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粱一梦的文学流变与文人人生感悟的嬗变

　　摘 要：黄粱一梦作为中国梦文化的实体，备经历代文人的夯实与增添，融注了文人对自身命运的考察与人生感悟的显示。历代文人借助梦的形式来展示生活需求和人生感悟，以道教的清静无为观念来否定儒学的功名之心，展示了不同时代文人的人生感悟的嬗变历程及对人生意义的拷问。黄粱一梦母题构成文人寄慨抒怀的一种重要形式。　　关键词：黄粱一梦；文学流变；人生感悟；嬗变　　黄粱一梦作为中国梦文化的实体，承载着形态各异的文人心志，无论是高视阔步的追仙体验，抑或坎壈不平的胸中丘壑，入梦与梦觉的现实反差，富贵与贫贱的生活交替，文人在现实——梦境——现实的境遇流转中抒写了摇曳多姿的文化体验，也展示了不同时代文人的人生感悟的嬗变历程。　　一、黄粱一梦的文学题材流衍　　黄粱一梦胚胎于西极化人之说，《列子?周穆王》载：“王问所从来，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复。复问化人。化人曰：‘吾与王神游也，形奚动哉？且曩之所居，奚异王之宫？曩之所游，奚异王之圃？王闲恒有，疑暂亡。变化之极，徐疾之间，可尽模哉？’”[1]（P104）宋人洪迈在《容斋四笔?西极化人》中断论：“《列子》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穆王自失者三月。复问化人。化人曰：‘吾与王神游也，形奚动哉？’予然后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黄粱梦》、《樱桃》、《青衣》之类，皆本乎此。”[2]（P624　　625） 西汉刘向《列仙传》引《云房先生谣》有“黄粱犹未熟，一梦到华胥”之语，开启了黄粱与梦的组合轨迹。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柏枕幻梦》将这一母题与现实生活拉近，云：“焦湖庙祝有柏枕，三十余年，枕后有一小坼孔。县民汤林行贾，经庙祈福。祝曰：‘君婚姻未？可就枕坼边。’令林入坼内，见朱门，琼台瑶宫胜于世。见太尉，为林婚，育子六人，四男二女。选林秘书郎，俄迁黄门郎。林在枕边，永无思归之怀，遂遭违忤之事。祝令林出外间，遂见向枕。谓枕内历年载，而实俄顷之间矣。”[3]（P4）这一故事发生在安徽巢湖，幻梦之人为一商人，还未与文人的身份表征相连，幻梦的关键是枕边小孔，它具有穿越时空隧道的功能，梦境的历年与现实俄顷的对比，显示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文化气息。　　将黄粱一梦母题脉络定格于邯郸道上，应该肇始于唐人沈既济《枕中记》，幻梦之人卢生触枕而睡，梦境之中出将入相，立有开河开边的显赫功绩，自身亦能年逾八旬，却不得不面对“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4]（P38）的无奈现实。梦时富贵、梦醒惘然，功名利禄如同浮云，求仙访道才是正道，这就设置了以道制欲的人生言说方式。自宋以来，文人喜就黄粱意象来推举黄粱一梦母题的虚幻、顷刻的生命意义，切合黄粱一梦的诗文不下二百首。如苏轼《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诗云“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粱一梦游”；黄庭坚《明叔知县和示过家上冢二篇复次韵》诗云“功名黄粱炊，成败白蚁阵”，其《薛乐道自南阳入都留宿会饮作诗饯行》还有“生涯谷口耕，世事邯郸梦”之句；范成大《邯郸道》诗云“困来也作黄粱梦，不梦封侯梦石湖”；郭印《云溪集?上郑漕》录有“荣华路上黄粱梦，英俊丛中白发翁”之句；等等。就宋人诗词中黄粱一梦的意象指寓而论，用事趋向仍未脱离欲望破灭、世事如梦的笼盖。　　元明文人在宋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黄粱一梦的母题演变定位于邯郸，点染黄粱短促而虚幻的现实文化指寓。元人马致远、李时中、花李郎、红字李二四人合作创作了《黄梁梦》杂剧，将人物移位为汉钟离度脱吕洞宾，为神仙度脱说事。元人范康《竹叶舟》第一折亦云：“[吕岩]因应举不第，道经邯郸，得遇正阳子师父，点化黄粱一梦，遂成仙道”，还恪尽点化悟道本事。汤显祖《邯郸记》进而将这一母题移位于吕洞宾与卢生身上，点染文学叙事的情感宣泄效果。清人袁枚《梦》诗云“古今最是梦难留，一枕黄粱醒即休”，着眼富贵功名的虚无，点化人生如梦的主旨。