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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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构建中医药话语权的难点

中医药如何才能努力做到能够与西医药“平起平坐”呢？

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重振中国话语权的主要难点在哪里？

第一，最大的难点是一些国人缺乏民族自信。应该说，现在很多中国人是自信的，但是也有一些人缺乏自信，既对民族传统文化缺乏自信，更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缺乏自信。

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还是很弱的，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自身，在于我们一些人迷信西方，言必称西方，贬低自己，抹黑自己，存在着严重的殖民文化心态。他们既不懂得历史的发展规律，也对社会现实缺乏科学的评判，既看不到我国的快速发展成就，也看不清西方资本主义的衰落趋势。“这种妄自菲薄，动摇的是中国发展的精神支柱，消解的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②同时，有些人既不愿对中国传统话语进行创新，又不愿创新核心概念和核心内容，有些学科阵地为西方话语所“掠夺”。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崇拜西方话语，习惯于套用西方概念和话语解释中国。

第二，复杂的社会存在导致混乱多元的话语格局。各种社会思潮泛滥，自由主义对集体主义和公有制思想的消解，民主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对抗，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华文明史、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的颠倒歪曲，有些人鼓吹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公器”“意见领袖”，把自己说成“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人”，如此等等，使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度不断弱化，主流价值文化、主流话语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人们的理想、信念、信仰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

第三，一些学者缺乏社会责任感，不良文风、学风盛行。建构一个话语，产生一个思想理论，绝不是凭空捏造。否则，就不能产生让人信服的话语和理论。

第四，西方大国极力强化“话语霸权”。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国家交往日益频繁，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深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较量日趋激烈。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有些西方大国又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壮大，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对西方价值理念、制度模式的挑战，从而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西方大国越来越多地利用“话语霸权”，竭力遏制中国话语的正常生成和正常表达。他们号称“国际社会代言人”，履行“大国责任”，炒作国际议题，炒作中国话题，无端指责中国，无据评判中国，给中国贴标签，对中国发难，制造负面舆论，发动意识形态围攻，妄图干涉中国内政，极力抹黑中国形象。

面对西方大国的话语霸权，一些国人也尽显洋腔洋调，甚至充当了西方话语的传声筒和接力棒，或者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由此，在国际话语权斗争中呈现出“西强我弱”“西攻我守”的局面，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中处于被动局面。

除此之外，还存在传统的中国话语开放性与现代化不够以及当代中国话语不成体系等问题。传统的中国话语具有突出的诠释传统，通过微言、微意的叙事风格，开辟了让人们领悟世界的丰富解读空间。当前，尽管逐渐形成了中国语言的现代性，但并不代表中国话语传统

被消解了，事实上，它一直隐藏在中国现代话语实践中，这是难能可贵的。然而，中国话语传统在当今以西方话语为主导的国际话语环境中很难被恰当理解，要以中国自身的话语传统与外部世界对话，仍有一定困难。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话语用现代性的手段、办法、途径诠释不够，从而严重地影响其开放性和吸引力。

5. 中医药话语权形成的关键点

国际话语权的本质，是以非暴力、非强制的方式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使一国之地方性的理念和主张成为世界性的理念和主张。一个国家要想成功确立国际话语权需要完成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能够明确、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也就是解决“能够说”的问题。第二，动员各种资源，建立各种渠道来最大限度地吸引听众，并且用世界多数国家都能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同时建立自己言辞的信任度。也就是解决“有人听”的问题。

第三，通过意见表达和提供理念来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也就是解决“影响力”的问题。

前两个方面可以归纳为理念贡献能力，主要体现为提出并推广自己新思想和新观念的能力；最后一个方面实际指的是政治操作能力，主要体现为按自己的理念来提出议题、设定议程，将自己的理念转变为国际规则。这也是国际话语权最为核心的部分。

理念贡献能力和政治操作能力构成了衡量一国国际话语权建设是否成功的两个关键指标，本文正是以这两个指标为分析视角，通过案例研究来总结提炼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进而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学术话语权，即相应的学术主体，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学术领域中所具有的主导性、支配性的学术影响力。这种学术影响力，表现在引领学术发展的趋向、决定学术议题的设置、左右学术评判的尺度、主导学术交流的势态等诸多方面。

