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移民篇:"移民标本"三离故土

1970年，在湖北荆门时一家人留影

半个世纪的移民

这里是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国际警戒线的三分之二。还有不到三个月，1273公里外的丹江水即将沿渠北上，最终流进北京居民的水杯。

这里是渠首，丹江口水库静静矗立，如果你问当地人为什么搬迁，他们会回答“因为北京渴。”

北京人或许不知，为保一池清水能够顺利北上，从1952年提出南水北调工程构想以来，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先后有40万人远离故土。而在丹江口水库另一端的湖北省十堰市，共有49.6万人投身到两次大规模移民潮中。

去青海，投湖北，再搬迁，半个世纪以来，淅川人为南水北调几度辗转迁徙，守着丹江水却不能灌溉自己的田；1967年大坝下闸蓄水，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均州城被淹没，23万亩良田葬身湖底，丹江口市也从一个中等发达的县沦为全省有名的贫困县……

北京人喝到了丹江水，却很少有人能够品出渠首移民的奉献和苦涩。饮水思源，我们能够做的，或许就是在打开水龙头的一刹那，珍惜每一滴来之不易的水。

“移民标本”三离故土

□ 本刊记者郭铁

2012年秋天，面对外公何兆胜的离世，时年22岁的姚昆玉猛然发觉，身为淅川移民的后代，自己对祖辈那段跨越半个世纪的迁徙历程竟是那么的陌生。

如今，作为淅川移民报告团的一名成员，姚昆玉已经能够动情地向陌生人讲述外公的移民历史。尽管稿子讲了又讲，可每到情深处，她还是会红了眼眶。

从1959年到2011年，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因为丹江口水库的修建，何兆胜在移民搬迁的路上，辗转三省四地，从血气方刚到白发苍苍，最终长眠异乡。

何兆胜的一生，正是丹江口库区移民史的缩影。为了一池清水能够顺利北上，从1952年提出南水北调工程构想以来，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先后有40万人远离故土。而在丹江口水库另一端的湖北省十堰市，共有49.6万人投身到两次大规模移民潮中。

“国家至上”，这是姚昆玉为报告起的名字，或许也是对这段移民历史的最好概括。

“看上面怎么安排”

姚昆玉从母亲那里零星听说过一些有关移民的片段，可在她的印象中，外公何兆胜始终对那段历史保持着沉默。在丹江湖岸边居住的那段岁月，每每回到淅川，姚昆玉总能看到外公坐在自家门前，良久不说一句话，只是呆呆望着坡下清可见底的湖水，好似岁月在他的心底越积越厚，浓得已经无法化开。

1958年，丹江口水库开始修建，淅川县从3万多名报名者中选出8008人，分三批前往青海安置点，支援边疆建设。为了让这8000余人能够扎根青海，淅川县政府继续做工作，动员家属一并前往，迁徙人数最终达到了2.2万余人。何兆胜便是这支远行队伍中的一员，那年他23岁，随他一同前行的还有新婚仅两个月的妻子。

从山清水秀的淅川到青海黄南自治州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一路上山高风大、路险人稀。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到达目的地后，何兆胜还是被眼前的情景吓住了：四面都是光秃秃的黑石山，不见树、不见草、不见人，空空的土坯房里只有冰冷的土炕。因为高寒缺氧，甚至得个感冒就可能丢掉性命。

为了生存下去，何兆胜和同乡们开始垦荒种田，每天至少挖开七分荒地或拾回80斤柴禾才能维持生计。他们犁出一垄垄土地，种下青稞、洋芋。高原反应、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长期营养不良，使何兆胜从年轻力壮变成了面黄肌瘦。

何兆胜或许不知，在他迁入青海的第二年，与淅川仅一水之隔的湖北均县（丹江口市旧称）县城迁至沙陀营，一座水电城市就此兴起。均县周边农民随即迁往咸阳、随州等地，人数达16.2万人，其中内安8.7万人，外迁7.5万人。

1960年6月，姚昆玉的母亲何宏珍在青海出生，何兆胜从此每天要做两个人的活儿才能给家人挣口粥喝。一年后，有人被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淅川人开始想念家乡。

“咱回老家吧！”面对妻子的哀求，何兆胜说：“等等吧，看看上面怎么安排！”而此时，已有人开始偷偷返回淅川。等来等去，何兆胜等人成了最后一批回乡的移民。

1962年初，在计划中要确保完工的年份，丹江口工程却因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而暂停施工，大片肥沃土地随之显露出来。何兆胜以为从此可以安居乐业，然而两年后，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修复，淅川县开始向湖北荆门、钟祥两地移民6万多人。

