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国家文化安全的学科体系支撑与对策研究构架

　　中图分类号：G120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7/view-40610.htm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1)05－0263－04 　　维基解密、《阿凡达》热映、群体性事件、微博兴起，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有何内在联系?它们之所以会在同一个会议上被讨论，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因为它们都可以被置放在国家文化安全的视野内。2010年12月19至20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和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国家文化安全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数十位著名的专家学者围绕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和外延、现状与挑战、战略思考和对策建议等等议题展开了跨行业、跨学科的深入讨论，在一系列事关我国文化利益的敏感问题上提出了诸多独创性的观点和建设性的意见。与会专家的致思路径涉及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文化艺术学、国家安全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个人文社会学科，会议表现出一种诸流汇聚、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旨趣。 　　一、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外延和研究方法 　　文化安全是一个新的对策研究课题，在既有的学科体系中，它还缺乏明确的学术界定，所以与会专家在文化安全的内涵、外延和研究方法上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探讨。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贾磊磊教授指出，文化安全的内涵是指一个国家的良性的文化生存境遇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社会、信息等方面的安全状态，它主要包括国家文化利益的保障、文化的价值与精神的认同、文化资源与遗产的保护、文化传统的承传等内容。中国的文化安全主要受到来自两个维度的威胁：从空间的维度上威胁国家文化安全是指域外文化对本国、本民族文化构成的颠覆性、破坏性的影响，使得本国、本民族的文化难以延续和传播。从时间维度上来讲，威胁国家文化安全的问题是指历史上本国、本民族的文化承传中出现的断层，以及所形成的文化遗产的遗失导致的文化认同的危机。上海《社会科学报》的主编许明研究员提出，文化安全并不是一个理论课题，而是一个有强大意识形态理论支撑的策论。 　　国防大学杨毅将军指出，文化安全是我们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信息安全当中，都离不开文化安全的支撑作用。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大概可以分为国家的主权独立，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观安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内社会稳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这五个方面，都离不开文化安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化安全是一条红线，贯穿着其他的几个领域的安全，而其中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观安全，以及国内社会稳定更是与文化安全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研究提出，文化是物质的符号系统，精神的价值系统，行为的制度系统。文化安全关注的是国家的文化主权是否受到了威胁和伤害。文化主权涉及到民族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文化符号、文化认同、文化传播、文化权益等内容。《国际关系学院学报》主编、国际战略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刘跃进教授提出，文化安全的实质就是一个国家、社会的特质的保持与延续。文化安全的关键在于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对于没有先进落后区别的文化，要尽量保持民族性。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喻发胜提出，文化是人类通过社会实践实现自身利益的演进过程及其全部的成果。人类所有的文化行为可以分为三个维度，如何生产蛋糕、如何分配蛋糕，如何享用蛋糕。安全有两个指向，外在的威胁和内在的疾患都会影响主体的安全。广义的国家文化安全指文化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受到了内在的疾患和外在威胁的影响。 　　同济大学沈洪波副教授提出，国家文化安全在西方学术中没有对应的概念范畴，比较相近的是全球化的文化。我国学者提出国家文化安全的命题，根源在于我们需要和西方进行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但是话语权的争夺首先需要对方理解我们的话语，所以应当把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方法，定位在全球文化的研究方法上。中央电视台张志君提出，从系统论和控制论的角度，来研究国家文化安全，可以为解决当前的文化安全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张志君认为，道德的控制、行政的控制、法律的控制、观念的控制、习俗的控制、宗教的控制、意识形态的控制、经济的控制、社会的控制、文本的控制等十种控制方法都可以为文化安全提供切实的支持。 　　纵观专家们对文化和文化安全的概念界定和对研究方法的探讨，可以看出：大家对文化安全的认识虽有差异，但大体认同一种类似的文化安全内涵；但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学科背景不同，所从事的职业不同，所使用的学术话语体系不同，大家在文化安全的研究思路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别。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杨毅的政治学思路、贾磊磊的文化艺术学思路、张志君的系统论和控制论思路、沈洪波的国际关系学思路、刘跃进的国家安全学思路、熊澄宇和喻发胜的传播学思路、许明的意识形态思路等。