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汉代的选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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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学　月　刊　　　　　　　　　　一九九八年　　第三期

经学与汉代的选官制度

张　涛

内容提要　汉武帝以后,儒家经学成为刘汉皇朝选官制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成为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精神力量。察举、征辟、博士弟子课试及茂才等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而其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或出于儒家经典,或本于经学之旨,体现了对儒家经学的特别重视和对治经儒者的特殊关照。经学与选官制度结缘,使刘汉皇朝适时地改变人才观念,更新用人标准,拓宽选官范围,扩大统治基础,从而造就了一个名士云集、人才辈出的政治局面。这既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又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繁荣,还有利于经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同时,以儒家经学为指导思想的汉代选官制度的推出,标志着我国文官制度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后来科举取士的基础。

关键词　汉代　经学　选官制度　　两汉时期,儒家经学的影响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封建政权的选官制度也打上了深深的经学烙印。经学成为选拔各级官吏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成为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精神力量。本文拟对汉代经学与选官制度的关联,作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

任何政权的存在,国家机器的运转,都需要有一支各负其责、各尽其职的官吏队伍。官吏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能否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统治。我国历代政权都十分重视选官制度及其指导思想的确立,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春秋以前的族邦时代,主要实行世官制度,选贤与能一般也仅限于宗族贵族内部。战国之世,出于形势的需要,各国的选官方式主要有招贤、养士和军功、吏进,开始注重仕进者的实际才能和贡献。秦始皇统一天下,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主要利用法家思想来加强和巩固专制主实行传统的养士、征召、军功等方式外,吏道、通法这两种仕途被迅速极端化、普遍化、绝对

化,却未能适应统一战争结束后出现的新的社会政治形势。这种由统治思想、指导方针确立不当而导致的选官制度的严重失误,也成为秦王朝短祚的一个重要原因。汉代秦后,儒家的势力和影响悄然增长,并迅速显示出自己的优势。我们知道,儒家力主入世,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而它的“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等一系列道德伦理和社会政治学说,更是有利于封建宗法制度和专制统治的巩固和加强。对于选官制度,儒家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在主张“亲亲”、“贵贵”的同时,孔子倡导“举贤才”,孟子要求“尊贤”,荀子则力倡“论道而定次,量能而授官,

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儒家经典中这方面的具体记述亦有不少。如《周礼・地官

・乡大夫》云:“乡大夫之职,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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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艺。……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郑众注:“兴贤者,谓若今举孝廉。兴能者,谓若今举茂才。”又《司谏》云:“司谏掌纠万民之德而劝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艺,巡问而观察之,以时书其德行道艺,辨其能而可任于国事者。”有关选官制度最系统、最详尽的记述,见于《礼记・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这样完善、周密的选官之制不可能真实地存在于周代,而只能是儒家的一种美好设想,反映出治经儒生对选官制度的特别关注。正因为儒家学说具有这些明显的优势,所以汉初的许多治经儒生对自己的政治才能也显得颇为自信。在汉高祖刘邦面前,陆贾时时称说

《诗》、《书》,要求“行仁义,法先圣”。叔孙通

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

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

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应该说,这一求贤诏书中已隐约含有儒家王道

德治的思想倾向,并首开察举制度的端绪。刘邦还曾在鲁地祭祀孔子,召见了经学大师申公师徒,对儒家经学表现出特殊的好感。

刘邦死后,儒家经学的影响继续扩大。惠帝时废挟书律,民间开始公开传授儒家经典。文、景之时,又广开献书之路,有意识地搜求儒家经典,并为其立博士,还征用一批治经儒者为官。在选官制度上,惠帝、吕后曾诏举“孝弟力田”,文帝更诏举贤良,进行策问,从而标志着察举制度的正式产生。只不过制度远未完备,尤其是未定荐举的期限和人数而已。经学对统一政治、统一思想的重要作用,表现得愈益显著。然而,汉初居统治思想地位的是主张无为而治且与刑名法术之学相通的黄老学说,政府中的高官都是一帮靠军功起家的老臣,以经术为官的儒者常常遭受排挤和打击。当时用人主要还是看军功和资叙,缺乏为政才能的功臣及其子弟在官吏队伍中占有很大比重。察举之制既不完善,又没有成为选官制度的主体,而“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

