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和他的教育艺术
徐特立，1876年生，湖南长沙人。1894年，19岁他即开始教蒙馆，历时10年。1905年，考进宁乡速成师范，结业后从事新式教育工作，曾创办多所小学和师范学校，在湖南教育界赢得颇高的声誉地位。北伐战争时期投身于农民革命运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以51岁高龄参加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为苏区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1934年，以58岁高龄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陕甘宁边区成立，任教育厅厅长。建国后，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68年，在北京病逝，终年91岁。 他是著名教育家，又长期担任党和国家文教事业方面的领导人，对教育事业的贡献自不待言。撇开这些不谈，仅从教师的角度看，他也给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遗产。 在他的精神遗产中，首先值得我们继承的就是他的自学精神。 精深、广博的知识是做教师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而知识要达到精深、广博的程度，则非努力学习不可。徐老特别赞赏德国选择教师的标准：“不论官立私立之学校，其教习必当学问优长……”而自己则身体力行。他先读私塾，后读师范，学历并不很高，教育教学上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全赖他锲而不舍的自学。 他的自学有三个特点： 一是“有恒”，抓紧时间，坚持不懈。他说：“我19岁就教蒙馆，差不多教了40年书。白天总是替学生做事，自己读书要到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每日只读两三点钟的书。平日走路，或是晚上睡醒了天没有亮的时候，就读书。口袋中常带一本表解，我的代数、几何、三角，都是走路时看表解学的；心理学、论理学，都是选出其中的‘术语’抄成小本子，放在口袋中，挤时间来读熟的。” 二是“定量”，量力而行，注重实效，学而时习，稳步前进。他说：“我读中国的旧书，总是在重要的地方划上线，以便记忆和复习，有时选出重要的句子抄在本子上。我学《说文》，不晓得写篆字，晚上睡不着及走路时用手指在手掌中写来写去，《说文》部首540字，我一年读完，每日只读二字。” 三是学以致用，教学相长。他说：“我在半教半学中，读了许多古书，还读了旧的地理、历史和数学……1906年，我离开蒙馆成了学校教师，同时教地理、历史、数学三科，教小学兼教中学。由于当时缺教员，学校又是初办，学生程度低，因此我就教各种学生。我一面自学，一面教课，这样教和学并进；我就从教小学、中学，一直教到中学以上的高等师范学校。” 值得我们继承的还有他的教育艺术，特别是他的“诗教”。 徐老热爱学生，无论是做教师做校长，都对学生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因此师生送他“外婆”尊称。正是在热爱学生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诗教”的教育方法：“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更不应该有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学校中还是用得着的。” 于是，1924年，他任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便在办公室前廊上挂一块黑板，每天清早，在黑板上题诗一首，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早起亲书语数行，格言科学及词章。为便诸生一浏览，移来黑板挂前廊。”他在该校任职不到两年，总共写下百余首黑板诗，集名为《校中百咏》。这些诗都是针对学校、学生的具体现实有感而发，或表扬或批评，在管理和育人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属于表扬的，如他发现有两个班学习成绩好，便写诗表扬道：“女儿智力何曾弱，十二三班作例观；学算刚刚三载半，几何三角一齐完。”又如某次郊外踏青，见女生丘伯箴奋勇跃上城墙，大有男子气概，非常高兴，便写诗赞美兼鼓励其他女生道：“人人共道伯箴强，一跃先登上女墙。倘使女儿皆若辈，立将衰弱转强梁。” 属于批评的，如查宿发现有学生在熄灯后仍在说笑，便写诗批评：“脚尖踏地缓缓行，深恐眠人受我惊。为何同学不相惜，不出嘻声即足声。”又如学生因饭菜不合口味，赌气打烂了厨房的一篮碗，他也没有大发雷霆，而是在黑板上婉转地写诗批评道：“我愿诸生青出蓝，人财物力莫摧残。昨宵到底缘何事，打破厨房碗一篮。”并亲自下厨为改善伙食出谋划策。又如某次在古旧书店发现一本盖有学校印章的化学教科书，猜想是有人从学校偷出寄卖的，便将书买回，在学校展出并在黑板上写下这样一首诗：“社会稀糟人痛恨，学生今日又何如？玉泉街上曾经过，买得偷来化学书。” 值得我们继承的，还有他的教育理念。 徐老的教育理念也是非常先进的。1953年，他在与一些教师的谈话中说：“教书切记要把书教‘活’，不能把人教‘死’”，“要把钥匙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开门，不要把学生教成书呆子。”这些话即使放到现在，也同样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而并不过时。 而这一切，都源于徐老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对学生的热爱；而这，更是需要我们继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