三、

国际话语权，包括六个要素。

一是“坚实的话语基础”，有底气。主要指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在世界上具有发展实力及其国际地位。有实力就有地位，有地位就具有无声的话语权。这是拥有话语权的坚实的实践基础。今天，中国道路促进中国成功，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表明我们已经拥有话语权的坚实基础。正因如此。今天才会去讲中国话语权问题。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增强我国的发展实力并巩固在世界中的地位。

二是“科学的话语体系”，有思想。主要指基于中国道路、中国成功而形成的能破解“中国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它学术思想。这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它是对话语权的实践基础和对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理论表达，是拥有中国话语权的理论上的基础。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具有许多内容，其中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拥有中国理论或中国思想的话语权。这对建设思想中国且回应西方社会关于“中国不会生产思想”的指责，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坚定的话语自信”，有自信。主要指积极参与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每个人，要对我们的政党、国家、民族、人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等，充满刻骨铭心的自信。尤其在国际舞台上，在国际交往、交流和对话中，在阐释和表达中国思想、中国话语的时候，要充满自信心。这是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且拥有中国话语权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我们拥有坚实的话语基础和科学的话语体系，但由于种种原因而缺乏上述我们所讲的话语自信，在与世界交流、交往、交锋中挺不起腰杆，就会影响我们拥有话语权。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柯伟林指出：“中国很强大，但仍不够自信。”对此，我们要引以为鉴。

四是“有效的话语（言说）方式”，有感染力。主要指“中国表述”。具体来说，指在阐述、表述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思想的时候，在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故事、中国声音的时候，在与世界对话时，要具有行之有效的表达或言说方式，不仅能“讲”，而且要“讲”得受听。这不仅要求继承且坚持我们已经拥有的行之有效的表达或言说方式，也要学习西方行之有效的表达或言说方式，如摒弃权力傲慢式的话语言说方式，坚持政治、学理和大众有机统一的言说方式，注重具体实证、可感知以及人性化的话语言说方式等。有坚实的话语基础和科学的话语体系，也具有坚定的话语自信，若缺乏行之有效的话语（言说）方式，也会影响拥有话语权的。

五是“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有影响。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中国话语等，都需要通过传播来影响世界、影响人。是否具有快速广泛有效的传播能力，是否能及时抓住事物、对象、信息的真正本质、实质和核心，也直接影响着是否能拥有话语权。

六是“被认同的国际话语权”，有主导权。这种主导权既包括合理确定标准和定义对象的解释力、与其他话语体系平等对话的对话权，也包括被世界认同的影响力。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不是为了支配、压制其他话语体系，而是“有权力能平等言说且被倾听、有影响。”通俗来说，就是既有发言权，又有说服力、影响力。这是赢得话语权的最高衡量标准。

二、社会话语权

第一，能够明确、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也就是解决“能够说”的问题。第二，动员各种资源，建立各种渠道来最大限度地吸引听众，并且用世界多数国家都能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同时建立自己言辞的信任度。也就是解决“有人听”的问题。

第三，通过意见表达和提供理念来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也就是解决“影响力”的问题。

二、面临挑战

在现存的国际话语格局与传播秩序中，中国话语明显处于劣势，不仅表现为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认知偏差，更重要的是西方话语霸权阻碍了中国话语的构建。因此，我们亟须建立一种新的话语范式来弥合话语鸿沟，迫切需要构建一种更有效、更容易为国际社会接受的国际话语体系来传播“中国梦”，避免陷入西方话语陷阱。深入分析不同话语结构的叙事方式，将话语建设与对外传播联系起来研究，对提高中国话语的塑造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话语权的历史

近现代以来，传统话语体系遭受所谓“外部危机”，即遭受外部的冲击与消解，大抵来自于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近现代传入中土的西方话语体系对于传统话语体系的冲击，如现代学科分类体系取代传统的目录学体系。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们从西方借用了大量的语汇，要么用新词，如国体、博物馆、图书馆，要么改造已有的旧词，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如国学、民主、文学。二是新革命性话语体系对于传统话语体系的消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传统话语体系被搁置一边，并遭到无情的批判，这是世界上罕见的历史文化现象。后来这些外在的“危机”渐渐消退，随着国人的觉悟，渐渐又出现了“国学热”。-----------------------------------------------