清人陈维崧《小镇西》词云“算来人世，偏有黄粱难熟！”黄粱难熟对应的就是人生的短暂，顷刻的富贵，转眼成空，恰好点明人生如戏的况味。梳理黄粱一梦的故事嬗变，约有三端。其一，故事大体沿着由宗教向世俗演变的路子，宗教意义上的神仙道化正是现实儒道思想斗争的具象反映；其二，母题本事旨在以功名富贵成空的结局，来说明以道制欲的色彩，故事中的触媒枕坼、黍、黄粱，既诱发了故事的发生，又充当了欲望破灭的见证；其三，从总体上观照，故事构筑了一道由现实——梦境——现实的转换链，梦境与现实的舛误与反差，恰好表明文人寄慨的分野。黄粱一梦的度脱情节，多以悟道成仙作为故事的结局，而后文人情志的渗透，加深了对这一母题的意义体现的人生趋向。　　二、人物境遇变迁与情感体验　　人物身份指涉是历史与现实双重社会生活的真实折射，缘由个体生命激情的灌注，黄粱一梦母题是一个相对自足的文化系统，生活的感性样式与文人创造理性的交融，使得这一母题的人生态度体验变迁染带具体的生命存在因子。黄粱一梦母题的源头，象《西极化人》、《柏枕幻梦》、《樱桃青衣》还未与度脱故事发生关联，也未牵涉到宗教文化的因子。《枕中记》的吕翁点化卢生一事，还不是地道的度脱题材，其间所包孕的出世之想却得到清晰的呈现。泱泱大国风范的唐皇朝，文人不乏建功立业之思，而备受坎坷仕途折磨的文人亦会产生出世之想。唐德宗建中二年宰相杨炎遭贬，曾受杨炎引荐的沈既济因受牵连，坐贬处州司马参军，创作于其贬谪时期的作品，就是其对功名利禄的深层思索的结果，这适如汪辟疆所论：“唐时佛道思想，遍播士流，故文学受其感化；篇什尤多。本文于短梦中忽历一生，其间荣悴悲欢，刹那而尽；转念尘世实境，等类齐观。出世之想，不觉而生。影响所及，逾于庄列矣。”[4]（P39）文人的用世精神与现实境遇的冲突，激发他们乐于就欲理之辩来表现内心的波澜。一般来说，礼赞无为的道学文化总或隐或显地影响着文人的人生态度，《枕中记》、《黄粱梦》、《邯郸记》与蒲松龄的《续黄粱》均将功名作为批判的靶子，即为注脚。《枕中记》的卢生认为“士之生也，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4]（P37） 《黄粱梦》中吕岩一出场就自标为“自幼攻习儒业，今欲上朝进取功名”，[5]（P146） 《邯郸记》中年年邯郸道上的卢生，也颇为自诩：“今日才子，明日才子，李赤是李白之兄；这科状元，那科状元，梁九乃梁八之弟。之乎者也，今文岂在我之先。”[6]（P2284）以功名解构的程度作为儒道思想斗争的具体反映。走金榜题名的科举之路，是历代文人孜孜以求的既定轨辙，而真正实现科举垂直移动的却在少数，黄粱一梦母题以此为矢的，正是挖掘封建制度炙烤人性的事实。

　　人生如梦，追问梦的实现方式及其入梦者的情感体验，往往是文人思索人生存在意义的重大途径。道教以清静无为的要旨来解构儒学的功名心，全真教礼遵吕洞宾、汉钟离，附会黄粱一梦故事，以宗教的体悟来显示酒色财气等欲望碍道防修的本质。《黄粱梦》基于被度脱之人的仙缘，让吕岩历经十八年的人生浮沉，转头成空，以不得志的文人的顿悟来宣扬全真教性命双修的要义。正因为汉钟离的偱偱说教，吕洞宾方才知晓梦中高太尉、院公、贫道、壮士均为汉钟离所化，看破名利关，悟道出家，位列仙班。脱离尘世，就是告别追名逐利的现实社会，这正如其夫子自道：“功名二字，如同那百尺竿上调把戏一般，性命不保。脱不得酒色财气这四般儿，笛悠悠，鼓冬冬，人闹吵，在虚空。怎如的平地上来，平地上去，无灾无祸，可不自在多哩。”[5]（P149） 较以《枕中记》中卢生的善终，《黄粱梦》中吕岩的人生轨迹更为复杂，卖阵而逃、妻子与人私通、被贬丧命，看清人我是非，醒悟浮生如梦，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体人格的自我求证。世俗欲望使其沦为贪得无厌的罪臣，也被剥夺了生命之念，前世面见分明，今日同归大道，自我求证行为也在另一面展示社会的荣枯起伏。真正对黄粱一梦母题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应属汤显祖的《邯郸记》。借他人之酒杯、一抒自己之块垒，剧本中之卢生即为作者的变相替代。吴梅《邯郸记跋》云：“记中备述人世险诈之情，是明季官场习气，足以考镜万历年间仕途之况，勿粗鲁读过。盖临川受陈眉公媒孽下第，借此泄愤，且藉此唤醒江陵耳。”[7]（P1266）汤显祖未能屈从权相张居正的拉拢，一生仕途偃蹇，创作于贫病交作之时的《邯郸记》，就渗透着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切感悟。《曲海总目提要》卷六云“其摹写沉着，贪恋声势名利之场，亦颇以为张居正写照。”