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三种考试制度变迁之动力探究_基于察举制_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的分析
第10卷第1期2012年1月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hunde Polytechnic
Vol. 10No. 1Jan. 2012
文·史·哲研究
中国古代三种考试制度变迁之动力探究
———基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的分析
徐正林
(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0)
摘要: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封建社会,其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考试制度体
现在选士考试制度上。文章对中国古代选士考试制度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力图探寻考试制度变迁的规律,基于对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的分析,从制度变迁的动力视角对考试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进行了一定的阐释。关键词:考试;制度变迁;动力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138(2012)01-0061-05
DOI :10.3969/j.issn.1672-6138.2012.01.016
1关于中国古代考试制度的概述
我国现存典籍中关于“考”“试”的记载比较多,
谢青、汤德用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中归纳总结了夏以前的部落联盟内重要职务的荐举程序[2]约略如下:1)联盟首领咨询“四岳”(四个部落酋长);2)“四岳”共议并荐举;3)衡察被荐举者的品行德操;4)试予任用,以定优劣。试用时间长达数年、十数年。试用即用考绩之法,以观察被荐举者的工作能力、效果、品德等。以三岁为期,初见优劣,三年考而定黜陟。夏朝是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目前学界一般都认为夏以后我国出现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把夏称为奴隶社会。夏朝打破了过去的禅让制,开始实行世袭制。从拥有最高权力的国君到大小奴隶主贵族和种种拥有特权者都实行世袭制。商朝前期,商王的王位主要采取父死子继和兄终弟继的方式,至商朝末年,王位已基本确定为由商王的嫡长子一人才有权继承的制度,标志着在我国盛行数千年的以嫡长子为核心内容的封建宗法制度开始形成。从商到周,奴隶主贵族不仅拥有经济上的优势,还拥有政治上的特权。
西周时期,随着宗法制的确立和完善,通过层层分封,培植起了一大批大大小小的贵族,把统治网撒向了王畿以外的广阔边远地区。国君的子孙或在王室为卿士,或被分封到各地为诸侯,或兼而有之。分封
早在《尚书·尧典》中,就已经有鲧(传说是禹的父亲)的推荐要“试可乃已”的记述。周礼中有“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的记载。而将“考试”一词合用,最早见于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考功名》。考试起源于何时、何地,历来众说纷纭,目前国际学术界公认的观点是考试起源于中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尽管中国早在公元前165年就已使用书面考试来检测官职候选人,但是任人为贤制度直到19世纪才在西方世界得到广泛的应用。”美国教育检测专家AlbertR.lang在他的《新法考试》(ModernMethodsinWrittenExamination)指出“远在纪元前2200年的时候,中国已有精密的国家考试制度了,其目的在考选官吏。”而西方在纪元前约500年的时候,才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举行各种定期考试,以检测青年的技能和能量”。孙中山先生在考察欧美各国考试制度之后指出“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亦都是学英国的。”[1]
收稿日期:2011-12-05
作者简介:徐正林(1986—),男,湖北黄冈人,浙江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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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诸侯同样在他的封国内实行宗法制,以诸侯为大宗把他的子孙封为大夫,最终形成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邑,士有家的局面。无论王室还是贵族凭借着宗法和血统世代承袭着高官厚禄,从上到下形成宝塔式的统治机构。历经春秋战国的分裂与混乱,秦始皇一统天下,制订了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策。两汉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大胆选拨人才,除了军功、壬子,赀选,征辟外,主要采取察举制。所谓察举就是考察举荐,多由皇帝下诏令三公九卿、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员,按照一定的标准,把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平民或下级官员推荐给朝廷,由朝廷直接任官或经过某种形式的考核(有时由皇帝亲自策问)择优录取,授以官职或提拔升迁。
东汉末年,豪族地主处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他们大量兼并土地,扩大势力范围。庶族地主也不甘落后,希望争取一席地位。地主阶级之间的内部争斗导致东汉政权瓦解,最终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三国之中,曹魏力量最过强大。曹魏为了恢复统一的政治局面,在官吏的选任方面,纠正了汉代尚名背实、朋党结交的察举弊端,四次颁布《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把才能和学识作为考选人才的最主要标准,实行了“九品中正制”。其基本内容是,由中央政府选择“贤有识鉴”的现任中央机构官吏出任州、郡的“中正”。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这些大、小中正官的职责是根据家世、才、德,将辖区内的人才经过品评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然后上报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按中正品评的等级安排到各级政府中去任官[3]。九个等级并非一成不变,可以按品行予以升降,言行修著者升,道义亏缺者则降。九品中正制从曹魏实行开始,至隋朝开皇年间废止,历时360年。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初置进士科是我国科举制度的开端。
