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四见陈丕显

1966年四见陈丕显 ----张文豹 口述　黄谦 整理

1966年的中国，云诡波谲；我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四次前往陈丕显书记养病处，接受他的直接指示，做了一些工作。多年往事，历历在目。

2月份，江青在林彪支持下在沪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与此同时，《二月提纲》传达到上海市党政机关，山雨欲来风满楼。5月10日，陈丕显秘书余永年通知我去华东医院见正在养病的陈丕显书记；我即赶去，在华东医院病房，陈吩咐：“我要你亲自去趟北京”，我问“什么事？”陈说：“去中央组织部找安部长，调取30年代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历史档案。这两天你安排一下，快去快回。”11日，我将此事告知杨士法部长，杨似已知道，听后也不说什么。12日上午，在虹桥机场乘坐伊尔24型的小飞机飞往北京。途中，女乘务员小王告诉我，飞机要在济南降下，加油，吃午饭。下午2点，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我打电话通知了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他们派小车将我送到翠明庄招待所，安顿后，即打电话向安子文部长报到，安说：“你来了就好，明天上午来找我吧。”13日上午，到西单组织部4楼见安，把来意说了，安说：“好，我替你准备一下，不要着急走，有事跟你谈。”接着，安子文部长急切地询问上海的“四清”运动的情况和干部的思想状况，我作了简要的汇报，说：“大家询问：姚文元的文章直接针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把历史上的罢官、翻案和当前的现实联系起来，到底有什么含义？当前为何要发表这样的文章呢？很不理解，对姚文的背景也不敢多加揣测，普遍感到困惑。”安说：“北京市委认为这是个学术问题，你看过《二月提纲》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提纲》的意见是对的。”我接着反映：“对《二十三条》中提出要重点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家不能理解。在运动中到底解决什么问题？中央有明显不同的两种意见，毛主席和刘主席对问题的不同看法，为何还要往下传达？这是怎么回事？上海的干部们都很困惑。”安听了，神情凝重，没有回答。我又说：“党内什么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家都有一种预感，似乎又会有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到来。”安也没正面回答，只是说“按中央指示办，可能又有新的指示。”当晚，安部长邀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帅孟奇、李步新、陈野苹，秘书长赵汉，办公厅主任王雨亭，和我共8人在会计司胡同安宅吃晚饭，安部长说“就吃点家常菜哦”，厨师老王烹制了面食猫耳朵，有藕片，木樨炒虾仁，红烧肉，鱼香肉丝等七八个菜，喝了点西凤酒；我自1957年到上海工作后，还是第一次回北京，和老领导、同事们相聚叙旧，言谈甚欢。14日，依安的安排，到档案科长刘冀鲁处签收档案材料。15日回到上海，16日通知余永年事已办好，余告诉我不必再去华东医院见陈，将材料交给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苏超即可，我略略扫了档案目录一眼，是夏衍、于伶、陈鲤庭等人的历史材料，立刻到康平路市委办公厅将档案材料当面交给苏超了。17日，中央发出“5•16通知”，全国范围的文革开始了。

8月12日，陈丕显在华山路一幢洋房内，找我单独谈话，陈说：“市委决定成立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你担任主任。”我表示“自己一直从事组织工作，对上海的学生情况不熟悉，难以胜任，建议由团市委书记张浩波兼任。”陈不同意，说“这是市委的决定，要服从，”并说“你是从中央机关调来上海的，你的条件比较合适；再从市委宣传部、团市委调两个副手，你们一起赶快把这个摊子办起来，有事及时向市委报告。”14日，我领衔受命，在陕西北路500号市团校大院挂出“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的牌子，在二楼朝南一间大屋内，召集担任副主任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蓝瑛、团市委副书记郑均培和另外三位干部，共六人开了碰头会，作了简单分工，我主要负责接待，蓝负责宣传方面的事务，郑负责联系各大专院校，其他三人负责安排住宿，提供各种物资材料等具体事务；大家都感到责任重大，表示要认真诚恳地做好工作，但如何接待，心里都没数。8月20日，第一批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后，便来联络站，经其自我介绍，知道带队的是谭怀远（谭震林之子），叶子枫（叶飞之女），此行主要是向上海市委通报北京红卫兵运动的情况，提出要看望陈叔叔。我即向苏超汇报，经安排，21日下午，我带领谭、叶去华山路洋房见陈丕显，见到陈，他们便自报家门，说“爸爸问你好！”，陈叶请他们代向其父问好，接着，谭介绍了北京的情况，他们赞成“十六条”、反对“打砸抢”、不赞成宣扬“红色恐怖”、不赞成“随意批斗”；并且建议上海也应及早成立红卫兵组织。陈听了很高兴，表示赞同，当即对我说：“这件事你去负责办一下。”这批红卫兵到主要的几所大学串联了一两天就去杭州了。