在第二次移民潮中，何兆胜一家7口人再次离开故乡，迁往荆门十里铺公社黎明大队14生产队。趟着齐腰深的污水，脚踩黏浊的烂泥巴，穿过“?柴”林，何兆胜一家来到了一处用“?柴”编制的“统建房”。按照每个移民半间房的标准，何兆胜和其他四家混住在一起，人畜同屋、几代同室。

随着淅川移民的陆续涌入，当地人口激增，可人增地不增，面对有限的生存资源，当地居民和移民之间的矛盾也迅速激化。当时正值文革时期，武斗不断，在此背景下，当地居民和淅川移民之间爆发了一场剧烈的武斗，双方均有伤亡。

为避免武斗升级，荆门市决定将淅川移民分散插入当地生产队，何兆胜被编入了建阳公社白羽大队7组。然而，一些被分散的移民因缺乏安全感，最终选择了逃离。

1971至1974年间，仅返回淅川仓房镇丹江沿岸的移民就达400余人。在此期间，随着另外两个孩子的出生，再加上双亲年事已高，何兆胜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几年下来，他不但没攒下积蓄，反而欠了生产队好多钱。

何兆胜决定返回淅川。但当他回到故土时却发现，曾经的家园和土地已淹没在丹江水下，于是，他搬到了丹江边一座名叫乔家沟的荒山。在延续了十几年没耕地、没饭吃、没房住的游民生活后，1985年春，乔家沟的移民被纳入政府管理，并创立了村级组织，命名为沿江村。统计资料显示，从1958年至1978年，淅川县共动迁人口20余万人。1967年大坝下闸蓄水，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均州城被淹没，23万亩良田“葬身”湖底，形成了百里库区，丹江口市也从一个中等发达的县沦为全省有名的贫困县。

“倒退三十年”

有了新的身份，1990年，何兆胜拿出积蓄盖了四间瓦房，从原来的茅草棚中搬了出来。紧接着，何兆胜的大儿子考上大学并留在了长春，其余四个孩子也相继成了家，生活总算安稳下来。

为保一池清水，2003年，国务院针对丹江口库区下达了“停建令”，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一律停建。

2008年，导演王行回南阳休假，《河南日报》社一位记者问他能不能为淅川的第三次移民留下一些影像资料，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当年4月，为拍摄一个移民村的迁安全过程，王行第一次来到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迁安首批试点村——淅川县鱼关村。“到淅川走访移民村，给我触动最大的就是鱼关村。我是农村孩子，可到那儿一看，全是土坯房，非常穷，感觉就像进入中国最原始的部落，倒退30年。”

王行问鱼关村党支部书记王文华：“咱这个村自然条件这么好，怎么经济还这么落后？”王文华回答他说：“看来你对淅川移民还是不了解。说实话，从1959年丹江口水库建设以来，淅川人等的就是一个安稳的家。我们知道南水北调是国家大事，丹江水是污染不得的，我们不能盖房，不能修路，不能办工厂，不能搞企业，连养殖业也不能大规模发展。”

看到这种情况后，王行认为库区移民的奉献太大了。“南阳有很多贫困县，但没有到淅川这个程度。”从上世纪50年代大坝建起后，淅川大量良田被淹没，农民沿着山坡向上一寸一寸开垦土地，守着丹江水却只能靠天生存，不能用自己的河引水灌溉。

在姚昆玉的记忆中，外公在丹江边的日子清贫而自得，捕鱼期下水打鱼，禁渔期上山种菜，始终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依靠养殖捕鱼，外加国家的“停建令”，丹江水边的居民手里多少握着一些积蓄，但还不足以使他们摆脱贫困状态，能够自主选择外迁安置地。

2001年，水利部移民局向上级呈交了《关于丹江口库区、黄龙滩水库移民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丹江口水库初期工程搬迁安置的简单处理，移民经费少，且搬迁时多次水位方案的变化，导致一系列移民遗留问题。

1984年《国务院关于解决丹江口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批复》发布，国家划拨经费3亿元，自1984年至1993年分十年安排。十年后，中央继续安排1亿元资金用于移民遗留问题的处理。然而，截至2012年，丹江口库区移民已经繁衍至69万人，其中拥有耕地在0.5亩以下的有12.4万人，另有约10万移民依靠耕种消落区为生。

2006年3月29日，国务院审议通过移民条例，并于当年9月1日起实施。比照1991年颁布的条例，修订后的移民条例提高了补偿标准，对淹没线以上的零星树木、房屋等给予了补偿，扩大了补偿补助范围；规范了移民安置程序、完善了水库后期扶持制度及移民管理体制。