者”,更没有像贾谊、贾山等治经儒者建议的那样,设立专门培养人才的官办高等学校

更直截了当地申言:“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并自告奋勇,为汉定朝仪 。经过儒者们的反复进说,加上自己的亲身体会,本不好儒的刘邦意识到,用秦朝那一套思想和办法选官是行不通的,需要在政府中安排治经儒生这样受过教育的士人,需要从《诗》、《书》等儒家经典中汲取治国安邦的经验,并借助经学来完善选官制度,于是在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下诏:“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即太学。结果是政府中的管理人才极度匮乏,而大批贤能之士却被排斥在仕途之外。

汉兴六七十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黄老之学及其用人标准和选官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急需更新观念,由重武功、家世转向重德行道术、为政才能,起用疏于进取,精于守成的治经儒生。武帝即位后,以察举为主体的选官制度从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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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到形式都全面完善起来。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曰:“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武帝立即予以批准,卓然罢黜百家。建元五年,又正式置五经博士,尊奉儒家经典及其义理为理论权威。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首次

“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不久,在贤良对策

弟子课试。它们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或出

于儒家经典,或合于经学之旨。其中最直接体现经学影响的又当首推博士弟子课试,也就是太学对政治人才的培养。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在京城开办太学,置五经博士以教授弟子。博士弟子依据朝廷制定的标准、条件和名额,或由太常选拔,或由郡国选送。学习期间要进行考试,大致上西汉为一年一试,东汉为两年一试。考试形式为射策,犹如抽签考试,内容一般不出对经义的解释、阐发,并按其难易署为甲、乙之科。经过考试,区分高下,根据取官名额,授以相应的职官。武帝时,“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笺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随着太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博士弟子的逐渐增多,补官名额也相应增加。平帝时,王莽秉政,一度增置丙科,“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十二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

人补文学掌故”。东汉取消丙科,但到桓帝

中,董仲舒力倡大一统,要求用儒家经学改良政治,统一思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又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于是武帝诏令郡国举孝廉、茂才。这标志着汉

代察举制度真正开始运作。董仲舒在对策中

还要求“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经武帝同意,公孙弘等人设计,于元朔五年(前124年)正式兴立太学,建起培养人才、选拔官吏的重要基地。“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

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这样,经学与选官制度结缘了。绌诸子,崇儒术,使经学成为

时却又废止了取官名额的限制,径以通经多少作为录用、迁升的标准,“学生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其不能通二经者,须后试,复随辈试之,通二经者亦得为文学掌故。其已为文学掌故者满二岁试,能通三经者擢其高第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为太子舍人。已为太子舍人,满二岁试,能通四经者,推其高第为郎中。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为郎中。满二岁试,能通五经者,推其高第补吏,随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

高者亦得补吏”。博通五经成了对太学生的最高要求。

汉代还借鉴秦朝征召之法,实行征辟,由

《汉书・武帝纪》。

　《汉书・董仲舒传》。 《史记・儒林列传》。 《选官制度的指导思想,而博士弟子课试、察举等方式的实质或核心,就是经术取士。两者是同步的、互动的。所以班固指出:“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可以说,儒家经学一步步走上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宝座,治经儒者一步步登上政治舞台并扮演主角的过

程,也就是选官制度逐渐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其完善和发展趋势,就是关于儒家经术和伦理道德的要求成为选拔官吏的最主要标准,只不过这时的儒家已非先秦儒家的简单再版,而是经过董仲舒等人改造,吸收了道、法、阴阳等诸家思想的新儒家了。

二

两汉选官有多种方式和途径,而且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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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或官府直接聘请某些有名望的士人,授予官职。其指导思想同样是儒家经学。被皇帝征召的,除个别是专门的技能之士,多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经学大师。如武帝一即位

便“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汉代曾经被征的著名治经儒者,还有贡禹、韦贤、疏广等。当时曾被官府辟除的士人,也大都是经学之士,如匡衡、尹敏、郑众、李膺等。

