涤旧与守旧:新中国农村扫盲教材中的女性角色

作者：马云

前沿 2011年01期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10)12-0074-04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末，农村扫盲工作一直是工农教育的重中之重。随着我国农村成人教育的持续开展，全国各地相继编写了种类繁多的扫盲教材。这些教材紧密结合社会的发展，大量嵌入了反映时代变迁的内容，女性角色和地位的变化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试图从性别视角，梳理我国农村扫盲教材中女性角色的革故鼎新和墨守成规。由于扫盲教材种类繁多，笔者很难将这些教材搜集齐全，所以，仅通过选择样本，①采取定量分析的方法，走进扫盲教材中的女性世界。

　　一、从家庭走向社会：女性社会性别发生变化

　　中国漫漫数千年，“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模式将女子局限在家庭这一小范围内，“贤妻良母”被确定为女性的理想形象。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为核心的一系列“提倡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婚姻自由”的法律颁布后，女性角色逐渐脱离传统的羁绊，传统社会中“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的观念遭到质疑和否定，男女平等逐渐成为主流的日常用语，妇女社会性别开始发生变化。农村扫盲教材中频频出现以“婚姻自主”“爱情”“自由婚姻”“寡妇改嫁”等为标题的提倡男女平等的文章，内容或是女儿反对父母包办婚姻、经过一番周折最终与自己所爱之人喜结良缘的故事，或是旧社会不允许改嫁的寡妇在政府的帮助下，自己挣脱束缚的牢笼开始新生活的故事。它们既反映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旋律，也是女性自我价值意识的体现。

　　同时，随着广大农村妇女走出家庭，逐渐融入社会的公共领域，扫盲教材越来越多地展现女性支撑半边天的价值观念。如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部编写的《农民文化课本(第二册)》中的课文《劳动洋片》：“嘿！往里边看来都一片：互助组种庄稼，照在上边。人多做活真热闹，担水点种干得欢。你看那，妇女们多么能干，卷起了裤腿，光着脚板，担了一担又一担，哪一点比不上男子汉？旧社会，强迫妇女缠小脚，新社会，男女一样闹生产。”[1]其中，“妇女们多么能干，卷起了裤腿，光着脚板，担了一担又一担”展现出了女性“泼辣”的形象和崭新的精神面貌，充分体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气魄；“旧社会，强迫妇女缠小脚，新社会，男女一样闹生产”呼出了女性在新旧社会两重天的生活样式，新社会使得女性扬眉吐气，由衷尽情地展现自己的快乐；那一声“哪一点比不上男子汉？”则表达出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可和赞许，也表现出女性的自信与魄力。女性自身不再满足于狭窄的家庭生活领域、不再仅仅是家庭劳动的能手，而是成为获得广阔社会空间、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劳动者，完全颠覆了传统女性被动、柔弱、依赖的形象，凸显了女性社会性别的变化。

　　除了文字上的真挚赞扬，扫盲教材还用大量图片反映女性社会角色的显著变化。《农村日用杂字》[2]中的17幅人物图片中，女性除了拔草、织布、煮饭、做鞋外，还参与学习、开会、讨论，虽不占据主导或领导位置，但它们毕竟反映出妇女争取到了学习、工作等更宽公共领域内的参与权。而男性除了耕田、插秧、捉虫、栽桑、读书、看报、写信、记账、主持会议外，还从事烧茶、洗衣等家务劳作，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女性社会性别的深刻变化；《新农村杂字》[3]中的13幅人物图片中，“工农联盟”中是男性工人同女性农民一起远眺依稀可见的工厂、“拖拉机”中有男女拖拉机手、男女一同运粮、一同做饭、一同照顾小孩、一同除草，而且是女性给男性讲解灌溉机知识，比较充分地体现了男女平等、共同劳动的思想；《农民识字课本(第三本)》[4]中的3幅人物图片中，除“托儿所”中保育员是女性外，“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养猪积肥”中均是男女共同挖土抬土、一起养猪，同样展现了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赞许和新的认可。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手段，有效地组织和动员大量的妇女参加劳动和就业，中国传统的“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些过去视为女性禁区的领地统统受到了挑战，扫盲教材中不断革故鼎新的女性社会角色亦向传统男性领域进军。正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体现中央政府政策精神的特殊方式，典型示范宣传从上个世纪50年代在各种报刊上频频推出‘铁姑娘’形象，倡导女性从事传统的男性岗位工作，一向定性的刻板的女性形象受到巨大的冲击”。[5]348这种女性社会角色多元化的呈现无疑为乡村女性树立了不同的模仿榜样，增强她们对未来生活角色的期待；同时，也使得衡量女性的标准不再仅仅是家庭中的德性和能力，包括社会角色等更多评判标准的出现为女性获得社会认可提供了更多的条件和可能。