扶持力度加大后，34.6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的征地补偿从被征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0倍提高到16倍；以有土安置为主，原则上人均1.05至1.4亩耕地，高于库区原来人均0.96亩耕地水平；从搬迁之日起，每人每年补助600元，连续扶持20年……

作家赵学儒曾在书中这样描述何兆胜三次移民拿到的迁安赔偿：23岁奔赴青海时，公家发给何兆胜一件大衣、一套棉衣、一套被褥，在海拔3000米的地方住的是土坯房。30岁再迁湖北，何兆胜分到的是一套木架房，平均每人10余平方米的面积，全部补助418元。最后一次迁安新乡，何兆胜住上了整齐划一的小楼。

“四年任务两年完成”

2005年，随着丹江口大坝加高，蓄水水位恰好能够淹没何兆胜的瓦房，淅川需要因此再次移民16.4万人，湖北省则需移民18.2万人。这34.6万移民被安置在了两省16个市60个县区287个乡镇，共2000多个村庄。

2008年5月，大搬迁前夕，长期关注鱼关村的王行干脆住进了王文华家，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一个普通基层干部在南水北调移民迁安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

2009年7月，河南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安置动员大会在淅川举行，移民序幕就此拉开。资料显示，南阳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面对移民这一“天下第一难”，南阳市做出了“四年任务、两年完成”的决定。

王行认为，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移民任务，某种程度上说是政治任务，这些生于和平年代的官员毫无经验可言，其压力可想而知。

“不容易，很庆幸！”2011年面对媒体的采访，淅川县移民局原局长、现任淅川县副县长的冀建成用这六个字对自己四年的工作任务进行了总结。由于没有参照经验，移民干部只能坐下来想，方案被推翻了一遍又一遍，有时为了一个方案要坐下来几十次，烟也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要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村民们很难接受，尤其是老人。”王行说。鱼关村就移民搬迁第一次召开大会，村民就炸开了锅，有村民指着王文华说：“100多个搬迁村，为啥咱鱼关先搬，你王牛子就是个露头青。”村民们一哄而散，会没开成。

接下来，王文华开始尝试挨家挨户做工作。70多岁的王宏汉在鱼关村生活了一辈子，一提起搬迁就老泪纵横。王文华先后七次登门拜访，最后一次劝说老人到深夜，可还是没有结果。王文华干脆蹲到了王宏汉家门外，这一蹲就是半宿，最终感动了老人。

2009年7月3日，鱼关村搬迁进入倒计时，村里80多岁的吴娇娥却“变了卦”。1959年，吴娇娥曾随淅川第一批移民前往青海，想起那段艰苦岁月，老人对王文华说：“牛子，搬出去难啊，还是在咱老家放心，搬出去吃不饱饭啊！”王文华跪到了老人面前：“搬出去如果让你老吃不饱饭，我牛子养活你！”

在淅川县的这次大移民中，类似王文华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王行认为，移民已经不仅仅是政治任务，“当时提出‘视移民为亲人’，这句话一点不假。你只有进入一户人家，作为人家的儿子、亲属去动员说服，才有可能说得动。”

继河南提出“四年任务、两年完成”后，2010年7月23日，湖北省政府在武昌市召开南水北调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座谈会，并将做好移民工作视为“天大的事”。为了做好这件大事，湖北省提出了“四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三年彻底扫尾”，而湖北面临的将是18万余人的搬迁任务，难度比照淅川并不轻松。

在这次大搬迁中，豫鄂两省共有18名移民干部牺牲，其中南阳市共有12名干部牺牲在迁安第一线，仅淅川县就有10人。

“老婆土地不让人。”迁出地任务繁重，迁入地的工作也不好做。2011年，王行来到了南阳市宛城区红泥湾镇移民安置点，看到为了协调安置地的事情，当地一位村支书坐在田里嗷嗷直哭。“深知移民牺牲大，村里尽量把最好的土地分给移民，但跟本地村民怎么交代？”

搬迁不易，故土难离。几年来，王行在淅川记录下了一幕幕别离故乡的场景，每一次他都泪流满面。在一个移民村的废墟上，他曾拍摄过一只守望主人的狗。按照迁安政策，移民的牲畜及树木均不能带走，这只狗于是守在家门口，面对邻村好心人送来的食物也无动于衷，最后活活饿死在废墟上。

2011年6月25日，沿江村开始搬迁。75岁高龄的何兆胜在儿女的陪伴下坐上了大巴，第三次成为移民。驶过丹江，跨过黄河，一路上他没掉一滴泪，却无人敢上前去刺激他此时敏感的神经。