在近现代的西方科学语境中,中医常常被赋以“迷信”、“落后”、“愚昧”的色彩而备受冷落,中医的合法性也屡遭质疑,有着数千年发展历史的古老学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枪炮的物质力量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民族话语体系的失落,而后者在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又是被国人自觉自愿忽略的。中医在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依据时,放弃了自己的话语,努力借助另一种话语系统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语言的失落导致了一系列合法性和价值取向危机,在西方话语逐渐对中国话语进行改造的过程中,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话语,而是一种言说的权力,是中华民族的话语权。中国传统医学就是在这种人云亦云的西方强势话语的挤压下失去了话语权而逐渐变成了西方医学的附庸,言必称科学、理必讲逻辑的话语姿态已被国人视为必然,中西医共时性的不同演化成了历时性的真理与谬误之分。在科学与迷信、真理与谬误的论辩中,中医学界一直不懈地进行着艰苦的抗争,但中医发展的渐行渐弱之势己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医学科体系也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因此,振兴中医、发展中医,使中医成为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关键不是中医的科学化,而是重新确认中医自己的话语体系,使中医学以中国传统的话语姿态与西医并峙于人类的医学领域。

不同的话语体系建构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语言游戏之间是不能相互论证的。西方话语代表的是西方的生活形式,中国传统话语代表的是中国的生活形式,他们只有不同,没有对错优劣之分。西方医学话语体系让我们认识了“理性”和“逻辑”建构的重一般、讲实证的科学的内涵,而中国传统医学话语体系则让我们体验着“天人合一”、“辨证施治”的重整体、讲特殊的哲学理念和原则,这两种话语体系反映的是东西方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

中医话语是一个由“天人合一”、“阴阳五行”、“脏象经络”、“辨证施治”等一系列语词和这些语词所衍生出的语段所构成的语言实践体系,这些语词所表达的中华民族的生命态度和生命意识,建构了一幅中国人所特有的医学生活图景—人是与万物具有同构性的生命体,遵循着阴阳消长和五行生克乘侮的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本质都是在阴阳两极间不断摆动的显现,都可归入金木水火土的环形运动范畴;人体是由脏腑经络组成的协调统一的功能体系,没有可以独立于功能体系之外的部分;脏腑和经络是根据实践经验赋予了特定的生理病理内涵的功能模型,而不是结构实体;对人体疾病外部表征的不同范畴的性质和部位的归纳分类是确定治疗原则的基础。这些由中医话语建构的特定思维方式所包含的真理性不是通过科学论证来表达的,中医话语体系的确不科学,而恰恰是这种非科学的语言数千年以来观照着中华民族对个体生命的情感和真实体验,同样表达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真理性。其实在当代医学界,不是中医话语构成的生活方式的真理性不能被接受,对大多数受唯科学观念引导的人来说,中医话语不是能够进行命题假设、逻辑推理、数学描述的科学语言,这也是唯科学主义者难以容忍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弗瑞德.穆拉德教授2003年和上海中医药大学合作,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心。他在对中医药研究的过程中,积极主张寻找一种语言来对中药疗法有效性的药理学和分子学机理进行解释〔2〕,这是试图对中医话语体系进行科学的解构,其结果必然是中医学科体系的崩溃。话语的生命在于

价值,这种价值的功能就是赋予权力。话语中蕴含着强制力量或支配力量,蕴涵着权力关系,传播着权力影响。福柯有句名言“话语即权力”,话语权力的主要表现是,通过语言表述来达到认知方式、生活理念、价值取向和规范的建构,这种建构和政治制度法律意义上的直接建构一样,其目标就是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统一。中医话语体系内涵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对中医话语体系的确认就是对中华民族关于生命的认知方式、生命的哲学理念、生命的存在意识等医学人文思想和生命理念的建构,这不仅是中医话语权的象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话语权的象征。只有通过对中医话语体系的自我认同,才能赢得世界的认同,也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正如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所言,“通过言语能构成既定现状的权力,是一种使人承认并相信的权力,这种权力几乎可以使人获得用武力或经济实力才可以获得的东西”〔3〕。通过对表达中医理论的语词和其所建构的医学思想的分析研究,我们有理由说,中医话语是一套完整的能充分表述中国医药文化思想并具有很强的实践精神的话语体系,没有必要寻找新或借助于他人的话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放下历史包袱,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以全新的姿态重新确认它,使之获建构性的发展,从而赢得真正的话语权。

