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孟浩然诗集的版本问题--对吕正惠教授非议的简略回应

第2期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No.2

doi：10.3969/j.issn.1007-5674.2015.02.004

再论孟浩然诗集的版本问题

——对吕正惠教授非议的简略回应

王辉斌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湖北襄阳441053）

［摘

要］孟浩然诗集的最早稿本（手抄本），为孟浩然之弟孟洗然所编次，其与王士源编次本虽然皆为三

卷，但孟洗然本收诗211首，不分类，王士源本则收诗218首，为分类本，二者明显不同。明人顾道洪在“藻翰斋本”孟集《凡例》中认为宋蜀刻本孟集“意以类编”者，乃为错误，今人吕正惠撰文据以认为宋蜀刻本孟集为分类本者，亦属借误，原因是国家图书馆所藏宋蜀刻本孟集系不分类本，为掷地有声之物证。

［关键词］孟浩然诗集；孟洗然编次；宋蜀刻本［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7-5674(2015)02-0017-04

十多年前，我在撰著《孟浩然研究》一书时，曾于第三章《孟浩然作品》（上）之《版本源流》一节中，就孟浩然诗集的版本源流简况，以及现所存见之各类孟集版本，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考核与梳理。《版本源流》（为便于行文，以下简称“拙著”）共由三部分组成，即：“孟洗然编次本的面目及其流传概况”、“王士源编次本的演变始末”、“现存历代孟集刊本叙录”。其中，第一部分所言之“孟洗然编次本”，为《孟浩然研究》之本节所独家提出，所依材料，则为《新唐书·艺文志》的编撰者于《孟浩然诗集三卷》下所写的一条注：“弟洗然、宜城王

①

士源所次，皆三卷也。士源别为七类。”既然孟洗

艺文志》所著录，则其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所生活的时期仍可见到，也就不言而喻。

而今所存见之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正乃为不分类本，其属于孟洗然编次本系统即可肯定。如此，则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卷首所附之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为后人所加，也就甚为清楚，因为王《序》明言其编次本收诗为“二百一十八首，别为七类，分上中下三卷”，而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所收诗为211首的事实，又可为之佐证。二者一为分类本，收诗为218首，一为不分类本，收诗为211首，这就是孟洗然编次本与王士源编次本的区别之所在。由是而观，与王士源序同载于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卷首之韦滔《重序》，亦为后人所加，也就无可怀疑，原因是此序之所言，主要针对的是王士源编次本孟集，而与孟洗然编次本孟集无任何关系。

孟洗然所编次的不分类本孟集，也即宋蜀刻

然与王士源均曾编次过一种孟浩然诗集，且“皆三卷也”，则流传于后世的孟浩然诗集有两种刊本，即可肯定。又，此注言“士源别为七类”，表明王士源所编之三卷本孟集为分类本，孟洗然所编之三卷本孟集则为不分类本，两种刊本既为《新唐书·

①此处之标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二十四史》本《新唐书·艺文志》而为。中华书局1979排印本《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四）对此注之标点为：“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皆三卷也。士源别为七类。”（第1609页）如此标点，则“皆三卷然，而是指孟洗然与王士源各编次了一部三卷本《孟浩然诗集》。［收稿日期］2015-01-12

［作者简介］王辉斌（1947—），男，湖北天门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文献学，辑佚学，佛教文学及乐府文学批评。

也”之“皆”便无着落了，所以，此标点乃误。而由此又可知，注中的“弟洗然”三字，也不是作注者在介绍孟浩然有弟名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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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本《孟浩然诗集》，曾为明代文学家顾道洪所收藏并“校刊”，对此，今藏国家图书馆的明刻三卷本《孟浩然诗集》（此本即顾道洪“校刊”本，因其刻印于藻翰斋，故又名“藻翰斋本”）卷首所附顾道洪撰写之《凡例》，乃略有记载。其云：“余家藏《孟浩然诗集》凡三种，一为宋刻本；一为元刻本，即刘须溪批点者；一国朝吴下刻本，即高岑王孟十二家者。……是集依宋本上中下三卷目录，逐卷随之，意以编类，初不显立名目。上卷计诗八十五首，中卷计诗六十三首，下卷计诗六十二首，共诗二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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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首。”这里所说的“共诗二百一十首”，与今所存