移民车队最终来到河南新乡辉县常村镇移民安置点，何兆胜从此结束了长达52年的辗转迁徙。新家宽敞气派，可何兆胜却难露笑容。他每天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坐在新家的门口，在新乡干燥的季风中，一遍遍看着太阳升起又落下。

2012年9月18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在湖北郧县柳陂镇卧龙岗移民安置点举行了简短仪式，至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搬迁安置全部结束。

同年秋天，“移民标本”何兆胜走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段路程。按照国家政策，他的遗骨没能落叶归根，而是留在了仅仅居住一年的迁入地，与安葬在淅川的妻子千里相隔。

每年春节，姚昆玉和母亲都要辗转到新乡为外公烧纸祭拜，而外婆的坟墓早已湮没在湖底，无从循迹。

南阳后移民时代

□ 本刊记者郭铁王丽

2009年，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迁安首批试点村，鱼关村189户人家从河南省南阳市丹江口边的淅川县搬到了150公里外的唐河县。

隔着一片“青纱帐”，从村口远远望去，整齐划一的白色安置房格外醒目，与邻村高低错落的普通民房形成鲜明对比，成了移民新村的显著标志。

南阳市是河南省丹江口库区移民的唯一迁出区和主要安置区，共搬迁移民16.5万人，安置移民10万人。为了让移民能够在迁入地“稳得住”，经济发展随后成为南阳市移民迁安工作的重点。

尽管一批批政府投建项目纷纷落户移民安置村，但尚未变更的土地权属、移民创业贷款融资难、政府投建项目效益不高等问题，依旧困扰着移民新村的经济发展。

“收入不比老家”

今年71岁的王松林分属于鱼关村四大队，从父亲那一辈算起，王家四代人因为丹江口水坝的加高，共搬过四次家。

1972年第一次搬家后靠（水位上涨后往高处或后面撤退），王松林随父亲成了丹江口库区的第四批移民，住上了国家盖的瓦房。谈起随后两次搬迁的具体时间，王松林已记不清楚，只记得大概间隔了四五年、两三年。直到良田被淹，没了生计，鱼关村才从淅川搬到了外县唐河。

谈起这四次移民经历，王松林说，每次后靠都不知道过两年又要面临搬迁，“而每次都不舍得搬，因为搬一回损失一回，最后这次给的安置房是最好的。”

王松林共有5个孩子，除小儿子一家随他和老伴搬到了唐河，另外4个女儿都留在了淅川。与大部分村民一样，王松林的安置房面积有18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喝的是自来水，用的是冲水马桶。

除四把柏木椅子，王松林还从老家搬来了几十根粗细不等的木头。新家用不着烧火做饭，这些木材便静静地躺在院子里的一个角落，好似在向老人提醒着过往的一切。

来到门厅，扒开盖在上面的塑料薄膜，两口漆黑的棺材赫然出现。这是王松林搬到唐河后特意让女儿在淅川老家打的棺材，老人说：“这是柏木做的，材料好，只有老家有。”

尽管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鱼关村村民贾民强（化名）还是觉得自己的生活水平不如从前。“消费大，收入少。以前养牛、养猪都可以，现在没地方。”

在淅川时，村民居住得较为分散，自家院子也较为宽敞，可以圈养一些牛羊。如今按照新农村社区规划，移民新村民房安置较为集中紧凑，每家只有一个2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饲养家畜无从谈起。而按照政策规定，为保护环境，移民新村周围一公里范围内均不得建设养殖场，不少从前有过养殖经历的村民在搬迁后放弃了养殖。

“收入不比老家。”王松林说。在淅川，他和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靠山养殖，每年能卖十几只羊、两三头牛。牛羊靠山吃山，白天赶到山里就不用再管，不用买饲料，也不用担心被别人偷走，年轻人则可以外出打工。

如今，除了一亩良田和每人每年600元的移民安置费，王松林再无其他收入，主要依靠儿女外出打工挣得家用。按照移民安置政策，鱼关村每人分得一亩三分地，比照老家的一亩薄地、几分良田，王松林对如今的田地较为满意，而鱼关村五队的村民却比搬迁前损失了近一半的农田面积。

在南阳市宛城区红泥湾镇清风岭移民安置点，移民生活与鱼关村大致相同。村民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目前除个别村民自行发展了蔬菜大棚、鸡鸭养殖外，大部分村民仍主要依靠种地或打工为生。