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先后发起过三次规模较大的有关是否要从医疗体系中废除中医的文化大讨论，史称为“中医存废”之争。之所以称其为文化大讨论，在于所讨论的主题不仅仅涉及中医是否该废弃这一结论，更涉及中医是否是科学？科学的本质和功能是什么？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发展的状况等问题。此外，讨论所卷入的人群不仅仅涉及医学界，还包括政界、文化界、学术界人士，他们各自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出发阐述观点，使讨论整体上看观点各异，纵横交错。相对于前两次的大讨论，21世纪的“中医存废”之争又表现出其独有的特点，诸如信息传播的媒介开始借助互联网，讨论的问题更具有发散性，参与的人群辐射到普通民众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次争论可以看作科学传播的一次实际操练。本文从科学传播的角度，对这次新技术革命下的“中医存废”争论的特点进行整体的研究。

三、

要建立“中国学派”、争取“中国话语权”，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如何找到一个既能体现人类文明共通之处，又能让中国与西方并驾齐驱的逻辑起点。谁都不会认为西方科学已经肃清了人类在科学所及范围的一切未知，这样的确信显得过于狂妄，不是科学和科学家应有的品格。西方关于物体与规律之关系的世界观，决定了其认知取向是专注于对实体的物及其动态表现的描述，此即所谓“知识”，而中国以“道”为起点的世界观，则决定了其舍弃物体的外在表现而回归于“道”本身，其理论表达形态就是所谓“道理”。

古老文明可以为独立绵延而自豪，但拒绝学习不是中华民族的品格，“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奠定的开放心态和学习传统，至今仍在发扬光大。

三、建设话语权的条件

话语权力与文化软实力成正比，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外化，文化软实力的变迁往往以话语权的扩张收窄呈现出来话语权本质上属于文化软实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外化。“话语体系荷载着特定思想价值观念，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⑤在国际舞台上，学术话语权力是衡量文化软实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指标，文化软实力的变迁往往以话语权的扩张或收窄表现出来。从整个国际话语生态来看，“中心－边缘”的二元话语格局正是世界文化软实力格局的真实写照。从15世纪地

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以来，整个世界都被卷入了资本主义的浪潮之中，英、法、德等早期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世界”①。欧洲成为当时的文化和学术中心，是现代科学和文明的“出口地”。它也曾“试图将近代以来形成的政治文明说成是普世价值，试图将几百年的‘欧洲中心论’化为永恒”②。但是，事与愿违，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送来了“末日审判”和“欧洲时代的消失”。欧洲文化实力一落千丈，霸权之势盛极而衰。欧洲中心主义开始在美国生根发芽，逐渐演变成以美国为思想支柱的西方中心主义。虽然二战后有短暂的一段时期，苏联与美国在文化软实力上可以相抗衡，但也不过是昙花一现，随着苏联解体，前苏联的话语地位也随之付诸东流。随着文化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欧洲的国际话语权也开始萎缩，而美国的国际话语权则一路狂飙，从西方扩张到全球，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观上都掌握了难以撼动的话语权威。进入21世纪，世界上文化软实力的落差依然非常之大，东西之间、南北之间的边界固化，“中心－边缘”的二元话语格局表面上看来依然固若金汤。从最近的数据来看，《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发布的2014－2015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强中，发达国家占了上榜学校总数的95%，而发展中国家只占5%。单单美国就占了45%是发展中国家总和的9倍。巨大的数字差距，使美国作为全球话语生产基地和输出基地的地位不证自明。再比如，2014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家，其中美国1828家，中国位列第二，是426家，美国智库是中国4倍还多。③大学和智库是文化软实力强弱的重要体现，拥有如此强大文化软实力的美国不掌控国际话语权都难。

今天，随着中国的成功崛起，文化软实力的缓慢提升，中国的话语权也在壮大，“中心－边缘”的话语格局也呈现出松动的迹象，但离重建国际话语秩序依然任重而道远。话语权不过是文化软实力的外化，缺乏文化软实力的国家，没有资格谈话语权。在国际舞台上，文化软实力弱的发展中国家，被挤压到话语舞台的边缘活动，几乎少有登台亮相的机会，何来话语权呢?由于文化软实力的薄弱，发展中国家难于发声。即便张口说话，也很少有听众。面对如此窘境，很多发展中国家除了拥抱西方的话语体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沦为“学术搬运工”“话语复读机”。当前中国，文化的复兴依然是发展过程中的短板，是制约话语权提升的软肋。以学术评判标准问题为例，“以洋为贵”“以西为贵”的评判标准将学术的生杀大权拱手让给西方。标准的让渡，一切由别人做主，让本来就处于弱势的中国更难掌握学术话语的主导权。尽管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孔子学院，但是中国的学术话语还未真正走出国门，“中国之声”还没有响彻世界。“没有自己的学术话语，等于放弃文化主权。”④学术话语权的缺失，犹如摩天大楼没有了根基，即使再雄伟也会轰然坍塌。苏联就是最好的证明，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话语体系”。⑤今天，全球都在研究中国，都在关注中国模式，讲好“中国故事”、解码“中国道路”已经成为整个学术界的自觉行动，也必将成为中国文化复兴和话语崛起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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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梦想相通相融，实干圆梦的新思维“中国梦”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第一理念，也是贯穿于习近平对外话语体系的一条红线，出访首日在到访国权威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阐述“中国梦”，成为习近平对外话语的鲜明特点之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274在对外传播中，习近平运用历史观、制度观、发展观、价值观等多角度对中国梦进行综合阐释，以解读中国梦为契机塑造国家形象，让世界对中国梦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并进而了解中国特色、认同中国道路。