察举是汉代最重要的仕进途径和方式,是选官制度的主体。察举的科目很多,可分为常行科目和特定科目两大类,而常行科目中最主要的一科则是孝廉,代表了察举的主流。孝廉就是孝子和廉吏。孝乃立身之本,廉乃从政之方,皆为儒家所提倡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特别是对孝的推重和倡导,成为儒家不同于其他诸子的一个重要标志。孔子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其弟子有若则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曾子更是以孝著称,成书于其弟子之手的《孝经》则系统地阐发了关于孝的理论。如首篇《开宗明义》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三才》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儒家学说所以最终能被统治者选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重孝,而孝又可以转化为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和中央集权统治的绝好手段。正如《论语・学而》有若所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也就是《孝经・广扬名》所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对为政清廉,诸子虽未表示反对甚或有所认同,但儒家于此倡导最为明确、最为着力,孟子就曾提倡真正的为人“忠信”、行为“廉洁”,推崇真正的“廉士”,而且孝与廉也是相互联系、相互辅翼的。《吕氏春秋・孝行》:“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高诱注:“处官廉,《孝经》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

有明显的优势。据有的学者对现存有关资料

的分析、统计,“两汉孝廉的个人资历以儒者为最多。儒和兼有儒、吏双重身份的人合计起

来,在孝廉中所占比例接近二分之一”。如

路温舒“署决曹史,又受《春秋》,通大义,举孝

廉,为山邑丞”。师丹“治《诗》,举孝廉为 郎”。冯豹“长好儒学,以《诗》、《春秋》教丽

山下。乡里为之语曰:‘道德彬彬冯仲文。’举

孝廉,拜尚书郎”。鲁峻“治《鲁诗》,兼通《颜氏春秋》,博览群书,无物不刊,学为儒宗,行为士表”,“举孝廉,除郎中,谒者,河内太守

丞”。当时察举孝廉定为岁举,即各郡每年

按规定数额举荐人才,送至朝廷,成为官吏选用、升迁的清流正途。武帝以降,从郡国要员到朝内公卿,有不少都是孝廉出身,从而营造了一种“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社会舆论和氛围。

茂才(茂材、秀才)也是汉代察举的重要科目,西汉属于特举,东汉改为岁举。它同样体现了儒家经学的宗旨和影响。首先,曾被举为茂才的奇才异能之士,相当一批是治经儒者。西汉有冯逡、师丹等,东汉更有班彪、牟融、崔瑗、杨震、周举等,连郑玄都曾被举为茂才,只是未就而已。其次,察举茂才的主要目的仍不外是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敦美风俗、改善吏治。再者,有时连负责察举茂才的官员中也有博士这样的经学大师。如元帝曾“遣谏大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乏困失职之人,举茂材特立

之士”。

《汉书・武帝纪》。

《论语・学而》。 参见拙作《〈孝经〉作者与成书年代考》,载《中国史

研究》1996年第1期。 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143页。 《汉书・路温舒传》。 《汉书・师丹传》。 《后汉书・冯衍传》。 《,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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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中较为重要和多见的特定科目首推贤良,一般称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举贤良始于文帝时,贾山曾经称誉此举“将兴尧舜之

道、三王之功”,“天下皆欣欣焉”,但它形成定制还是在武帝以后。贤良方正乃合于儒家

经学的影响还要通过治经儒者对其思想内容和精神主旨的领会、贯彻体现出来,属于较深层次东西的话,那么明经举士所反映出的经学的影响、经学与仕途的关系则是最为浅直的、显而易见的。用当时人们的话来说,就是

“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就是

经学要求的德才兼备之士,而文学即经学也,贤良文学也就是通经之士。另外,贤良之举往往直接受到汉代经学天人感应思想和灾异谴

告之说的驱动,出台于某些灾异之祸以后,意在表示统治者要反躬自省,修身补过,改良政治。如成帝下诏:“今孛星见于东井,朕甚惧焉。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其各悉心,惟思变意,明以经对,无有所讳,与内郡国举方正能

言极谏者各一人。”和帝下诏:“阴阳不和,

“遗子黄金满

,不如一经”。

两汉察举中较为重要的特定科目还有尤

异、治剧,即各级官吏中治绩突出者。在这里,同样可以看到经学的影子,因为当时判断政绩如何的标准还是儒家经学的道德原则和政治主张,而且曾被举为尤异、治剧的往往也是那些治经儒生,像黄霸、朱邑、张奂等。由于察举科目繁多,要求对被举者执行较为统一而明确的标准和条件。从武帝时开始,刘汉政权逐渐确定了四项基本标准和条件,即四科取士。光武帝曾下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

