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自由概念]读书心得
《两种自由概念》读书心得
我们今天在谈论自由的时候，一般会将其划分为两种，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而这个概念是1958年由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的演讲中正式区分的，哲学家，政治学家们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对自由的思考，当然与历史的发展有关。我们反思自由与奴役，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反思近现代辉煌的成就，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的文明有多脆弱，有时候总会泛起一种无力感，想改变，却不知从何做起。
1944年，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5年，卡尔·波普尔出版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他们都是著名的犹太学者，深受极quan主义的迫害，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是最拥护民主和自由主义的，他们信奉“看不见的手”，一直以来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忠实拥护者，只有民主，才能保证多数人不成为少数人的奴隶，才能让犹太金融财团的利益最大化，让共济hui影响乃至操纵这个世界，而不会被元首或者暴君这样的人把别人的私有财产吞得干干净净，还要使人面临被物理消灭的惨景。
有人说，被资本奴役，不会被比被上帝奴役自由得多，然而，至少很多人都和我持同样的观点：宁愿被资本奴役，也不愿意被极权，被个人和集团永远垄断的暴力政治法律去奴役，因为，民主至少能够避免最坏的一种情况，也许它不是价值最合理的，不是结果最正义的，但它至少不会为了实现所谓的伟大目标，把反对者都物理消灭吧？
伯林在文章一开始谈论目的和手段的问题时，就指出了思想观念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并且最大的危险是它不是理性批判所能左右。他说：“令人惊讶，因为在近代历史上，也许从不曾有这么多人——包括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观念以及生命，被狂热的社会与政治学说所改变，有时甚至被猛烈翻搅。”纵观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历史，这句话显然深刻地展现了这样一个事实，正如伯林所言，哲学家的意识活动，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而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两次世界大战、意识形态冲突等事件，处处能够找到这样的影子，真实地刻画出了如此残酷的现实。
所谓消极自由，是指在我有能力做某事的范围之内，免受强制和干涉，当然，这种能力不能侵犯他人。而积极自由，则是我有干什么的自由，是一种想要自己治理自己，或参与控制自己生活过程的欲望。于是我们看到了自由的两种倾向，消极自由争取的是免受他人的强制和干涉，积极自由则表达出做自己主人的愿望。
自由是被理性引导的，理性推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革命，推导出了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但也走向了异化的道路，西方进入和垄断资本主义告诉发展的时代，也是工具理性支配、控制人的时代，社会矛盾积累是很严重的。于是越来越多的哲学家主张积极自由，马克思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就很看不惯，他认为理性应该是一种使自己实践有效的能力，或者说改造世界的能力。马克思这样去理解理性与实践的态度自然就催生出了与以往哲学家迥异的自由观，注意，我说的马克思，不是现在贵党宣传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理性主义自由的思想，论述个体与群体、阶级自由的关系，提出自由的阶级性，最后推出自由的实现形式是共产主义。他说自由是状态，与必然是辨证统一的，仅仅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他既反对只承认必然的宿命论，又反对承认绝对意志的“唯意志论，对只承认客观和只相信主观都要反。
但其实，虽然消极自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一贯立场，从霍布斯、洛克到亚当.斯密、休谟等英国古典政治思想家皆倡导“消极自由”的概念，包括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第四条“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也更加强调做事情的“有权”即免于干涉，就像墨家讲的“非攻”。而“积极自由”的观念也早已有之，同样信奉社会契约论的卢梭就和霍布斯与洛克不同，卢梭强调了个人和国家权力的统一性，个人自由在共同体中得以实现和保障，从天然自由到社会自由再到道德自由，构成了卢梭自由观的由低向高的三个阶段，而他的思想深深影响到了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于是有人把卢梭称为极quan主义的创始人，我们看到，在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自由被表述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先驱托马斯·格林这里，积极自由被明确指出，格林将其表述为“自由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可以做我们喜欢做的事，而不管我们做的事是什么。自由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或一些人可以享受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的自由。我们言及自由指的是一种积极的权力或能力，从而可以做或享受某种值得做或享受的事。”