中国梦缘起于中国，开放于世界。习近平强调:“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

人民。”［1］57共享战略机遇与共同应对挑战辩证统一，立足本国实际与增进人类共同利益紧密相连，造福中国人民与惠及世界人民高度融合。中国梦以惠济天下的大国胸怀和分担全球责任的铁肩道义，正成为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和慰藉。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马克思主义善于从实践中吸收营养来发展自己。”［9］话语传播固然重要，而实际行动才是真正有力的传播。实干是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唯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就是要解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个问题服务的。

习近平不仅号召中国人民实干圆梦，而且正在努力开创全球治理的实干时代，以中国智慧探求全球治理新途径。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国的命运极大地关联着世界的历史进程。从中国梦到各国人民梦、亚太梦、世界梦，中国的地区话语权、多边话语权与全球话语权正在协同推进。

2．经贸合作硬支撑，人文交流软助力，打造命运共同体的新思维经济实力是一国获取国际话语权的主要资源，对外话语体系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中国领导人通过出访回答崛起大国的需求和经济成果如何造福国内外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回答现实问题，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回答现实问题、释疑解惑的过程中展现理论魅力、吸引和掌握群众的。”［10］在对外话语中，习近平多次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并呼吁各国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谋求合作，在合作中取得共赢，把追求本国利益和兼顾别国利益相结合，把寻求自身发展与兼顾别国发展相统

一。通过这种崭新的战略思维，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了以互利共赢为基点，以共创美好未来为愿景的对话与合作机制。针对西方批评中国的“搭便车”论，习近平以“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来回应，体现了兼善天下的胸怀。习近平着力推进打造亚洲特色的合作平台，认为亚洲“互联互通”是件大事，强调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拿出500亿美元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向亚太经合组织捐款1000万美元……

习近平落实中国方案的一系列新举措，使中国主导或参与的区域以及国际合作不是仅仅停留在理念、口号层面，而是让“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有了现实的支撑，印证了恩格斯说过的“只有力量才能赢得尊重”。这句话的真理性。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这无疑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大动力，创造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中国正在彰显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大国担当，在国际社会发挥中国引领作用，凸显中国底气，刷新中国形象。

习近平在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中一手做经济“硬”文章，一手做文化“软”文章，两篇文章相得益彰。“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广泛建立，“中国文化年”的举办，向外国免费提供中国优秀影视剧译作等举措，润物细无声地传播中国文化，从深层夯实国家软实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政府公共外交、民间公共外交、城市公共外交，多层次的对外话语全方位展开; 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用积土成山的精神，携手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互办“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积极实施“非洲人才计划”，广泛开展与世界各国青少年互访、妇女互访、互派留学生等活动，为和谐世界夯实民间基础，做好未来话语储备。经贸合作硬支撑，人文交流软助力，软硬配合，刚柔

并济，习近平以革故鼎新的外交风格和全新姿态推进我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

3．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正当权益，决不以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的新思维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

恩格斯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在对外话语中，习近平一再强调民族独立的重要性，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平等对待世界一切民族，中国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习近平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针对部分邻国对中国的发展心存疑虑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判，习近平在出访时利用各种场合传递出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地愿意与外部世界凝聚共识，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明确信号。中国依靠自身不断发展起来的力量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世界人民必将享受到和平发展的红利，这就使得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越来越厚实。

中国在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呼吁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倡导正确的义利观，义利统一，利己与利他兼得，获得了世界民众的赞同，在道义上为世界树立了正气，为中国聚拢了软实力资源，有力推进了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义利观的提出为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价值指导，也丰富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核心价值体系。”］