在总结移民安置区经济发展情况时，南阳市政府在《后移民时代移民区经济发展初探》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表述：“丹江口库区移民后续发展稳定工作刚刚起步，移民区经济基础薄弱、资源存量少的基础性矛盾突出；部分移民搬迁后收入临时减少，生活水平出现暂时下降……”

“整个移民安置区内生发展后劲不足。”南阳市移民局纪检组长吴家宝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搬迁后，移民年人均收入从搬迁前的4000余元已提高至如今的7000多元，主要收入来源依靠的是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而外出打工收入在其中占有较大比重。

“不是传统的乡镇企业”

按照“一村一品”的构想，针对各个移民新村成熟的集体项目，经村集体、县移民局或其他形式申报，南阳市政府将拨付一定的专项移民资金用以扶持特色产业发展。

唐河黄牛在全国闻名，养牛自然成为鱼关村的集体示范项目。2013年2月，一座占地4亩，投入近50万元的养牛场在鱼关村村西建成。通过公开招标，村民王合国以每年2万元的承包费用中标，成为这座“公办”养牛场的首位主人。

据吴家宝介绍，受移民专项资金扶持的这些项目，立项人可以是本村集体，也可以是县移民局、市移民局等多种主体，通过公开招标建成后，可以以项目承包的方式，承包给本村村民或村外人员，但无论谁来承包，都要依据合同向村集体支付费用，用以发放村集体福利或其他公共开支。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镇企业，而是最大程度上降低移民资金的使用风险，确保农民收益。”吴家宝说。

然而，自从承包了政府投建的养牛场，王合国就没高兴过。

王合国说，承包牛场前他进去看了一眼，可因为没有养殖经验，“没看懂。”正是因为“没看懂”，原本可以成为政策受惠人的他反而因为牛舍设计的不合理蒙受了损失。

《民生周刊》记者在王合国承包的牛场看到，四排牛舍粉刷着白色外墙并配有彩钢房顶，然而走进牛舍可以发现，从水槽边缘到牛舍后墙，每一个活动区域只有2米宽，个头大的成年黄牛只能斜着身子站立，一些粪便甚至直接排到了后窗上。

“牛站起来趴不下，趴下了站不起来。”王合国说。因为场地过于狭窄，一些公牛在起身站立时容易发生刮碰，进而受伤感染，而母牛则因拥挤发生了早产现象。承包至今，王合国已有11头公牛因受伤感染死亡，7头母牛发生早产。以每头公牛4000元、每头牛犊5000元的保守价格估算，王合国已有近8万元损失。

为了减少损失，王合国将每个牛舍的养牛数量从原来的8头调减到4头，总数变成了30余头，是原来的一半。他始终认为，正是因为牛舍设计不合理，才导致自己的牛白白死去。

为了讨个说法，去年7月，王合国找到村委会，9月找到唐河县移民局，今年2月又找到南阳市移民局，得到的答复是“正在商量解决”，可至今没有下文。为此，王合国曾找到设计该牛场的工程师，工程师说：“你这个牛场，设计肯定是不合格的，因为是按照过去的老规格设计的。”

损失一直未能得到赔偿，王合国也拒绝向村委会支付余下的承包款。因为牛场在村集体用地上建成，所得收益归村集体所有，因此按照当初设想，每个村民都能从牛场收益中分红。如今收益中断，鱼关村村支书王文华坦言，村里至今还没有就牛场收益发放过福利。

“5年合同期过后，我肯定不包了，估计别人也不会来包。”王合国说。如今，在距离公办养牛场几百米的自家田地上，王合国正在搭建自己的牛场。“我这个牛场占地3亩地，15万就能建成，还是个半自动化的，养50头牛没问题。”

除“公办”养牛场外，受鱼关村村民“指责”的“政府工程”还包括刚刚搭好的8个塑料大棚及援建单位打的7口灌溉机井。

2012年，某援建单位为鱼关村打了7口机井，按照计划，每口机井将负责浇灌50亩旱地。可据多位村民反映，因为机井打得太浅，建好4年来，从没使用过，“即使开闸，估计水量还不够浇一亩地。”为什么不打深些？王文华说，当时上面规定，机井只能打80米深，“村里也没有办法。”

今年刚入头伏，鱼关村集体生产养殖用地上就盖起了塑料大棚。“这是县里的项目”，王文华曾亲眼目睹过整个过程，凭借多年的大棚经验，他认为这8个大棚构架不合理，“钢架埋得太浅，估计懂行的人不会过来承包。”