另外，中国社科院的单光鼐研究员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刘藩副研究员还使用了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和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 　　二、我国文化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与会者对我国文化安全的一个基本判断是，面对西方国家的挑战和渗透等外部威胁，面对因拆迁征地等原因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市场化转型和意识形态改革滞后等内部忧患，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先生提出，在文化领域应当做好防润和防渗的工作。国际评奖对文化安全有重要影响。获奖的文化产品对一国文化的发展影响是全面的、综合的，深刻的，它常常像指挥棒一样或明或暗地影响着文化产品发展的方向、文化标准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在评奖之前，评奖标准对所有作品都有收敛的作用。评奖之后，获奖的作品对社会具有广泛的发散效应。评奖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战场。 　　国防大学杨毅将军指出，在我国的民族复兴进程中，我国即将从地区大国转向全球大国，从单向大国到综合性大国。我们国家的崛起道路面临三大障碍。第一、是否能够有效地化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西方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的对立。第二、能否有效应对霸权国家遏制中华民族复兴的企图。第三、能否有效化解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其他国家利益的冲突。我们国际角色的变化给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带来了空前的机遇、战略空间和更大的压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与核心价值观的安全，在我们国家安全当中的地位将进一步突出，维护该部分安全的紧迫性在增加。它们迫切需要被重新阐述和塑造。 　　熊澄宇等人则提出，云计算和新媒体为维护文化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央电视台网络发展部主任栾轶玫也认为，新媒体为文化安全制造了新的问题：随着web2.0的发展，非职业记者群体、非媒体平台，以及影响广泛的消息播报模型都已经形成。我国以新媒体为渠道的全民记者的爆炸性增长提升了整个社会的参与意识和公民意识，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民主生态。更进一步，“自媒体”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传播

任何事情，具有一种自下而上的颠覆功能，导致了传媒话语权力的位移。它带来的参与式民主社会，为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和整个意识形态的重构提供了一种新的载体，提出了一种新的挑战，对传媒的把关人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周建明指出，我们的文化安全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化转型为大众创造了新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个经验和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冲突。同时，我们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和西方已经形成的占有话语权的意识形态，占有霸权地位的传媒和成系统的社会科学之间也形成了鲜明的矛盾。我们的社会科学发展受制于西方的话语霸权，西化的社科界经常提出对我国社会发展模式的质疑，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两盘棋的局面，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安全具有重大的负面影响。我们的民族已经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但还没有解决挨骂的问题，因为整个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的话语权不在我们自己手里。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解决国家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之后向何处去的问题，要为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设定目标，提供意义，要为中华民族确立民族自信，要为我们的发展道路在世界上争得正当性。 　　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柳建伟提出，美国几乎所有的电影都在传递着或者输出着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弘扬着美国主流的文化，尊崇着美国精神。但是近年来中国的电影一直走在逃避现实的歧路上，而且有个别大片热衷于突破价值和文化的底线，对文化传统采取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修正。《集结号》突破了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的价值观；《色・戒》突破了基本的民族是非观；《赵氏孤儿》则对经典故事进行了西化的泛人性化的演绎，表现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不过，柳建伟同时指出，电影问题所折射出的文化安全问题能够被我们民族文化当中的自我修正能力所克服。 　　上海《社会科学报》主编许明研究员提出，我国文化安全存在的问题表现为：当前的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社会主义需要合适的意识形态重建。主流文化创作叫好不叫座。在国际交往和传播方面，外宣效果很差。民族文化的传承危机重重，在青年一代中出现断裂。 　　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文广新局参事毛时安提出，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问题有内外两方面。在外部，西方强国具有强烈的欧洲文化中心意识和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不认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对我国的高速发展有一种严重的心理失衡。在内部，我们缺乏文化自信心，我们的文化迷失了方向，没有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华民族提供一种能够坚守的精神力量，解决不了普通人必须面对的基本的心灵问题。文化必须认认真真地反省自身对国家和民族所应当承担却没有承担的责任。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范周教授提出，从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的态势看，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着非常紧迫的问题。由于我国不掌握国际传播的话语权，由于我国对外传播力量的严重不足，导致我国的国家决策很多时候处于极为被动的决策状态。