习近平善用底线思维，以斗争求团结。他说:“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海空常态化巡视钓鱼岛、进行南海岛礁工程建设等前所未有的强硬举措，在有效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也逐渐掌握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

4．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道路，全面布局，重视顶层设计的新思维正在崛起的中国，需要夯实发展中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基础。

习近平编织的覆盖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的整体对外话语网络，全面布局，重视顶层设计，体现了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全球性、整体性、平衡性，展示了大国的睿智和风度。习近平按中华历史文化思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新模式，加强和美、俄等战略性大国的话语交流，既从容应对当下，更注重开拓未来。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大国关系，习近平多次阐明，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他以造福两国的务实和兼济天下的胸怀表示:“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落到实处，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更多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而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充分照顾对方利益和关切，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他在多个重要场合阐释中国周边外交新主张，打造升级版周边关系，完善对周边国家外交战略话语体系，提出亲、诚、惠、容新理念，他强调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的新思维，可以取得最大公约数，在利益交集下，实现共同发展。

习近平说:“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中国在积极主动参与多边合作中谋求共同繁荣，越来越多地奉献中国智慧，发出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引领力、凝聚力和影响力。

三、建设中医话语权

“中国学派”从哪里出发？“中国话语权”何以确立？

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背景下，国内学界要求“创立中国学派”、“争取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权”的呼声日趋高涨。中国经验必须上升为中国理论，这个要求之意义重大，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学派”从哪里出发？“中国话语权”何以确立？尚未见到严格的方法论阐述。学界固然已开始整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希冀探索出中国学派和中国话语权的构建之路（这样的努力是重要而可贵的），但由于尚未找到区别于西方学派的中国学派的出发点或中国话语权的基准点，简单的成果收集、整理和概括，一则难以避免“碎片化”，无法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派”；二则所有整理作业仍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地基上展开，“中国学派”的标注有了，但中国话语仍不清晰，讨论的问题和切入的视角体现的仍是西方学术体系。这意味着，确立中国话语权的历史性任务仍需要根本性突破。

要确立中国话语权，既不能“言必称希腊”，唯西方学术规范马首是瞻，也不能简单同西方学理范式反着来。这如同中医，固然有效，但今天国人不可能拒绝抗生素、核磁共振和外科手术等同传统中医毫无关系的诊断方法和治疗手段。所以，平等看待不同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各自贡献，超越不同文化之间的个性差异，从人类文明的共通之处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经验何以构成对人类的独特贡献，才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证明，才是中国话语权的依托所在。所以，要建立“中国学派”、争取“中国话语权”，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如何找到一个既能体现人类文明共通之处，又能让中国与西方并驾齐驱的逻辑起点。仅仅与西方学者在西方设定的理论跑道上“你追我赶”，意义不大，辟通足以同西方对话的中国自己的理论路径，才真正具有战略价值，而找到这个逻辑起点、回到原点更是重中之重。回到原点就是回到人类文明共通之处

“中国不是没有科学，而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

“中国不是没有宗教，而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

“中国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是西方的“中国学家”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约定俗成的句式，目的在于避免陷入一种貌似科学其实不合逻辑的学理纠缠，“中国何以没有××”。

从方法论视角来看，这一句式的价值在于提出一个简单而深刻的认识论问题：“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的概念和定义，在多大程度上能适用于中国经验？”

各种主张“中国没有××”的观点看上去并非毫无证据，中国确实时常缺少同西方关于“××”定义相吻合的“××”。然而，看似有数据支持的论断却存在一个明显的方法论缺陷：用于判断中国有没有××的经验依据本身建立在只有一个模样的预设基础上，凡与这个标准不符的就不是××，所以中国没有××，自然成了学界“公认”。如果可以证明，这个关于××的定义本身是有缺陷的，那么以此认为中国没有××的结论，自然只能是“皮相之论”。比如，西方哲学关于“超越性价值”的界定往往包含了摆脱日常生活的意向，似乎唯有建构了彼岸世界才能体现人类对超越性存在的追求。但人对自身的超越，为什么一定要同日常生活过不去？人为什么不能在世俗生活中直接达致“超越”？庄子的“庖丁解牛”故事，就用技艺纯熟而至“游刃有余”时，分割牛肉的日常劳作会呈现为充满韵律感、艺术感的舞蹈动作为例，说明了“超越性价值”无处不在的道理。古人曰“大隐隐于朝”，禅宗也倡导“吃饭喝茶”中的顿悟，不都是中国式“超越性价值”的经典案例？