清风岭村民马国珍自2011年搬入移民新村后，就特意去山东寿光学习了大棚蔬菜种植技术，连搭建大棚用的塑料薄膜、石材都是从山东运过来的。记者在他的塑料大棚看到，每个大棚底部都有一圈一人高的石柱作为基础，石柱向上连接的是弧形塑料管材，用以支撑棚顶。

对比马国珍的大棚，鱼关村这8个仅用钢管作为框架的大棚显得单薄许多。马国珍说，用石柱打基础，能够保证大棚的稳定性，“每个石柱中间还挂有用以植物攀藤的铁丝，如果不打石柱，仅用钢管，不仅占地方，而且承受不了挂果的重量。”用塑料管材，则是为了防止材料经太阳暴晒过热烫坏塑料。

公办项目未发挥出应有的效益，这一问题在鱼关村得到了集中体现，但在一些移民安置区，一些集体项目已经发挥了作用。在社旗县，目前已有3个移民新村村民从集体收入中拿到了福利“分红”。

清风岭村民也是集体项目的受益者。据清风岭村支书马国祥介绍，按照南阳市移民政策，每个移民除耕地外，还额外分有0.6亩生产养殖用地。为了发挥土地价值，清风岭将全村共计42.7亩的生产养殖用地集中起来，以集体项目名义盖起了一座养鸡场。

受禽流感影响，养鸡场效益下滑，后被来自社旗县的承包人改作养猪场。依据承包合同，初期承包费用为每年20万元，承包期限为30年，每五年费用上浮5%。

“钱一到账村里就进行了分红，而且是按照最新的人口情况分的，每人分到150块钱。”马国祥说。2011年搬迁初期，清风岭登记在册的人口数为873人，三年后，随着人口出生死亡的结构调整，参与分红的村民人数已经增加至900人。

“哪怕只给政策也好”

王合国认为，分布在鱼关村的集体项目都已“报废”，而村里的个人养殖户却正在为缺少资金发愁，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也往往受阻。

“一言难尽。”提到自己的养猪场，鱼关村村民王金有满脸愁容。由于今年猪价行情走低，他的生意一直不好，而最为让他关心的，则是像他这样的散养户能否得到一定的政府奖补，“哪怕只给政策也好。”

2009年刚搬迁到移民安置点时，王金友就搞起了养殖，并一度成为鱼关村发展养殖业的“招牌项目”，“光接待县市领导、记者考察就接待了好几回。”他认为，当初建设养猪场，自己投入了20多万元，养猪场搞得好，为当地争了光，可他自己却什么支持都没得到。相比之下，政府投资40多万元建的养猪场如今已改为养兔场，并没有发挥出项目优势。

鱼关村另一位养猪户赵国华也有同样的感受。相比奖励资金，赵国华更希望政府能够予以政策支持，能够在村民发展遇到困难时，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多了不说，如果政府能给我10万元启动资金，哪怕借给我10万块钱，我现在的产值就能翻三倍。”

赵国华希望在现有猪舍旁扩建两个“育婴室”，以增加养殖规模，延长育猪期，卖出更高的价格。如今，因为无法从银行拿到贷款，无力扩建场房，赵国华只能早早卖掉乳猪，价格也自然上不去。

针对移民种植、养殖贷款难的问题，南阳市政府已经出台了贴息政策，贴息率达50%，然而因为前期贷款无法顺利申请下来，这一优惠政策几乎形同虚设。

“我们出台了政策，但金融部门有他们自己的考虑，他们也是企业，也要考虑利润和风险。”吴家宝说。他同时明确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目前移民扶持政策只针对集体项目，对个人项目没有奖补措施。

吴家宝认为，移民资金理应属于全体移民所有，这笔钱如果拿来奖补个人，对其他移民来说有失公平。而据南阳市移民局另一位官员透露，扶持政策曾经也涵盖到过个人，但往往成了一项“撒胡椒面式”的政策，效果并不理想。

最困扰马国祥的还是村里发展项目无法抵押贷款。由于移民搬迁占用的是迁入地的基本农田，因此尽管已经落户三年，清风岭所有住宅土地的性质依然是耕地，并没有及时变更为宅基地。“房产部门不认可，没有房产证，就不能用来抵押贷款。”

即使办下了房产证，马国祥认为，银行也会因为移民村的身份而不敢借款。“我们是政策性移民，银行害怕即使出现违约，也不敢把移民财产怎么样。”

据南阳市移民局规划计划科科长张君伟介绍，南阳市移民安置村的大部分土地权证已经变更完毕，整个协调过程非常复杂，需要与国土部门反复沟通。“土地性质变更不仅涉及到南阳，整个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地区都面临这一问题。”