　　二、扫盲教材“轻女重男”现象突出

　　相比传统社会对女性“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形象定位，农村扫盲教材中的女性开始扮演越来越丰富的社会角色，外在形象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与男性相比，其角色出现的数量和承担的地位仍要薄弱得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比较扫盲教材中插图人物出现的频次，女性同男性差异悬殊，女性角色的数量明显偏低。

　　就笔者上述统计的40本教材中，选人的描写、包含人物或人物插图的课文共为658篇，涉及人物879人次，其中女性212人次，出现比例仅占课文人物总数的24.1％，明显地反映“女少男多”现象。

　　其二，扫盲教材中女性角色出现的比例不仅明显偏低，而且女性真正意义上承担主角的数量更是不多。

　　在658篇带有人物的课文中，共出现主角358位，其中女性仅有65位，占据主角比例的18.1％。我们以山东省人民政府教育厅1950年编审的《农民文化课本》和皖南人民行政公署文教处1951年编印的《民校课本》为例进行分析。前者共有45篇课文，其中11篇人物描写课文中，单纯以男性为主角的为9篇，以女性为主角的仅有《李大娘切实贯彻了生产计划》和《婚姻自主》这2篇。后者共有35篇课文，其中12篇人物描写课文中，单纯以男性为主角的为9篇，以女性为主角的仅有《两女夸夫》《新事新办》和《婚姻自主》这3篇。

　　即便如此，在为数不多的以女性为主角的课文中，女性并非一定是课文的重心。如《两女夸夫》一文中出现了两姐妹，文章通过描写两姐妹各自夸耀自己的丈夫，“姐姐说：‘世上要算工人好，生产技术最高强。炼钢铁，造机器，织布匹，做衣裳’。妹妹说：‘世上要算农民好，一年四季生产忙。种了五谷，大家有饭吃。种了棉花，才能织布做衣裳’。”这实际上衬托了男性勤劳敬业的优秀品格。同时对于“姐妹两个正争吵”，另一位男性李大爷的介入和劝导，“工农本是亲兄弟，不要争什么短和长。工人阶级来领导，工农联盟力量强，我们的国家富又强，”同样歌颂了男性识大体懂大理的优良品质，作为课文主角的姐妹俩反而被边缘化，实际上仍是处于陪衬的地位。

　　其三，与男性在扫盲教材中丰富的角色相比，女性角色较为单一。

　　在上述的扫盲教材中，女性往往处于边缘化和被忽视的地位，课文中的角色形象比较单薄，我们不妨以男性角色作为参照。教材中树立的男性形象，既有国家和党的领导人、科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也有军人、医生、教师、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等，还有劳动者和一些家庭成员等，其职业角色几乎涉及社会和家庭的各个方面。与男性对比，女性的人物形象多为妈妈、奶奶、女儿、亲戚、邻居、教师、媒人、五保户和劳动者等。如《农民识字课本(第一册)》[6]中有19个人物，其中男性13人，女性6人，男性占据模范共产党员(1名)、队长(1名)、人民公社副社长(1名)、共青团员(2名)、饲养员(1名)、社管委员(1名)、生产队队员(6名)等多种角色，而女性只占据了共青团员(2名)、队员(4名)的角色；《农村扫盲集中识字课本》[7]中有48个人物，其中男性角色有养猪专家、劳模、先进工作者、干部、救落水的青年、水稻专家、农机站工作人员、维修人员、碾米厂工人、司机、农业技术学校学生、积极分子、移风易俗的带头人、学习模范人物、解放军，女性的角色为家庭主妇、老师、致富人员、封建迷信者、军属、媒人、五保户等。相比男性，女性角色的承担要单薄、单一得多。

　　三、扫盲教材存在女性“性别刻板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女性虽然开始从家庭走向社会、逐渐承担多样的社会角色。但同时必须看到，社会对待性别平等的挑战是不彻底的，它一方面改变了女性单一的“主内”的角色，将其引向社会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却又保留了女性的“主内”角色和依赖被动形象定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部分扫盲教材，仍未能脱离以男性为主、女性为辅的父权心态，普遍存在着两性特征模式，既忽略女性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作用，又没能充分、全面地反映女性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变化。