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每个科目

水旱违度,思得忠良之士以辅朕之不逮。其令

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举贤良方

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汉代察举还专设童子科,年龄在十二至十六之间,博通经典者可以入选。当时规定,“孝廉试经者拜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童子科在汉初时即已出现,主要是课以文字。经学独尊后,重点考课儒家经义。如顺帝时左雄掌政,谢廉、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

并奏童子郎”。曾被拜为童子郎的著名儒生

不可能要求四项兼备,不同科目可以侧重一项或两项标准和条件,然而儒家经学倡导的

“孝悌廉公”则必须“皆有”。对被举者的资历、才能、年龄等也有过种种规定。如安帝时“令三署郎通达经术任牧民者,视事三岁以上,皆

得察举”。顺帝时“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

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应该承认,这些标准和条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还有黄琬、臧洪等。

上述察举各科,无一不与经学有关,而刘汉政权又特设明经一科,察举通晓经学的人才,以示对经学的特别重视和对治经儒生的特殊关照。西汉中后期,明经取士即已盛行,不少儒者由此途升任高官。如孔安国、贡禹、夏侯胜、张禹以明经为博士,龚遂以明经为昌邑郎中令,眭弘、翟方进以明经为议郎,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盖宽饶以明经为郡文学,韦贤、韦玄成父子更以明经先后官至丞相。到了东汉,明经科的员额进一步扩大。章帝曾下诏,“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

十万三人”。明经虽非岁举,但每举人数甚多,贡举率在孝廉之上,而且被举为明经者所

《汉书・贾山传》。

《汉书・成帝纪》。《后汉书・和帝纪》。《文献通考・选举》。《后汉书・章帝纪》。《汉书・夏侯胜传》。《汉书・韦贤传》。应劭:《汉官仪》卷上,孙星衍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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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难以真正、彻底落实的,而且其中一些标准亦非一成不变,但不管怎样,对儒家经术的重视则是贯彻始终的指导方针和根本要求。对察举的政治人才,刘汉政权也要加以考试,区别高下,量才录用。无论是诏令特举的贤良,还是郡国岁举的孝廉、茂才,均须经中央复试,即皇帝策问,而儒家经义又是其中必考的内容。在问以经国大事时,也必须一依经学之旨做出回答。如成帝曾有策问:“天地之道何贵?王者之法何如?六经之义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术何以?当世之治何务?各

以经对。”东汉后期,郡国岁举的孝廉、茂才到京师后还要先由公府进行考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所注重的仍是经学。当然,刘汉皇朝一方面确立了儒家学说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的地位,表现为对治经儒生特别垂青,一方面又“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使“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坚持“霸王道杂之”,儒法并用,儒家经学与诸子之说兼取,表现在选官制度上,最明显的就是专设明法一科,察举明习法律的人才。但值得注意的,汉代法律自武帝后也已与经学结缘,出现了著名的《春秋》决狱,即经义决狱,同时以明法被举的官吏亦深受经学的濡染和影响,用儒家经义指导司法实践,制定法律条令。章帝时陈宠以明习律令为尚书,先是称引《诗》、《书》,呼吁“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使章帝“每事务于宽厚”,后又“稽《春秋》之文,当《月令》之义”,支持章帝改在冬初十月断狱报囚。其子陈忠也以明习法律拜尚书,居三公曹,“用心务在宽详”,力主推广教化,并屡屡称述儒家经义以上书言事 。可以说,他们已经变成儒者型的律令之吏了。

三

汉代经学与选官制度结缘,成为选拔官吏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使刘汉皇朝适时地改变人才观念,更新用人标准,在很大程度

及吏进之制,开始注重德行道艺、学术水平,用人途径得以拓宽,大批治经儒生由此涌入政界,统治基础得以扩大。这既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和加强,又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进步与繁荣。如前所述,儒家提倡出仕,热衷政治,具有相当高的政治热情,而许多治经儒生又能恪守传统儒学之旨,追求仁德之治,志在富民、教民、安民,所以由他们来当官掌权,为政一方,较之刑名法术之士,对于发展经济和文教事业以及振励末俗、稳定社会等,有着更多、更显著的积极意义。两汉时期涌现出的所谓“循吏”,可以视为这一方面的代表。如元帝时明经出身的召信臣,任南阳太守时,他躬劝农耕,开通沟渠,以广灌溉,“民得其利,畜积有余”。他又力倡勤俭节约之风,严惩游手好闲之徒,“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