非正式制度,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正式制度。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或新制度结构)产生和旧制度(或旧制度框架)消亡的过程,它是制度存在的基本方式,当旧的制度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时,必然会发生制度变迁。目前对制度变迁理论比较有解释力的主要有三种理论,分别是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的“理性建构”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哈耶克的“自发演进”的制度变迁理论。在深入研究三种制度变迁理论之后,从制度变迁动力①的视角出发,以中国古代三种考试制度变迁为例,就制度变迁动力的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动力进行了剖析。
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人,因此制度变迁动力的根源是人的需要。对人性的认识历来争论不已,人性是善还是恶,或者不善不恶,本文不做讨论。不管人性如何,人只要活在世上,就有需要。马斯洛对人的需要进行了一个层次的划分,分别是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层级的,只有当人满足了更低一层次的需要之后才有对更高层次的需要。马斯洛的观点尽管有失偏颇,但他对人需要的认识还是很深刻的。任何一个人,都离不开需要。所以说,制度变迁动力的本质是人的需要。制度变迁动力的表现形式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的直观表现形式即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的工作激情的高涨。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从客观自然层面来看的,人的工作激情的高涨则是从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来思考的。制度变迁动力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人口因素,社会意识形态因素,人的有限理性因素和突发因素。人口因素是指社会总人口的变化和人口的质量,包括出生率和死亡率,人口的健康状况和人们的知识水平等。社会意识形态因素是指产生于人们头脑中主流的或非主流的思想在社会上传播的状态,当意识形态仅仅以各种思想观念形式存在于人们头脑中时,它不会对制度变迁产生影响,而意识形态往往会通过舆论传播的方式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力量。人的有限理性是博弈论存在的一个前提条件,人受制于自身的智力水平、知识和生活经验等,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制度变迁的过程可以看成是经济人利益各方之间进行博弈的过程。突发因素既包括偶然的自然灾害,也包括人为的
2考试制度变迁动力的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
制度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活动中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抽象化、体系化的社会运行规则,是激励和限制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其本质是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4]。它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
①制度变迁动力是指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即是影响制度变迁的各种因素的综合力量。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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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或者打破现有平衡的突发事件。
考试制度是制度大家庭中的一员,因此,对考试制度变迁动力的本质、变迁形式和影响因素的阐释也延续这一思路。
朝代
表1年份
夏至隋中国人口数据统计概况
户数
口数
资料来源
夏西周春秋西汉东汉
约前2100年约前1100年前684公元2年公元57年公元75年公元88年公元105年公元125年公元140年公元144年公元145年公元146年公元157年
135539231371492311847000
《帝王世纪》《帝王世纪》《帝王世纪》
3三种考试制度变迁之动力分析
我们知道,从两汉的察举制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
1223306259594978《汉书·地理志》·郡国志》427963421007820《后汉书
·郡国志》586057334125021《后汉书
745678443356367《后汉书·郡国志》·郡国志》923711253256229《后汉书
·郡国志》964783848690789《后汉书
·郡国志》969863049150220《后汉书
·郡国志》994691949730550《后汉书
·郡国志》993768049524183《后汉书
·郡国志》934822747566772《后汉书·地理志》1067796056486856《晋书663423280000530000
44328819400002300000
《通典·食货》《通典·食货》《通典·食货》《通典·食货》·食货》《通典《通典·食货》·食货》《通典《通典·食货》《通典·食货》《通典·食货》《册府元龟》卷486
2000000
《通典·食货》