伯林在这本书中着重论述的还是积极自由，其公式表述是“去做某事的自由”（liberty tosth.），而消极自由则是“免于„„的自由”（liberty fromsth.）于是这种分歧体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处世哲学，即伯林所言“并不是对同一个概念的两种不同的解释，而是对于生活目标的两种存在深刻分歧而且不可调和的态度”。伯林在本书中提到政府和法律的干涉也有例外，比如给人“免于饥饿和贫困的自由”，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某些必要的经济干涉并不意味着对自由的侵犯。当然，对于本身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比如瞎子看不见，穷人买不起某些东西，也不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
而就追求积极自由来看，不管是追求理性主义的黑格尔学派、自我实现或者自由意志论者、禁欲主义者等追求避世的人、还是渴望实现群体认同或者说集体意志的人，最终都指向了“以做自己主人为要旨的自由”，而这种思
想的集大成者毫无疑问是卡尔·马克思，我们知道，同时具有宗教的终极关怀道义权威与科学般的理性权威双重魅力的，除马克思主义再无其二。正是在这样一种实践理性和追求积极自由的鼓舞下，有着严密逻辑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支撑，很多组织都开始其政治实践，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向康德、格林、马克思这些哲学家们的经典思想被野心家利用，成为推行极quan主义的意识形态武器，然后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不管他们所做的有多么价值理性、动机有多纯正、所描述的结果有多正义，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么一句话“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这句话来自F·荷尔德林，德国诗人，黑格尔的同学。伯林1958年的演讲恰恰就是在指出“积极自由”的危害，用一个最美好的东西去蛊惑人心，那些以集体、民族、阶级、国家或某种社会理想或各种意识形态的名义压迫个人，无不以追求所谓的绝对自由、纯粹理性、真实自我类似的理由为说辞。这样的理想，这样的目标难道不够远大不够好吗？当然不是，问题在于，设计这些远大理想的人对理性过分地自负，狂妄地认为科学的、理性的实践能够设计和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社会，于是强调积极自由，强调社会权利，强调平等。为了实现所谓绝对自由，或者说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平等，进行社会的积极干预。而在干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让个人的权益受到侵害，让权利与自由集中到统治者的手中，到了这个时候，能够约束统治者的，只剩下道德了，因为法律已经被践踏了，然而，不管是理性认识还是道德约束都有很强的局限性。我表示不解的是，有这样的局限性，又怎么能够用理性规划建立一个乌托邦？于是会在实践中付出巨大的代价，在这样的反复中，无可避免地会迈向专制极quan。
当我们把自由的观念绝对化，认为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实质上就否认自由的存在与意义了。事实上，自由本来就是相对的，是以不侵害别人的自由的为前提，是限制的和有条件的，自由的边界是自由，一个自由不能侵犯另一个自由。因此这种限制，并不意味着自由观念的无意义，相反，在限制之外，存在广阔的自由天地。这恰恰是需要保护的。而这些为了用理性实践伟大理想的人，反对的就是个人的自由和这些的自由天地。因为个人的自由必然会抵制为了所谓积极自由而实行的统治。所以，为了实现所谓的自由王国，就要牺牲个人的自由去实现所谓集体或者说阶级的自由，在这些国家，自由往往是不被广泛认可，其意涵也是受到刻意扭曲的，于是导致极quan主义，与自由相对的概念是奴役，极quan主义正是奴役的代名词。
马克思的communism社会有两个条件值得我们思考，第一是物质极大丰富，第二是道德水平极高。现在看来，只要在地球文明时代，就永远达不到。资源是有稀缺性的，道德不是想提高就能提高到极限的，以此理论为根基的社会主义难道不是一个乌托邦吗？强行去实践当然只能被野心家利用。物质和道德无法保证的时候，靠什么做到分配的公平？
于是，基于有限理性的思考，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消极自由主义者，曾经为之热血沸腾的，比如苏共要以社会主义一国胜利建立联盟辐射周边，最后要解放全人类，nazi要建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元首的大germany帝国，然后建立轴心征服世界，实现全人类的种族进化，这些无比伟大得令人热血沸腾理想在现在看来，都是浮云了，我们曾经在奴役之路上走远，现在情况虽然比几十年前要好，仍然存在较大的风险，我们需要反思的力量，避免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