[7]（P1256）剧本中的宇文融宰相，恰是作者摹写权相的替代。由个体生命历程的考察上升为对士人的整体观照，汤显祖挖掘和拓宽了黄粱一梦故事的深刻社会底蕴与悲情色彩。　　相对于世人对群体命运的关注，黄粱一梦母题凝固了传统的教化说，书写价值失范的文化镜像。自《枕中记》将幻梦之人身份锁定为落魄文人以来，黄粱一梦题材便由单纯的搜奇志怪演变为文人命运的观照，加深了这一故事的文化底蕴。蒲松龄《续黄粱》构筑一幅欲望的迷途羔羊的返本归真的文化历程。意气洋洋的曾孝廉，声色犬马、擅作威福，荼毒人民、奴隶官府，一旦堕入地狱，免不了身下油锅、耳灌铜汁的惩罚，即使转世为人，也因前世恶孽，横遭凌迟处死，显示了道德救赎的效果。蒲松龄解构了传统的黄粱梦结局，以彻底的悲情底色来显示作者清晰的社会认识。聂石樵先生曾就《幽明录》、《枕中记》、《容斋四笔》之于《续黄粱》的关系有过清晰的判断：“从以上三则材料可以看出黄粱梦故事的发展过程，开始只是梦而已，继之是梦中求美妻，而后是梦中宦途显达。蒲松龄则更扩大了这一情节的社会面，写曾孝廉梦中做宰相之后祸国殃民，倚势凌人，卖爵鬻名，枉法霸产，揭露了封建官僚阶级的阴险、狠毒的本质，死后，受冥王的种种惩罚，也是人民思想感情的寄托。”[8]（P125） 究其实，蒲松龄正是立足于现实社会的考察，来表现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悲剧，入梦者的善恶行为直接关合着人物本身的人生态度体验。小说卷末的“异史氏曰”就是一种别样的夫子自道：“梦因为妄，想亦非真。彼以虚作，神以幻报。黄粱将熟，此梦在所必有，当以附之邯郸之后。”[9]（P150　　151） 曾孝廉的宦海浮沉，正是文人社会际遇的具象反映，说狐大家拈出果报观念来对贪欲进行无边的嘲笑与玩弄，他有意地放大贪欲惩戒的效果和力度，形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反差和震撼，展示了荣华富贵犹如梦幻，不一定值得拼死追求的人生立场。　　三、梦幻形式中的人生态度　　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周梦蝶故事开启了以梦叙事说理的文学叙事传统。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文化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道结合、入世出世交叉的思想表征。文人往往借助梦的形式来展示个人的现实需求和生活欲望，并藉此内心需求与现实条件的不可解决冲突来显示各自对人生的态度。黄粱一梦题材大体可归属为一种白日富贵梦，现实是梦境的自然延伸，入梦与梦醒的境遇反差抒写文人的悲情体验。《柏枕幻梦》就其人生哲学而言，主要立足于儒家的用世观，作者并非有意地对汤林做道德的善恶之分，至《枕中记》一出，文人推许卢生凿河济水、开边拓野的刻石之功，这分明是唐代文人报效疆土的普遍方式。卢生身上闪烁的是儒家的积极进取观，尽管他在吕翁的设置下不可抗拒地皈依道教。就结局而论，表面看是道法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儒家的欲望，赢得了暂时的胜利，而文本中“生怃然良久”、“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 [4]（P38　　39）的话语存在，却的的暗示这种结局的无可奈何色彩，儒道的冲突依然故我，梦醒之后的内心焦虑并未得到根本的改观，以吕翁为代表的无欲力量与以卢生为代表的欲望竞逐者之间的斗争还会延续下去。在这里，梦幻成就了卢生欲望的实现场景与实现方式，梦觉的惘然正揭示欲望与现实的不可调和。　　六道轮回走一遭、黄粱未熟荣华尽，马致远等人合著的《黄粱梦》题目正名为“汉钟离度脱唐吕公，邯郸道醒悟黄粱梦”，就点明借梦度脱的关合。剧本开讲就明白设置汉钟离奉东华帝君之命，度脱有神仙之分的吕洞宾，就先行定位了故事发展的基本脉络。剧本中吕岩饮酒吐血，因为卖阵被迭配无影牢城，浑家与魏舍通奸，入深山二子遭人摔杀，种种际遇，忍无可忍，却都出自道人汉钟离的设计，度脱手段与儒家伦理格格不入。方外之人与世俗生活的并行，迫使吕岩脱离儒家的生活轨辙，以一种很不情愿的方式看破酒色财气，皈依正果。生死长安道，邯郸正午炊，汤显祖改写了《枕中记》的叙事理路，将宦海浮沉的人生经历，熔铸成落拓文人的集体无意识。沈际飞《题邯郸梦》点破了这一奥秘：“人生如梦，惟悲欢离合，梦有吉凶尔。……临川公能以笔毫墨沈，绘梦境为真境，绘驿使、番儿、织女辈之真境为卢生梦境。