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中的南唐有没有可能统一中国?
五代十国时的南方诸国地大财富、兵力强盛,莫如南唐。它承杨吴之基础,北邻中原,南倚南汉,东临闽越,西靠荆楚,处南北中国之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唐有江淮,比同时割据诸国地大力强,人材众多,且据长江之险,隐然大邦也。”当其极盛时,据有35州之地,人口五百万,江淮以南的中国半壁江山,几乎成了南唐的势力范围,“其地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僭窃之地,最为强盛。那么，当时在南方极为强盛的南唐有没有可能统一中国呢？
南唐在烈祖李昪即位后,对外弭兵休战,施行睦邻政策,对内休养生息,继续保境安民,兴科举、建学校。在相对安定的条件下,南唐社会经济有所发展,殷富充实,政府财力充足,国势日强,文化也比别国昌盛,不仅占地广大,土产发达,也是“十国中封建的文物制度最完备的地方”。史载南唐“及受禅年,两江土宇,比诸侯最广,兵力雄盛,气可以吞噬”,是南方最强的割据势力。在五代十国混乱割据的过程中,其实“只有江淮在与中原进行周旋,支撑着南方的局面”。
早在烈祖时就有一统中国之计，“唐祚中兴,大臣议广土宇”。当时朝中意见可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南下攻楚、闽、吴越,先统一南方,再北上统一中国,主要以南方本土人宋齐丘、冯延巳等人为代表。冯延巳建议:“如将有所志,必从跬步始。今王潮余孽,负固闽徼,井蛙跳梁,人不堪命;钱塘君臣,孱驽不能自立,而又刮地重敛,下户毙踣;荆楚之君,国小而夸,以法论之,皆将肇乱。且其壤接地连,风马相及,臣愚以为兴王之功,当先事于三国。”这一战略在先主李昪在世时,在“保境安民”的思想下,受压抑,无法实施。到了中主李璟时,则大行其道。但结果南唐身陷泥潭,一蹶不振,终致亡国。另一派是主张先挥师北上、统一中原,再南下统一全国,主要代表人物有北方南下的韩熙载等人。韩熙载南下时就立下誓言:“若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史虚白向烈祖李升进言:”今君据有江、淮,摘煮山海,人庶丰阜。京洛之地,君家先业,今且乱离,人思旧德,君苟复之,易若屈指。”烈祖李昪也主张先统一中原,反对攻并闽、楚、吴越三方的主张:“不然。土德中否,日失其序,倘天人之望,或未之改,朕尚庶几,从一二股肱之后,如得一拜陵寝,死必目暝。”
在当时的形势下,南唐与中原政权争雄,双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谁胜谁负,不仅取决于双方实力的强弱,还要取决于双方策略的高下。所以当时中原采取的是分化瓦解，孤立南唐的政策，而南唐如果要北伐必须要稳定南方，此时不难理解为什么烈祖趁乱进攻吴越，息兵安民,利用和平环境,积蓄实力,“疆场之虞,不警于外廷,则宽刑平政,得以施之于统内,男不失秉耒,女无废机织,如此数年,国必殷足,兵旅训练,积日而不试,则其气必倍,有如天启其意。”一旦中原有变,时机成熟,立即北进中原,“而中原忽有变故,朕将投袂而起,为天下倡。”李昪梦寐以求能入主中原,“从一二股肱之后”,能到中原“一拜陵寝,死必目暝”只要灭了中原王朝,则致书南方诸国,即可统一全国了,何用征战?“倘得遂北平潜窃,宁又旧都,然后拱揖以招诸国意,虽折简可致也,亦何以兵为哉!”
可惜当时大臣不能理解，“好论兵大言”的冯延巳更是噪笑他“田舍翁安能成大事!”甚至他后代也不能理解，南唐中主李璟和先主不同,他已按不住拓土的野心,但是他忘了先主临终遗言,改变了其父的战略方针。南唐虽然灭了闽楚,但深陷泥潭而难拔,未能长期统治这些地区,得而复失,国势从此一落千丈,且日益趋于衰亡。如果烈祖的战略方针其子孙能得以贯彻,那么日后统一中国的就不一定是中原王朝了。所以南唐是存在统一中国的可能性的。
当然，我们也只是就南唐是否有可能统一中国这个可能性来探讨的，但我们并不能忽略南唐得国不正，重文抑武的问题。本身徐温夺权，就要花大量精力去压服淮南内部的老军头，不敢给武将太大的权力，周本江西平叛就是个例子，到了烈祖徐知浩那时，又夺了徐家正统的位子，所以他很明白自己要的不是统一天下，而是梳理内部，削平内部的武将的力量，保他李家江山，做法就和宋朝差不多，不敢重用武将，但厚养武将。少开战事，求得所谓的平境安民
可以说烈祖徐知浩时的南唐，有些类似二战时的日本，有所谓北进派和南下派，烈祖还是选择了正确的战略，只是可惜后来的中主不成大器，不但抛弃了烈祖的既定国策，打破了南方的平衡格局，并且没有守住淮南之地，所谓“守江必守淮”，丢失了淮河，也就丧失了战略主动，从此南唐便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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