再作进一步的推论，要严肃回答“中国有没有××”，不但需要回溯到关于××的界定本身是否成立，还需要确定一种文化是否天然有资格提出定义并以此判定其他文化有没有某些事项。这个问题不解决，看上去“事实确凿”的结论也是靠不住的。反过来，只要能找到一个

超越特定文化提出的界定，并从学理上给以证明，就可能对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质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

回到原点就是回到科学的基本特征

许多西方人和部分中国人认为，中医不是科学。因为中医的理论推理不符合西方的形式逻辑，概念找不到对应的生理实体，证据链不完整，疗效的个体间差异太大，内在机理也缺乏可以量化的经验支持，如此等等。

可是，西方用来判断一项活动是否科学的标准只反映西方思维达到的视野和高度。传统实证科学依赖于人类的感知世界，而任何一个物种所能感知的世界，只是宇宙的一小部分，同宇宙可能存在的事物与现象相比，趋向无穷小。

既然宇宙中存在那么多无法用人类感官，也无法用目前主导人类感知和思维的西方科学来把握的事物，那主张中医恰好处于西方科学思维既无从感知，也无从理解的那部分之中，逻辑上是成立的。西医之所以无法证明中医是科学，既可能是因为中医本身“非科学”，也可能是西方对科学的认知存在局限。所以，如何找到一个既能超越中西医的区隔，又能为两者共同接受的评判标准，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而这就需要回到“什么是科学”的原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这句话，点出了现代社会所要求的“科学”的最核心特征。实证哲学创始人孔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的贡献就在于让沉溺于本体论思辨的哲学转向方法论的探寻，其背后的动力也在于人类需要走出神学虚构和玄想思辨，实现“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转变”。

把符合这一潮流的科学标准用于中医，那问题就从是否符合西医的标准变为中医是否真的产生了疗效。推而广之，能否“以有设计的手段符合逻辑地实现预期的目的”，才是评判科学的终极标准。谁都不会认为西方科学已经肃清了人类在科学所及范围的一切未知，这样的确信显得过于狂妄，不是科学和科学家应有的品格。科学永远只是向着真理逼近，而不是到达；科学认知结果永远等待着被推翻，而不是故作矜持、担当证明别人“非科学”的绝对标准。回到原点就是回到理论预设

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有一系列理论预设，第一条是带有“不可知论”色彩的认识论预设：“以人类理性之有限，个人不可能掌握经济规律，只有通过无数个人自发决策的博弈和对冲，才能最后发现市场价格和依托于这个价格的效率”，所谓“无形的手”就是这个通过无数的“手”所造就的“超越个体理性的市场定价机制”。在这一预设中，所有人类个体都被降格为电脑的一个元件，其作用只是整台机器运算中的片段。

回到原点就是回到学科基本问题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同探究世界本原有关，世界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长期占据了西方哲学思考的主流。与此不同，中国文化关于世界本原的思考是一元论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跳出西方的二分法思维模式，中国学者有可能从“道”的概念得出全新认识，找到既与西方最新科学研究相衔接，又不走同一条路径的新起点。

中国文化推崇“道”，但“道”在西方的对应概念是什么？译为“Road”，肯定不行，形而下的物性实体无法与不分形下形上的“道”相对接。译为“Way”也不行，路径、方式之类完全虚化的内涵覆盖不了派生万物、既虚且实的“道”。后来又找出一个“Rule”，但西方意义上的规律或规则，同样配不上中国的“道”。最终，西方人放弃了，直接采用中文发音“Dao”来指称之。但如今国内仍将“道”解读为“规律”的文章比比皆是，始终没有搞清楚中国的“道”同西文翻译过来的“规律”到底有什么不同。

在西方本体论思考中，世界本原是物，物是一种实体性存在，规律是实体物的存在方式或者

实体物相互关系的表现。如果说实体物是静态的空间存在，规律则是实体物动态的时间存在。先有实体，再有体现实体的规律，这是对规律的基本规定。

中国的“道”却与之截然相反。道乃万物之本原，在时间上，道先于物而存在，无道则无物。而且，道始终存在于万物之中，所谓“道在屎溺”。所以，道与物的关系是：物乃道的有形载体，而非道为物的动态表现。这是中国的“道”与西方“规律”的重大区别之所在。西方关于物体与规律之关系的世界观，决定了其认知取向是专注于对实体的物及其动态表现的描述，此即所谓“知识”，而中国以“道”为起点的世界观，则决定了其舍弃物体的外在表现而回归于“道”本身，其理论表达形态就是所谓“道理”。