的‘意以类编’也有一些混乱，但很难否认它原来是个‘类编本’。更重要的是，王辉斌把宋本归为孟洗然之后，企图找出他所谓的‘王士源编次本的演变始末’，但其实只列出刘须溪评本以下各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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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大致状况，无法提出任何解释。”

其实，吕文的非议之说是无法成立的。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吕文的“我们必须承认，宋本已经混乱，连所收诗都不是王士源所说的218首，目录上的‘意以类编’也有一些混乱，但很难否认它原来是个‘类编本’”之所言，乃并非正确，原因是其于结论之前，先行设置了一个“我们必须承认”的前提，继之则在此前提上，将两种孟本（即孟洗然编次本与王士源编次本）混为一谈，因而才有“很难否认”云云。而实际上，王士源编次本所收的218首诗，与孟洗然编次本所收的211首诗（实际为210首，详上），是两种刊本的两种收诗数量，各自清楚明白，不存在着所谓的“已经混乱”。而且，顾道洪的“意以类编”本身就为错误（具体详下），其所指则如拙著之所言，乃为孟洗然编次本而非王士源编次本。吕文既认为拙著所言是“极具启发性看法”的，承认在孟集版本史上确有孟洗然编次本的存在，而又将两种孟本置于“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先设置的前提下来谈论“混乱”，因之，这种非议本身就是存在着问题的。

其次，顾道洪在为其“校刊”本所撰写的《凡例》中，认为其底本宋蜀刻本为“意以类编”者，实属错误。这是因为，宋蜀刻本孟集（即拙著所言之孟洗然编次本，下同）为不分类本，有多种材料可证，如明人毛晋《汲古阁书跋》即为其一。其云：“余藏襄阳诗甚多，可据者凡三种，一宋刻三卷，逐卷意编，不标类目，共诗二百一十首。”毛晋是亲眼见过且收藏了“宋刻三卷”的，则其言“不标类目”者，显然是可以据信的。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的不分类之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又对此作了最有力之物证。上海古籍出版社所依据的孟集底本，即国家图书馆所藏之宋蜀刻本孟集。2000年8月，我因到内蒙古大学参加杜甫学术研讨会，于北京停留期间，曾专门到国家图书馆借阅了此刻本（另有顾道洪“藻翰斋本”等），其款式、收

见之宋蜀刻本（收诗211首）相较，乃少一首，其中原因，是该刊本卷下之《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园得秋字》一诗，一作卢象诗，实则为卢僎诗①，若算上此诗，正为211首，二者甚为扣合。或者说，今所存见之宋蜀刻本孟集虽收诗211首，若剔除其中的《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园得秋字》一诗，则正为210首。此则表明，二者所载之收诗数量，实际上为流传。

对于拙著以上的认识与所获之结论，台湾淡江大学的吕正惠教授在《孟浩然诗集的版本问题》（以下简称“吕文”）一文中，既有对其赞同者，也有对其非议者。对其赞同者为：“首先对此提出极具启发性看法的是王辉斌，王辉斌提请大家注意《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皆三卷也。士源别为七类。那么，孟浩然诗集就有两个版本，孟洗然本和王士源本。王辉斌认为，宋蜀刻本即是孟洗然本，主要的理由是：根据《新唐书·艺文志》，王士源本分为七类，孟洗然本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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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而宋本也不分类，因此宋本只能是孟洗然本。”

是相同的。由明而清，孟洗然编次本即在士林广

因“拙著”结论所使然，吕文对孟洗然编次本予以了认可。

吕文所持之非议则为：“事实上，宋蜀刻本是分类的”。其认为“分类”的理由，是因为顾道洪在其“校刊”本所附《凡例》中有“意以类编，初不显立名目”的记载。所以又说：“顾道洪看出宋本是‘意以类编’，‘初不显立名目’，它还是‘类编’，‘只是不显立名目’而已。我们必须承认，宋本已经混乱，连所收诗都不是王士源所说的218首，目录上

《襄樊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①具体参见拙作《孟浩然集中之卢明府探考》《孟浩然诗歌辨伪》二文，前者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后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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