先前的几天，市委已着手筹备上海市红卫兵成立大会。8月19日，苏超打电话给我：“曹市长叫我告诉你，23日召开上海市红卫兵成立大会，你们迅速去联络各红卫兵组织，协助做好会议组织工作。”当时，华师大“心向党”推荐，拟定该组织的领队人女大学生李本荣代表红卫兵发言。我觉得她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请示市委获得同意后，22日上午，找李谈话，问了她一些问题，他一一作了回答，是山东省荣成县人，22岁，贫农出身，在教育系就读，共产党员；他们一致表示拥护党的领导，保护校党委，坚持学习。我看了发言稿，要求加上一条：“倡议全市红卫兵组织起来。”并表示“市委会表态支持。”23日上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了上海市红卫兵成立大会，有三万多人参加。市委副书记、市长曹荻秋，市委副书记梁国斌，上海警备区政委刘文学，副政委张宜爱、李彬山，空四军和东海舰队的代表，劳模杨富珍、杨怀远、蔡祖泉等参加了会议。曹荻秋代表市委讲话，表示支持上海市的红卫兵运动，刘文学代表警备区讲话，李本荣代表红卫兵发言；选出了廖年（廖政国之子）等四人为红卫兵总部负责人。会议期间，我一直在会场安排、协调各组织的排列、站队、进出，巡视会场情况，也遇见了我大儿子和他所在的61中学的红卫兵们，打了招呼。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保皇派”的红卫兵纷纷去了各地串联，没有形成为一支队伍。

8月24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 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是9月24日成立的，8月24日到上海的可能是中学红卫兵或清华大学红卫兵——编者）两大红卫兵组织的一批有80多人到上海，30多人来联络站，他们身穿旧军装，手持“红宝书”，要求提供宣传工具、各种物资材料，要求提供市委机关地址。一位梳着羊角辩、自称“鬼见愁”的胖墩墩的北航女大学生，反复向我们宣讲“红色恐怖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还说：“你们不支持我们，就要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我瞥见她的一个笔记本上写着一个名字：“刘春娥”。经报告、请示市委后，向他们提供了索要的做宣传用的一些物资材料。29日前后，北京红卫兵大批来到，聂元梓系“首都红三司”的也到了上海。他们不来联络站，直接去各大专院校串联、动员“造反”，并积聚在延安西路33号市委机关门前、静安公园等处，鼓动市民支持他们起来造反，冲击市委机关的意图愈来愈明显。许多市民与他们展开辩论，杨富珍带领着一批工人赶来劝说他们离开、不要妨碍办公。29日上午9时许，苏超通知我和联络站的同事赶快前去做劝说工作；在33号门前，我向红卫兵们自我介绍：“我叫张文豹，是市红卫兵联络站的负责人。同学们，不要冲击市委机关，这样影响工作，希望大家离开。”下午，又到静安公园继续做红卫兵们的工作，还和他们及部门持“造反有理”、“红色恐怖”观点者展开辩论，我谈自己的观点：“解放以前，敌人对我们实行白色恐怖，我们革蒋介石反动派的命，造旧社会的反，那是有理的；现在新社会，不能革自己人的命，造人民政府的反，这是无理的，我认为：没有也不能实行实行红色恐怖。”好多年以后，我所住花园公寓的邻居老蔡见到我说：“老张，那时我也去静安公园了，看到你和北京的红卫兵们辩论，我看他们辩不过你啊。”