　　在上述40本教材中，男性多从事与社会生活领域相关的活动或技能繁重型的劳动，女性多从事家庭生活领域的活动或从事较轻的劳动；当两性出现在同一场合时，男性多处于主导的主动位置，女性多处于辅助的被动位置，折射男强女弱的社会价值观和刻板的女性印象。如《新编绘图农民杂字》[8]《秋收》一课中男性收割，女性坐在地头休息；《午休》一课中男性在田间休息，女性端水、送水；《劳模》一课中颁奖的2人均是男性，获奖的4人中男性3人，女性1人且站在领奖队伍的最后面；《团聚》一课中男性就座，女性端菜端汤。此外，男性还读书、写算、打猎、造林、建筑。而女性仅仅从事“春播”“种菜”“带孩子”“煮炒”“洗衣”“打药”“收棉花”“养鸡”“摘果子”等工作。《农民识字课本(一册)》[9]第8课《大揭大批“四人帮”》的图片中，男性在地头慷慨激昂地演讲，地头坐着五六个女性认真聆听；第13课《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图中，海、陆、空军均是清一色的男性；第17课《为革命种田》的图中，耕地、收割、插秧、脱粒的均是男性；第28课《勤俭持家》的图中，女性21人，男性2人；第29课《讲究卫生》的图中，均是女性打药、打扫院落、擦门窗；第30课《发展体育运动》的图中，男性在领头做操；《农民识字课本(二册)》[10]中的4幅人物图片，男性开拖拉机、男性挑担收割，女性在图片中仅是远景衬托；《农民识字课本(上、下册)》[11]第34课《农林牧副渔》5幅图片中，男性从事林、牧、渔业，女性搞副业在编织草篮；第42课的12种劳动图片中，其中劳动强度大的工种，如耕田、耙田、施肥、收割、灌水、施肥、运肥均是男性，其他劳动强度较小的工种，如选种、插秧、除草、治虫、脱粒均是女性；第56课《预防疾病》的图中，全部是女性在家里喷洒药物和大扫除；《识字课本》[12]中的配图中，“筑路”“唱歌”“工人”“农民”“体操”“插秧”“游泳”“战士”“讨论”“医生”“写信”“读报”“医生”“英雄”“生产”“学习”“教师”“模范”“开矿”“记账”“互助组”“俱乐部”“体育场”“发明创造”“增产节约”均为男性，而女性仅仅出现在“托儿所”“结婚登记”“讲究卫生”等为数不多的图片中。

　　在角色刻板化和职业区隔化的设限下，除了对个别女性名人、学习榜样、革命英雄、劳动模范和积极分子宣传外(代表人物如刘胡兰、向秀丽、张海迪等)，多数扫盲教材中既找不到“革命”语境中的“铁姑娘”、也没有改革开放视野下的“女强人”，其大多数人物仍为“孝敬婆婆的好媳妇”“不要彩礼的女青年”等家庭生活中的定位。如对《农村扫盲集中识字课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中的课文《吐秀山下好媳妇》和《识字课本》(福建省教委成教处，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中的课文《我和婆婆似母女》进行比较，两本书前后相差16年，但对女性的定位十分相似，不管是前者中的赵兰英“二十年如一日精心照顾瘫痪的婆婆，每天给婆婆穿衣、洗脸、梳头，一日三餐，第一碗饭总给婆婆。婆婆需大小便，一到时间，准时来到婆婆身边，从不怕麻烦”的行为，还是后者中的“我”“每天都是最早起床，最迟睡觉。除了干地里的农活，做好煮饭、刷锅等家务事外，凡我能做的和会做的都抢在先，做在前。婆婆生病，我冒雨将她送进医院，天天去医院，精心照料婆婆”的行动，实际上凸显的仍然是女性的善良、贤惠，没能突破女性传统的角色底蕴。在此基础上，扫盲教材通常将女性描绘为奶奶、妈妈、女儿、妻子等生活型女子，把无微不至照顾孩子的责任推给母亲，把无私奉献照顾英雄的任务留给妻子，突出反映“家”依然是女性牺牲奉献、相夫教子的场所。如东北人民教育部1950年出版的《农民文化课本(第四册)》《好母亲》一课中讲述的王建业的母亲，“今年五十多岁了，无论任何事情，她都带头参加，组织全村妇女搞生产，并选为妇女会主任。鼓舞儿子争当劳动模范，后又鼓励儿子参军，立了大功”，“王建业不无感慨地说：‘我有一位好母亲，是她的鼓励使我走到了今天’。”且通过对两性职业的比较，扫盲教材中没有以领导身份出现的女性，就连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女性也被赋予家庭化、传统化的角色特质。在《农民识字课本(第三册)》[13]、《农民识字课本》[14]、《华东师范大学农村扫盲集中识字课本(下册)》[15]等扫盲教材中均出现了女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然而在课文中，邓颖超不是以政治性或社会性的人物呈现，她的出现也只是作为一般干部和妻子的角色，通过一只针线包体现的是对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照顾，而其伟大功绩也被淹没在普通的妻子形象当中，正如一些研究专家所指出的，“邓颖超戴着老花镜为周恩来灯下缝补衣服，角色是传统女性的缝补行，歌颂的是周恩来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邓颖超本人的经历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是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她一生中最伟大的贡献是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她一生中所做的大部分事情是革命工作而不是补衣和送伞，这篇课文却百分之百把她定位在传统女性角色上面了。”[5]373-374