面对日益稀缺的土地资源，尤其是生产建设用地，吴家宝希望干渠北端的受惠省市能够给予移民安置地区更多援助。

淅川人融入荆楚

□ 本刊记者郭铁王丽

左手抚握琴弦，右手拉动琴弓，两眼微闭，双脚稳稳站定，胡弦与紫檀木摩擦出的白色粉末洒落在蛇皮撑起的琴箱上，一曲《夸河南》从贾基安指间流出。曲调悠扬，似乎诉说着河南人在湖北大柴湖镇的安家史。

48年前，当丹江口水库移民序幕拉开后，4.9万河南淅川人集中搬迁到了湖北省钟祥市大柴湖镇，并在此定居。48年后，柴湖人乡音未改，而言语中偶尔夹杂着的湖北方言，也说明他们已融入脚下这块土地。

“一曲乡音醉荆楚”

河南有句顺口溜，叫“弦子响，嗓子痒”，在大柴湖镇有一句土语：“柴湖街上敲犁面（唱犁铧大鼓书），周围群众来一半。”能够在大柴湖听听家乡戏，对于精神世界逼仄的移民来说是个天大的喜事。

柴湖移民种旱地、吃杂粮，风俗与钟祥当地老居民不同。进厨做饭，下地干活，甚至上厕所，柴湖人也不忘哼着他们的地方戏。

今年64岁的全淅林是个老移民，曾担任大柴湖镇文化站站长，也是报告文学《移民柴湖》的作者。从抵达陌生的大柴湖，到2005年从镇文化站站长岗位上退休，26年间，他创建了钟祥市唯一的“全省特级文化站”，被尊称为“移民活字典”。

刚移民时，大柴湖条件十分艰苦。“可越贫困越需要精神食粮。”1979年，全淅林顶着压力，在大柴湖镇办了个曲剧团，“当时三中全会召开，我借这个春风就把剧团办了下来，更重要的是，家乡戏能安抚民心，是河南人的传统，老百姓爱好、喜欢。”

随后，全淅林又在1983年创办了柴湖豫剧团，从此，他进入到艺术创作黄金期。一年后，全淅林编创的大戏《风流儿女》，由柴湖曲剧团排演，在当年荆州管辖的十三县市、数十个剧团观摩评奖中，一举拿下演出和创作两个一等奖。

剧团最火的那段时间，每天演出两场，有的乡亲上午看完戏，中午饭都不吃，下午接着看。身为文化站站长的全淅林每天不敢在自家待着，因为向他索要门票的人实在太多。

1987年正月初六，全淅林忙着组织豫剧团演出，眼看开演时间就要到了，一位重要演员却不见踪影。全团上下非常着急，全淅林却对大家说：“不要找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事拦也拦不住！”

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位失踪的演员被淅川豫剧团挖走了，之后，整个大柴湖镇豫剧团便随他消失了。当时正值经济危机，全淅林找到领导，询问上面对镇豫剧团的态度，得到的答复是“等候通知”，可从此却没了下文。

豫剧团散了，可那根琴弦却一直绷在柴湖人的心里，家乡的余音久久无法散去。全淅林记得，南阳豫剧团曾两次到大柴湖镇慰问演出，几乎场场爆满。“一曲乡音醉荆楚”，这是全淅林为第二次慰问演出提炼的主题，也道出了柴湖人的缕缕乡愁。

大柴湖镇在荆楚大地上素有“湖北小河南”之称。柴湖人说的是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吃的是河南的捞面条，听的是传统豫剧，“就连生产习惯都是从河南带过来的。”全淅林说，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政府就在柴湖这片土地上实施“旱改水”，改了一次又一次，可都被习惯耕种旱地的村民改了回来。

除了全淅林，柴湖镇还有一位与曲胡结缘的名人，那就是贾基安。今年71岁的贾基安做得一把好琴。多年前的一次大病，让没上过学也不识谱的他萌生了自制曲胡以慰乡音的想法。在没有老师的指导下，全凭自己的观察和摸索，数十年下来，他用纯手工方式制作曲胡、板胡四十余把。为了做琴，他的左手大拇指几乎被刀具削去一大半，但他说：“只要弦子拉起来，这一切都值了。”

每做一把琴，贾基安都要从湖北返回河南，因为只有在家乡才能买到制琴的蛇皮、弦子和木料。上世纪90年代初，柴湖镇开了第一班长途客车，起点柴湖，终点淅川。多年以来，每天都有许多人往返于两地之间。去淅川，带的是钟祥的大米、棉花；回柴湖，带的则是故乡的香菇和丹江鱼。

