西洋女人圆领口里腾起的体温与气味”】。显然也非常信仰西洋那一套的杨太太，刻意去模仿西洋人的生活。

透过这些西化物质的细腻描写，绅士杂志、汽车、威士忌、玫瑰花、美国学位，这些物质符号充分展现西方消费物化的虚荣与侵略含义，所传达的信息是强烈的文化控制。张爱玲所经历的上海经验以及这种现代经验的传递，透过细节描绘、物质呈现等方式，隐喻着中国社会的自我割裂，表现传统与现代、东西方价值观、种族自尊等的冲突。

4、张爱玲小说文本通过细节描述探索女性的身体、精神及生命主体的自由如何在旧家庭与经济生活中被扼杀。 在小说《留情》中，张爱玲以物质细节描写来指涉主人公郭凤，【“他们家十一月里就生了火。小小的一个火盆，雪白的灰里窝着红炭。炭起初是树木，后来死了，现在，身子里通红隐隐的火，又活过来，然而，活着，就快成灰了。它第一个生命是青绿色，第二个生命是暗红色”】。郭凤的前一次婚姻到守寡像是死了一次的青绿色树木，如今枯槁的余生，因为再婚获得“隐隐”的红火的生活保障，枯柴再度燃烧，因而有了暗红的生命。但是烧尽了也就完了。女人如此被物化，甘于被物化，是因为没有自主与自立的能力，生命掌握在他人的手里。 透过物质细节的象征书写，时间成为空洞的能指，张爱玲塑造了一个时间凝滞、物质不变的世界，人物在其间被物化，丧失了生命的热情，但那不只是张爱玲“创造”出的世界，而是她所体认的经验，那经验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恒存于人类现实。作家通过细节描述，彰显人性的美善或丑恶，呈现了现实的虚无与无奈。透过这些看来累赘纷杂的文本细节，复制了真实世界的境况。

都市民间文化形态

陈思和：“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民间文化形态是指在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

都市的民间文化形态是指作家摆脱权力的制约，从民间的立场上，对都市中私人的生活空间所进行的艺术想象，因而其民间的价值便往往带有虚拟的性质。

（“乱世”中的男女关系）（鲜明的民间立场）（浓厚的民间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