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刘藩提出，我国文化安全的重点是我国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民族传统文化认同。电影是维护文化安全的重要传媒和艺术形式，在维护政治和文化认同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刘藩在北京所做的1950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被问及对美国电影中美国人和美国的印象时，70％的人选择了“美国人有幽默感、人性化、英雄情怀；美国是一个自由、平等、有活力的国家”等正面选项。他认为，美国大片的软实力和渗透机制已经在青少年中制造了跨国政治认同，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人民自己的价值观、民族信念和文化认同，国人必须警醒。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助理、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教授提出，我国文化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中国的文化符号被西方误读，我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一直在被颠覆，我们现在的文化产品人文内涵低下，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没有被合理保护和开发，我国在国际上的国家形象偏负面等。《文艺报》理论部主任熊元义提出，主流意识形态在塑造文化认同方面还存在有待改进之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单光鼐以大量的个案分析说明，因拆迁征地等原因导致的频发的大规模群体事件，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安全问题，同时也表明我国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存在问题，威胁着我国的文化安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主编、国际战略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刘跃进提出，构成国家安全的要素有10个方面，分别是国民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主权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和信息安全。在这10个要素中，文化安全问题渗透于其余9个方面。我国文化安全面临外部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问题，但内部的问题更严重，尤其是贫富矛盾等社会问题对文化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威胁。 　　西南林业大学副教授朱晓艺提出，西方成功的电影节往往通过树立强有力的文化品牌推行本国的文化价值观，捍卫本国的文化安全。相反，我们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根本没有在电影海外推广中体现出来，一个成功的国家形象和品牌都没有。中国文化的海外推广特别差，和我国的大国形象完全不相符。中国在对外文化推广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为：第一，官方的姿态太过浓郁，民间性、大众性不足。第二，推广方式比较封闭，基本上都是华人来参加，缺乏吸引外国人的有效方式。第三，形式单一，电影节就是单一的电影节，没有其他的文化介入。第四，缺乏国际传播人才。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编辑部的苏娟提出，我国将长期面临西方在经济、科技、文化传播方面占据优势的压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当前我国文化安全有五个不容忽视的威胁：西方思想文化渗透、西方话语霸权、文化贸易逆差、语言文字霸权、土节与洋节的博弈。 　　综合各位专家对我国文化安全现状和问题的认识可以得出结论：我国文化安全所面对的西方势力以压促变的压力固然不小，但内忧更甚于外患，我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对文化安全的影响更大。我国经济转型当中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而且在短时间之内还难以解决，甚至有可能进一步聚集，进而成为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其次是改革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现实的利益冲突，加上西方文化的渗透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造成我们社会思想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冲击我们的政治信仰与核心价值观，导致国民对我国意识形态的认同减弱。 　　三、解决文化安全问题的对策建议和战略思考 　　尽管对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种种问题充满忧虑，但与会专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建设性的思考，提出了诸多具体的对策建议和宏观的战略设想。 　　王佐书先生提出，我们应该用广阔的视野去分析冷战，应对冷战，做好文化阵线的各种冷战工作，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和可持续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是客观存在的。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化三交则显得格外活跃，我们只有认识、遵循“三交”的规律，才能更好地做好文化工作。我们已经加入世贸组织，经济文化对外的关联度在不断地增加，只有

做好可控因素来抵御不可控因素带给我们的损失。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关键是我们要找到科学的方法。这一方法就是形成民族文化的免疫力，其根本在于使整个民族具有文化安全知识，能自觉地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在于不断提高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自强心，培育民族精神，以民族精神哺育民族文化的免疫力。更进一步，应当将文化强国确定为国家战略。 　　杨毅指出，要防止西方的西化和分化，我们的文化安全不能够单靠防和阻，我们要有一种敢于西方文化进行PK的勇气。中华民族文化既然能存在五千多年，必然有其强盛的生命力，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创新对外交往的形势。中华文化不但要警惕外部文化的侵蚀，更要在国际大舞台上去征服他们的心，渗透他们的心，成为推动和谐世界的重要利器。任何导弹防御体系也拦不住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和穿透力。 　　