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不妨翻译为“追求知识会懂得越来越多，追求道理会知道得越来越少，少之又少，最后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才能无所不知道”。“无为而无不为”的状态就是中国传统学问的最高境界：“通”。万物一理，知一便是知万，所以知“道”自然知“万物”。

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为何知识积累不多，而专注于阐发“微言大义”，部分根源便在于此。这种认知观念和模式有其局限，但不可否认，其中有着某种极具未来价值的认知基因，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截然不同于西方的认知观念和模式，一旦同未来科学新发现相互印证，就有可能为人类认知打开新路。

回到原点：为了中国经验同西方理论的平等对话

回到原点，是为了中国更好地学习西方，包括学习西方的理论和话语体系。自西学东渐以来，“做中国的事，说西方的话”几成主流，不仅在认知西方时，中国人采用了西方话语，而且叙述中国时，也完全采用西方话语。这里不但有东方大国近代衰落的原因，更有深层次的文化缘由：

中华民族似乎有一种不善于甚至不屑于表达的倾向，推崇“心领神会”、“尽在不言中”、“此时无声胜有声”。习惯于意会的中国人，在发明概念和由概念连贯而成的理论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并因此影响到学术交流的效果和效率。向西方学习如何提炼概念、构建理论的能力，以此形成方便交流沟通的话语体系和逻辑架构，确有必要。中国经验要从国人感悟的集合变成能为其他文明中人抽象把握、熟练使用的话语体系，不可少了这个环节。

回到原点，最终是为了向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共同体传播中国经验、提供中国方案。作为古老文明一以贯之的结晶的中国经验必须提炼出对人类社会的普遍意义，这是世界走进中国的非预期结果，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是当代中华民族所负载的人类使命，是华夏先哲前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新篇章!

三、

如何促进学术领域大繁荣、大发展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做到学术话语权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一）学术话语权的中国化

学术话语权中国化，就是指学术话语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的实践性。实事求是毛泽东用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概况。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况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3]

历史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新的学术术语不断提出，更要求我们做到学术话语权中国化，建立并完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权。“经济新常态是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经济停滞的长期化。而在我国，经济新常态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4]经济新常态含义下的中国化，是西方学术术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学术话语权中国化的有力表现。学术话语权中国化是学术话语权发展的必然，也是建立完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权的本质要求。

（二）学术话语权的时代化

任何学术术语的产生都不是凭空捏造，都有产生它的时代印记。没有脱离时代的学术术语，没有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学术术语。学术术语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若是学术术语未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那么就不会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终将被历史抛弃，退出历史舞台。学术话语权时代化就是学术话语权与时代发展实际相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紧随时代步伐，印刻时代特征。学术话语权的时代化，是内容的时代化，形式的时代化、语言的时代化。内容的时代化不是对原有内容的抛弃，而是批判基础上的继承与坚持，发展与创新。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映内容。形式的时代化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内容，新颖的形式能够简单准确地反映内容，大胆创新学术话语权的表达形式，让学术话语权“穿新衣”。语言时代化就是对过于“咬文嚼字”的学术术语、“西方的话语形式转换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5]用时代化的语言对学术术语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讲解，促进学术术语的进步，巩固学术话语权的地位。

（三）学术话语权的大众化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活动的实践主体，是人类文明的首创者和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是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也是中国特色学术话语权的中坚力量。学术话语权大众化，是学术话语权群体大众化，是学术话语权利的大众化。每个独立学术个体都可以积极参与学术话语权的发展过程，活跃学术领域，发展中国特色学术话语权。同时，学术话语权的大众化又可以依靠人民群众，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人民群众可以实现学术话语权大众化进程。学术话语权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彼此联系、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中，学术话语权中国化是总的目的，是统领学术话语权时代化、大众化的总指挥，学术话语权时代化和大众化是学术话语权中国化的推动力。学术话语权时代化是学术话语权中国化、大众化的关键，只有做到与时俱进才能保证学术话语权中国化、大众化的顺利进行。学术话语权大众化是学术话语权中国化、时代化的基础和保障。学术话语权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不可分割。学术话语权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建立中国特色学术话语权的有效途，是构建中国学术话语权体系的有力保障，是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国际地位的坚强后盾。

发展与完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权，实现中国特色学术话语权强大的动力作用，是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也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有力保证，更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坚强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