父”。再者,一批经学之士为官清廉,处事公

正,为后人树立了很好的典范,其中最有名的当推安帝时茂才出身,因“明经博览”而被誉为“关西孔子”的杨震。杨震“性公廉,不受私谒”。一次,由他举荐为官的故人王密乘夜送来十斤黄金,并言:“暮夜无知者。”杨震则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羞愧而出。杨震还严格管束子孙,不为置产业,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

厚乎!”这些言行举止,至今仍有一定的教

育意义和借鉴作用。

另一方面,官吏队伍的儒学化、经学化,既是汉代最高统治集团借助儒家经学来统一思想,加强思想统治的一个重要步骤,又是儒学广泛传播和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由

《汉书・杜钦传》。

《后汉书・左雄传》。 《史记・龟策列传》。 《后汉书・陈宠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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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治利益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典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经学迅速繁盛起来。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设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为求得经学教材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汉末于太学门外立石经,即著名的熹平石经。“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

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蔚为壮

有治经儒生提供入仕机会,朝野之间的流动

性反而日益加大,士人们随时都面临着穷与达、跻身朝堂与退隐山林的不同命运,这就需要在坚持儒家经学宗旨和理想的同时,吸收、借鉴道家的人生观、价值观,使自己在处境变化时也能保持心理平衡。两汉时期,许多经学大师都曾一度倾心于老庄之学,如刘向、刘歆、扬雄等。通过这样的互补、互通,儒家学说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增强了自身的适应性和时代感,从而在中国封建时代始终居于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的地位。

两汉时期,以儒家经学为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的选官制度的推出,标志着我国文官制度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后来科举取士的基础。这是中国政治制度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对世界文明特别是制度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赖肖尔在谈及汉代“儒学的胜利”时说:“遵从儒家传统的学者们进入起初是纯粹法家类型的政府。……结果受过教育的人成为国家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和未来官员的选拔制度,一个有效率的官僚阶层开始发展起来。总之,中国早已开始发展一种以功绩为依据的现代类型的文官制度。只是几乎在两千年以后,西方才采用了与此相似并

部分受到中国影响的文官制度。”所以,对汉代儒家经学与选官制度的结缘及其影响,

观,足见经学影响之巨、传播之广。儒家学说在上升为正统学术和统治思想后,在指导治经儒生步入政坛,从事政治实践的过程中,也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自我完善,以便更好、更灵活、更有效地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其重要表现,就是越来越多地吸收、借鉴了诸子各家的思想主张。战国末年,荀子即汲取法家思想而兼重礼与刑,但因未能用于政治实践,未能加以系统化并产生明显的社会功效。至汉,在政治经验日臻丰富之后,董仲舒等人推出了较为系统、较为成熟的德主刑辅理论。在强调民本思想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抛弃了孟子的“君轻”论、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而代之以原本是法家专利的“尊君卑臣”论,提出了“君为臣纲”、“君臣大义”等强化君主专制的理论。《春秋》决狱,援礼入法,更是儒家与法家合流的明证。儒家对阴阳家思想的吸收,主要表现在促使天人感应之说的盛行上。这种天人感应学说借助入仕从政的实践,已经变得与经学密不可分,并成为经学政治能量的一个重要的添加剂,实际上许多治经儒生就是靠着宣传这种学说而迈入仕途的。儒家对道家思想的吸收也在加快和增强。一些经学之士从政治实践中感受到,儒家的礼制教化、王道德治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在灾祸连年、经济凋敝的情况下,只有采用道家无为而治的主张,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还有,尽管选官制度,我们有必要做进一步研究,从中挖掘有益的成分和成功的经验,继承好、利用好古人留给

我们的珍贵的文化遗产,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作者张涛,1961年生,山东大学古籍所副教授。济南,250100〕

【责任编辑　晓　正】

《后汉书・蔡邕传》。〔美〕:《()