熊澄宇提出，我们需要有综合的安全观，不去追求绝对的安全，只要相对的安全。应该让我们的公民有一种文化安全意识，而不是给它创造一种无菌的环境，免疫力比无菌环境更重要。我们还需要有发展的安全观，在国际战略格局上，既要有针锋相对的交锋，也要有求同存异的交流，寻找一种并存的一种发展空间。 　　周建明提出，文化安全关键是要靠文化建设，而不是靠防御和批判。文化建设对于我们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都有重要价值。在经济建设方面，文化要重新赋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活动着的这些个体们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甚至于世界责任感。文化要赋予经济发展以道德含义和文化含义。在政治建设方面，文化要解决我们执政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执政依靠人民群众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个人民群众怎么样能够学会当家作主的问题。在社会建设方面，文化建设要对小康和共同富裕给予新的解释，要承担起促进民族团结的责任，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上建构起一个13亿人的生命共同体。我们的社会科学界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样一个使命：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丰富的经验，兼容并蓄西方社会科学，建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社会科学话语权。 　　许明提出，解决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亟需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主体性研究，提高主流文化创造能力，强化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克服百年来对西方思潮的消化不良，加强文化建设并将文化真正提高到国家建设四位一体的高度，加强新媒体建设，强化外宣工作以输出中国文化，防止文化遗产的大量外流。 　　向勇提出，我们要塑造一种文化理想，向世人展示一种中国化的，具有人文内涵和精神高度的，真正高贵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向国际推广一个率真的、现代的、负责任的国家形象。在加强国家文化安全的同时，要合理平衡自由与管制问题，采取适度灵活的内容审查机制。刘跃进提出，保障文化安全的出路在于国内的文化建设，对内的文化建设搞好了，对外部的文化抵御力就有了。浙江大学的潘一禾教授提出，应当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角度来看文化安全问题，认识到所有活的文化其实都有自洽的一面和自如的一面，其内部有自调节机制。国家文化交往应当从对抗走向对话，而且要进行深度的沟通，真正消化西方文化的内涵。熊元义提出，民族文化认同、社会主义价值观认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认同，在国家文化安全中具有重要作用。如果能制造这样的认同，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就解决了。沈洪波提出，从文化全球化的研究角度看，文化安全问题应当归结为民族认同问题。文化全球化是人类文明史上一种共同的发展趋势，它不是对国家民族或者国家关系的一种简单的巨大的威胁，而可能是涉及自由思想追求、经济和文化互利的客观现实。我们应当在拼命抵制和欣然接受二者之间，在争取全球同一和实行地区孤立二者之间，寻求一种理性的中立的立场。栾轶玫提出，应对新媒体对文化安全的挑战，必须从五个层面解决好传媒把关人机制。在个人层面，要提高使用者的新媒体素养；在行业规则层面，要建立一个互联网的相关协议、行规；在组织层面，要提高媒介组织的自律；在媒介制度层面，要加强制度建设；在社会体制层面，要强化社会控制。刘藩提出，我国的文化安全核心是意识形态安全，关键在于进行市场化条件下合理创新，适应整个国家市场化转型的大变革，创造适应当代国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现状，能够使国民自愿进行政治认同的新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意识形态理论必须合理回答社会公平正义、弱势群体利益保障和文化代言、社会平等、社群互助和关爱、财富公平合理分配、个人幸福和尊严、共同富裕和社会普遍幸福等关键问题。电影要在文化安全的维护中发挥有效作用，不但电影本身要提高思想含量、艺术手段和表现技巧，而且意识形态本身也必须合理创新以应对复杂的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态势。苏娟提出，应当进一步加强我们国家文化安全的对策和战略研究，积极构筑抵御危机的防火墙。要大力建设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广泛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用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来增强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吴福奇提出，文化是一个动态、有机的系统，文化安全应该是在安全与不安全当中推进的。文化建设要以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是否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的质量和人文精神作为我们所有文化工作的衡量标准。 　　综合各位专家对加强文化安全的对策和战略思考，可以大概总结为：合理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现实利益问题，稳妥地推进政治改革；重新阐述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适应我国市场化转型的现实，以直面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重塑国民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加强文化建设并将文化真正提高到国家建设四位一体的高度，以积极的主流文化建设吸引国民，提高国民对外来文化的免疫力；培育民族精神，以有灵活的传统现代化转化打造国民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认同；以科学的管理机制应对新的传播渠道对文化安全的挑战，合理平衡自由与管制，采取适度灵活的内容审查机制；通过总结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丰富经验，并兼收并蓄西方社会科学的合理内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社科学术话语权；变单一的对抗为对抗与对话二元并重，在积极防御中通过对话交流创造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并使之在世界上被理解，被接受。这些都是保障我国文化安全的有效途径，更进一步，应当超越文化安全这个单向课题，将文化强国确定为我国的国家战略。 　　(责任编辑：帅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