但是，劝阻无效。上海的许多工人们神情严肃、庄重，手挽手组成人墙围绕在33号周围保卫上海市委机关；北京红卫兵们不断力图冲击进入33号，很难抵挡。30日我向苏超报告：“看样子顶不住了。”苏告诉我：“已通知，所在机关决定31日放假；文件等全部转移，把门窗关好，做好受冲击的准备”，并让我尽可能进行劝阻。31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部分红卫兵找来梯子等工具，从东侧爬墙通过楼梯进入了33号大楼内，从里面打开门锁，人墙再也无法抵挡，大批北京红卫兵瞬间一拥而入，我看到了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红卫兵们的一张张兴奋的脸在晃动。有一位红卫兵爬上楼顶，想扯下国旗；见状，我和许多工人、市民们痛心疾首、齐声高喊：“不准降国旗！不准降国旗！”我冲着他喊：“这是国家的标志……”，结果，愤怒的吼声震慑了那位冲动的红卫兵小将，他住手了，五星红旗仍在飘扬。我午饭也没吃，进入33号继续劝说，看到因事先做好了准备，红卫兵们一无所获，稍感宽慰。晚上6点左右，红卫兵们才逐渐散去，回所住学校了。但是市民们仍然三五成群，议论纷纷，忧虑、迷惘、不安。晚上走回联络站，向苏超通报了情况。当时，我和蓝瑛、郑均陪都步行往返各处，另三位同事骑自行车四处联系工作，非常辛苦。11月5日，马天水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交大“反到底”红卫兵组织要查抄烧毁档案，校党委希望我去做劝阻工作。交大派车将我接去，和党委书记余仁、校长张华等略作交谈后，就在校部会客室直接和该组织负责人之一的严步东等见面。不多时，严等要求我到该组织的司令部和他们谈，说：“你来了，我们欢迎，你就在我们这儿住下来！”我也想和他们多接触，了解他们的思想，看看他们是如何组织、活动的；就答应住下来。于是，和严等在学生宿舍同住一屋，睡在下铺，买饭菜票和他们一起在食堂吃饭，排队时还相互让先，他们客气的称呼我“老张”。这样，和他们同住同吃，并四处走走、看看，在宿舍和他们聊天；了解到，他们不信任校党委，怀疑档案里记载一些不利于他们的东西，因此想烧毁，认为这是“扫四旧”的革命行动。我对他们说，这不是“四旧”；档案每个人都有，和户口一样，我也有档案；没有档案，怎么证明你是谁？怎么毕业？怎样接受工作分配？这是关系到你们今后一生的事情，怎么能烧毁呢！你们要相信校党委，建立学生档案是国家的统一规定，是对你们的爱护。我每天到校党委通报情况，也要求他们一起做工作，校党委的组织部岳部长和其他干部、教师们一起向他们解释，进行劝说、疏导，终于缓解了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以后，未见“反到底”组织的红卫兵继续进行查抄烧毁档案的行动。

11月9日晚七点，严步东等突然不由分说地把我拽到一辆吉普车上，说：“一起到文化广场开会去”，问开什么会，严说“不要问了，去了就知道。”我和严及另外两个人到了文化广场后台，严说：“我把你介绍给王洪文”。接着对王洪文说：“这是张文豹，市委红卫兵联络站主任。”王对我说：“我是工总司负责人，叫王洪文；我们在这里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希望你代表市委讲几句话，支持我们起了造反。”这是第一次见到王洪文，在场我所认识的有潘国平，潘见到我便说：“我见过你，你就讲几句，代表市委支持我们。”我无任何思想准备，感到问题严重，面对突如其来的要挟，我镇静下来，停顿片刻后，对王、潘等说：“你们工人师傅要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允许的，但是，要按《十六条》办事，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产闹革命。第二，我是市委机关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无权代表市委。”王洪文等人说：“不行，其他人没找到，就找到了你，你是联络站主任，你可以代表市委。”潘国平一边把我往主席台推一边帮腔说“你可以代表……”，我再次解释“我是和学生打交道的，你们工人师傅要起来造反，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王、潘等说“不行，既然来了，就到前面去和大家见个面”，我摆脱推搡，自己走到主席台前，看到昏暗的灯光下全场坐满了人，王洪文用麦克风介绍：“张文豹是上海红卫兵联络站主任，欢迎他代表上海市委支持我们起来造反，欢迎张文豹讲话。”下面高喊：“你代表市委讲话，你代表市委讲话……”，等喊叫声停了以后，我就向台下的人们说：“工人师傅们，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号召的、中央领导的革命运动，你们起来参加是可以的，但《十六条》的规定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止生产，起来革命、造反，这样违背《十六条》，不应该。我是市红卫兵联络站主任，但只是市委机关的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无权代表市委，我劝你们还是按《十六条》规定办。”台下面“不许你胡说，不准推卸责任……”的叫喊、嘘声乱成一片，我站在台上，局面僵持着，王洪文见状便朝台下的人群说：“师傅们，他既然不支持我们造反，就把他轰走好了。我们另想办法。”旁边的潘国平等恼羞成怒，狠狠斥责我，叫严步东把我带回去，混乱中有人打了我两个耳光。回交大的路上，在吉普车李严埋怨我“你为什么不代表市委讲话？”我说“他们不应该停产闹革命！我也无权代表市委讲话。”严说：“你真是，如果你说了支持他们，以后日子就好过了。”我说：“我不能那样做。”回到交大学生宿舍，我一夜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我向苏超通报，苏说“昨晚还有这事？……”我说“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行动”。中午，校党委派人找到我，说“梁国斌副书记叫你赶快回去”，即派车将我直接送到康平路市委，梁国斌已站在机关大院小车旁等着，看到我便说：“跟我去安亭车站，他们已经卧轨了！”下午2点左右，我随梁国斌、李庸夫直达安亭车站。车站内，许多人散乱地坐在铁轨上，有的在站内四处游荡，火车全部停运了。车站的工作人员把我们引到值班室，王洪文不在，便把一个约30岁、穿工作服、听闻是一纺织厂的机修工的小头头找来了。梁严肃地批评他说：“你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不应采取卧轨这样的行动，阻断交通，火车不能运行，影响国家建设，要赶快撤回去！”小头头说：“我们起来造反闹革命，你们市委不支持，找你们领导又找不到，没办法，只好在这里；你们不管，中央文革会管我们。”李庸夫插话：“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国家宪法、法律没有规定用阻碍交通飞办法来实现自己的要求；赶快撤走，让铁路恢复运行。”在场的造反派们轰起来：“你算老几？你们说话不算数。”梁表示：“告诉你们的司令，还是要按《十六条》办，赶快撤走！”小头头说“我汇报过了，我们的行动听王司令指挥。”谈话不足半小时，劝说无效；我没插话。回来路上，都沉默不语，到康平路时我说：“梁书记，看来事情闹大了，要研究怎么应对。”梁回答：“那好吧。”梁有用小车把我送回陕西北路联络站。见到蓝瑛、郑均培后，我对他们说“事情愈闹愈大，看样子，大的风暴还要来，要做好准备。”