中正制,再到隋朝的科举制,历时800多年,中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短时间小区域的考试制度变迁,但其制度变迁的动力还是一致的。就其变迁动力的本质来看,是人的需要,其变迁动力的表现形式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在秦汉之交,因为战争的缘故,国力损耗空前,汉初采取了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术,得使国力有了一定的恢复。随后,汉代的科学技术就有了很快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农耕技术(推广牛耕)、中医造纸、天文历法、建筑、制陶、纺织和印染、冶铁等方面。社会财富的积累来源于人们的生产,汉朝统治者推翻了暴秦,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到了文帝和景帝时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文景之治”,可见当时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是相当高的。东汉末年开始,直至隋朝一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主要体现在数学,天文历法,农学和炼丹术等方面。人们的生产热情不及两汉,玄学和佛学相继盛行。
对人口的研究是很困难的,仅仅就统计人口数量来看,这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关于中国古代人口的具体数量和质量有明确记载的文献不多。表1是引用中国古代人口专题研究》中的一些数据。袁祖亮《
由表1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从汉到隋,其人口数量经历了一个不断减少,又逐渐增加的过程,尽管在汉代,中医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华佗、张仲景等一大批中医技术相当精湛的人物,但人口数量没有出现按常理推测的增长趋势,这与当时的战祸频仍的特定历史条件分不开。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又经历了始皇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残暴专制,汉代人开始了自己的思索,纸的发明和使用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对人口质量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人口之所以是制度变迁动力的影响因素,是因为制度变迁的执行者是人,人口的数量的多少和人口质量的高低都对制度变迁的动力有着深刻的影响。当然,人口的地理分布特征和人口的流动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5]
魏蜀吴西晋前燕刘宋
公元263年公元263年公元280年公元280年公元370年公元464年
245984016163863《晋书·地理志》24589699987935906870
4685501
北魏公元516-520年5000000北魏公元528-530年3375368北齐
公元577年公元581年公元589年隋
公元609年
303252820068803599604500000
北周公元579-580年35900009009604陈公元569-582年600000
·地理志》890754646019956《隋书
社会意识形态植根于人脑,无法用语言进行完全共产党宣言》序言里有句话“一个幽具体的描述。《
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TheCommunistManifesto-AspectreishauntingEurope—thespectreofcommunism.)社会意识形态就像一个幽灵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确确实实的存在着,像一只看不见的但十分有力量的手在发挥着作用。也可以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电”进行类比理解,我们看不见电,却能够感受到电的存在,特别是当电通过用电器之后,它可以产生声、光、热等等。汉武帝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一意识形态就使当朝统治者敢于走向下层社会,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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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公平的察举制,人人都有被察举的机会。魏晋时期,玄学大行其道,及至南北朝时期,佛学风气盛行,玄学和佛学的兴起是社会两级严重分化的标志,富且贵者寻求长生,永世荣华,贫且贱者无意当下,企盼来世,九品中正制正迎合了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社会意识形态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不管是反对主流思潮的人还是支持主流思潮的人,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者还是政策的遵守者,都浸润在社会意识形态之中,都离不开社会意识形态或有形、或无形的影响。当社会意识形态通过政治实体得以施行时,它就会带来强制性制度变迁,当不得以施行时,它会以暗流形式存在,给诱致性制度变迁提供动力。
人的有限理性是经济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提出来的,虽然在中国古代没有人的有限理性这一说法存在,但人的趋利避害这一天然属性却是存在的,天性的趋利避害就促使人不停的权衡利弊,斟酌取舍。正如田鹏所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经济学家”,都在尽量的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尽可能的寻求自己最好的出路,最大的收益。然而人收集资料的能力有限,尽管他竭尽全力搜索所有能找到的资料,而我们所得到资料仅仅是冰山一角,收集的信息也是残缺不全的。人的认识能力与其所掌握的知识,智力发展水平和生活经验有着很密切的关联,由“泅徒理论”引发的博弈论很充分的说明了人理性的有限性。制度变迁的直接推动者,即政策制定者不是完全理性的,各种利益集团(把制度变迁看成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也不是完全理性的。这种有限理性就导致了各博弈方之间的力量的不平衡,力量的不平衡给制度变迁带来了动力。从控制的角度来看,相互博弈的双方力量的差距越大,对于统治者来说越便于控制,控制也越稳定。