48年来，柴湖和淅川的联系从未中断。

“到底要谁”

柴湖移民的根在丹江口，他们祖祖辈辈居住在豫西丹江南岸，千百年来，依山傍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喝惯了清澈甘甜的丹江水，走惯了蜿蜒曲折的泥巴路，种惯了一马平川的旱地。

然而，1958年9月1日，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开工，淅川人“收罢麦，歇罢场，收拾收拾下钟祥”。丹江口水库移民的帷幕从此拉开。

全淅林没有去钟祥，而是到内乡投靠亲友。1968年，在淅川生活的哥哥找到他说：“老家要淹了，我们弟兄几个不能分散在各地呀，你还是跟我们去钟祥吧。”

原来，1962年丹江口水库加高，淅川县需要向湖北荆门、钟祥两地移民6万多人，全淅林的兄弟姐妹也在这次搬迁之列。为了一家人能够长期在一起，全淅林返回淅川，在老家住了两三个月，随后与家人一起来到了柴湖镇。

故乡虽已远去，但丹江口上过往的帆船还是在全淅林心底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而令他记忆深刻的，还有一段爱情。

在内乡时，全淅林认识了一位姑娘，两人感情很好。姑娘打算追随全淅林到大柴湖。眼看两人好事将近，可姑娘却在半个月内杳无音信。不久，全淅林从亲戚手中接过一封来信，写信的人是姑娘的父亲。

信中写道：“关于你和她的婚事，不管谁做的媒，我都不同意。柴湖太远，我就这么一个姑娘。从今天开始，我会派人看着她……”

全淅林说，如果没有这次移民，他和那位姑娘如今可能早就成了一家人。“到底要谁，给当时的移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1968年淅川第三批移民时，贾基安是村里选出的移民代表，不但自己要在移民问题上起表率作用，还要做村里其他人的工作。“为革命搬迁，你搬不搬？”这是贾基安当时使用的撒手锏。

说起柴湖艰苦的条件，贾基安说：“没的吃，没的穿，没的收，没钱花，没路走。70年代只要5块钱就能回老家淅川，可移民连这点路费钱都拿不出来。”

贾基安当时是村里的木匠，出去干一天活能赚到一元五角，自己只能留三角，其余交给大队。为了换点生活费，贾基安决定到宜昌卖鸡蛋。因为凑不到路费，他只能拖着100斤鸡蛋，骑行两天才到达目的地。鸡蛋生意不好，可他却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

跟着这位“贵人”，贾基安用一天时间学会了如何使用照相机。后来一次机缘巧合，他从亲戚手中赊过来一台照相机，从此他的生活轨迹发生了改变。

贾基安白天下地干活，夜里和午休时间便偷偷摆弄相机。因为他有这门手艺，找他照相的村民越来越多，他走村串乡，收入最多时一天能赚到70元，相当于当时柴湖区区长一个月的工资。

“因水而甜”

“省委书记李鸿忠，来柴湖办公。”2014年，贾基安与几个老乡在大柴湖镇自发组织了一个老年文化队，将大柴湖镇的大事编入了最新创作的曲剧里。

2013年，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走访大柴湖镇，随后确立了大柴湖经济开发区发展规划。在大柴湖镇镇政府大院门口，可以看到一块“荆门市大柴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牌子，而在街头巷尾，“柴湖变财湖”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等了这么多年，大柴湖终于等来了好机遇。”上世纪60年代的大迁徙，大柴湖移民仅领到了400元“安家费”和芦苇搭建的安置房。48年后，大柴湖经济经济开发区发展目标确定：5年内规模以上工业销售收入达到100亿元，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亿元，移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万元以上。

全淅林如今正在忙于补写长篇报告文学《移民大柴湖》。他说，自己还要写一篇自述，要将柴湖人“因水而迁、因水而困、因水而难、因水而甜、因水得福”的历史写进去。

柴湖前景看好，可贾基安却正在为曲胡、豫剧的传承担忧。年轻人外出打工，听戏的柴湖人越来越少，他想靠几个老人的力量来减缓曲胡消失的速度，可这远远不够。

“从前村里人上不起学，没文化，却知道孝敬父母，懂得礼义廉耻，这些都是从戏里学来的。”贾基安说，“现在人就知道赚钱，这精神文化太缺失了。”

“大柴湖我的家，汉水环绕浪子花，根脉连着丹江口，舍了小家为大家。”这是全淅林新曲做的唱词。

虽然乡音未改，但家乡曲调渐行渐远，曾经的淅川人，已完全融入柴湖，融入荆楚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