　　四、结语

　　通过对农村扫盲教材中女性角色的考察，我们可知扫盲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变迁，但从课文中出现人物和主要人物的性别数量比例、两性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以及两性角色的职业分布来看，女性始终处于劣势和被边缘化的位置，突出反映了新中国农村扫盲教材中女性角色在被“现代”塑造的同时，又被“过去”深深地束缚。

　　目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女性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角色，对她们的形象地位已经很难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但遗憾的是，由于长期积淀的传统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包括扫盲教材在内的多种类别的教材对女性形象的定位依然窠臼在某些领域的区隔内，缺乏对现代女性角色的认同和描述。这不但对女性的性别认同和归属产生极大的制约，而且严重地影响着女性的角色期待和社会抱负。所以，教材应避免性别的偏见，还原女性真实的角色与地位。

　　毋庸置疑，消除教材中的性别偏见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教材要真正反映女性的时代特征，必须注意以下几点：其一，教材应冲破性别刻板印象，打破文化塑造男女性别、气质的固模，男性不一定粗壮、豪迈、大度、理性、勇敢，女性也不一定纤弱、温柔、小气、感性、胆小。肯定男女皆有发挥才能、赢得尊重之权利，不应由文化习惯圈化个人的发展空间。其二，教材应加入男女性别角色与地位变迁的内容，树立新型的职业观。职业不分男女，有能力胜任就是适宜的工作者，且有意识地增加职业女性成才的内容；家事不全是女人的工作，男性也能是好爸爸可以照顾小孩，男性一样能将打扫、煮饭、洗衣的工作做得很好；教材还应提供女性角色认同的范式，增加女性出现的次数率，多提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贡献，多以当今社会成功女性为角色模范，提升她们自觉的发展意识。其三，提升编辑的“社会性别”意识。在推动两性走向均等的同时，教材编辑者具有社会性别的公平观念至关重要，将对教材的性别视角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惟有编写教材的编辑具有健全的两性意识，才能使教材更具时代的内涵和价值。而目前，“大部分的教材编写者都没有社会性别意识。社会性别意识的研究在中国的影响更多地局限于相关学者中，社会性别并没有成为大部分研究和实际工作者的考虑因素。绝大部分教材的编写者，特别是成人教材的编写者从未受过相关的教育和培训。他们自己并不具备女性视角和社会性别观念，因此他们编写教材时不可能把性别作为考虑因素……但是由于他们本身的潜意识中仍然是男性视角和传统观念，这些观念会自然、会无意识地体现在教材中。”因此应“加强对教材编写人员和审定人员的社会性别意识的教育培训，普及社会性别的指示，提高社会性别的敏感度，把社会性别意识作为教材编写和审定的因素之一。”[16]

　　注释：

　　①笔者选择样本的主要依据是在能够搜集到的教材范围之内,尽量择取各个年代、不同地区的扫盲综合类教材，主要有：《农民文化课本(第二、四册)》(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部编，东北新华书店，1949-1950)、《农民文化课本》(山东省人民政府教育厅编审室，山东新华书店，1950)、《大众文化课本》(旅大识字运动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大连新华书店，1950)、《农村日用杂字》(储一等编，东方书店1951)、《民校课本》(皖南人民行政公署文教处编印，1951)、《农民识字课本：合订本》(徐勉一，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新农村杂字》(老民编写，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农民识字课本(第三本)》(河南省教育厅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56)、《农民识字课本.第三册》(辽宁教育厅，辽宁人民出版社，1956)、《扫盲识字课本》(无锡市教育局，无锡人民出版社，1959)、《农民识字课本(1-3册)》(陕西省教育厅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60)、《新编绘图农民杂字》(益群编、杨树谋书，群益堂出版，1962)、《农民识字课本：试用本.第一、二册》(上海市业余教育局，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农民识字课本》(黑龙江省教育学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64)、《农民识字课本：试用本.上册》(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教育局，甘肃人民出版社，1972)、《农村扫盲课本》(漳州市革命委员会教育组编，1974)、《农民识字课本(1-3册)》(《农民识字课本》编写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识字课本》(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识字课本》(河南省教育局工农教育处，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农民识字课本》(江西省教育局，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注音农民识字课本》(长春市广播函授学院，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通用识字课本(工农通用)》(云南省教育厅工农教育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农民识字课本(上、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0)、《农村扫盲集中识字课本(上、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识字课本》(云南省教育厅工农教育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农村扫盲集中识字课本》(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学法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妇女识字课本》(河南省教委，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识字课本》(云南省教委基教处，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细妹生活道路的变化》(王梦兰、李小克，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识字课本》(福建省教委成教处，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实用扫盲课本》(云南省教委基教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介绍：马云(1977-)，女，河南三门峡人，教育学博士，上海电力学院社科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上海 200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