从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可以发现,汉代人口数量大,占人口绝大数的是社会地位较低的普通民众,普通民众总体的社会力量与当权者的力量差距不大,当权者只有通过引导和选拔的普通民众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到统治阶层,才能扩大统治者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力量差距,巩固其统治地位。即先确立主导思想,然后实行察举制,将社会地位较低的中下层民众吸引到统治者权利圈中来,拉大了统治者与普通民众之间力量的差距,便于统治。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人口数量减少,减少的人口主要是社会地位较低的普通民众,氏族力量是十分强大的,普通民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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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就远远弱于氏族的力量,力量悬殊较大。当权统治者就不需要从普通民众中选拔人才来扩大二者之间的力量差距,只需要在统治者内部选拨即可,九品中正制理所当然的出现了。而到了隋朝,普通民众的人口数量明显增多,普通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力量悬殊不太明显,为了扩大力量差距,统治者又选取了一种更公平的选拨人才的方式,即科举制。
突发因素是探究制度变迁动力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突发因素有时会带来强制性制度变迁,例如特大自然灾害或瘟疫的突然发生后,相关部门会有一些政策法规的出台;有时会带来诱致性制度变迁,比如一些人为的打破现有平衡的偶然事件,由高考移民引起的关于考试公平的大讨论等,它还不足以引起更直接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这些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对人口的数量有着直接的影响,人口数量的减少和人们生活环境的恶化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推动了制度的变迁。表2是两汉时期和魏晋时期的自然灾害对比表。
表2
时期
两汉时期和魏晋时期的自然灾害对比
灾害次数/次
两汉魏晋
11496
115112
93101
6828
3449
4150
465536
汉朝从公元前206年建国,至公元220年灭亡,历时426年,魏晋时期从公元220年开始,至公元420年结束,历时200年。从自然灾害的数量看,魏晋时期单位时间内发生的自然灾害次数明显高于两汉时期。在两汉时期,平均每年约有1.09次自然灾害,而魏晋时期,平均每年约有2.68次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对身居下层的普通劳动者的危害性更大。自然灾害的发生就进一步加大了氏族豪门势力与普通劳动者力量之间的差距,因此,汉代较倾向于中下层的察举制,而在魏晋时期自然走向倾向于氏族豪门势力的九品中正制。
4小结
制度变迁是社会发展必然存在的一种形式,中国
古代社会发展的过程可以说成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而所有制度变迁的背后都有一股力量在发生作用,所有的制度变迁也都离不开这股力量的存在,探寻这股力量的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就显得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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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本文认为制度变迁动力的本质是需要,表现形式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影响因素是人口、社会意识形态、人的有限理性和突发事件。基于对察举制到九品中正制再到科举制变迁的分析,更形象生动地理解了制度变迁动力的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它不仅能使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看待当今的高考改革,也加深了我们对其他制度变迁的认识,丰富了改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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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Impetus for the Evolution of Three Examination Systems in
Ancient China :Based on Election System, Grade System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alysis
XUZheng-lin
(TeacherEducation Colleg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0, China)
Abstract:AncientChinahadalonghistoryoffeudalismwithitsfar-reachingandmostrepresentativeexaminationsystemfor
electionofintellectuals.Inthispaper,itgivesageneralsummaryaboutthedevelopmentoftheexaminationsystemforelectionofintellectualsinancientChinatoexplorethelawofevolutionoftheexaminationsystem.Basedonelectionsystem,nine-gradesystemand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thispaperalsoillustratestheinternalmechanismoftheexaminationinstitutionaltransformationfromtheperspectiveoftheimpetus.
Key words:examination;institutionalevolution;impe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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