临川之笔梦花矣，若曰：死生，大梦觉也；梦觉，小生死也。不梦即生，不觉即梦，百年一瞬耳。”[7]（P1249）梦境不只是虚幻的表象，更是现实生活的折射，意常鞅鞅的汤显祖，正是借卢生之事一抒其不平之志，入梦出梦的种种行为，不无其拷问人生意义的色彩。《邯郸记》的末曲《合仙》，作者集八仙之力来数落和劝诫卢生，点破其功名之念，展示道教思想对儒学名利观的集体出击力度。卢生在以吕岩为代表的道教势力面前的驯服，与其说道教教义宣扬的胜利，毋宁说是作者内心焦虑释放的过程，入世观与处世观较量的面影。作者将卢生的人生体验移位于对一代文人的集体考察，窳败的社会、蹉跎的人事，致使正直文人无法找就一方驰骋自我才能的舞台，视人间富贵如浮云，人情世故高谈尽，退而求其次的皈依策略正是一类抚平心灵疮痍的合适方式。

　　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与对世俗生活的筛选角度，往往是文人用世精神的具体反映。《柏枕幻梦》、《枕中记》、《黄粱梦》和《邯郸记》中幻梦之人，终其一生，实现了儒生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虽不乏悲喜相间的情绪体验，或参破玄机，或了悟前尘，基本上是以一种有所收获的方式走完自己的人生征程，体现出中国文学困亨交错的团圆模式。陆云龙《邯郸记题词》说得好：“大梦非在困厄与畅快中不易醒，然造化非是富贵贫贱，亦不能令人梦。梦觉之先后，则在人耳。”[7]（P1465） 黄粱一梦的故事躯壳是传统文人表现自我心志的一种形式，他们所真正关注的乃是梦觉之后的人生感悟，因此，他们多是将批判的笔触对准个人的贪欲。蒲松龄的《续黄粱》拓展了这一题材的批判面，将昔日文人对欲望的竞逐延伸到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批判。将幻梦之人的欲望与劣行无限放大，近距离而全方位地展示官场黑幕，从而引人思索和鞭挞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极尽人间欲望的曾孝廉，恃权凌人、为非作歹，激起包拯等人告发，斑斑劣迹却得到皇上的优容与留中不发，皇上的怂恿和偏袒恰是这类现象发生的社会总根源。曾孝廉那副小人得志便猖狂的嘴脸，却在蒲翁的巧妙设置下，一一得到了惩处。人间惩罚连接着冥域种种严酷的拷打，梦境中瞬间权威与死后无休止的惩罚两相对照，无疑是给欲望竞逐者的当头棒喝。　　四、结语　　稔熟的黄粱一梦故事，备经历代文人的夯实与增添，融注了文人对自身命运的考察与人生感悟的显示，它释放了传统文人对现实政治的不平之气，从而达成内心激情与外在现实的暂时平衡。以道教的清静无为观念来否定儒学的功名之心，以仙家的飘逸姿态来召引世人的出尘之思，黄粱一梦母题构成文人寄慨抒怀的重要形式。幻梦者的出尘之思，貌似割断了对世俗人情的眷恋，抽绎出平淡自然的解脱之境，给在儒道之间走钢丝的传统文人找就一个合理的支点，而包孕其中的矛盾却未得以根本的解决，解脱的方式难免有某些侥幸的色彩。梦境支撑了人间欲望的实现，梦境与现实的双重化合，道教的极乐之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家的人生理想色彩，尤其是对热衷功名者的嘲笑，对贪婪欲望的惩诫，不时地加重了对人生的存在意义的拷问力度。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宋]洪迈.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4]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 傅丽英，马恒君.马致远全集校注[M]. 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　　[6] [明]汤显祖.汤显祖集（四）[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7] 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 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9] [清]蒲松龄. 聊斋志异[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粟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