11月14日，苏超通知我下午1点30分去康平路市委2楼会议室列席常委会。会议主要是听张春桥的意见，陈丕显没有出席，曹荻秋主持会议。曹说：“张春桥同志从北京来，代表中央文革和我们商量怎么妥善处理安亭事件的问题。”接着张春桥站了起来，面露愠色，用手指着曹：“你们完全错误！为什么不支持他们起来造反，上海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有优良革命传统，他们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你们一个领导也不跟他们见面，为什么！”常委们静静地听他批评，张接着又说：“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从上海发起的，你们跟不上形势，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要尽快改正。”曹荻秋说：“丕显同志一直在养病，市委的日常工作是我主持的，我们这些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对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充分理解，对工人起来没有加以支持，这是我们的失误，愿意接受春桥同志的批评，研究怎么改正。”张提出：“；有错就改嘛。我带来中央文革小组的5点意见，请你们考虑。”所谓5点意见，内容即为张春桥签字同意的工总司的5项要求。曹说：“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谈了5点意见，大家看看有什么意见？”沉默了几分钟，马天水首先发言：“我赞同春桥传达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上海工人师傅起来闹革命是正当行为，上海工人有革命精神，我们应该支持，我同意5点意见。”接着王少庸发言：“我觉得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批评应该接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争取主动，陷入被动，现在应抓紧时间把这局面改正过来。”曹问：“其他同志有什么意见？”又沉默了几分钟，没人讲话。曹最后说：“按春桥同志的5点意见、我们照办好了。”

11月20日，苏超派车把我从陕西北路接到华山路陈丕显养病处，市经委副主任熊中节已在坐，陈丕显对我俩说：“这几天的形势你们都了解，工总司成立了，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委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困难。”说着，他双手一摊：“看来大势已去。”嘱咐：“你们两个，现在要注意，老熊哦，你要想办法把工业生产抓好，尽量减少损失。你呢，”指了指我，“在联络站要注意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及时向市委汇报，并且要想办法帮助解决问题。”我们问：“陈书记，你身体怎样？要多保重！”陈回答：“最近身体还好，希望能挺过这一关。”谈了半个小时左右。一起出来，我和熊中节互道：“再见，多保重！”

我和联络站的同事们，按照陈丕显书记和上海市委的指示精神，恪尽职守。11月30日，“红革会”占领《解放日报》社、阻止了报纸的出版；我和蓝瑛等奉命三次进入报社内了解情况并做劝说工作，但无效果。秋末，寒意渐深，安子文部长的儿子安民来到我家，告诉我，北京的造反派红卫兵冲击了中央组织部，他父亲已受到批判，提醒我要注意了。12月30日凌晨，工总司和各路造反派冲进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围殴赤卫队员，扫荡了市委办公大楼，我们闻讯赶去，只见楼内已空无一人，一片狼藉。

回到联络站，我对蓝瑛、郑均培和其他三位同事说：“联络站解散吧。各回原单位。”至此，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的任务也就结束了。

（张文豹，曾用名：张旭东，历任东北人民政府秘书处长、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市新成区委书记、静安区委书记、上海市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淮南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